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10篇

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10篇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意识形态批评案例分析　　在《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高度赞扬了高尔基的戏剧《仇敌》。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家必须同时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意识形态批评案例分析

　　在《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高度赞扬了高尔基的戏剧《仇敌》。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家必须同时又是心理学家，应向读者表明阶级斗争怎样影响了剧中人物的精神状态、思想和感情，而《仇敌》恰好符合这一要求。同时，普列汉诺夫还认为现代生产关系和现代技术促使无产者成为了社会性的动物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心理，使得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量，只有同其他量加在一起才有意义。《仇敌》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理解这种心理。

　　具体来说普列汉诺夫认为《仇敌》主要体现了一下几点：一、人的社会阶级地位决定其观点的差别。无产阶级乐于指望群众且为了本阶级的利益甘愿牺牲自己，尽管他们认识到了并且也尽力把未来想象的坎坷崎岖，但仍然无退缩之意。这种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展现了他们对未来的自信。资产阶级则更乐于指望个人，且总喜欢用夸大的希望来鼓舞自己，这种无根据的乐观体现了他们对未来的悲观。二、社会的经济地位决定社会成员的心理。“上等阶级”的人们因为占有很多的生产资料而将金钱看成十分平淡的东西，谈论金钱是他们厌烦。但对于无产者来说，为“金钱”斗争就是为捍卫和发展自己的自尊心而斗争，他们斗争不仅是为了增加工人收入的“金钱”的数目，而是要改变甚至摧毁现存的经济制度。这在列夫欣和塔季雅娜佳的谈话中可以窥见一斑。三、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别，“上等阶级”认为“消灭金钱”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它意味着生活朴素，不尚奢侈，，消灭自己的贪欲和其他恶习，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消灭金钱”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恶不在于金钱在人们面前勾画了一幅只有金钱才能换得来的欢乐的图画从而使人腐化，而在于它使人屈从于金钱，因为不屈从将无法满足肉体和精神的需求。因此，道德问题就成了社会问题。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无法接受托尔斯泰的“无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因为社会的罪恶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制度不变恶不会减少，而改变社会制度，无产阶级除了身上的枷锁，什么都不会失去，改变社会制度有时需要暴力。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仇敌》的分析和评价都是比较精准和全面的，他在肯定《仇敌》艺术性的前提先，重点论述了其思想深度和历史内涵。但是我认为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过分拔高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或者说他并没有透彻的分析无产阶级的心理，尽管我们不能否认无产阶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也不能片面的认为当时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具备这种精神或者说无产阶级只单纯地拥有这种精神而没有其他个人私念。文章只分析了无产阶级的“超我”心理，而没有论述“自我”或“本我”的心理，或者说是没有分析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深层无意识。

　　因为尽管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有时大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但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毕竟是经过了作家的个性化处理，也就是折射后才进入作品的而这种折射本身包含意识形态性质。高尔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有可能会夸大无产阶级的积极的精神品质，而掩盖了一些消极的品质，批评家有责任指出这种偏。当然评论家本身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有时他们也无法完全客观地看待事物。

　　

　　

篇二：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意识形态斗争与日常反抗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读书笔记

　　一、提问：从现象到问题

　　《弱者的武器》一书，是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部重要作品。研究的缘起，是作者斯科特不满于农民研究中侧重以“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抗和革命”为主题的研究状况。因为事实表明，在大部分的历史过程中，那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前言，2）“农民反叛也是稀少罕见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34）。有鉴于此，斯科特更加关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亦即“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处于“弱者”地位的无权群体，他们所掌握的日常“武器”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前言，2；35）。这种被斯科特称之为“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尽管平凡，但却并非微不足道。它不仅表现了历史过程中真实发生的阶级斗争的“常规情景”，而且同样体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感。正如斯科特的那个著名比喻所表述的一样：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前言，3-4）这类日常反抗，与公开挑战性质的反抗相比较，有着诸多差异。首先从目标来看，尽管两者都“旨在减少或拒绝来自上层阶级的索要或者对上层阶级提出自己的要求”（39），但是公开反抗关注的是财产关系、再分配关系等系统的权利变化，而日常反抗则“以关注直接的实际的物质获取为主”（39）。其次，从形式来看，公开反抗往往是有组织的、公开的侵占、挑衅和对抗。而日常反抗则表现为表面的、象征性的顺从，以及非正式的、隐蔽的反抗；“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地与权威对抗”。（前言，2）最后从效果来看，公开反抗更容易遭到迅速而且残酷的镇压；而日常反抗，于其目标的达成而言，则更易成功、更为有效。斯科特的研究当然不仅止于对一种独特现象的发现，其更为深入的研究目的，还在于将这一现象带入“意识与行动”的理论主题下进行探讨。如其所言：我想要做的不仅是揭示并描述作为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特行为的日常反抗的模式，而且要通过对这些模式藉以产生并发生作用的意义和价值冲突的分析奠定这一描述的基础。（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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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社会意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居于重要位置，而从属阶级的日常反抗这一现象，则有助于澄清其中的一个主要争论——“在何种程度上，精英能够把他们自己对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于非精英的行为，而且强加于他们的意识。”（46）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观念认为：“精英不仅支配了物质的生产方式，也支配了象征的生产方式”。正因为精英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支配，所以从属阶级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秩序，便会采取“宿命论的接受”甚至“积极的共谋”（complicity）。这种接受或共谋，被称之为“神秘化”或“虚假意识”。而所谓“霸权”，便是指一种旨在使从属阶级产生自发性认同的统治方式。（47）由“意识形态霸权”的观念可以推论：从属阶级总是“处于长期的可怜卑微、消极被动的状况”，面对这种状况，他们也只是表现为沉寂和顺从。但是这一推论并不符合事实。斯科特怀疑，那些支持这一观念的材料和研究，可能是将从属阶级日常反抗中的“表面服从”误认为是其行动的全部内容，而忽略了背后的“隐藏文本”——“非正式的、隐蔽的反抗”。（349）若要对以农民为代表的从属阶级的“日常反抗”背后的意识问题予以解释，则必须对“意识形态支配”观念予以重新思考。也就是说，在经验上，需要去探寻是否存在从属阶级对精英支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予以“去神秘化”的社会事实；在理论上，则需要在“意识与行动”的主题下，对“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予以修正，使其对社会事实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总括而言，可以分解为如下三个问题：1）在何种情况下，“意识形态霸权”是可能的；反之，在什么情况下，从属阶级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予以“去神秘化”；2）从属阶级与精英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包括哪些内容？在意识形态斗争过程中双方的运作策略以及后果如何；3）为什么具有“去神秘化”能力的从属阶级，仍然要采取表面顺从和隐蔽反抗的行动模式？在斯科特重新提出的理论解释中，“价值观的象征联盟”（48）是意识与行动之间的中介：“价值观的象征联盟”指的是从属阶级和统治精英之间的价值观的符合程度（394）；如果价值观的相符的程度很高，那么“神秘化”（从属阶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受）便得到加强；如果价值观出现相异或矛盾，那么“神秘化”便被削弱。（48）在“去神秘化”的过程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围绕公平的定义展开的斗争，旨在掌握评价当下经验的概念和符号。其次，是当既定的公平定义用于特定的案例、特定的一套事实和特定的行为时，围绕其适用性展开的斗争。……最后，当然是在农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迁中围绕土地、工作、收入和权力展开的斗争。（31）而斗争的策略则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并且这些斗争都发生在村庄生活的“后台”。（前言，4；30）最后，由于双方所持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亦即在权力负载的情景下，从属阶级经过精心计算，采取“表面顺从和隐蔽反抗”的行动模式。

　　二、观察：从细节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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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以上的问题1（50），斯科特在马来西亚穆达地区（吉打州）的塞达卡村，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艰辛的人类学观察。尽管读者不可能了解这一田野观察过程的全貌，但是通过《弱者的武器》这份报告，仍旧可以从中去寻究作者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思路。

　　（一）背景：意识形态斗争和日常反抗的社会事实根源

　　斯科特先介绍了这些反抗的故事所发生的背景（第三章）——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后殖民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亦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以及由此而引至的严重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其中相当比例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2）。国际米价的波动造成了国内大米供给危机，争取水稻种植者的选票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内容，以及农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局面——这些因素都促使执政党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以扶持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但是事实上，这些被称为“软方案”（softoptions）的政策“既没有试图重新调整基本的财产关系模式，也没有试图去调整与其相连的权利”（65）；其中有些政策甚至还加大了收入和分配的不公。这些背景都是塑造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斯科特所要考察的塞达卡村的“小行动者”们而言，它们就像粘土和雨季一样，被视为“自然”之物（58）。接着，斯科特介绍了故事发生的“中间背景”（middleground）——1967-1979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事实。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吉打州拥有简单的阶级关系、较轻的国家税赋负担，以及高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农民收入，这些都表明了这一地区作为研究案例的适宜之处：假设有这样一个地区，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都比十年前生活得好，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量的阶级对抗行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测，在东南亚其他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地区，也会存在大量的阶级对抗。（77）当然，尽管情况比过去或是其他地区稍好，但在这个地区的多数农民仍旧是生活在贫困状态：一年的劳作仅够维持基本生计，农闲时期需要在城市或大农场就业以获得额外的收入，而且只拥有少量的土地，并且这些土地也因为歉收和债务而逐渐流落他人之手。（77）而促使穆达地区这十年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性事件，便是1970年“双耕”（double-cropping）的引入和推广。这一事件之后发生的有益变化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加，消费品和大米供给量的提升，营养提高，城市打工的就业压力的缓和，农民还债能力的提高等等。（82）与此相伴的另一些变化，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些变化包括：1）由双耕引起的土地价格猛涨，佃农已经不可能通过购买土地而改善生活状况，“传统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就这样被完全堵死了”；而大地主则在土地买卖中获得更多利益。而且小农场的规模则越来越小。（82－84）2）土地租用制度的变化。双耕以后普遍实行的是租前交纳固定的现金地租（“死租”deadrent），它替代了以前的那种在收获之后仍可以根据收成而适当调整的谷物地租（“活租”livingrent）；土地租期也更长，尽管单位租金有可能更低了，但却意味着需要一次性付清大笔现金，这样佃农则因为没有支付能力而在土地租赁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亲戚和邻

　　“问题”真的是在进入田野之前带去的吗？想必事实并非如此，可能的状况是：现象的发现、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这些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田野调查过程之中和之后完成的。而在此之前，可能都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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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关系庇护的租赁关系为市场竞争所替代，地主则因此而获得了更大的收益。3）联合收割机等机械化生产的运用，使得贫困家庭原有的就业机会丧失；而对于地主来讲，则节约了大量的生产和监督成本。4）由此而带来的还有村内各阶层经济与社会联系的切断，由于机械化的生产，或是将土地出租给外地的资本家式的承租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少，相应的是以往的互惠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也在减弱。由于这些变化，农民的收入，也很快的由“双耕”最初的有所增加，转向减少——“他们一开始就很穷；他们现在依旧很穷，而且相对而言变得更穷了”。（96）而政府的“制度性进入”——穆达农业发展局及其分支机构（地方农会）的成立——也更多的是偏袒着富裕的大农场主，而非贫苦的农民。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大了。所有这些变化，也同样发生在塞达卡村——这个“吉打平原上相当典型的稻米种植村落”（109）。斯科特在数百座村庄中选择塞达卡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他的代表性，而且还因为日本学者掘井健三博士曾在双耕引入村庄之前，对此地做过调查和研究，所以斯科特可以利用这份数据对当地的各种变化进行比较。当然村长的欢迎也原因之一。斯科特援用翔实的调查资料，表明了塞达卡村已经发生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在村庄内部，政府与富人和穷人之间在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传统的庇护或互惠关系已经被打破；经济与技术变革（土地租赁的商业化、双耕以及机械化生产的引入）为地主带来的新的经济收入机会，促使他们抛弃了传统的社会和宗教价值观；为了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向贫困农民给与的帮助越来越少，也更少地对穷人表现出慷慨和体谅；甚而，只有当他们背弃这些道义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土地、收入和权力”（29）。概而言之，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相异或矛盾，而这样的社会事实，便成为了农民发起意识形态斗争和日常反抗的社会根源。

　　（二）短兵相接：确立共享的道义原则

　　斯科特在写作中的一个趣味之处，便是在书的第一章，便为读者展现了意识形态冲突中的一场“短兵相接”的情景。斯科特从村民们的议论中了解到了穷人拉扎克——“一个贪心、不诚实、违背了应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穷人形象”。村民们在聚会中交流关于拉扎克的笑话，给他起绰号，嘲笑、故意忽视、抱怨乃至当面斥责他。在富人看来，拉扎克是穷人的负面典型，而且“总体上穷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26）还有哈吉·布鲁姆——“一个贪婪的、吝啬的、同样违背了共同遵守的村庄规则的富人形象”（26），穷人们同样热衷于交流关于他的故事，他们同样给他起绰号，并表达对他的抱怨、谴责和憎恨，有些故事甚至带有某种传奇和神化的色彩。在穷人看来，哈吉·布鲁姆是富人的负面典型，而且“总体上富人都在向其方向发展”。（26）在斯科特看来，这些故事的流传（显然经过了“添油加醋和修饰加工”）或许并非仅仅是出于“纯粹的消遣”，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宣传攻势。在宣传过程中，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越轨行为的范例，获得了某种“象征力量”。（26）它们作为负面案例，构建并维持了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恰当的和受欢迎的行为”的界定标准——或者说“得体的、受欢迎的”富人和穷人应该遵从怎样的道义原则或公正观。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中，“穷人和富人恰恰都利用一些极端的例子以便更好地为自己的立场服务，这些例子是双方都不得不承认的。”（27）于是，在这场斗争中，双方达成了某种“象征的平衡”：富人应当从哈吉·布鲁姆身上吸取教训，应该“慷慨和充满同情”地对待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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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而穷人应当从拉扎克身上得到教训，应该成为“诚实的、辛勤工作的佃农和劳力”，这样双方都能从这样的行为中获得利益；否则，他们将会像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一样遭到贬斥和鄙视。（27）这种象征的平衡，确认了双方都认同的道义原则或公正观，因为这些原则符合了富人和穷人追求物质利益以及好名声的共同的价值观。但是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使得富人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不再对穷人表示慷慨和帮助，“象征的平衡”也就被打破了。

