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在党史中领悟初心使命论文2000,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在党史中领悟初心使命论文20003篇
第1篇: 在党史中领悟初心使命论文200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创江西党史工作新局面
作者：姚增科
来源：《党史文苑》2017年第12期
出席今天全省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并讲话，我非常乐意也非常高兴。我觉得这一方面是代表省委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可以和在座各位一起进一步学习解读并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近些年，特别是到江西工作以来，学党史、读党史、走进党史，我是到了如饥似渴、如醉如痴的地步。我发现江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半床被子”的故事；
还发现中央领导同志但凡到江西，听了当地的干部群众讲井冈山斗争、讲中央苏区、讲长征、讲三年游击战、讲方志敏，讲江西革命战争年代的奉献等等，无一不为之动心动容，许多难办的事甚至当场就拍板办。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自己的历史，不忘老区人民的奉献，不忘革命的初心，在新形势下坚持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戮力前行。这是历史的意义，这是党史的力量！
下面，我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创江西党史工作新局面为主题谈三点意见。
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最好的教科书中汲取营养，坚定革命初心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讲话，我们原原本本地多读几遍，那就会有心得，就会有收获，就能够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坚定初心，振奋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必须学原文，要原汁原味，读懂弄通后，在深刻领会的基础上抓好贯彻落实。
党的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从十几名共产党人上海秘密建党，到为推动革命实行国共合作；
从参加北伐夺取胜利到面临白色恐怖敢于亮剑开展武装斗争；
从星火燎原到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从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到改革開放，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96年的发展历程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蕴藏了无穷智慧和宝贵经验。党带领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是任何人无法忽视的、极其高昂激越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向前、迈向复兴的现实基础。
“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把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提高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
党史部门作为党的重要工作部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加强战略思维，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前瞻意识，充分发挥好自身职能优势，把我们党的历史梳理清楚，全面展示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浴血奋斗的革命史、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创业史、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架起沟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充分发挥好党的历史这部丰富生动教科书的作用，努力从党的历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坚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服务。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党史工作服务党的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更是党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方向和正确的道路”。党史部门要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令人信服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忘初心，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好地服务大局，更多地赢得群众。唯有如此，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
二、紧扣江西红色资源大省优势，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历史使命，努力推出具有全国影响的精品力作，全力打造红色江西这张特色名片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不仅古色富有、绿色富有，更为弥足珍贵的是红色富有。江西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人所尽知的，是一片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无数革命英烈在这里为伟大的革命事业慷慨赴死，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也铸就了江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安源是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南昌是人民军队的摇篮，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革命道路在这里开辟；
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在这里诞生。红色是我们江西的荣耀，更是优秀赣鄱儿女紧跟党走、为国奉献的生动体现。
从革命推进的角度看，江西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首创意义和里程碑地位。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是中國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江西进行的系列革命活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端发展过程，改变了江西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改变了赣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为中国红色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革命内涵。从红色精神形成的角度看，在江西孕育的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最早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实践中，铸就的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并与井冈山精神一道成为中国红色精神之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形成看，江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毛泽东思想的孕育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肇始之作——邓小平理论的萌发地。
江西党史资源特别丰富，主要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廣、影响大。据统计，江西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5万余人，无名烈士更是无以计数；
开国将军有325位，占全国将军数量的近五分之一；
江西各地共有革命遗迹旧址2344个，其中，重要党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1362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3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3个。在这一伟大革命进程中，江西涌现出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孕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八一精神、方志敏精神等富有江西特色、独具原创意义的红色基因，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江西的红色文化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强大“内驱力”和“软实力”。在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以讲身边的人和事来贴近党员干部的思想关注点，具有容易引起思想共鸣的题材优势。丰富的江西党史资源是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营养剂，是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清醒剂，是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
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同时也交给我们沉甸甸的历史使命。江西在经济发展、智能制造、创一流大学等方面与全国比还有一定差距，要走在全国前列还有不小困难。但是，在红色资源的挖掘上、运用上、传承上，我们一定要拿出有江西特色、走在全国前列的党史精品力作来，用我们的作为和成果使江西红色名片更加亮丽，这是全省党史部门的重要政治任务，是广大党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三、切实增强做好党史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跟时代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开创江西党史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形势对党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党史工作进一步从多方面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党的事业蓬勃发展、永远向前，党史工作也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要结合时代特色做好新时期的党史工作。今年是党史大年，恰逢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三个90周年，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在今年下半年胜利召开，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必将为我们党史工作注入强大生机和活力，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清新形势，把握新机遇，以党史工作新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
首先，要热爱党史工作，切实担负起为党修史的使命。爱是最高的境界，使命就是要使出命来对待。要把党史工作作为事业、责任、使命来对待，而不是作为一份谋生的工作，更不是作为赚钱的职业。要有把党放到心中最高位置的深情大爱，甘坐“冷板凳”，愿当“孺子牛”，钻研其中，奉献其中，享受其中。为党修史，是我们党史人的使命。我们一定用自己的作为，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好坚守好发扬好。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用心来做党史，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出成绩。