　　（三）解释历史：公正观的适用性

　　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样表现在对公正观适用性的辩解中，这种辩解同时又贯穿在人们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之中。（1）公正观的适用性。在富人哈吉·卡迪尔等人的谈话中，他们通过几个精心挑选的例子，说明：有的人即使没有财产，但他们因为“足智多谋”而使得“生活不错”，这些人不是那么穷；而另一些人的贫穷，则是因为他们自身不够足智多谋，他们“目光短浅”、“很懒惰”、“不是很勤快”、“对工作不感兴趣”，甚至“恶意的要求工作或救济”——这些人的真实的经济状况或“道德堕落”，就是富人哈吉·卡迪尔不愿意向他们提供资助或工作的原因。（175-179）而有的富人则称他们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的，而且钱已经花掉了。（174）但是穷人帕克·亚赫则说，“他们说我们懒惰，但我们是没有得到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或得到政府的工作（比如说，政府移民计划）”；“他们说我们不想工作，但是找到工作真是太难了”（174）；“那些富人正在把生计艰难的人抛到一边”；“我们越想提高自己，我们就越会被推倒，（他们对我们）也就越残忍”；“他们想要埋掉我们”。(173)尽管道义原则是共同承认的，但是必须依据“真实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声誉”，来确定特定的个人是不是富人（或者穷人），以及他是否应当提供（或者得到）工作或救助。（2）对“双耕”的解释。“每个人都同意，双耕带来了某些好的变化”（182），但是作为主要受益者的富人，仍然抱怨。他们抱怨“再也不能购买土地了”，还有“高额的生活成本”和失去了往日的“闲暇与娱乐”等等（183）……他们“一方面极大地掩饰了他们自身获得的好处，另一面夸大穷人的好日子”。（184）而穷人或者抱怨“无休无止地工作，（却）看不到生活变舒适的希望”；或者抱怨“没有工作”。村民们能够意识到，双耕“不仅仅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毫无人情味的工作，而是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泯灭”（184）。斯科特总结道：“村里的穷人不仅准确地认识到了他们在工资、工作和礼物上的损失，而且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根本不再是稻米生产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185）（3）对“死租制”的解释。首先富人认为从活租到死租的转换，对穷人造成的损失“相对地微不足道”，但穷人认为损失很大。其次，新租制的受益者们认为死租制有利于改善劳动纪律：“在旧有的谷物地租制度下，‘欺骗’非常普遍”；“这些人（佃户）都是无赖”；“如果他们先付了钱，他们就不得不仔细看护庄稼，再也没有办法耍花招了。他们不得不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庄稼”。但是由于一次性预支租金的金额太大，使得穷人或者耗费更大的成本筹集资金，或者是从租佃市场中被排挤出去。而且，由于预付的租金是固定的，无法像以前那样，可以在收获后尚有根据收成而商量适当减少租金的余地，佃农们抱怨道“如果稻谷被彻底毁坏了，那也是你（佃农）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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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儿”；佃农比照过去与当前，“以前他们说‘如果收成不好，（我们）就少收点（地租）’”；“那么你可以讨价还价，这里有同情的成分”；“现在他们只关心钱”；“他们说‘如果你不满意这个价钱，我就找别人’”；“他们这样做时毫无遮掩”。（188）在地主看来，新的制度杜绝了佃农对地主的欺骗；而在佃农看来，它使得地主不再对佃户表示“应有的关照”。（189）（4）对联合收割机的理解。首先从收益上来讲，富人承认穷人有损失，但不认为自己有收益；穷人的格言则是“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则变得越来越穷”。（190）其次，从采用机器的效率评价来看，富人强调的是机器相对人工更有效率；而穷人则更好地观察到机器使用的不利之处，比如漏割更多的水稻、对道路和田埂的破坏等等。此外，富人们不愿意公开提及机器避免了以往的雇工管理和监督任务，不需要再为雇工“提供饭菜”（191），他们不敢公开宣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推卸对村庄内穷人们的福利义务；而穷人则明确地指出机器使用者不必再为工人预付工资，也免去了以往向雇工提供伊斯兰慈善的义务。另外，大农场主还为他们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的辩护——因为劳动力的短缺并且昂贵，为了及时收割，“机器是拯救庄稼的唯一办法”（194）；而且富人还补充道“如果不是因为联合收割机，那些雇工就会松懈，并且不会全天工作，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很高”（193），“他们不愿意工作”（195）。这些解释也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认同。而那些打短工的穷人们则批评道“找工作的人有的是”（194），他们十分清楚，使用机器是富人出于便利和速度的考虑。再则，从机器使用的后果来看，富人承认“雇佣打短工的机会丧失了”，但是“村里并没有太多人完全依赖打短工的工资作为收入”（196）。穷人们则说“如果机器进来了，拿走了所有的工作，人们就赚不到什么钱”；“富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好处，穷人只有损失”；“（因为）机器进来了，马来人能吃什么”。（196）穷人们显示出了对未来选择的忧虑。作为共同体一部分的这些富人们，因为缺乏“同情心”，而受到穷人们的谴责！“价值观的象征联盟”的破裂在这里得到了直观的表现，如斯科特总结道：“过去，大农场主的好收成也是雇工的利润；农场主的好收成意味着雇工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和薪水。然而，现在，大农场主的坏收成才是雇工直接收获的时期”。于是，穷人们会因为收割机陷入烂泥而高兴不已，而且期盼着风雨和洪水。“甚至天气也变成了某种阶级问题”！（201）（5）对土地获取的理解。在这一节里，塞达卡的村民们展露出他们的“谴责的逻辑”（207）。首先村民们普遍承认，在双耕以后，连租种一块稻田都变得很困难。这种情况也同样被拿来与过去的经验做比较：“那时，人们收地租的时候充满同情心，土地也很便宜，也很多；一个富人至多也只能耕种20里郎的土地”；“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独自耕种50里郎甚至100里郎的土地；他自己不仅保留了全部钱财，还保留了全部大米”；“现在人也多了，地租也高了，地主出租土地时开始使用长期租佃制”。（202）这里可以看出用以解释土地获得之困难的两个原因：一是地主收回土地自己耕种，二是死租制的使用。其次，谁应该为此事而受谴责？对这一问题并非一概而论。其一，收回土地的小地主不会受到谴责，因为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生计考虑；但拥有富余土地的大地主这么做，穷人则会谴责他“冷酷或者是贪婪”，“他根本不关心我们能不能吃上饭；他想吃了我们”（203）。其二，对死租制带来的害处，有人将之归咎于那些替代穷人而得到土地耕种权的、并且拥有大资本的华裔佃户；有人归咎于国家，因为国家不应该对这种制度予以许可。但是最经常受到谴责的还是被视作共同体成员的马来地主，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背叛”了对自己的亲戚、乡亲和种族内穷人应有的义务；然而这种谴责对外地人（比如华裔）则不会发生，因为他们并不被赋予这样的预期，他们处在“共同体的道德约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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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这种“谴责的逻辑”也同样体现在对联合收割机的看法上。再次，显然稍富裕者，相对那些无地可种者，对这些损失表现出更少的谴责情绪。对富人而言，因为在土地租佃市场上更为富有的大地主获得土地，所以其实他们也同样担忧着新租制阻碍了他们土地积累的渠道。（6）对慈善仪式的理解。富人对穷人的礼物馈赠（包括扎卡特馈赠、赛得卡救济以及筵席三种形式），这些由穆斯林律法支持或要求的慈善活动，在村庄内则逐渐减少了。穷人说“富人根本不给穷人什么东西”；较富有者说“富人很傲慢；他们不会认真对待穷人（的窘境）；（他们）在赛得卡救济方面很吝啬，而且（他们）不愿意给”。而许多富人则把矛头指向更富有者，从而把自己从这种指责中排除出去。他们或者为自己的行为寻求正当化理由，这些理由包括：政府建立了国家扎卡特体系，不赞成私人的扎卡特馈赠；那些人要么有地、要么已经得到了劳动报酬，并不需要额外的施舍；穷人都很懒惰、不愿意工作，不应该给予他们慈善救济。富人们还会通过“装穷”来逃避原有的义务（206）；在面对穷人乞求救济或馈赠时，他们或者用沉默拒绝，或者当面指责“你也种大米”，“如果你不够吃，那就是因为你懒惰”（217）；有的富人则直言不讳，“只有傻瓜才办筵席”（215）。穷人们则指责富人因为贪求更多的利润而背弃道德义务；但也表示即使雇主不提供馈赠，他们仍就会因为生计需要而去工作；而且即使富人拒绝他们的救济乞求，他们却不敢当面抱怨，因为“如果我生病了，或者需要工作，我可能还得求他。我只能在心里生气”（216）；而且他们相信，这些富人将会因为他们的行为而遭遇不幸，并且面临安拉地审判。斯科特则注意到，慈善救济不仅是为了宗教意义上的“清除财产的罪责”，而且具有财富再分配和劳动控制的功能，（210）但是由于机械化的使用，这种控制变得不再需要了。然而，穷人此时却试图通过宗教意义对富人施以“适度的社会控制”，但却收效甚微。斯科特指出，对村庄历史的不同解释，其实“是一场关于事实及其意义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谁应该受到谴责’的斗争，是一场关于现有的境遇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解释的斗争”（218）。穷人们的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他们集体创造了记忆中的村庄和记忆中的经济，并以此作为谴责当下的有效的意识形态背景”（219）。实际上，双耕带来的变化——穷人在生存资源和地位上的损失、富人违背传统道义的态度与行为，对于穷人而言都是可见的和可体验的。然而，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变化呢？在这个问题上，则有着穷人自身的逻辑特征：尽管他们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情景及非个人因素（资本主义运作方式、华裔经营者的介入以及机械化的生产工具）并非“迷惑不解”（223），但是他们仍然把“当前的不幸的原因首先视为个人化的（就是说，人类能动性的结果）、地方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局限在马来人共同体的范围之内”。“为了更快捷地寻找到他们苦难的直接原因，他们的选择——因为这是选择——同时包含了便利和策略两个要素”。“就穷人而言，谴责直接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些人是便利的”，策略性则表现在“他们所关注的人类行动者（humanagents）似乎正好在穷人的社会行动领域之内。穷人希望影响那些他们为之工作的地主及大农场主；他们并不祈求影响华裔商业农场主或是有机器的主人构成的辛迪加联合企业”。尽管他们的权利要求所依赖的“共同体及义务感”本身正处在逐渐的消逝过程中。（223-224）

　　（四）口舌之战：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与后果

　　如斯科特所言，“意识形态的深层目的不仅在于说服，还在于控制；更准确地说，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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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于通过说服进行控制。”（27）作为共享的道义原则或公正观，它们本身就是“持续不断的斗争与协商的历史产物”（227）。在穷人对富人的越轨行为的控诉及谴责的丰富言辞当中（以“剥削”与“吝啬”的同义词为例，231），蕴含着他们对“理想型”富人的行为要求：第一，他们“在对待穷人，尤其是他们的亲属或同村人时”，“应该体谅，乐于助人，并且不自私”，“此类行为应当包括提供雇佣、租佃、贷款、施舍以及适当的筵席”；（231）第二，他们不仅需要如此行为，而且还必须“以不让收益人感到羞愧和屈辱的方式去做”（以包含互惠性“帮助”含义的“tolong”一词为例，241）。违反前者将被指责为“吝啬”，违背后者将被谴责为“傲慢自大”。而人格诋毁，则是穷人们手中常用的“社会武器（socialweapons）”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出穷人意识形态运作的深层目的：一面希望通过要求富人给予施舍和援助而获得物质利益，而同时又要避免因富人的单向施舍而带来的社会耻辱；（241）或者说他们希望把这种恩惠转变为他们应有的权利，这样“他们就有权自主地提出权利要求……就不用再恭顺地承认那些恩惠，就不再有社会从属，也不再有屈辱”（237）。在这里需要认清斯科特对“贫穷”一词所赋予的含义：贫穷远远不是卡路里或现金不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塞达卡，情况尤其如此，这里并没有人濒临即将饿死的危险。就村里大多数穷人而言，贫穷更多地代表着对他们在村庄内日常地位的威胁。任何农村社区都有可能在文化上确认一套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用于界定在当地社会中完整的公民身份。这些最低限度的文化礼仪可能包括婚礼和葬礼的某些基本的仪式惯例；回报特定礼物和帮助的能力；对父母、子女、亲戚和邻居等最低限度的义务。……所有这些礼仪都假定某种程度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保证其实现是必需的。低于这一水准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贫穷；他还意味着达不到当地标准所界定的完整的人类生存。社会身份的破坏性丧失与收入的丧失同样严重。（288）当然，从富人对穷人的谴责当中，也同样可以看到道义原则的另一面，那便是对穷人的“理想型”要求：他们必须勤劳、顺从、忠诚、恭谦，并且对提供施舍的人怀有感激之情。这种共享的道义原则事实上也满足了富人的物质的和声誉的要求：“它曾一度有利于农场主通过增加工资、礼物（如收获后的施舍）或邀请赴宴的方式来雇佣收割工人，并确保他们的忠诚。它曾一度有利于雇用佃农耕种多余的田地，并且在歉收之后调整地租以挽留优秀的耕种者。它不仅有利于他们以这种方式行事，而且有利于将此种行为表述为意识形态术语，诸如援助、帮助、仁慈及同情等”（226）。概而言之，这一道义原则，以及活租制、馈赠、救济与筵席等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它们所实现的是在“土地相对充裕而劳动力相对匮乏”时期，大农场主或地主对雇工或佃农的有效雇佣和劳动控制。（226）然而，在向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转型的时期，这些大农场主和地主们却开始左右为难。一方面，出于对新的经济利益的追求，促使他们背弃以往的道义原则和社会安排；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生产和政治上仍然有着“对零工的不时需求、对插秧工或者忠诚的政治追随的需求”，这又使得他们不能“彻底消除村庄生活的前资本主义规范情境”。（227）而且，以往的道义原则和社会安排，仍旧存留在共同体成员的记忆当中，它的合法性保证来自于传统的价值观念的要求、伊斯兰教的宗教律法的支持，以及执政党（马来巫统）争取政治支持的需要（234）。他们也无法“从马来西亚的亚当·斯密的精致信条中获益，更遑论边沁或马尔萨斯了”（226）。这便使得他们几乎是在“意识形态的真空中行动”（225），因此，他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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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正当性证明。尽管道义原则本身是在村庄范围内共享的，但是在这些规范性的原则之内，却有着诸多可供冲突双方“操作”的主题：例如，谁是富人，如何才是慷慨，慷慨应当采取何种形式等等。在这些主题上，“富人和穷人都发展出了旨在尽可能使规范原则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操作策略”。富人因为其利益受到这些道义原则的阻碍，所以他们将尽量采取歪曲事实和寻求合理化解释的策略，以使自身的义务最小化；而穷人则较少采取歪曲的策略，并“力图在现存的规则下使富人的义务最大化”。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内容就是收入与分层。（244）在收入方面上，富人坚持自己的口号“我们不富”（244），并且强调他们和其他村民应当是平等的。而穷人则称“我们太穷了”（245），并且适时地夸大富人的富裕程度。当然穷人的这种描述也被富人判定为赋有“欺骗性”。而且富人也会解释道：穷人拥有充足的收入所以他们不愿意工作，这便造成了劳动力短缺，所以他们减少慈善义务、使用联合收割机等行为也便合理化了。而在分层方面，富人则努力最小化财产和收入上的不平等，这样他们的义务也就得到了最小化。“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收获有限而穷人的收获却很充实”。（248）而且他们还会补充道，某些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的愚蠢、目光短浅，或者是出于道德上的堕落，而这些人则不具有接受施舍和雇佣的资格。而穷人则适时地夸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从而要求富人服从既定道义原则并担负更多的义务。斯科特总结道：“简而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关于某些事实的观点上的琐碎分歧，而是对事实的两种社会建构之间的冲突，两者都是为了促进不同阶级的利益而谋划并运用的”。（249）斯科特在书中，通过三个具体的社会冲突的案例，来展现斗争双方意识形态运作的策略及其效果。这三个案例分别是：地主提高地租或解雇佃农的事件、村庄“大门”事件，以及村庄改进计划事件。（1）地主提高地租或解雇佃农的事件。依照传统的道义规范，较富裕的地主应当帮助他的贫穷的邻居和亲戚，所以他们在地租和劳力雇佣上应当给予佃农一定的照顾；例如不能随意提高地租和解雇佃农，即使不得已要这样做时，也必须先询问当前的佃农的意见。但是如果遇到稻谷价格上涨、地主与佃农不是亲戚关系、佃农是短期租佃以及地主比佃农还穷时，上涨地租或解雇佃农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在佃农络斯妮和地主阿布·萨曼的案例中，则表现了双方如何基于这样的共享原则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案例的背景来看，稻谷价格虽未上涨，但是相对的生产成本却在增加；而且络斯妮与阿布·萨曼有远亲关系；络斯妮很贫穷，而阿布·萨曼相对很富裕。按照惯例，阿布·萨曼提高地租的要求是缺乏正当性的。但是阿布·萨曼首先采用“迂回”的策略，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间接地让络斯妮知道他的意图：一，要提高单个季度的地租；二，要求他预付两个季度的租金。但是络斯妮并未通过同样的途径给出答复。所以阿布·萨曼不得不当面向络斯妮提出他的要求。而面谈也是在必要的客套之后开始的，阿布·萨曼首先表示自己的境况很不好：妻子生病了，需要大笔的医药费；大笔以土地抵押的借款需要还，否则他将失去他的土地。络斯妮尽管知道这些都不过是些虚假的托词，但她的做法并不是当面拆穿对方的谎言，而是倾诉自己的困苦境遇：上季度的收成欠佳、因女儿怀孕而劳力短缺，并且开支增加以至于难于维持生计。从这里看出双方的基本策略都是将自己塑造成贫穷或急需帮助与同情的形象，这也是符合各自要求或拒绝提高地租的正当性的理由。当阿布·萨曼扭曲事实的策略不奏效的时候，他的最后策略则是“威胁”，他说道土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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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租。尽管会谈无果而终，但是一周之后，络斯妮还是让儿子给阿布·萨曼送去了他所要求的高额地租；但那只是一个季度的，而不是阿布·萨曼所要求的预付两个季度。显然阿布·萨曼也通过沉默以表示默认双方的妥协。在相似的案例中，地主运用的策略也基本相同。他们一般表示自己与他的佃农一样很穷甚至更穷；或者表明自己遭遇了债务、疾病等厄运；或者提出因为其他因素引起的自己的收益减损或佃农的收益增长；或者是对非亲戚关系的佃农表示自己出于对亲戚，甚或是自己子女的义务，而必须提高地租或解雇佃农。地主的这种申诉一般都具有相当的伪装和欺骗性质。相对而言，佃农同样会声称自己生活的困境，但他们的表述则具有较少的欺骗性质。（258）而当这些托词无法奏效的时候，地主一般会提出某种威胁或警告，以迫使佃农服从他们的要求。当然，佃农的服从可能也是打了一定折扣的。这也充分表明，道义原则运作的后果是带有某种物质结果的。（2）冲击村庄“大门”的事件。案例的背景是村庄主要道路的入口立有一个用来阻拦卡车和大型拖拉机的大门。大门的用途是避免卡车和大型拖拉机对村庄道路的损害；而更重要的用途，是强迫需要使用卡车和大型拖拉机的农场主或经销商，必须把搬运的工作和酬劳交付给本村的村民。这一大门的树立，体现的是一个集体性的道义共识——“村庄有义务保护其成员的生计”；它的经济后果，便是村庄内的大农场主们必须为替他搬运稻谷的邻居提供一份“补助”（261）。案例的起因则是由于法齐勒——一个隶属于巫统派系的中年农场主——抱怨答应为他运送稻谷的搬运小组要价太高，他认为那些人是在利用大门“敲诈”农场主；并且在他受到了搬运小组的怠慢之后，正面冲击了大门——他把大门打开并将他的粮食运往了镇上的经销商处。冲击大门事件发生之后，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愤怒，许多人举行了集会，并且表示了言辞上的谴责，并且伴有暴力的威胁。巫统派系的领袖巴希尔，鉴于以往的经验——在另一个村庄同样的冲击大门事件中肇事者遭遇了村民的阻拦和暴力威胁，在召集“智囊团”商议之后决定重新关闭大门。但事实上，巴希尔的这个决定是两难之下的抉择：一方面，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农场主们希望大门被拆除，这样他们可以相应的节约一笔费用；但是另一面，他与一些搬运组成员和反对者之间有着亲戚关系，而且他也需要得到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他召集了秘密的小型会议来决策此事（因为他担心如果召开全体大会的话，较富裕的巫统农民会赞成撤销大门）。会议由地区的巫统高官主持并宣布决议。最后的结果是：重建大门。值得注意的是，法齐勒在几次的辩护中，都提及他的理由：他认为那些搬运工是“反过来（为了利益），敲我们的竹杠”；“我们有自由（打开大门）”；“别的村子已经拆掉了大门，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这算是一种对村庄道义共识的公开否认。但是对于这样的言辞，搬运小组成员争辩道：“工作应该给予本村人而不是外人，而且卡车会损坏道路”；而地区高官也同样解释了不应该撤销大门的原因，包括：卡车会损坏道路并给政府增加修路的支出负担、农场主将优先求助其他宗族、以搬运工资为生的人将失去收入等等。当地的元老加法尔在会议的最后，也谈到“伊斯兰教、和平解决事端、帮助他人以及不要自私自利等内容”。这一事件或许可以看做是传统道义原则的一次小小胜利，但这一胜利并不属于塞达卡的穷人。因为在以前主要依靠自行车搬运的时期，穷人尚可得到这份工作；但是现在，则主要是那些拥有摩托车的中层富裕家庭获得这份工作，而穷人再也不是“大门”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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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3）村庄改进计划引发的争端。事件的背景是执政党（巫统）政府为地方上“落后的村庄”提供一项发展基金，塞达卡村则幸运的接受到了这样一笔拨款。但是村庄发展委员会却未经全体会议讨论，便在地区巫统官员和几个大地主成员的小范围内私自制定了分配计划。按照传统道义来讲，在分配中应当把帮助给予最需要的人；或者按照平等原则来讲，也应该在全体村民中平均分配。而政府的本意也是支持第一种分配规范的，即资助穷人。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上述两条规范都遭背弃。按正式规定，在分配之前需要对村民生活基本情况做一次调查，以确定哪些家庭是最需要得到资助的。但是这次调查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因为最后的分配方案明显地带有派系偏见，也就是说获得这笔基金的都是村庄内的巫统家庭。但是这件事情并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派系斗争，因为从村庄的历史和村民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共同体和邻里关系，而非派系关系，才是村庄内社会关系的主流。而且，巫统的反对党——伊斯兰教党——本身也主要代表的是村庄内的穷人，所以这场斗争仍然可以被看做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富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传统道义原则——应当照顾穷人——的公然违背。因为甚至有些即使得到分配的巫统家庭也抱怨道，更富裕的家庭竟然得到了更多的资助，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分配应当倾向于相对有需要的人。甚至在村庄发展委员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意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认为应当每人都分得一些东西，或者至少是那些非常贫困的人（276-277）。而村庄内的穷人（包括属于巫统派系的穷人）也很快认清了这一事实，抱怨和谴责随即而至，并且传统道义也一再被重申：“（只有）在境遇最差的阶层得到帮助后，比他们处境稍好的人才可以受助”；“我们应该帮助穷人，不管什么派系；首先应该是那些拥有不足2里郎土地的穷人”。穷人们的反应并不止于言语中的愤怒甚至暴力威胁，他们开始在村庄生活中以“冷漠的沉默”对待那些“好运”的巫统成员，“冷落怠慢”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并且通过“私下的人格诋毁”和“谣言”表达针对委员会成员的指控，甚至有人联合起来给吉打州州长、地区长官和负责反腐败工作的国家调查局发去抗议信，村庄办公室里的“村庄改进计划”的标志也被人用油漆涂黑了。而村民们的公开抗议，则是以一种“仪式上的联合抵抗”的方式来“含沙射影”，并且这种“有意识的轻描淡写”并非微不足道。例如，在巴希尔邀请的女儿出嫁的典礼筵席中，有10户人家应到而未到，有的人只待了一会儿便走了，有些本应帮忙准备筵席的人“只是像客人一样的来了”——“有许多种差别细微的暗示不同轻蔑程度的方式，而几乎所有方式都用到了”。（279）另一个案例是吉·敦为了移动房子而宴请她的邻居们，“并为工人们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但是却遭到了这种“仪式联合抵抗”：大多数被邀请者都故意外出。当然，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富人毕竟掌握着物质资源，那些在筵席上待一会儿便走，或是不得不到场的人，则因为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从富人那里得到工作或者帮助而不敢采取更为公开或直接的表达方式。尽管如此，反抗还是有效力的。那些因为好运而遭到冷漠对待的巫统成员，也赞同人们对村庄发展委员会不公正做法的谴责，但同时也表示爱莫能助。还有的人把从分配中得来的木料廉价卖给其伊斯兰教邻居，或是雇佣那些朋友帮他们修房子，这种做法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再分配。（275）而受到“仪式联合抵抗”的巴希尔一改当初的强硬态度，甚而感慨“这是一场政治灾难”。（280）村庄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们被迫要求对他们的违背共同道义的行为给出合理化的解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不同的人群，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策略。在整个村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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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内，他们解释他们只是按照上级指示办事，他们没有选择余地。这显然是一个惯用的推卸责任的托词和谎言；但同时这也表明了，他们也承认村庄改进计划中的派系偏见和对穷人的不公是不具有正当性的，只不过责任不在他们。而在得到分配的巫统成员内部，他们解释道：巫统组织首先要关照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没有足够的东西给每一个人，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一些。同父亲作对的那些不服从的孩子必须等着；他们任性并且顽固。要是有许多孩子，我们必须给听话的孩子更多一些，而不是给那些不服从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自己的孩子被安排好之后，我们才可能考虑那些继养的孩子。（282）在这个解释当中，巫统成员被比喻为自己的孩子，而其他的人——伊斯兰党成员——被比喻为继子。这个比喻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分配只在巫统成员中进行——亲子优先于继子，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巫统内部也出现了较富裕者却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因为他们对党派的支持更积极。即便如此，这一比喻仍然暗含着对传统道义的让步，因为继子毕竟还是父亲的儿子，他也有权获得恩赐。而且在随后的村庄改进计划的第二阶段分配中，伊斯兰党成员也在获得分配的名单之列了。而在“更为效忠和党派性更强的村庄发展委员会成员”当中，“有关伊斯兰教党的报偿和惩罚的谈论可以公开表达”，例如巴希尔在私下的谈话中表示，党派利益应当优先于村庄内的价值观，并抱怨道伊斯兰党成员即使得到了资助也同样会抱怨，“这就是他们的规则”。（283）而如果从村庄的立场中跳出来，比如在村长阿布杜尔·马吉德与外来的学者斯科特（作者）的谈话中，则毫不掩饰的表示，村庄改进计划为的就是要让那些“顽抗者”屈服，“他们迟早会被削弱；富人可能还能维持，但穷人撑不了多久。”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当面对更小范围内或更具党派性的听众时，解释是较少受到传统道义原则束缚的。但是在面对更大范围乃至整个村庄的听众的情景下，那些作为获利者的富人们则必须为他们的行为做出正当性的解释，尽管其中明显的歪曲事实的成分，使得这些解释并无说服力。如此看来，在斯科特的分析框架中，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具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名声和尊严）的双重追求，而村庄内的传统道义原则，恰恰是在这两种追求或价值取向中达成了平衡。也就是说，富人给予穷人物质恩惠的时候，穷人也通过劳动给予物质报偿，富人的施舍若是在尊重的态度下给予的，那么穷人也报偿以感恩。但如果富人违背了这样的“价值观的象征平衡”，例如使用联合收割机而不再雇佣穷人，那么穷人则会通过“人格诋毁”等方式对他惩罚以“坏名声”，当然随后也会伴随着“日常反抗”中的物质上的惩罚。而如果穷人违背了这一“平衡”，那么他也同样要被惩罚以“坏名声”，并且他还将因为这样的坏名声而丧失接受雇佣和施舍的资格，并丧失由此带来的物质利益。但是在新的经济结构下，价值观的这种象征平衡已经被打破，对于富人而言，“一方面，只有违背对人慷慨和体谅他人的原则，他们才能获得土地、收入和权力；另一方面，只有遵守对人慷慨和体谅他人的原则，他们才能够获得好名声”。但是在这场“名声政治”（28，226）当中，穷人明显处于劣势。坏名声或许对于富人而言，是某种损失，但是因为富人掌握着物质资源、掌握着就业的机会，在这种权力不平等的情景下，穷人不敢公然反抗或者公开的辱骂那些违背道义的富人，因为那样显然会招来报复。但对于穷人而言，好名声却具有某种“社会保险政策”的性质（28），坏名声不仅会损及他获得就业和施舍机会等物质利益，而且还会使他公开的在众人面前丧失尊严。所以说，富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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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仪式生活”——村庄生活的“台前”行为，“几乎全部穷人在大多数方面选择遵从由村庄精英界定并强加给他们的适宜行为标准”（28-29）。这便解释了为什么穷人会采取表面的虚假的顺从。但斯科特同时也指出：村庄中掌握权力的人并非完全控制了整个“舞台”。虽然他们为“表演”写好了脚本，但在此限之内，好斗者或者造反者仍有足够的运作空间来巧妙地表达他们对事件的蔑视和不满。台词和表演姿势是事先确定的，但清楚无疑的是许多“演员”只是装装样子，并非真心“表演”。（30）……只有“后台”才能不受精英掌控。在那里，充满了背后议论、流言蜚语、言语攻击和匿名的暗中嘲讽，以及对公共仪式秩序的否认。打个军事上的比方，只有在这里，地形才是相对有利于武器装备较差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31）后台的意识形态反抗显然也是起作用的，而且对于在道义上处于劣势的富人而言，意识形态或者说名声上的压力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物质上的损失。斯科特提到，有经验研究表明，许多地主在农业生产中并没有遵循新古典的最大化原则，而是通过某种照顾和恩惠的形式对雇工予以某种收入再分配，而且这种行为并非出自慷慨的精神，而显然是来自于社区内的压力。（235）富人为了摆脱传统道义的束缚，同样会在传统道义原则的规范情景内，以歪曲事实与寻找托词的方式合理化其行为，但是穷人却能够识别和拆穿富人的这些“诡计和虚假的表演”（287）。事实上，在塞达卡村，仍然有少数富人遵守着传统的道义原则，而这些人也被穷人们赋予了好名声。但是不可否认，道义原则的约束力正逐渐减弱，富人们以名声为代价而换取更高的经济利润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总体趋势。更有甚者，在富人企图对自身行为进行辩解的过程中，往往伴有对穷人道德和人格的诋毁，穷人被斥责为懒惰、目光短浅、不愿意工作、不诚实、不可靠、贪婪。与这些斥责相伴的，是他们在劳动力雇佣市场上的被排斥，以及在村庄社交和慈善仪式中的被忽略。因此，斯科特总结了穷人面临的至少三个层面的威胁：“看得见的永久贫困的威胁；同样明显的在社区中有意义和受尊敬的生产角色的丧失；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本村被确定为完全成员资格的社会承认和文化尊严的丧失”。（292）穷人们通过起绰号、谣言、言语上的谴责甚至暴力威胁，还有仪式上的联合抵抗等形式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其本身已经构成了农民“日常反抗”的核心部分。“拒绝接受从来自上层的情景定义，拒绝认同他们自身的社会和仪式的边缘化，所有这些对于进一步的反抗而言尽管是不充分的，但肯定是必要的。”（292）

　　（五）日常反抗：精心计算的行动选择

　　尽管意识形态斗争为贫困农民的行动提供了意识背景，或者这些意识形态为他们的行动赋予了意义。但是要解释为什么贫困农民最终采取日常反抗的行动模式，则仍需要考察是哪些社会事实为他们的反抗行动提供了可能或设置了限定。（1）公开的集体反抗所面临的障碍贫困农民的反抗并不仅止于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口舌之战”，但也并未发展成为公开的集体行动。这是因为，即使拥有共同的道义原则传统、并且在经济转型时期面临者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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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威胁，这些使得大多数受害者易于联合起来，（287）但是在村庄内的负载着权力的情境中，公开的集体反抗面临着诸多的障碍，于是在经过精心计算之后，穷人们选择了采取“表面顺从”而在背后谨慎反抗的斗争模式。这些对公开的集体反抗起到障碍作用的因素包括：第一，各种技术与制度安排的变迁是逐步完成的，每一阶段变迁涉及的受害人都是少数，而不是一次性的使得大多数村民陷入生计威胁（295）；况且，在双耕之后，多数村民的生及状况比之于双耕之前是有所好转的（180）；而且这种变迁，并非是大农场主与地主对佃农的直接压榨和剥削的强度加大，而是将穷人们从生产过程中忽略和替换出去；第二，村庄内财产与收入的分层是多样化的，并不存在明晰的两大对立阶级划分；而且在村庄内并行的亲戚、朋友、派系和庇护等关系网络，由于穷人对这些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经济依赖，这便使得经济转型中的受害者们不易团结起来；第三，穷人们面对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受损，仍然拥有选择退出的余地——“用脚投票”，例如政府的移民计划、或者是进城务工等机会都为他们提供了收入的替代性来源；第四，在高压统治之下，公开反抗面临着被强制镇压的危险。最后，也就是马克思称之为“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压力”，因为塞达卡的富人们掌握着土地和就业机会，所以为了家庭生计，不少穷人仍旧对富人存有依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表现出适度的遵从。（2）日常反抗的可能与限制斯科特提到，农民的社会结构与日常反抗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与大范围的游击式自卫性消耗战”（前沿，3）。但是在具体的案例考察中，这一社会结构背景对于贫困农们而言并非全然有利。社会结构为农民的日常反抗提供了便利，但也同样为之设定了限制。斯科特将农民的日常反抗以及村内精英的应对，视为“一种阶级之间生产关系的检验和再协商的持续过程”（310）：就双方——地主-佃农，农场主-雇用劳动力——而言，他们都不断地试图抓住每一个小的优势并使之坚持到底，试探现存关系的边界，准确地把握如何能够越界而逃避惩罚，以及将此边界作为可接受的部分或至少是可以容忍的领地要求。（310-311）这种试探与协商正是在各种可能性与限制之间展开。首先，这种日常反抗基于农民对生活的简单需求，只要这些需求尚可满足、生活尚可忍受，便足以促使他们坚持这种反抗（311）。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被逐渐吞噬，就连斯科特也不得不表示：用巴灵顿•摩尔的话来说，塞达卡的穷人[所代表的历史上的失败者]差不多都必然是“即将被前进的滚滚大潮辗过的阶级”的成员。而且，国家强大的军队、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人口本身的增长都使他们举步维艰。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村庄中能从本质上改善其前景，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断定他们会像他们数以万计的先驱一样面临失败的命运，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32）其次，从细节来看，尽管使用机器替代了人工劳动，但是雇工仍然可以利用大农场主或地主对人工劳力的需求这一机会，进行隐蔽的反抗。例如打谷时利用雇主在监督中的缝隙偷工减料（311）；用传言、抱怨，以及“罢工”（采取的是迟到、托言很忙、集体缺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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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形式）等策略进行议价（314-315）；或者是利用其他的雇佣机会来借机报复，如私下声称“要是他剥夺了我们插秧的活儿，我们就在收割时夺回来”（315）。但是这种抗争必须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所以任何过激的行动，都有可能使得农场主或地主解雇他们，并雇佣其他的劳力。通常在存有这种威胁的情况下，双方都会做出相应的让步。（313）其三，在村庄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度的团结，或者说是一种“强制的相互性”，以使得穷人之间不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过度竞争，例如当其他穷人为争取工资而进行罢工时，某个或某些穷人则提出了稍低的工资要求以获取就业机会，从而充当了“罢工的破坏者”。之所以说这种相互性具有强制性，是因为它不仅依赖于对同伴的尊重或是某种道德约束，还因为它还受到了社会约束力和物质约束力的强制，例如违规者将受到流言蜚语、人身攻击以及公开的冷漠和社会排斥等惩罚，而且还将被拒绝参加邻里之间的互助性“信贷协会”，甚至于将会受到暴力威胁（317-319）。但是这种强制性往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适用，同样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如果这种竞争来自于非亲属关系的其他人，或者是邻村乃至于外种族的穷人（泰国的插秧队）或大资本商业机构（例如华裔的大资本佃户）等，这种相互性的强制性便失去了效力，甚至其在道德上的合法性也被市场竞争的逻辑所淹没。其四，农村的地理环境也为农民的日常反抗提供了便利，比如夜间的黑暗，便于隐藏的地形等等，贫穷的农民们便在这种环境的掩护下隐蔽地进行着暗中破坏、偷窃、偷猎等等反抗行为，这些行为的目标有时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例如破坏联合收割机、宰杀动物等，其目的并不在于偷窃，而是表达一种抗议；302，329）；有时是为了物质利益（盗取粮食、水果以及偷猎等等，325），但是这种获取物质利益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必需的生存选择，而且还是被视作自然权利的实现”（322）。传统的道义原则也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偷窃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财富的再分配、是强制富人济贫、是秘密的享有本应拥有却被公开拒绝的礼物。而穷人之间的相互性，则使得偷窃者或破坏者会得到乡亲们的保护。但这种行动同样也会面临着限制，例如肇事者有可能被发现或是被怀疑，而且这种怀疑还会为“巫医”的巫术所确认，这样富人便可以依据这一确认而将怀疑公开化，这样自然便使得肇事者获得了“坏名声”，而“坏名声”会给他带来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损失。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日常的镇压”的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包括“偶尔的逮捕、警告、勤奋的警务工作、合法约束和有关不确定的预防性拘留以及禁止多项政治活动的国内安全法案”等等，一次警察的造访足以造成“有可能被逮捕的普遍的威胁气氛”（333）。如果反抗采用公开的、集体的行动形式，那么将会遭遇更为强力的镇压，包含了“警察或防爆部队的镇压、逮捕、拘留以及被起诉”等等。（3）日常反抗：精心计算的行动选择通过事实的考察，斯科特对于“反抗”给予了重新定义，他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索要（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阶级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351）。在这一定义下，反抗不仅包括了被正式书写的农民反叛与农民革命，同样也包含着“表面顺从隐蔽反抗”的日常反抗模式。在日常反抗模式中，无论是顺从还是反抗都是经过精心计算之后的行动选择（338）。表面的顺从，并不仅止于获得一个“好名声”，还在于顺从的伪装是获取施舍与就业机会等物质利益的有效策略。而隐蔽的反抗，也包含着维护自身权利以及获取物质的实用性目标，同时又避免反抗公开化所带来的风险。（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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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析：从经验到理论