其次，要坚持“党史姓党”，确保党史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党史部门是党委开展党史研究和主管党史工作的部门，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对党忠诚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和最大的政治。要始终坚持“党史姓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唯物观点、辩证方法，回答好我们党能成功、能胜利、能强大之“其然”与“所以然”，绝不能让党史仅仅停留在机械重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些判断和结论上。党史工作要始终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当前最重要的是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蕴含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来指导推进党史工作。
第三，要在比较中研究，问其源，寻其流，探其要。开展党史研究不要躲进小楼成一统，不要孤立地、机械地研究，要有立体的、联系的思维。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党是怎么走过来的，从困难走到辉煌，还要联系中华文明史、国际共运史、现代世界政党史，在国内、国际比较中研究。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我们的党史研究一定要有国际政党的视野，要运用比较思维，要研究下西方人怎么研究党史，包括灰色人物甚至黑色人物他们是怎么写我们党的历史的。但在比较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行动守规矩。
第四，要善于学习，不断改进文风，多出党史精品力作。善于学习，就要做到除了读平面的书之外，还要读立体的书、读鲜活的书。读“活书”，重要的是读人。讀人特别是要读老百姓，还要读大人物，读英雄、读伟人、读政治家、读我们敬仰与敬重的人。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要做到融会贯通，既要读一本一本的厚书，还要把厚书读薄来，做到既能深入又能浅出。在苦练内功的基础上，多出党史精品力作，坚持“精深厚”，注重“短新实”，凸显“专”和“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写群众感兴趣的党史故事；
要既重视总结成功经验，又注意反思历史教训，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上发挥更大作用。
第五，各级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党史工作不仅是党史部门的事，而且是事关全党工作大局的事。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是党的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党委一定要高度重视党史工作，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党史工作的专题汇报，积极采取措施，不断加强和充实党史工作力量，稳定保障党史部门工作经费，真正做到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帮助，防止党史工作排不上队、挂不上号的情况发生，切实提高党史干部从事党史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学习党的历史，过问党史工作；
分管领导更是要对党史工作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要定期与党史部门同志商讨工作，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当然，党史部门面临的难题在全国都有普遍性，全省党史干部也要有正确认识，正确对待，要以有为争取有位。我作为省委分管党史工作的同志，在这里表个态，为大家解决问题和困难是我的责任所在，心系党史，情系党史，切实把新形势下的党史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同志们，党史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要坚持学习、研究、挖掘、保护、宣传并重，把江西独特的党史故事讲好，好声音唱响，把党史中蕴含的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方志敏精神等传承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增添内生动力和精神伟力。
第2篇: 在党史中领悟初心使命论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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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守初心 担使命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党课讲稿）
根据关于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精神，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下面我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由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一堂党课。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从国内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919年，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从国际来看，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马克思亲自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第一国际”等国际工人组织相继创立和发展，在不同时期指导和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联合和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中国先进分子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一）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没想到一语成谶。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他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李大钊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李大钊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李大钊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1919年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
在狱中，陈独秀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
陈独秀此番南下，随身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全译本。陈独秀带的这本书，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底本之一。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他住进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迁回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时隔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请协助做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楼上房间。其中，李汉俊是在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二）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不负众望《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邵力子推荐了小同乡陈望道，亲自写信，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随信寄去了《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陈独秀带来的英文版。陈望道果然不负重望。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29岁的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作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作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邓明以在《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
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斟词酌句，一丝不苟。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语句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
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陈望道译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怪物”一词，似乎略有贬义，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
用“幽灵”比喻共产主义，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又有些不够通俗了。
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文字简明流畅，通俗易懂。
陈望道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请他们进行校阅。陈独秀看罢《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大加赞赏，决定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译稿已校好，出版机构也定了，就差出版经费了。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听说要出版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立即资助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但封面上最醒目的书名，却有一个更醒目的错误：由于又新印刷厂排字工人的疏忽，“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组织的艰苦和简陋。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面世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党员，无不是这本书的读者和信徒，从中汲取知识和力量。1936年7月，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阶级斗争》，考茨基著；
《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第3篇: 在党史中领悟初心使命论文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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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守初心 担使命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党课讲稿）