　　《弱者的武器》一书在理论上的学术贡献包含两点，一则是对“反抗”的重新释义，二则是对霸权理论的反思。

　　（一）“反抗”的重新释义

　　对这一概念的重新释义，源自于对“日常反抗”中“隐藏的文本”——表面顺从掩护下的隐蔽反抗——的发现：塞达卡阶级关系的“完全文本”，并不简单地从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公开互动中获知。为了超越作态和掩饰盛行的范围，事实上必须与穷人单独交谈或者在他们都是朋友的小群体中交谈。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看到完全文本的局部。而如果在其他情境中公开宣布这种文本，就会危及穷人的生计。（345）这种掩藏在“遵从和顺服的公开伪装”之下的阶级关系文本，被斯科特称之为“隐藏的文本”。而这种文本的隐藏则是由村庄内权力负载（power-laden）的环境造成的：实际上，权力负载的环境几乎总是不可靠的；权利的运作几乎总是使得完整文本的一部分处于秘密状态。在考虑到总是有失去控制的愤怒和铤而走险的例外情况下，对依赖型的个体而言，正常的趋势是在面对强权时，他或她的完整文本只能展现其安全的合适于展现的那一部分。何为安全和适当当然是由权势者单方面定义的。双方权力上的不平等越大，完整的文本中可能被隐藏的部分也就越大。（347）而且这种隐藏的文本并不仅止于在贫困农民从属阶级中存在，在村庄内的统治精英中也同样存在。他们对于自己真实文本的隐藏，一则是源于对“名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支撑权力“表演”的需要。（349）所以说，在权力背景下，阶级之间是相互掩饰的；而且他们对彼此之间的隐藏部分并非一无所知（350）——也就是说，穷人对于富人的大部分真实看法是知道的。为了使“反抗”这一概念能够包含这种行动模式——表面上进行自我保护的（340）、伪装的顺从，而在后台则进行隐藏的、试探性的反抗（351），斯科特对“反抗概念”予以了重新定义：我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阶级（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索要（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阶级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舍、尊重）。如我所见，这一定义并非没有问题，但它有几点长处：它集中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他既指个人的也指集体的反抗行动；它不排除那些向支配性情景定义挑战和要求不同公正与平等标准的意识形态反抗形式；最后，它强调目的而非结果，意识到许多反抗行动并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结果。（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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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往的研究中，与“真正的反抗”相对应的是“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的行动”——也就是斯科特所谓“日常反抗”，后者被排出在“反抗”的定义范畴之内，并区分了这两种行动模式的不同特征（354）：真正的反抗（a）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b）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者（d）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基础的否定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的行动（a）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b）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c）没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者（d）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

　　但是斯科特认为这样的定义和区分并不恰当。首先，不应该从结果——是否产生革命性后果——来评判哪种行动是反抗。因为历史事实表明，那些组织化的、旨在系统地改变当前统治基础的集体行动，其后果可能是造成更为强权的国家政体；或者是当农民阶级帮助精英获取政权之后，新的统治者却推行工业化、税收制度以及集体化等对于农民不利的政策，从而使得当初的革命阶级处于更加艰难的处境。（34，366）而相反，那些非组织化的个体行动，似乎毫不起眼，但它们却往往像珊瑚虫聚集而成的暗礁一样，造成国家这条航船失事的革命性后果（例如军队里士兵的开小差，致使军队的彻底溃败）。（355-356）所以，对反抗的定义应该强调其目的而非结果。其次，在对反抗行动的目的的强调中，不应该忽略其动机的物质性、自利性。斯科特认为“自利和反抗融合在一起，正是激发农民和无产阶级反抗的关键动力”（358）。他们为追求满足物质利益而进行的偷窃、开小差、破坏等等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阻碍和反抗。而且阶级所经历的共同的物质斗争，也恰恰是使得反抗更加持久、顽强的根基所在。（358）再次，斯科特认为，组织化和政治化的集体行动只有在如下背景下才有可能：物质剥夺是普遍的、公开的政治行动具有合法保护、镇压制度发生崩溃。（360）但是这些背景的满足并不常见（例如镇压的力量总是存在），并且往往是短暂的。顺从与反抗谨慎混合的行动模式，才是长期历史中反抗的“常规情景”。这种个体的、非组织性的反抗利用了共同体内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以共同体内丰富的关于反抗的亚文化传统为基础，以至于这类反抗行为可以在不需要组织和协调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以维持持久性的消耗战（361）。最后，斯科特认为，就反抗行动的意图而言，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前言，2）他们的行为并不旨在系统地改变统治基础，而是将与自身生存相关的物质和象征利益作为目标。不可否认这种持续不断的“蚕食”的方式，只能有限地减轻剥削，而非促成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但是革命毕竟是短暂的，并且易于招致镇压；而恰恰这种以消极怠工、暗中破坏、小偷小摸为“武器”的日常反抗，才更具持续性，并更易于成功。如斯科特所言：“这种顽固、持久和难以削弱的反抗形式或许正代表了真正持久的弱者的武器，在革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367）。

　　（二）霸权理论的反思

　　如果认识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农民表面的服从只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伪装。而在统治精英强加的社会秩序观和行为规范的背后，却隐藏着来自底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隐蔽的反抗。那么，就有必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对从属阶级社会意识问题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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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了，亦即，“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其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从属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369）。霸权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有关意识形态支配问题的论述。其核心意涵，即统治阶级不仅支配着物质生产方式，同时也支配着精神（或象征）生产方式。（381－382）而葛兰西则使用“霸权”这一概念，来解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过程和制度基础。所谓“霸权”指的是“取得从属阶级的认同和被动顺从”（382）的一种阶级统治方式，“正是意识形态霸权的普遍性、深入性确保了社会和平，并将政府的强制性机器推至后台”（382）。但是，在葛兰西的论述中，霸权概念的涵义并不明晰：有时候它暗指从属阶级对统治阶级所强加的社会秩序观的主动认同，有时又暗指这种认可只不过是消极的被动接受。然而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后续发展中，则愈来愈有一种“意识形态决定论”的色彩，亦即统治阶级将他们的社会秩序观完全强加给了从属阶级的行为和意识。斯科特则指出这种理论倾向“可能严重误导我们对大多数情境中阶级冲突的理解”（384）。接着，斯科特基于对塞达卡村的经验事实，对“霸权”理论予以了反思。（1）“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数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384）按照决定论倾向的霸权理论，应当作出以下推论：“农业精英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能够渗透并主宰穷人的世界观，使之产生对本质上并不是服务于他们利益的农业秩序的同意和赞许”（385）。但是从塞达卡贫困农民的言谈中，可以得知“他们对富裕农场主、地主以及外界官员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图景的几乎每一个细节的洞察”（385），他们对精英信仰的这种洞察能力，甚至比精英对他们的洞察还要深刻。这种洞察能力在工人阶级等其他的从属阶级当中都同样具有。基于这一事实，必须对关于意识形态接受的假设做一个重新调整，包括以下两点：一，从个体来看，人们对信仰体系或意识形态的接受，并非是将“空洞的象征信息”毫无反思的全盘接受，而是将对信仰的理解根植于其自身的日常经验之中，并且会依据他们自身的物质和象征利益而赋予信仰以新的理解和新的意义；二，从社会层面来看，在分层社会里，意识形态在由上而下传递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会对它进行重新的解读，这是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它调和了先在的信仰，被洞察又发生转变”（387）。霸权理论对“表面顺从”现象的解释，只不过是在忽略了发生在“后台”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背后的“隐藏文本”的状况下作出的错误理解。因为顺从并不代表对其意识形态的主动认同，而只是当其他选择被认为是不切实际或/和危险的情况下做出的抉择。（388）（2）“霸权理论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的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这种结论出自对负载权力情境中公开行动的表面观察，既忽视了‘隐藏的文本’，也没有看到常规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关系压力’和压迫现实的实用性服从”。（384）霸权理论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一种社会秩序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自然的，那么作为这一秩序之下的劣势群体，也同样会承认“自然的就是正当的或合法的”（390）布迪厄将这种“不可思议”的观点概括为：“将不得不做的当成是主动做的”，“喜欢那些不可避免的”（392）。斯科特则认为，即使将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的性质比喻为天气一般的自然规律，但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即使是天气，人们也会发展出一套拟人化的描述，并且希望通过仪式来影响它。表面的顺从，并不一定等于对意识形态的主动的认同，而完全可能是在权力负载的特定情境下（纳粹集中营是其极端形式），从属阶级在精心计算之后做出的行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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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退一步讲，不考虑从属阶级是否认为统治阶级所强加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的问题，而把霸权概念理解为：在权力负载的背景内，统治体系或统治制度界定了“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不现实的，并且将某些目标和渴望归入决无可能、白日做梦、痴心妄想的范围”（395），而从属阶级对这一界定也表示认同与接受。这样的霸权概念则有可能忽略了两点事实：一，在一般的历史模式下，从属阶级总是能够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与监视之外，自主地建构具有反抗性的亚文化，例如塞达卡的穷人们在自己的小群体内的反抗性言论；二，必须动态地看待历史，因为“今天看起来不过是无价值的思索，明天很可能会变成一个现实的目标”，并为其反抗行动奠定意识基础。如果说统治体系所界定的“现实”或者说当前制度的“不可避免”，指涉的是统治模式的核心部分，而不是所有的细节，那么就有理由认为：由于从属阶级缺乏关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秩序模式的直接的知识或经验，所以这种认知的局限也同样会使得他们“认同”当前统治模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点则忽略了从属阶级所具有的对乌托邦的想象能力，以及蕴含在阶级亚文化或宗教信仰与仪式中的带有反抗色彩的激进意识和实践。（3）“根据定义，一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表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它可以被批评但要使用它自己的话语。群众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在此意义上既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秩序的内部寻找，也可以在其外部寻找。”（384）霸权理论认为，通过霸权的统治手段，从属阶级认同或接受了统治阶级所强加的社会秩序观，这样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便达到了“同一与和谐”（407）。这一观点所暗含的基本假设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同一与和谐”的性质。但是这一基本假设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塞达卡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事实表明，穷人是以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在进行反抗——他们恰恰是在借用农业精英所确立的“富人应该慷慨大方”的道义标准去反抗农业精英。这说明“任何霸权意识形态本身在其内部都包含了矛盾和冲突的素材”（408）。究其原因，斯科特认为这是因为“霸权意识形态需要把实际上是特殊的利益重构并表达为普遍的利益”（409），为了获得从属阶级的顺从，统治阶级必须把各种制度说成是不仅符合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从属阶级的利益，并且对这种利益的实现许以承诺。而现实中的实践与这种意识形态承诺之间的差距却很容易为从属阶级所洞察。所以，由此看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就足以为从属阶级提供反抗的意识来源，意识形态的“共享”并不能保证“同一与和谐”。（410）（4）“对几乎任何明显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普遍参与者的历史考察都表明，目标的确定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多带有改革色彩，尽管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方式可能是革命性的。因而，‘工团意识’并非如列宁所称是革命的主要障碍，而是其唯一可能的基础。”（384）所谓“工团意识”意指从属阶级仅将反抗的目标定义为某些有限的、具体的利益的改良，而不是旨在彻底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而这种工团意识被认为不可能导致激进革命的爆发。但是斯科特认为，革命的意识并不能等同于革命行动，从属阶级基于对日常经验中所面临的物质生活的要求，同样可以引发革命性的行动。在这一点上，他同意霍布斯鲍姆的看法：“革命可以由那些并不否认现存的权力结构、法律、国家甚或是地主的合法性的农民造成”（418）。（5）“历史地看，一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规范与价值体系的崩溃，典型地是新的生产方式的承载者——例如资产阶级——的任务，而不是从属阶级如农民和工人的任务。因此，从属阶级经常被视为向后看的，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自己对早期主流意思形态的解释以对抗由精英和/或国家所强加的新的痛苦的安排。”（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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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霸权观念，统治阶级运用霸权的统治方式，使得从属阶级对主流意识形态予以认同或接受，所以如果要唤起从属阶级的反抗，其中的关键任务，便是要创造出一套“对立性霸权”（counterhegemony）。但是从塞达卡的经验事实来看，恰恰是大农场主和地主，在新的技术变革引致的新的经济机会驱动之下，对以往起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予以背弃。而农民却是在通过不断的重申和维系传统的道义原则和价值观，以争取自身的物质和象征利益。从属阶级的这种特征还可以从他们特有的责任推断的逻辑中看出来。他们很少打着“反对资本主义”或“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起来反抗，因为那些概念对他们而言过于抽象。他们的归因逻辑是人格化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损失，其责任便在于大农场主和地主的吝啬、贪婪和冷酷无情，而并非所谓的“经济理性”或“资本主义逻辑”等抽象的非个人因素。当然，从属阶级的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向后看”，并不表示他们把传统但作“就是如此”的信念，而应该理解为“是为了服务于当下的利益而对过去进行的想象性的重构”（420）。而且即便是从属阶级的反抗行动是在一种所谓的“对立性霸权”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不可否认，加入其中的从属阶级成员，他们的目标也还是温和的、实际的物质和象征利益——“尚可忍受的物质生活和起码的尊严”（425）；革命本身只是他们达成这一温和目标的手段，而非目标本身。（424）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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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意识形态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3篇

　　意识形态存在问题缘由分析及整改措施1篇一、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存在以下问题1、欠缺对学习相识的高度。由于平常较多的工作加以

　　延误，产生了学不学不是很重要，做到工作才重要的以干代学的思想，没有把学习摆到重要的位置，缺乏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

　　2、欠缺学习学问的广度和深度。平常的学习中，只注意看些时世新闻之类书籍，对政治理论方面的学问涉猎较少；只注意基本的材料整理方面的学问，对有肯定深度的业务学问涉猎较少。学习的学问缺乏理论上的深度和广度，对思想和灵魂的触动不够，学习停留在表面上。

　　3、做为一名基层领导，对于自己分管的工作，没有开创进取的精神，总是用老眼光分析问题，没有开拓创新意识，安于现状，不思变革，只注意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

　　4、创新意识不够强。看待详细工作习惯运用书本，不擅长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倾向，做事缩手缩脚，敢试敢闯、求新求变的意识不够强。

　　5、工作方法不够活。自己认准的事理，就抓住不放，甚至自以为是，不擅长吸取他人看法，个人见机行事的实力比较差，在处理问题上特殊是紧急突发事务的问题上优柔寡

　　断不够不够敏捷，方法不够多。6、作风上缺乏指责与自我指责的志气，在工作中听不

　　进不同的指责和看法，自认为自己什么都对，对什么都懂，其实都是一知半解，没有竭力维护好群众的正值利益。自我要求不够严，严以待人，宽以待己。

　　二、今后的整改的措施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明确个人奋斗目标，针对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实行相应的整改措施，努力进一步提高觉悟，增加党性，解放思想，争创实绩。1.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学习主线，通过学习使自己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上有较大的变更，使之更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须要。在身体力行上不断有新进步，在推动工作上不断有新进展。政治理论学习要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形式多样、注意实效。定期与同事学习探讨放开思想，联系工作，结合存在的问题，主动开展肃穆的、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指责与自我指责，使自己能够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2、是全面学习业务学问。扎实地学习分管部门专业理论学问，并向有阅历的前辈们学习，翻阅杂志，学习关于农业方面的先进阅历。同时，多下基层深化段斗实际调查，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工作中的内在规律，自觉按规律办事，把农业工作搞好。同时，仔细学习多方面业务学问，主动协

　　作其他同志，搞好业务工作，努力学习各类相关的业务学问，学用结合，不断增加为人民服务的本事。

　　3、是学习和自觉遵守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常常地学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党纪、政纪、法规学问，不断增加纪律观念和责随意识，自觉做到警钟长鸣，严格做到遵章守纪。同时，团结同志，和大家搞好关系，增加本单位的凝合力和战斗力，

　　4、是定期开展自我指责，深化进行自纠自查，阶段性地对自己的学习、工作和思想进行总结，主要是查找问题和不足，理清整改思路，边查边纠，自责不自宽，严格要求自己，做到防微杜渐。

　　5、是结合当前的工作，抓好自己主管的农业工作，开拓思路，大胆进取，深化农户，田间地头，驾驭第一手资料，同时，仔细做好防汛工作，努力把分管的各项工作搞好。

　　我将以这次作风整顿为契机，严格根据党组织的要求，仔细做好自纠自查工作，找出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自觉学习专业学问，严格整改，格守本分，洁身自爱，严于自律，管住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吃的不吃，不该去的地方不去，明哲保身，干好自己该干的事。从工作的实际须要动身，提高依法办事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实力和各项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为能尽快的适应各项其他工作而不断提高进步。意识形态存在问题缘由分析及整改措施

　　2篇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根据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从更深的

　　战略意义、更高的目标追求，相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有力的政策措施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各项任务，牢牢驾驭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把意识形态工作同经济工作同支配同部署，纳入年终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设立微信工作群，不断增加干部职工特殊是领导干部的责随意识。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坚持四同机制，全力打好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战。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突出学习重点，打造学习型党组织。一是组织开展桂阳发展缺什么，我们须要干什么大探讨。党委书记亲自组织开展桂阳发展缺什么，我们须要干什么大探讨活动并带头撰写调研探讨文章，所写的调研文章《育主体兴产业惠民生领先实现全面小康》荣获县三等奖;设置

　　了桂阳发展缺什么，我们须要干什么大探讨活动宣扬栏，干部职工主动撰写调研探讨文章，并上墙予以公示。

　　二是狠抓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细心制定了中心组理论学习安排，并刚好下发了《敖泉镇中心组学习安排》。加强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每周例会制度、中心组学习考勤签到制、中心发言制、学习通报制、一把手负责制、集中学习反馈制、考学、评学、督学、述学制度。建立健全了中心组秘书档案，抓好学习的考核评分。建立中心组学习经费保障制度，确保中心组学习调研、学习、购书有经费。今年围绕意识形态、计生法规、一条例一准则等内容共组织中心组学习3次，干部职工上交各类心得体会30余篇。

　　三是坚持领导干部微党课制度。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化，分村分支部举办各类座谈会、宣讲会，开展专题探讨和学讲话用讲话心得沟通活动，党政领导坚持每周上一堂微党课，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养，使广阔群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努力创业，勤劳致富。

　　三、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合正能量在舆论引导与对外宣扬中，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扬为主，敬重舆论宣扬规律，讲究舆论宣扬艺术，提高舆论引导效果，为全镇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供应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扬。进一步健全完善新闻三审制，搭建信息互通的平台，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觉。注意把握不同时期宣扬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务及突发性问题刚好尤其注意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殊留意驾驭网络舆情，牢牢驾驭新闻报导主动权。

　　二是强化载体，占据舆论阵地。投入20余万元，先后在各村建立固定的群众工作宣扬栏，在镇区、政府院内设立了大型不锈钢宣扬廊，宣扬两学一做、基层党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廉政法治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平安生产、森林防火等内容，强化宣扬载体建设。

　　三是主动出击，切实加强对外宣扬。主动投稿，半年来共投稿15篇，桂阳手机报、今日桂阳、天下桂阳等媒体对我镇党委换届、平安生产、两学一做、雁过拔毛式专项整治及合并村工作等先进阅历和典型进行了推介报导。同时，我镇胜利推介了感动桂阳十大人物蒹葭村愚公李朝荣修路8年的故事，并在湖南经视和桂阳经视中进行了专题报道。意识形态存在问题缘由分析及整改措施3篇

　　本人根据镇党委的支配和部署，主动主动参与党委组织的学习，仔细学习了有关必读篇目、做好学习笔记。通过仔细努力学习，本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有了醒悟的相识，现在根据学习教化的要求，本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仔细反思和检查，做出了在今后工作中的整改措施，明确了

　　今后的努力方向。现将有关状况报告如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方面比较欠缺。二是满意与当

　　前的事务性工作，而对探究新形势下工作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较少，工作的规范性和安排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思想政治学习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四是学习相关业务学问的主动性不够高，工作不扎实；

　　二、产生问题的根源1、理论武装不够。新形势下，没有能像重视抓业务工作那样，时刻注意抓理论学习；主观上对加强理论学习的紧迫感相识不足。特殊是认为自己文化层次较高，自我感觉理论学问水平较高，因此缺乏进一步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总认为自己驾驭的理论学问在实际工作中够用了，缺乏一种挤的精神、钻的精神、苦的精神，往往以工作忙为借口，不能很好地坚持学习制度，不能很好地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工作发展中的问题，抓工作往往凭阅历、凭热忱，缺乏理论思索，以致有时处理问题时不能把握关键环节，造成工作开展达不到创优的要求。2、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不够。面对纷繁困难的现实生活，存在着忽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的倾向，自觉加强党性熬炼不够，自觉开展指责和自我指责不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志气不足，对思

　　想、纪律、作风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和苗头，缺乏足够的重视；肯定程度上存在着好人主义和怕得罪人的思想，工作上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缺少改革创新的志气。

　　3、宗旨意识不够强。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在开展工作时，群众观点有所弱化，想问题、办事情，有时不能完全从群众利益动身。

　　4、指责与自我指责不够全面。没有很好地拿起指责与自我指责的武器，往往拉不开情面，不能很好地开展主动、健康地思想斗争，致使一些问题未能有效防范，未能刚好发觉和妥当处理，肯定程度也影响了工作。

　　三、整改看法1、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学问学习。学习要根据年初制定的学习安排完成所规定的学习内容，结合自身分管的工作写出有份量的理论探讨文章或心得体会。主动参与各种学习，加强政治理论修养，特殊是要学习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深刻领悟好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增加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2、加强工作的规范性和安排性。对各类工作刚好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支配和部署，并明确应实现的工作目标。3、进一步落实责任。对分管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敢于作出确定，勇于担当责任。同时针对工作作风方面的问

　　题，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对自身的要求。

　　4、切实加强两个《条例》的学习、在贯彻和落实，努力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下功夫。以学习实行两个《条例》为主题，以构建警示训诫防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教化、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全面加强自律，仔细探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刚好实行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保证自身的纯净性和先进性，切实做到自省、自警、自励、自重。

　　5、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看法和建议，切实群众排忧解难，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四、今后努力的方向通过对整改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增加与班子其他成员的团结协作，增进沟通与联系，亲密党群、干群关系，变更工作作风，调动自身的工作热忱，坚持科学发展观，坚固树立三个为民思想和正确的政绩观、社会主义荣辱观，主动探究和寻求新形势下各项事业发展的新路子，新方法，紧紧围绕以人为本，服务为民这一主线，不断开拓进取，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自身新的贡献和成果。

　　

　　

篇四：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较量

　　张峰认为，当前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前沿。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

　　价值观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自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就一直为将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其它利益相结合而绞尽脑汁。”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也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正因为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其文化、外交政策为载体，向世界宣扬和推行其价值观。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想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领导世界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小”。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与军事、经济相辅相成的称霸手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施政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前总统布什表示要在推行“民主”上加大投入，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不少西方国家把传播其政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扩大国际影响的手段。

　　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张峰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它肯定个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导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只有个人才是实在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关系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念和功利主义观念。笼统地说，这种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国情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将这种价值观移植到中国这样一样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却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举一个例子，冰岛议会去年7月27日颁布一项法律，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率先与她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这件事情在冰岛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反应。道理很简单，根源于长期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其他人无权利说三道四。试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该是一种什么情景。近期，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性丑闻不断，却依然当政，毫无愧疚，根源恐怕也是西方价值传统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宽容甚至纵容。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其价值观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价值和做法，冠之以“普世价值”推上神坛。他们在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其发生内乱，引起社会动荡。上溯苏联东欧剧变，前至中亚的颜色革命，近到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无不显示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潜移默化、推波助澜、分化瓦解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盗用“普世价值”名义的策略，确实很有效，也使得不愿唯其马首是瞻、俯首称臣的国家和人民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你不承认他们那套价值，你就是不

　　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不走人类文明的共同道路；你承认他们那套价值是普世价值，你就得走他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将不国，受制于人。

　　应对西方价值体系冲击应具备两个根本态度

　　张峰指出，应对处于强势的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构建起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认识普世价值，或者说普适价值。最根本的态度是两点：

　　一是应该承认有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概莫能外。价值问题亦是如此。没有脱离一切特殊价值而存在的抽象的普遍价值，也没有不蕴含普遍价值而孤立的特殊价值。普世价值就类似于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所构成，并且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作过明确的表态。2003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胡锦涛主席肯定“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6年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温家宝总理主张“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模式。”2007年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承认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给予积极回应，是应有的姿态。在实现普适价值例如人权问题上，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没有输理的地方，不必讳言。我国连续12年以美国的人权纪录回应美国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就是积极的姿态。西方敌对势力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这样他们就有了攻击我们使我们陷于不仁不义境地的口实。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

　　二是决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真理的成份，也为人类社会普适价值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决不等于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在其核心价值体系支配下形成的政治模式，更不具有普适性。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神化，同样也不能把别人的模式神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

　　张峰表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凝聚力主要是指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统一意志上的精神凝聚力，以及建立在精神凝聚力基础之上的民族团结的力量。民族凝聚力本质上是民族共同体对其内部成员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把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强大内在力量。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软实力，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统一。在当代，整合、提升民族凝聚力主要是巩固各民族超越民族底线的国家认同，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这一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今天尤其有重要意义。

　　我国有56个个体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根本价值理念有两点，一是关于各族体在统一国家内的基本地位的价值理念，即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二是实现各民族共同

　　繁荣发展的模式，即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是主导我国社会发展进步、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

　　国家认同是将国家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其核心内容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即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政治领导认同。文化认同是在尊重各族体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共同追求在所有民族之间建立和发展一种共有的文化纽带或体系。相比较而言，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更持久，更巩固，特别是当政治认同出现危机时，有稳固的文化认同，可以消解国家认同危机的程度。懂得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我们可能就理解温家宝总理去年在两会答记者问时就台湾问题讲的这段话：“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凝聚力，不要因为50年的政治而丢掉5000年的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当代，“软实力”的概念是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原院长约瑟夫·奈的倡导而流行起来的。他用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的力量”。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主要区别在于非强制性，是“一种靠着吸引，而非强制与收买，达到目标之能力。”

　　张峰表示，需要指出的是，“软实力”的概念是现代的，但关于软实力的思想却是很古老的。我们中国从来就不乏关于软实力及其作用的思想。例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斐松之也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中国共产党也是善于运用软实力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中，统一战线就属于软实力。

　　价值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和灵魂，价值力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价值观是是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意向、总的观念，表现为人们对该类事物相对稳定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等，是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对于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方有识之士不乏深刻见解。例如，美国未来学家、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根植于某种共同的价值体系，它的存在和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

　　

　　

篇五：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基本概念

　　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比如世界观），存在于共识（参见本词条“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一节）与一些哲学趋势中（参见本词条“政治意识形态”一节），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定义下的意识形态，参见本词条“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一节）。

　　日常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每个社会都有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通常都看不见它。占有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而所有其他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则常常被视为极端，不论到底真实的情况为何。哲学家福柯就曾经写过关于意识形态中立性的这种观念。

　　努力追求权力的组织会去影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将它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与其他团体（比如说在议会外游说通过议案的团体）试图透过传播他们的意见来影响民众，这也是为何社会中的许多人通常看起来都有“类似的想法”（thinkalike）。

　　当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都很类似，甚至忘记了目前的事务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就变成了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Gramsci）所说的霸权（Hegemony）。关于团体迷思（groupthink）这种规模小很多的概念，也有部分要归功于他的著作。

　　现代语言学家在研究概念隐喻（conceptualmetaphor）的机制时，这种“类似的想法”被认为就是透过这种机制传达出去的。

　　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政治的、社会的、知识论的、伦理的等等。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治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比如说，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与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为其基础。其他的例子有：无政府主义、资本主义、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liberalism）、基督教民主主义（christian-democracy）、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纳粹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cracy）。“系统意识形态”（systematicideology）是指将意识型态当作意识形态来进行研究（而非研究个别的意识形态）。（参见条目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型态。）意识形态受欢迎的程度有部分原因是受到道德事业家（moralentrepreneur）的影响，他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政治意识形态是指提出某种政治与文化计划作为参考的社会运动、机构、阶级或大团体，他们的整体观念、原则、教条、迷思或符号。它也可以是通常用来界定某个政党及其政策的一整个政治思想结构。通常是某些道德观形塑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作为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提出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社会模型。基础指社会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在

　　经济基础之上形成，并组成那社会的意识形态，或如它的法律体系、政治体系和宗教。对马克思来说，经济基础决定着

　　超结构，因为统治阶级控制着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超结构便取决于什么对统治阶级最为有利。因此一个社会的意识

　　形态便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混淆着从本质疏离的（alienated）群体和可产生错误意识（falseconsciousness），

　　例如商品崇拜（commodityfetishism）。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其予经济因素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太大的重要性。

　　社会中主要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提出予社会的所有成员，使统治阶级的利益显得就像是所有人的利益。卢卡奇（Gyorgy

　　Lukacs）形容此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投影（projectionoftheclassconsciousness），而葛兰西则推进文化霸权

　　（culturalhegemony）理论来解释何以工人阶级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可有错误概念。

　　资本主义中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依时间前后排列）有：

　　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而它们相应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

　　广泛阶段（extensivestage）密集阶段（intensivestage）当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capitalism）马克

　　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再造工具的看法，是很多理论和理论家的重要的试金石，如知识社会学理论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贝尔（DanielBell），哈伯玛斯（JurgenHabermas）等。然而，曼海姆尝试把“完整”但“独特”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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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至一“普遍”而“完整”的概念，承认所有从社会生活而来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布迪厄（PierreBourdieu）广泛地发展了这个观念。意识形态的三个特征

　　第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

　　第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第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意识形态按其阶级内容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可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每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复杂的，往往存在3种不同的体系：①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②反映已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残余。

　　③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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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_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既否定了意识形态可以淡化的论调，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又否定了对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同等对待的看法，指出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我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决定性意义。