根据关于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精神，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下面我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由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三个方面，给大家上一堂党课。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过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紧密相连的。从国内来看，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919年，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从国际来看，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震动了世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马克思亲自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第一国际”等国际工人组织相继创立和发展，在不同时期指导和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联合和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中国先进分子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一）中共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1919年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没想到一语成谶。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被京师警察厅逮捕了。这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入狱。此时的他，思想激进，呼唤变革，但其实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被捕，是因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的惹眼地位。陈独秀在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评论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非但是陈独秀，那时的中国，其实也还没有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了崭新的社会制度已成为现实，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传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李大钊。
1917年冬，李大钊应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迅速在进步青年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在图书馆大量扩充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1918年11月，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庶民的胜利》。演讲结束后，他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李大钊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李大钊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陈独秀被捕，原本该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延期到当年10月才正式出版。李大钊编辑的这期《新青年》，也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李大钊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系统而简明的介绍，文中在第五、第六部分重点介绍和摘译了《共产党宣言》。
原北京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静如认为：“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刊前不久，1919年9月17日，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呼吁下，坐了98天牢狱的陈独秀终于出狱了。
在狱中，陈独秀仔细思考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并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党史研究者一般认为，五四运动前后，甚至1919年6月的被捕，是陈独秀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演变的开始。
陈独秀虽然出了狱，却还在军警的监视下。自己家里没法住，他先是躲到胡适家，后来又在李大钊家里住了一段日子，终究不是长久之计。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商量，决定到上海去。
陈独秀此番南下，随身带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的。这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纲领，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完整的全译本。陈独秀带的这本书，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底本之一。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的外国轮船到达上海，在朋友们的张罗下，他住进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也随着陈独秀迁回上海。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便邀请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时隔不久，李达从日本回国，也被邀请协助做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楼上房间。其中，李汉俊是在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将，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中共“一大”代表。
（二）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不负众望《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含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难了。就连恩格斯都说：“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精通德语、英语、日语等《共产党宣言》主要版本语言之一、拥有较高的中文文学素养、具备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翻译《共产党宣言》。邵力子推荐了小同乡陈望道，亲自写信，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随信寄去了《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和陈独秀带来的英文版。陈望道果然不负重望。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29岁的陈望道躲进分水塘老屋附近的一间僻静的柴屋。端来两条长板凳，上面横放着一块铺板当作书桌，在泥地上铺上几捆稻草当作凳子。入夜后，点上一盏油灯，借着昏暗的灯光，埋头翻译。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邓明以在《陈望道传》中详细描述过陈望道蘸墨汁吃粽子这个故事的细节：
母亲见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极了，特地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义乌盛产红糖，母亲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红糖让他蘸着吃。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词典》《英汉词典》，斟词酌句，一丝不苟。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语句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
同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汉语的书面表达正处在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有些词句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文字不尽相同，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而陈望道译作：“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怪物”一词，似乎略有贬义，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是一个准确的翻译。1932年版华岗译《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这样的：“有一个怪物正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几乎与陈望道译本一样。
用“幽灵”比喻共产主义，最早出现在1943年博古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博古把这句话翻译为：“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的）幽灵。”又有些不够通俗了。
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译作的文学水平见仁见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但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而且呼应了当时的文学改革运动，通篇以现代白话文译出，文字简明流畅，通俗易懂。
陈望道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陈独秀和李汉俊，请他们进行校阅。陈独秀看罢《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大加赞赏，决定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译稿已校好，出版机构也定了，就差出版经费了。恰在此时，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俄籍华裔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中国的建党问题。维经斯基听说要出版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立即资助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中译本在上海问世，但封面上最醒目的书名，却有一个更醒目的错误：由于又新印刷厂排字工人的疏忽，“共产党宣言”被误印成“共党产宣言”。这却为后人鉴别《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提供了依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早期组织的艰苦和简陋。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首次以完整形式在我国出版。为此，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说：“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面世一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
《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党员，无不是这本书的读者和信徒，从中汲取知识和力量。1936年7月，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阶级斗争》，考茨基著；
《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和部分工学励进会会员共20余人，在蒙达尔纪召开会议，史称“蒙达尼会议”。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在“蒙达尼会议”上，蔡和森主张组织俄式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此改造中国。会后不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更明确地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青年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从湖南省双峰县走出的蔡和森，以其远见卓识，推动了建党的进程。
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寄出的第一封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寄去一封6000多字的长信，在信中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陈独秀、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上海兴业路76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由于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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