　　一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但就严格意义上说，它专指国家承认和倡导的思想体系。它的作用是帮助分散的社会成员组成共同体，以共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指引他们进行有效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的领域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它与非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给社会意识整体以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来认识：（一）一般意义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发展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和恩格斯决没有因此而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一贯与曲解他们的学说、过分看重经济的庸俗化倾向作斗争。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事实上，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是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不同的是，有的公开强调意识形态，有的表面上不主张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却非常意识形态化罢了。例如，美国就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其国民灌输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普遍适用的标准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以淡化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否则，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自动解除武装，导致人心散乱，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二）特殊意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历史选择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都在我国流行过，但是，它们都先后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国广大人民终于接受了教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出现过曲折乃至严重失误。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与之相应的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而建国后某些时期出现的严重失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应该看到，历史的选择往往以其惯性使人们在现实中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终究不能完全左右现实的选择。在历史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需要在变化发展了的现实环境下，采取恰当的有效的措施加以坚持和巩固。面对新的世纪，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其特殊的重大意义。具体说来，我国所面临的现实环境的变化有如下几个方面：（一）在经济转型中一些人主导信仰发生变化建国以来，由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党的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主导信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在此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得到增强，并且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主流的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乃至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它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小的影响。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我国的经济体制已进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的关键阶段。为了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方面也必须实行相应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体制还需继续建立和完善，旧的体制则仍在许多方面发挥其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种新旧交替的局面，导致一定程度的双轨运行和法规、制度的不完备，有空缺，从而使社会出现某些失范现象。这些现象虽经党和政府大力纠正和制止，但一时还难以取得显著的成效。加之，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诸多意识形式，还需要在既定原则下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探索。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甚至使一些人丧失或减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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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益多元化导致思想观念的多样化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以他们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计划体制下利益格局单一的状况，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分配结构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种分化，若不限制在一定范围，必将影响人们团结一致地向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奋进。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社会上多样化的思想观念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三）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激化意识形态的竞争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我国面临全球范围内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迎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严酷较量。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其经济发展战略和管理同本国文化，包括意识形态特点的有机结合密切相关。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同样是综合国力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新标志。社会信息化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竞争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使它广泛渗入我们的生活，形成短兵相接的态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来求得自身阵地的巩固和发展。（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带来意识形态强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其科学性及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在本质上具有较其他意识形态的优势。但是，当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陷入低潮，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社会某些方面还呈现一定的弱势。因此，在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相对于我国仍有其凭借经济政治实力所形成的强势。由上可知，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有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般意义，而且有其面临当前世情国情的特殊意义。它既是重要的、紧迫的，又是长期的、艰巨的。二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处于何等地位，固然有许多外在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它满足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反映了科学真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它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具有其他意识形态无可比拟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然而，由于近一百多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实践和科学的飞速发展，由于曾经盛行的教条化、经验化倾向的影响，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出有创造性的符合实际的回答。这就提出了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的问题。（一）进一步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继承性由于实践的迅速发展，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观点已经不适用了，有些人却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因此，要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在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方面一以贯之的继承性，下面举其要者进行扼要说明：1.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时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列宁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149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邓小平在十年动乱结束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可见，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是一脉相承的。2.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形态内部诸要素的关系时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2页。）这是对社会矛盾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的经典论述。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在分析社会矛盾时，无不遵循马克思以上的论述所提供的基本框架。毛泽东还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可见，作为科学的社会发展观——社会基本矛盾的合乎规律的运动，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也是一脉相承的。3.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反对英雄史观，十分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主张“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4页。）列宁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53页。），“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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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57页。）毛泽东不仅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且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邓小平进一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见，作为科学的历史动力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也是一脉相承的。4.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认为最好的表述是下列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共产主义是一个联合体，它不是压抑个人自由发展的“虚假的集体”，而是使其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的“真实的集体”。要建立这样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创设必要的条件，即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一切社会财富资源都充分地涌现出来，随之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空前提高，足以彻底打破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观点等。这些条件的创设，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包含一系列过渡阶段的历史过程。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根据自己国家不同时期的国情，在为实现现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而奋斗时，都一刻也没有忘记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是把实现现阶段的革命和建设任务看成是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的实际步骤。尽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可能要经历几十代人的努力，但它不是宗教所提供的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彼岸的终极追求，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存在于现实此岸的值得为之终身奋斗的人类美好的理想境界。可见，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他们面对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任务是不同的，而在追求最终目标上，却是相同的，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继承性，决不止上述几方面。但仅就上述几个方面来看，那种割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有说服力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继承性，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二）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才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相继创立，正是马克思主义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性的表现形态。列宁关于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新结论，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当然作出了主要贡献，但它们同样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重视总结实践经验，善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从而作出科学的创造性的回答，也可以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一定的贡献。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特征和各国的实际结合不够，没有充分体现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有关。紧密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努力回答实践所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中保持其勃勃的生机、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这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三）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世界上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理论来源于批判地继承了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还吸收了人类有史以来的自然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要继续丰富、发展，同样离不开不断吸收世界文明的新成果。列宁精辟地指出：“如果你们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66页。）“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81页。）特别是在思想观念多样化和意识形态的国际竞争激化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要在意识领域内巩固其指导地位，必须具有和发扬这种精神，把世界上以快节奏产生的一切新的文明成果都及时地批判吸收过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对生活爱好多样和思想认识有差异的广大群众保持其强大的吸引力，对他们的思想意识起引导和整合的作用。如果割断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联系，就将使马克思主义蜕变为狭隘的、僵化的、与世隔绝的东西，完全丧失其科学性。三“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国家的支持和倡导，对于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必须有效地加强国家支持和倡导的力度。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是从工人队伍中自发产生的，必须把它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队伍中去。列宁就明确地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作用的任何轻视，都是——完全不管轻视者愿意与否——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341页。）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要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群众的意愿和接受能力，生硬地去进行。相反，要使这项工作做得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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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深入地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仔细地体察他们的要求，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呼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说服力地去分析和回答现实生活中和他们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实践发展的迅速，有不少问题还来不及从理论上予以系统的总结，有待于进一步去探索。因此，我们切不可好为人师，强不知以为知，而是应该采取知之为知之的老实态度，对一些自己并不很清楚的问题，平等地开展讨论。我们既要及时总结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不断增添自身理论的营养，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有说服力地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积极的斗争，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坚定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二）唱响主旋律，发挥媒体的宣传优势一首交响乐曲需要有主旋律，它贯穿于各个乐章。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就要使以它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包含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大型交响乐曲中的强有力的主旋律。一首交响乐曲不能只有主旋律，而没有其他旋律和和声与之相配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只以与其他思想文化形式交织在一起，在多样化中体现自己的主导作用。在这中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单靠行政手段，是无法唱响主旋律的，归根到底，还是要以质取胜，用优美的旋律赢得群众的倾心认同。当前意识形态的传播，可以通过各种现代大众媒体，采取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和表现形式。由于信息渠道的众多和畅通，增加了受众的自主选择性。只有提供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作品，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要，才能为他们所接受，在他们中间产生广泛的影响。何况，我国正面临意识形态的国际的激烈竞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媒体的规模和物质技术手段方面又占有强势。如何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的优势，寓教于乐，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各种大众媒体，采取多种表现形式，满足各层次群众多样化的需要，使主旋律自然地融入其中，这是需要我们长期致力解决的课题。（三）倡导者身体力行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无疑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身教重于言教，倡导者是否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倡导者自己言行不一，不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办事，又怎么能使被教化的群众信服马克思主义呢？江泽民同志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坚定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言行一致，带领群众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四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除了坚持理论建设、理论创新，加强国家支持和倡导的力度外，还必须充分调动基层单位、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在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现实利益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满足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逐步提升民众的素质，增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从而使自上而下的倡导与自下而上的认同统一起来、结合起来。（一）加强社区亚文化建设，协调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所谓社区亚文化是由该地区的居民创造的、反映该社区居民对一些初级社会联系自然认同的文化现象，它以地域性、直接性和一定的情感色彩体现该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和行为特征。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土地使用权向流通领域的开放、城市住房商品化的进展、农村城镇化建设，城乡各社区居民的层次结构和空间分布都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社区亚文化的特征不再表现为以往同质、同职化程度较高条件下的相对一致性，而是差异性、个性增强了。相对于国家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而言，这种社区亚文化是群众性的，它受社区特有的经济政治因素制约，并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但是如果对社区亚文化的变化认识不足，引导不力，就会产生人际关系的疏离，容易造成社区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突，并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影响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影响社会主义信念的巩固。因此社区管理者必须着力培育和引导社区亚文化，使之既为社区广大居民所自觉认同，又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协调，增强居民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能力。要落实这一点，就既不能单纯运用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由政府包办代替，而是要充分依靠社会力量，切实走群众路线，利用好社区内外的各种资源，借助各方支持，满足社区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要求，使他们得到高质量的生活，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作用。在城市，要努力培育社区意识，关键在于培养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和亲和力。在新形势下，要研究并寻找国家利益、社区利益和个体利益的结合点并从政策和机制上解决问题；要注意发挥群众文化社团的作用，带动社区的自我教育和服务。与此相应，还应建立一定的社区文化团体参与社区亚文化建设的激励监督机制；还要针对目前存在的资源开发利用不到位的情况，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充分利用各种调控手段，既重硬件设施又重人力资源，保证社区资源的优化配置，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在农村，则要在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发展内容健康、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以满足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疏导因城乡差别而出现的负面心理。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会起积极的作用。（二）与利益分配制度相结合，切实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另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结合利益分配机制切实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人下岗分流，对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都是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有关企业的职工来说，更是面临政治信念的严峻考验。在暂时利益受损面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在即将加入WTO，不少企业必将遭遇困难的关键时刻，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究竟如何做好？这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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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内存在的许多思想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利益分配状况有关。因此，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紧密结合经济工作。要从不同主体的利益差异出发，抓住利益调整和有关制度建设，以解决他们的生存发展和切身利益为着力点，结合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提升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要在关心职工个人利益、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引导他们把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关心大局，参与政治。只有与调整利益分配、解决职工实际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富有成效；也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克服各种思想障碍，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中去。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自身的经营方略、发展战略不应是两张皮，而应水乳交融。职工思想上的问题有许多直接与企业管理方式、人际关系相关。管理的艺术可以与思想政治工作密切配合。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不仅要熟悉经济事务，善于经营管理，而且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责任意识，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善于体察民情，有虚事实干的本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针对企业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利益分配方式，思想政治工作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应有所不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固然需要坚持一元导向，但其落脚点却是企业的实际。只有与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与职工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越做越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三）拓展学校思想理论教育的领域，合理处理能力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学校（尤其是以青年学生为对象的高中和大学）的价值观和人文素养教育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学生围绕着对自我意识和前途的关注，对社会改革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和参与，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流无疑是积极向上的。爱国热情、国家安全意识都有增强，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科教兴国战略，努力追求有发展前途、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与此同时，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也存在，如实利性的价值取向，主导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观察处理问题上的偏于个人的具体利益等等。在能力与德性之间何去何从成为他们选择中的困惑。这些都反映出学校人文素养和价值观教育方面深层次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拓展思想理论教育的领域，打破仅限于政治观的范围，体现价值观和人文素养培育的丰富内涵。生命的尊严和可贵、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化育、辨别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爱护中华民族的情怀等等都可以成为有意义的思想理论教育的内涵。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众多人文学科的共同参与。知道透过事物的表象发现贴近生存本质的现实，明白自己在社会纵横坐标轴中的位置，了解历史辗转曲折的过程，这对于青年学生综合人文素养的提高和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利用思想理论教育向年青的一代传递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并维持其有效性，必须保证这种教育有相应的物质承当。否则，就容易丧失自身的价值取向，异化成狭隘的工具。要教育青年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须配合一定的利益导向。市场经济的知识观、信息观、效益观、竞争观之所以被社会广泛接受，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导向与这些价值导向是一致的。物质承当问题不解决，健康的社会心态也难以真正形成。学校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必须与社会生活接轨并辅之以适当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一味只强调精神的价值、理想的价值，而忽视现实的教育和物质的价值，忽视主体的差异性和层次感，那就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面向新世纪的青年人，他们的起点、视野和能量都不同以往，我们不能仅仅把他们看作被教育的对象。在指出他们的不足、引导他们前进的同时，应着力营造一个繁荣、稳定、民主的社会氛围并创造条件让他们感同身受。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感召力量，一定能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将广泛地掌握群众，继续有效地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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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冷战”的揭幕——一种建立在法政治学维度上的描述性分析

　　摘要：从法政治学描述性研究的维度上看，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将意味着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冷战”的正式揭幕。在以不战而胜为目标的、启动于“意识形态冷战”领域的思想战中，仅仅用区区的一百多万美元奖金的代价，西方国家就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名义，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启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战”，而其换来的遏制中国崛起、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利益和好处却是要以万倍、十万倍乃至百万倍来计算的。

　　1988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了其著名的政治学著作《1999：不战而胜》,作为他多年从政经验的总结。作为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尼克松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的立场出发，回顾了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冷战史，全面分析了美国与苏联对抗、对话过程中的利害得失，为美国如何率领西方国家赢得冷战的胜利而出谋献策，并针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预测了中国的苏醒和崛起，同时，为防止和应对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尼克松在其一系列的著作中，提出了如何遏制中国的苏醒与崛起的基本战略——开展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冷战”。

　　他在《真正的战争》（1980）一书中指出，“我们要不战而胜，就必须决心以不进行战争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力量。”这就是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只要不操之过急，逐步进行，不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当权者，就能慢慢看到结果。要“使西方的信息穿过每一道极权主义的屏障”，通过“人员互访”、“交换书籍”、“互相广播”，“将会给这些屏障后面的千百万人带来希望”，“侵蚀极权制度的基础”。在《真正的和平》（1984）一书中，尼克松又说，我们“要通过和平取胜。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要寻找一种方法越过、潜入和绕过铁幕，使竞赛在东欧和苏联本土上进行”。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尼克松进一步指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随着苏联与东欧的瓦解，尼克松所预言的中国的崛起与苏醒开始成为现实，并逐渐构成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为实现其一统全球的梦想，美国逐渐将其“意识形态竞争”的战略目标转向中国，并且借助新兴的、超越书籍和广播的信息传播“重型武器”——互联网——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

　　在核心战略上，这场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冷战主要是以“洗脑”的方式进行的。首先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权力拥有者阶级，也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进行洗脑。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战略家们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巨大矛盾和裂隙，以争取消极自由为旗帜，以推行、扩散西方化的“普世价值”为主攻力量，引导并诱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级对政治专权体制的不满，造成中国社会政治阶层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上的断裂——尤其是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断裂，最终启动“意识形态冷战”，完成其和平演变的“攻心战”之战略目标，瓦解因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威胁与挑战。

　　在基本战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首先在经济领域大力支持和培育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发展进程，支持中国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直至资本主义化。在政治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以首先向中国扩散和传播其民主与法治理念为核心战略，在“意识形态冷战”初期直接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灌输其西方化民主——精英式民主——的观念和意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转而采用支持中国的法治建设、鼓励中国采用西方化的宪法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方法对中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渗透与穿插。

　　尤其是在司法改革领域，以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意识形态冷战”先锋势力成功地借助中国司法官僚阶层对独霸、擅断司法权力的渴望和对财色的贪欲，以强调片面的“司法独立”为手段，助长了司法集权主义和法官擅断主义，使得中国法院系统成为最大的、最不受制约和监督的和“最不讲理”的国家权力机器，通过鼓励司法职业化将中国的法庭审判与中国人的善良品性和道德良知割裂开来，成功地瓦解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最初目标——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并进一步使得中国的司法机关，尤其是中国的法院系统，成为制造中国社会政治混乱和群体性政治冲突事件的最大发源地。并在中国的司法系统中为使中国陷入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建立了一个“意识形态冷战”的桥头堡和滩头阵地。——这种“最不讲理”的国家机器的现实存在，成功地激发了中国数亿人民对司法机关的强烈的不信任乃至敌意，从而为“意识形态冷战”向中国政治的纵深地带的发展奠定了战略前提与战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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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中国的知识分子挑战官僚阶级的政治权威，并进而挑起官僚阶级与知识分子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华政治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冷战”的主阵地。而这种“主阵地”的选择是基于以下的认识：首先，占中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民和市民都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要让他们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洗脑”，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和财富，给数以近十亿计的贫困人口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完全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也是美国的财力所承担不起的。最容易被洗脑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经济上大体位于中产阶层的地位，衣食无忧、福利由保障，只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不具有统治地位而感到不自由、不民主，他们急切地想获得政治分权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这种正当的要求必然遭到权贵阶层和官僚阶级的抵制与反对，于是，他们便和中国的普通市民不同——他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情愿倒交学费来获得美国人心中的“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被尼克松形容为“我们手中的一手好牌。”尼克松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它们的力量在于并不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而只是认为个人与民族应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传统的官僚文化逐渐代替共产主义信仰，原来的人人公平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失去了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而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又加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集中体现为中国知识分子阶级与官僚阶级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和矛盾，而知识分子通过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对政府、执政党的牢骚与指责加强了原本就存在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形下，主张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便与主张独占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抵牾。当这种抵牾和冲突发生到严重对抗阶段的时候，官僚政治的权力惯性就导致它们非理性地诉诸法治和国家强制力，动用国家机器压制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权力诉求，于是，冲突便展开了。在这种情形下，利用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推行美国式的“普世价值”，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改造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雇佣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基本上可以以九牛一毛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代价就获得意想不到的极大效果和利益。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2010年10月的时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将中国的一位已经投入监狱的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代表推上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于是，我不无惊奇地看到：在以“不战而胜”为目标的、启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战”中，仅仅用区区的一百多万美元奖金的代价，西方国家就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名义，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启动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战”，而其换来的遏制中国崛起、应对中国挑战的国家利益和好处却是要以万倍、十万倍乃至百万倍来计算的。这真是“一本万利”的超级买卖啊！！！正如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战的战场的。难道不是吗？（20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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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为了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是工人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而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阶级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指引人民争取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都先后在我国流行过、尝试过，但它们都失败了，成了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深深扎根，引领中华民族走上了光明之路。包括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我们党的许多早期革命家，最初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目睹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惨状，在他们头脑中首先产生的是救国救民的意识。他们接触、研究过各种各样的主义，最后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许多进步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同我们党肝胆相照、精诚合作，就是因为他们有与我们党相近甚至相同的救国救民的思想起点，他们也是经过复杂的探索过程以后才信服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成就。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98页）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都要竭力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有人认为，当代西方国家不强调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极端个人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要以极端个人主义为核心内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极端个人主义渗透和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个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不仅有力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统治，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推行霸权的重要工具。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党性”的虚伪态度，它公开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的，明确宣布要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纵观人类历史，尽管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但没有一种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媲美，没有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改变世界面貌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断遭受各种诽谤、攻击、谩骂，但马克思主义真理如燧石一样，越敲击越放出耀眼的光芒。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的政权性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与其进行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人认为，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应该放弃所谓的“正统”及一元化观念；有人提出，应该消解、废除“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哲学”，宣布“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不应占主导地位；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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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近来，有人把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宪政观念鼓吹为所谓“普世价值”，主张中国应把这些“普世价值”确立为指导思想，与国际接轨，其实是与西方制度模式接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反映这些所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种，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但是，这是就人类历史长河和世界范围而言的，具体到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来说，尽管也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在任何社会，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关系。在阶级社会，一定的物质关系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关系，而阶级之间的关系又决定着阶级之间的思想关系。因此，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用意识形态的“复数性存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并不是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也是多样的。孟子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性也。”不齐、多样是事物充满活力的表现和动力。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人的文化需要的多样性决定的，不仅人与人的需要不同，而且每一个人的需求也是多样的。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文化需求当然就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党中央提出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任务，也正是为建设一种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文化需求的多样文化。但是，各种各样的文化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必然有主有次，必然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有了这个主旋律，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旋律，才能保证文化的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有了这个主旋律，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杂音和噪音，我们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与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根本一致。这就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列宁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09页）由此可见，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关系，不仅可以防止思想僵化，而且可以防止各种腐朽和错误思潮的泛滥，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形成一种既有统一意志又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

　　指导思想多元化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会妨碍发展民主。这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和真诚的实践者。我们党始终把追求人民民主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总是与一定阶级的思想、一定国家的制度相联系。抽掉民主的社会内容特别是阶级内容而当作抽象的信条，是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实行少数人特权的政治势力惯常玩弄的思想游戏。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理论，揭示了民主建设的规律，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民主愿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指明了方向。那种不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民主，因为那样的民主，最终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而社会主义制度一旦解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及其他一切权利都将付诸东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这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践表明，形势越是复杂，社会越是多样化，就越需要在根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本质和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而又不断发展自身中，才能真正实现。对我们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一定不能丢，永远不能丢，丢了就失去党魂、丧失根本，但这绝不是要我们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或个别结论不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到头来必然要葬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重在建设，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不能缺位、不能含糊，有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同时要坚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最大限度扩大共识上取得最佳社会效果。正确区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无论处理什么问题，都要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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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密切关注社会思想动态和文化发展趋势，着力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复杂局面、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提高建设大众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

　　胡锦涛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完全可以肯定，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只要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会坚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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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若干问题一些思考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要着眼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重要问题，努力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和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攻与防”，坚持在主动进攻中坚守阵地

　　面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浪潮，面对国内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斗争将更加复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挑战：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主要目的就是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广泛运用，使知识信息无国界急速流动，思想文化交流呈现鲜明的跨国界的特点，使国际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趋直接便捷，更显“短兵相接”，目前，我国80％的网上信息是美国提供的，90％以上是英语，我国的信息输出量仅占全球互联网信息量的0．05％。这说明，我国在网上对世界的影响还十分微弱。三是中国“入世”冲击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意识形态在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中，已经大方大举不知不觉地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并取得很大成功。四是国内“四个多样化”影响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使人们的心态普遍显得烦躁不安，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大范围、远距离、长时间的人员流动，使思想政治工作“断层”、“盲区”增多；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择业标准发生裂变，一些人的敬业精神开始淡化，甚至因下岗失业而产生怨气，形成怒气，导致泄气。五是“多元化”、“私有化”、“多党制”等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杂音、噪音时有出现，程度不同地干扰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在主动出击中坚守阵地，在增强马克思主义“攻击”能力的同时增强“防御”能力。“防”是为了“攻”，“攻”是更好地“防”，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绝不能搞“国际接轨”的。我们一定要用“时代的要求”来审视意识形态工作，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意识形态工作，用“改革的精神”来推动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通过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动摇。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要搞“思想专制”，而是要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否定思想的多样性存在，而是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要明确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并不是要搞意识形态至上，而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2、通过推进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要切实组织实施好“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要加强对重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推出一批有分量能经世致用的研究成果，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深层次思想理论问题，使我们的理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爱，并内化为处世、行世、立世的实际行动。

　　3、通过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穿透力和影响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宣传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在宣传文化阵地建设问题上，一是要“守住”，二是要“占领”。要切实加强各级各类宣传阵地建设，形成以党报党刊为重点，包括新闻出版、社科理论、社会文化等在内的、覆盖城乡各个层面的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网络。要通过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的管理，决不给错误言论提供传播渠道。二、科学引导思想观念的“统与放”，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引导人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是新形势对宣传思想战线提出的紧迫任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是一个内在协调、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解放思想是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统一思想是必然结果和主要归宿。解放思想是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宣传思想工作担负着解放思想、统一思想、武装思想的任务，一定要准确把握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辩证关系，坚持科学的“统”与“放”，正确引导人们思想观念向前发展，做到统而不死，放而不乱，为全面小康建设提供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要破除“紧箍咒”。“紧箍咒”怎么破，我看要“三破”。一是要破除思想观念上的“紧箍咒”，克服过时的理论观点、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个解放思想的最大阻力。二是要破除规定做法上的“紧箍咒”，进一步改变政策不公与政策歧视等问题。三是要破除体制机制上的“紧箍咒”，进一步解决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战线过长、分布过广、垄断经营，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把思想解放贯穿于改革的各个环节和发展的全过程。

　　要把好“方向盘”。转换脑筋但不随心所欲，打破常规但不逾越规矩。思想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解放思想不能搞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不能搞不着边际的异想天开，也不能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一句话，就是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还要统一思想。思想大统一，就会实现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成就大事业。怎样统一思想？我认为既不能在保守中统一，也不能在迷茫中统一，更不能在错误中统一，而必须在开放中统一，在清醒中统一，在真理中统一。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回答解决好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一方面，要着眼于用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回答有碍于思想统一的重大理论问题，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看待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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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正确看待改革开放、正确看待党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回答有碍于解放思想、统一思想的重大实际问题，正确回答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正确回答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

　　要找准“坐标系”。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关键是要明确把思想从哪里解放出来，解放到哪里去；用什么来统一思想，把思想统一到什么地方去。这里，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都有一个以什么作“坐标系”的问题。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坐标系”来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既要把好“向”防止误入歧途，又要把好“度”避免过犹不及。真正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统一行动。要防止“两边倒”，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反“左”、反右，防止以“左”反右、以右反“左”。要防止“一阵风”，不能把解放思想庸俗化，不能把统一思想简单化。要防止“走极端”，不能认为创新就是全盘否定，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意识形态“统”与“放”上走两个极端，必然导致不是统死了，就是放乱了。苏共党亡政息在这方面的教训就很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三、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建设的“破与立”，坚持在批判继承中创新发展

　　先进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进的号角。当今世界，文化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环境、传播条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一定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制订相应的文化发展战略。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坚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方针，在批判继承中创新发展，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繁荣。

　　要弘扬主流文化。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弘扬主流文化就是弘扬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力倡导和弘扬熔铸着中华民族精神、情感、意志和优秀品格的主旋律文化，自觉地摒弃那些腐朽落后、低级庸俗的文化，牢牢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弘扬主流文化，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源头。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服务，把反映、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作为建设先进文化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能以赚钱为唯一目的，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见利忘义，精神生产及产品不能完全商业化，文化工作者不能完全商人化；必须实施好精品工程，增强精品意识，努力生产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渗透力的作品；在一手抓繁荣的同时，还要一手抓管理，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清除文化垃圾，用健康有益的文化产品占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阵地。

　　要创新本土文化。我们建设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本土的区域的中华的文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本质。无论世界文化交流如何扩大，我们的文化都只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创新本土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承和延续，而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和重塑，是从内涵到外延的不断开拓、创造和更新。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当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进行认真审慎的分析、过滤、选择。

　　要借鉴外来文化。先进文化的建设和繁荣离不开对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中国的先进文化要得到发展，决不能离开世界?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要反对夜郎自大的排外主义，又要抵制生吞活剥的全盘西化。“以我为主”，就是在外来文化的引进中，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为接受主体，以民族文化能否认同为前提，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意识形态不能与国际接轨，接轨就必然“出鬼”。“为我所用”就是引进外来文化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批判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并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改造、整合和创新。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者，要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去了解和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尽快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

　　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要反对夜郎自大的排外主义，又要抵制生吞活剥的全盘西化。“以我为主”，就是在外来文化的引进中，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为接受主体，以民族文化能否认同为前提，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意识形态不能与国际接轨，接轨就必然“出鬼”。“为我所用”就是引进外来文化要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批判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并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改造、整合和创新。我们的宣传文化工作者，要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目光，去了解和吸收各国的先进文化，尽快实现我们的“文化自觉”。

　　在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还要高度警惕文化殖民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某些西方国家为了达到其经济和政治目的，利用一切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输入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因此，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对西方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造成的冲击，要保持清醒，未雨绸缪，确保本土文化安全。要建立积极的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对外来文化给予我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构成的威胁作出预告性、警示性反应，运用法律的、市场的、行政的手段，对那些可能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因素予以防范。四、正确对待群众需求的“雅与俗”，坚持在不断满足中提升品位

　　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应当对马克思的一段话非常熟悉：理论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群众对理论的需求程度，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理解，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其一，理论能不能为群众所接受，要看群众需不需要这种理论；其二，群众需不需要理论，要看这种理论科学不科学；其三，只要群众需要并自觉接受理论，理论武装工作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即精神变物质。理论工作是如此，意识形态的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我们每做一件事，每开展一项活动，都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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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科学性，都要符合群众的需要，这样才能被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重温马克思的教诲，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从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每一位同志必须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认真研究干部群众的精神需求，把满足和提升群众的精神需求摆到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

　　第一，以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信号。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群众。我们的工作要得到干部群众的认可，我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对群众的精神需求了然于胸，尽量使宣传工作与群众的需求“正相关”，做到“正中下怀”。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释群众之所疑、办群众之所需，这样我们的工作就能在“大众化”的前提下“化大众”，做到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唯有以群众需求为第一信号，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才能赢得群众信赖、拥有群众基础，才能枝繁叶茂、根深果丰。

　　第二，以挖掘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选择。我们经常讲宣传思想工作要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怎样才能主动？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研究和开发群众的精神需求。如果我们把这作为第一选择，事先掌握了群众的需求，并根据这种需要来做工作，那么，我们就真正掌握了主动权。正如促进物质生产要启动消费者的物质需要一样，促进精神生产也必须启动消费者的精神需要。当前，人们的精神需求还大有潜力可挖。有关经济学专家预言，中国13亿人口潜在的精神消费能力约在5500亿元以上，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既对宣传工作的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又为宣传工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宣传思想工作者要首先选择抓住挖掘群众精神需求而作为，抓紧研究群众精神需求的走向，把握其内在规律，在承担好历史使命的同时，不断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力争事业产业双丰收。

　　第三，以满足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目标。群众的呼声是群众需求的集中体现，也代表着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宣传工作的生命。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精神需求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于群众的需求，只要是正常的、合理的，都应该尽量地去满足，一时满足不了的，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地加以满足。在满足群众精神需求方面，要努力做到三点：一要坚持“三贴近”。群众是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也是文化市场的最终评判者。文化工作者、文化单位创造生产的产品要转变成群众的消费品，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但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堪称“惊险的一跃”，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要面向群众，符合群众的需求，否则，就不能进入和占领市场。二要讲究辩证法。既要满足多数人的精神需求，又要关注少数人的精神需求；既要重视高层需求，又要维护普通需求；既要满足正面的、积极的需求，又要引导负面的、消极的需求。在满足群众精神需求时，要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杜绝片面性。三要注重个性化。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群众的精神需求往往呈现出个性化、差异性、参与性、多样化等特征。宣传思想工作要尊重和关注个体的差异性，尽可能多层次、多视角地满足不同个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四，以引导群众精神需求为第一责任。宣传思想工作做的是人的工作，其重要职责就是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以革命的人生观、以奉献的价值观引导人。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信息传播的网络化，使得各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简单，人们进行价值抉择的自主性越来越大，价值抉择的结果也越来越复杂。对干部群众正面的、积极的、合理的精神需求，我们固然要努力满足，但对那些负面的、消极的、不合理的精神需求，也要理直气壮地引导，以正确的价值观去加以矫正，自觉坚持满足需求与引导需求“两手抓”。五、严格区分文化产业的“管与办”，坚持在科学管理中加快发展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纠缠于宣传文化究竟姓“事”还是姓“产”的争论，也无须去论证文化产业要不要发展，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加速发展、如何协调发展、如何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解决文化产业如何发展，发展文化产业事由谁来管、业由谁来办、钱从哪里来等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

　　1、实现文化产业的调控方式由管办一体向管办分离转变。要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打破政府既管文化又办文化的格局，把文化事业和产业区分开来，政府自觉地转换角色，转变职能，重新定位，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来，主要管事业；同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塑市场主体，培植一批能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把那些可以进入市场的产业放手交给企业去办，实现管办分离。这对政府是一种解脱，对企业是一种机遇，对文化产业是一种支持。西方在总结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时，认为政府“最大的供给就是不供给”，也就是说政府要放手让权，不要过多地干预企业。我看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当然，政府由直接办文化产业转向间接管文化产业，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就无所作为，更不说明政府可以推卸发展文化产业的责任。今后，政府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的主要职责，一是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强化指导、协调和监督检查手段，促使各类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二是制定法规政策，规范文化企业行为，维护文化市场秩序，保证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三是为文化企业提供必要和及时的服务，不断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特别要保护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四是通过经济杠杆导向文化产业的布局和结构，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五是通过建立文化产业行业协会，增强行业的自律。只要发挥好了政府和企业“两个积极性”，文化产业必将发展得更健康、更顺利。

　　2、实现文化产业的经营规模由散兵游勇向做大做强转变。现在我们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紧随其后的是文化的全球化。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只要你把自己排斥在全球化和世界之外，那么，世界也会无情地、残酷地把你排斥在外。因此，我们发展文化产业，视野要更加开阔，尽可能地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实现经营规模的做大做强。在当前世界，文化产业领域的控制权、话语权被众多实力雄厚的文化跨国公司所垄断。集团化是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走向，人们把文化产业的世界性竞争性形象地称为“巨人之战”。所谓巨人，实质上就是垄断性集团。为什么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必然导致集团化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集团经过多次的兼并和重组，综合了资金、技术、人力、经营和品牌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完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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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超额垄断利润。适应“入世”和全球化的新形势，我们的文化企业要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要配置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如果还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还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还是互相拆台、恶性竞争，还是彼此分割、不成气候，恐怕就很难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了。发展文化产业，市县一级考虑到还刚刚起步，可以从实际出发宜大则大，宜小则小；而省级文化产业就应有远大的胸怀，应具世界的眼光，埋头苦干，背水一战，来一个“第二次创业”，抢占制高点，尽快做大做强。

　　3、实现文化产业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文化产业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对所需资源也有较高的要求。从长远来看，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对文化产业的需求却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不能走盲目扩大规模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之路，而要在生产规模不变，?ü谠甲试础⒔谠祭投Α⒔谠汲杀镜那疤嵯吕┐笤偕

　　庋幕档脑龀し绞骄褪迪至舜哟址判拖蚣夹妥斓哪勘辍?要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实现集约型经营，关键要抓住两条：首先，要依靠科技，加快科技文化创新，以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来推动全省文化产业水平和质量的提升。要大胆地引进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产业技术设备和制作方式，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技术装备和科技含量。要善于运用高科技手段，有效地打击各种形式的盗版和侵权行为，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其次要调整结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往往能引起文化产业质的变化。要按照合理原则、优先原则、竞争原则适时调整文化产业结构，以结构的调整促进文化产业增长方式的转变。4、实现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国内外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只能是企业而不能是政府。美国的硅谷就是政府只给政策，依赖社会资本兴办起来的，其结果是硅谷越办越红火，享誉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要社会化、市场化，要多渠道、多体制、多层次地办文化，形成国有、集体、个体、中外合资等多种所有制兴办文化产业的格局。各级政府在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投资文化产业时，要始终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构建引导有效的投资机制，让投资者消除心理压力，感到投资安全可靠，有利可图。要保护各类投资者的利益，建立起民营、外资企业与国有、集体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形成规范的市场秩序，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闲置资金来发展我省文化产业，使我们的文化产业领域呈现万紫千红春满园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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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党委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能力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建设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着眼打造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坚强“一线指挥部”，下大力提高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能力。用战略思维和政治眼光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新变化。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进行的，是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一代逐渐成为社会主体的情况下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变化。比如，由遏制打压转向“颜色革命”，由外部围攻转向内部演变，由单渠道信息输出转向全方位思想文化渗透，等等。各级党委、领导必须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用政治眼光审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形势，充分认清社会制度的不同、根本利益的冲突、价值观念的差别，决定了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根本目的不会变，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部队意识形态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争夺群众的“攻防战”。当今时代，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部队思想政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青年官兵的政治防范意识在弱化。现在一些青年官兵头脑中缺乏“讲政治”概念，只看到握手与拥抱，看不到背后的较量与博弈；只看到合作与发展，看不到背后的争斗与利用，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二是随着互联网和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领导干部的信息优势明显减弱，主导舆情的难度增大。三是现代传媒的渗透作用明显增强，使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观点、生活方式呈现在广大青年官兵面前。对此，各级党委和领导既要看到信息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也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面临的新挑战；既要看到青年官兵充满时代活力的特点，也要看到他们容易受到影响的脆弱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积极主动加强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新的形势任务，要求各级党委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社情兵心，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仗。一是从传统思维中跳出来。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从过去那种“非白即黑”的教条思维中跳出来，从“只重利益、忽视政治”的功利思维中跳出来，理性思考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始终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观念的前瞻性。二是善于用先进思想文化占领精神高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要始终着眼“三个确保”时代课题，以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突出“忠诚于党”这个首要要求，教育官兵铸牢“军魂”，永远听党指挥。三是围绕热点问题积极主动应对。当前，应针对西方“普世价值”理论的虚伪宣传，深入开展为什么军队不能“非党化、非政治化”、不能“国家化”和“六个为什么”学习教育活动；针对网络成为斗争主渠道的实际，充分利用“互联网进军营、政工网进班排”的优势，鼓励官兵参与网络交流互动，培养我们自己的“红色版主”、“舆论领袖”，用正确的思想观念占领网络阵地，使部队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与时俱进、扎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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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作者：赵畅

　　作者机构：辽宁中医药大学社会科学部,辽宁沈阳110847

　　出版物刊名：大连干部学刊

　　页码：10-13页

　　年卷期：2016年第6期

　　主题词：“两个决裂”意识形态斗争

　　摘要：＂两个决裂＂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其基本观点是＂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从实质来讲,就是＂两个决裂＂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因此,正确理解＂两个决裂＂思想,对于我们当下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主动,并取得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篇七：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意识形态领域典型案例通报

　　7月10日，天津市通报3起不作为不担当典型问题，其中一起因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不力的典型问题引起舆论关注。通报称，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巡视员、副书记张世军同志违反工作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不力问题。2018年10月，在高新区某论坛举办过程中，高新区工委宣传部未按照规定对论坛活动履行审批程序、未对主讲人进行严格核查、未对现场进行有效管控，导致出现错误言论，造成恶劣影响。张世军作为负责宣传工作的副书记，本应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好导向、守住阵地、管好队伍，但却重视不够、履职不力，对意识形态阵地失察失管。2019年2月，张世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篇八：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

　　当今世界处于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和调整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交流交融交锋异常频繁，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多变、斗争尖锐严峻，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高校是知识和思想的创造源和集散地，也是各种思潮和价值观念争夺的前沿。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多种思潮交织和交锋的新特征，对高校的办学方向、教学科研以及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新的挑战，把握高校意识形态主导权形势紧迫、意义重大。

　　一、高校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经过各级主管部门和高校师生的共同努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加强。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央的要求、形势的发展和学生的期待还有不少差距，在教育实效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

　　1.教育模式存在弊端。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化、国际化及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落后于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是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化，各种意识形态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错中复杂。然而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模式却未能与时俱进、及时转型。意识形态教育内涵更为全面、更为广泛，而许多教师更为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对实践中的热点、难点以及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关注不足。一方面，青年学生对意识形态理论课的认同的程度较低，相当一部分的学生上课仅仅是为了拿学分。另一方面，授课老师的教学内容过于固定，对现代新现象、新问题、新科技、新观念反映得不够，使得意识形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离，变成远离生活的理论说教，降低了理论课的教育实效，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

　　2.教育理念认识缺失。在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理念方面，部分任课教师存在着注重知识教育，而忽视价值教育的现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部分教师没能正确地认识学生的思想动态，没能理解思想政治理论的真正的价值目标所在，仅仅将课程教学内容当作理论体系加以灌输，只注重学生对知识信息的掌握，而没有对理论体系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分析和解读，从而无法实现课程的意识形态教育目的。在其它非意识形态课程教学过程中，许多任课教师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往往否认意识形态教育在高校教学和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性，在教学实践中没有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渗透教育，在个别学科科学领域中，部分教师无视我国的国情、社情，总是不加分析地运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批判当下的中国实际，极大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教育合力不足。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各个部门和教师的相互配合与密切协作。但当前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主体普遍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难以形成教育合力。在课程设置上，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比例不合理，重视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忽视甚至以实用课程代替政治教育、人文教育，忽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提升和精神价值所求，导致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边缘化;在日常管理中，有些高校的领导者、管理者只关注业务工作，重视学校的发展规模和办学效益，而忽视了学生的日常思想教育工作，这大大削弱了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4.教育环境复杂化。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困境不仅来自其内部，还来自其外部社会环境的挑战和压力。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在相互冲击与碰撞，高校作为教育基地，是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之地，青年学生受社会环境和社会信息的影响更为激烈，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先进网络技术的掌握，使他们更容易掌握和了解全球化过程中呈现的多元思想。然而一些国家甚至一些不法分子借助网络载体、各种文化产品等渠道公开

　　或隐蔽地传播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或刻意放大和攻击我国当前的党风问题和社会问题，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和发展时期，对不良的社会意识形态缺乏科学理性的判断，容易盲从，从而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元、多样、多变的价值观念不断地投射和渗透进高校，“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和价值观念在高校潜滋暗长，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以及鼓吹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思潮在校园里不时泛起，个别教师缺乏职业自律，以学术自由为由，突破政治、法律、道德底线，滥用课堂话语权，在课堂上公然发出“抹黑中国”、“扭曲历史”、“美化西方”的言论。

　　二、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成因分析

　　1.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尚不到位。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对意识形态工作和高校业务工作辩证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尚未形成学校各部门协同创新意识形态工作的合力。

　　2.对教师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关键作用认识不到位。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重视专业能力而忽视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等素质，缺乏对教师进行法律、政治、道德底线教育。

　　3.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力军，在部分高校实际处于弱势地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有待提升，意识形态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双轨制”，即思政课强调意识形态教育，个别专业课则有意无意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唱反调。

　　4.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思潮和错误言论缺乏有力有效的回应和反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不够，对当代中国现

　　实问题的解释力不足，对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认识不清，对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的传播机制和规律把握不足，未能在重大问题上占有主动权和话语权，发声不够，影响有限。

　　三、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对策

　　高校是理论研究创新的主阵地，也是思想活跃的大讲堂，是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和新理念新思潮的策源地，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直接、更系统、更深入地接触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体系，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斗争和冲突在此表现得更加直接和尖锐。高校只有掌控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引领权、管理权、话语权，才能守住宣传思想阵地，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使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拥护新时期治国理政总方略，是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积极主流，才能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和凝聚全社会团结奋进。

　　1.强化认识，转变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理念

　　2.建设队伍，加强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3.巩固阵地，占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高点

　　4.深化研究，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软实力

　　5.创新方法，提升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实效性

　　抓牢“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根本任务，关注好高校师生的生活状态和发展状态，创新工作方法，主动化解交互式大众化广泛参与的文化时代所带来的各种困境。高校加强传统新闻媒体建设的同时，加强网络媒体的建设与管理，切实提高新闻舆论的引导能力，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教育和感染广大师生;同时深化“中国梦”、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大主题教育”，提高青年学生意识形态认识，引导青年学生多看主流、多看本质、多看光明面，倡导科学精神，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努力在高校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舆论环境。

　　教师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教师读书心得体会

　　教师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篇1寒假中，我认真拜读了王晓春老师的著作《今天怎样当教师》，虽然

　　书中的100个教育案例都是出自中小学校园，然而却关系到所有教育战线上的教师们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理解。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当教师书中一言以蔽之：光有良好的师德是不够的，光激情燃烧是不行的，还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的专业水平。

　　要当好教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工作中，对待问题要多问“为什么”，学会理性的思考进行分析。下面对书中的一则案例发表自己的感触：下面对书中的一则关于教师的爱的案例发表自己的感触：

　　案例中讲的是一名老师帮助一个学习成绩差且没有兴趣的孩子培养兴趣，提高学习成绩的案例，案例中，那名老师的耐性让人佩服，他真的是倾注了自己的爱给学生。感动之余不仅想到，如果有人问我：“你会喜欢每一个学生吗”在没有看书之前，我会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爱每一个孩子是教师的职责。这不正是经常教导我们的思想吗要全身心的把爱无私的奉献给每一个孩子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正是教师的职业精神吗我们的教师行为是否与说的相一致面对案例中的学生，自己是否能向那位老师那样耐心呢这时我不禁想到了自己在看到成绩优秀同学那一字不差的作业时的心花怒放，和看到成绩较差同学那满是狼籍的作业时的怒火攻心，反省一下，我是否真的做到自己所说的爱每一个学生，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呢

　　细细品位王老师的点评，不禁让我感触颇深，她说：“要区分职业的爱和私人的爱”，书中说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应该主要是职业的爱，而不是私人的爱。因为任何一个人爱的付出，都是有选择，有重点的，“博爱”不仅会把人累死，更把教师的职责范围扩大。是啊，职业的爱是必须做到的，但私人的爱是无法强求的。教师就必须用教师的职业的爱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在孩子有困难时，在孩子做错事时，在孩子得到进步时，作为教师才能一视同仁的对待，教师的爱就是渗透在平时的点滴中，贯穿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简单的几句话让我豁然开朗。

　　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这个极端的教育谎言像枷锁一样天天束缚着我，使我常常生活在自责和愧疚之中，使我天天怀疑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我真的就认为我就是那个不会教的教师，否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学生不会学习呢。今天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它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宣传鼓励口号，而绝不是评价教师工作的客观标准。

　　老师们，让我们轻松上阵，用智慧教出趣味，用新观念育出不同的人才，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工作，做一个享受教育的阳光教师吧!

　　教师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篇2在《我的教学生涯》一书的扉页上，诗人臧克家为斯霞题诗一首：

　　“一个和孩子常年在一起的人，她的心灵永远活泼像清泉。

　　一个热情培育小苗的人，她会欣赏它生长风烟。一个忘我劳动的人，她的形象在别人的记忆中活鲜。一个用心温暖别人的人,她自己的心也必然感到温暖。”这是斯霞老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是她“童心母爱”的真实写照。

　　斯霞老师从事教学72载，包括解放前20多年和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她所走过的是一条很不平坦的道路。在旧社会里被人嘲笑、瞧不起，受尽贫苦的折磨，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曾被打压和评判，但即使是在这样的逆境中她都不悔做一名小学老师。有人说过：“信念是人生征途中的一颗明珠，既能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也能在黑夜里闪闪发光。”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信念在支撑着她的行为，又是什么让她身处逆境却对教育事业义无反顾在书中我找到了这样的答案：“关于信念，斯霞自己也是说过的。‘当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一切为着孩子的成长，一切为着祖国的未来这样的信念时，我感到我是幸福的。……有了对所从事的工作执着的热爱，再平凡的岗位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贡献。’”正像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的：“信念只有在积极的行动之中才能够生存，才能够得到加强和磨炼。”斯霞老师正是如此，她没有让自己的信念成为“花瓶”，而是用她的实际行动丰富了她的信念，让它看起来是有血有肉的。她用她的信念和行为诠释了爱岗敬业的真正含义。

　　对于一名教师来说什么是爱岗敬业呢，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第二条是这样说明的“热爱教育、热爱学校，尽职尽责、教书育人，注意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不敷衍塞责，不传播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思想。”它是一个标准更像是一个方向标。这让我想起了一则故事：有人问三个砌砖的工人：“你们在做什么呢”第一个工人没好气地嘀咕：“你没看见吗，我正在砌墙啊。”第二个工人有气无力地说：“嗨，我正在做一项每小时9美元的工作呢。”第三个工人哼着小调，欢快地说：“你问我啊朋友，我不妨坦白告诉你，我正在建造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教堂!”这也许就是问题的症结。有些人，不知道尊重自己的工作。他们把工作视作取得面包、衣服、房子的一种讨厌的“需要”，一种无可避免的苦役。而在一个人将他的工作视为苦役与痛苦时，

　　他是决不能在工作上竭尽所能的。爱眼下的工作吧，选择了做教师，就努力做一名像斯霞一样的人民教师。也许不能像她一样成功，但只要我们努力了就不愧教师这个称谓了。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一个人一生的成就。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投影。它的美与丑、可爱与可憎，全操纵于我们的手中。人们常说：教师是红烛，牺牲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教师是人梯，让别人踩着自己的肩头攀登辉煌；老师是艄公，把一批批的学生送达理想的彼岸。这些都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赞许，但同时也强调了教师的平凡。教师这个岗位是平凡的，一个人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同时也就选择了平凡和奉献，在芸芸众生中，他平凡得像银河里的一颗星，大海里的一滴水。在他的一生中，也许不会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然而，只在真正做过教师的人，只有把自己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作为一名教师的幸福。

　　教师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篇3暑假期间读了李镇西老师写的《做最好的班主任》这本书，感受颇深。

　　这本书是李镇西老师26年班主任工作经验和教育智慧的精华集萃，全方位的阐述了他的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家长观、班级管理、学生思想工作、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的理念和实践。从这本书中让我深深体会到要构建和谐师生关系非常重要而且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1、要热爱学生。“教育不能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灵魂。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正确对待、宽容学生所犯的错误，才能耐心的去雕塑每一位学生。特别是对待班上的后进生，更要给他们多一些的爱。要经常找他们谈心，多发现他们的优点，及时地给予表扬，督促他们不断前进。

　　2、给学生以尊重。尊重比热爱更为重要。因为给学生以尊重学生才能感受师生的平等，才能感受自尊的存在。一旦他们认为失去自尊他们就会失去向上的动力，精神的支柱，由此导致消沉。反之，他们就会获得向上的动力源泉。为此，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意愿、隐私权等等，采用一切的方式肯定学生，赏识学生。

　　3、做学生的朋友，走进孩子内心

　　真诚关心和爱护学生，不仅在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等给予关心，而且要具体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我就让学生写《老师我想对你说》，把平时不敢当面跟老师说的话通过写的形式告诉老师，让老师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想法，使得学生更能感受到教师的亲切与平易近人。

　　小学生尽管年龄小，但他们也是感觉敏锐、有独立想法的个体。教师的为人、责任心和爱心、学识和教学能力水平、对学生的态度等，都会在平日的言行举止中传达给学生。教师付出的爱心和奉献，会得到学生的真情回报。

　　4、让学生当主人。知识最终要靠学生自己去掌握，做人最终要学生自己去做。这就决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应该让学生主动参与实践，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成才，才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全面展示。

　　5、改变自己。师生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教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运动变化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关键在于教师。作为教师首先应该结合自身的工作转变观念，加强自身修养，提高师德素养和教学能力，以高尚的品格和过硬的素质去感染学生，征服学生。很多教师就是因为这点让他们每到一个新的班级都会获得学生的一片欢呼。其次，应该做好角色的转换。在素质教育中教师不再是独奏者而应是伴奏者，

　　舞台的中心应该是学生，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不是学生的监督者。

　　总之，看了这本书，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在以后的教育工作中我会不断地提醒自己，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给学生更多的关爱。

　　

　　

篇九：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意识形态战争的严峻态势

　　汤惠安

　　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是杀人不见血的战争。以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后台的美国统治集团（以下简称美国）为了维护他们的世界霸权地位，从而维护他们用一美分的成本印刷美元到世界各国换取一美元实物和服务的巨大经济利益，始终在使用政治、经济、军事、舆论等手段，打击、分化、瓦解世界上所有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和潜在威胁的国家，而且他们认为意识形态战争是最省钱最有效的办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动进攻，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之后，这种进攻更加猖獗、更加公开、也更加有效果。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他们的战略目标和手段，不能不研究这场战争的态势。一、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战略目标美国垄毫不隐晦他们对华意识形态战争的战略目标，就是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于1951年的企图搞垮中国的《十大戒令》，明确提出，“一切进行得顺利的话，中国在第四代，至多到第五代就已经被和平演变了。”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主要手段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涉及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全面的进攻战，下面仅从政治观、经济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宗教信仰几个方面分析其主要手段。——在政治观方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共产党的执政根基。美国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千方百计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尤其是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它称为邪恶的理论。其实，这也难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一天全世界都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对谁实行专政？当然是对垄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坏家伙们实行专政。一想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害怕得发抖，就会睡不着觉。他们怎么能不全力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呢？除此之外，他们还针对中国量身制定了一套策略，这就是攻老、

　　拉中、害小，企图从基础上颠覆中国。所谓“攻老”，就是千方百计把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丑化、妖魔化，以此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攻击是从丑化毛泽东开始的，现在已经涉及到周恩来、邓小平、开国将帅等一大批老革命家，企图把他们描绘成邪恶的一群。为了达此目的，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或者抓住历史上的某些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中国的老一辈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国家基本统一并且建设了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历史功绩；或者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捏造歪曲历史，然后以历史教训、历史揭秘等等题目在报刊、网络上散布、传播，有的公然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辩护，甚至给他们唱赞歌。《炎黄春秋》和所谓“南方系”媒体上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文章。所谓“拉中”，就是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在中国培植垄断资本的代言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培训、学习、学术交流、学术合作等等方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物色人选，以各种名义进行利益输送，已经使一批无良知识分子成为垄断资本家的走狗和帮凶，其中有些人已经钻进了党内，甚至钻进了党和政府的重要部门，窃据了重要岗位，他们把持某些媒体或其他领域的话语权，疯狂地丑化中国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所谓“害小”，就是千方百计从思想上戕害中国的青少年一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下面再引用中央情报局《十条戒令》中的1、2、3、9各条内容话来说明问题。“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切记：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精神。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宣传。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满足于感情表演、色情书籍、激情享乐，迷恋电子、网络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迷信宗教。”“9、要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这都

　　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一定要尽量打击他们勤俭、耐劳、认真、刻苦的精神和品质。”再看看我们的社会现实，色情暴力、网络游戏、政治谣言、宗教迷信，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的四大精神杀手。中央情报局梦寐以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虽然我国青少年中还有一部分人在学习上比较刻苦，那也主要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前途，其中又有多少人具有服务祖国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在经济观方面，一些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经济学家”极力宣传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鼓吹全盘私有化，企图瓦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最后消灭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这些人“关注”的重点，国有企业搞不好，他们就会说公有制经济天生低效率，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先“明晰”产权，也就是说必须私有化。国有企业发展了，他们又会说，这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只对政府有利。国有企业的工人工资高一点（其实也高不了多少），他们就会说这是垄断经营的结果。国企职工权益比较有保障，有人就会说他们是工人贵族。总之，在这些人眼里，国有企业怎么做都不行。对国有企业的种种责难和求全责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否定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企图推动全盘私有化，消灭国有经济。这一招可谓毒咦，国有企业没有了，社会主义也就名存实亡，甚至名也存不了。——在道德观人生观方面，美国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们极力否定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灌输享乐、偷生、厌世等思想，消解艰苦奋斗、积极向上的民族优秀传统。把中国人民中的崇高行为都贬斥为虚伪，贬斥为政治驯化的工具，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历史上一些进步的力量统统描述为宣传工具下的篡改，雷锋成了假冒伪劣，岳飞、文天祥、张学良成了民族罪人。将中国文明描述为与人类主流文明相悖的体系。他们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为借口，推出了大量宣扬神秘主义、色情、恶俗、金钱至上、封建迷信、耍阴谋、玩诡计、争权夺利，乃至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传递着金钱万能、极端个人主义、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等腐朽的道德观、人生观，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在宗教信仰方面，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扶植我国基督教地下势力，争夺基督教领导权。国外势力扶植我国地下基督教组织的活动，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活动方式已经由过去的秘密状态变为公开半公开状态。想方设法与我国自办的教会组织争夺信徒，争夺领导权。一些地下基督教的头目经常以参访、交流的名义到我国周边国家活动，至于这些人出国究竟干了什么，无人能够知晓。基督教地下组织的活动不仅消解了我国长期进行的唯物主义教育的效果，而且使一些民众处于他们的组织控制之下，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这些人的政治取向会怎样，谁也无法预料。三、意识形态战争的基本态势综合民间之所见，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协调的意识形态进攻战、总体战。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不论政府怎么更迭，也不论世界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就是要促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这场战争中，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们的计划十分周密。上文提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十大戒令》，从1951年出笼以来已经几经修改，据外媒透露，美国“民主基金会”等组织也都有针对中国的计划。出逃美国的一些中国人在美国注册的民运组织就有220多个，美国政府给予“民运”分子“永久居留权”或美国国籍，向“民运”势力提供大量资助。这就是他们周密计划的体现。他们的行动是有组织的、有协调的。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行动在国内、国外，境内、境外有着某种同步性,在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之间也有一定的同步性。如果不是有组织有协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总之，以上种种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

　　

　　

篇十：意识形态斗争永远存在的案例

　　个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范文三篇

　　第1篇:个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一、整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作为教师，不但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而且还要有正确的教育思想，从各方面都做到典范作用。二、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经过反复学习，发现自身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整改问题一：领会精神不到位，存在工作作风不够扎实。整改措施：1、深化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教育理论。不断地像其他前辈请教，探索新知识，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2、刻苦钻研，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虚心求教，努力提高教学水平。3、坚持学习教育教学知识，多听课，多动笔，不断给自己充电，真正做到因材施教。4、主动，积极的做好本分工作，发扬奉献精神。5、认真对待任何事情，不报应付的态度，脚踏实地，多花心思的去做事情。6、做事的时候，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有创意，对待问题从深层次分析，思考深刻，不把工作当作一种负担，时

　　刻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7、工作中时刻剖析自己，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

　　写好反思。做事情都遵守精细化原则，要做就要尽最大努力做到最好。不抱“混日子”的想法，用“精细化”来严格要求自己。

　　8、学会接人待物，尽可能和其他老师成为朋友，团结友爱，虚心请教，积极进取。

　　9、在个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不放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提高自己的自控能力。多和老师交往，谈心。

　　10、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热爱本职工作，遇到问题多看多想多问，像周围的老师请教，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

　　通过这次的自查自纠，我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不足之处，还需要不断的改进，我要进一步改变工作作风，提高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水平，提高教学效率。但是，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坚持不懈，花更多的精力，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大胆实践，勇于创新，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师德水平，为教学服务，为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服务。

　　第2篇:个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本人按照镇党委的安排和部署，积极主动参加党委组织的学习，认真学习了有关必读篇目、做好学习笔记。通过认真努力学习，本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有了清醒的认识，现在按照学习教育的要求，本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反思和检查，做出了在今后工作中的整改措施，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系统地学习政治理论方面比较欠缺。二是满足与当前的事务性工作，而对探索新形势下工作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较少，工作的规范性和计划性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思想政治学习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四是学习相关业务知识的积极性不够高，工作不扎实；二、产生问题的根源1、理论武装不够。新形势下，没有能像重视抓业务工作那样，时刻注重抓理论学习；主观上对加强理论学习的紧迫感认识不足。特别是认为自己文化层次较高，自我感觉理论知识水平较高，因此缺乏进一步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总认为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够用了，缺乏一种挤的精神、钻的精神、苦的精神，往往以工作忙为借口，不能很好地坚持学习制度，不能很好地用科学发展观解决工作发展中的问题，抓工作往往凭经验、凭热情，缺乏理论思考，以致有时处理问题时不能把握关键环节，造成工作开展达不到“创优”的要求。2、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不够。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存在着忽视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的倾向，自觉加强党性锻炼不够，自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不足，对思

　　想、纪律、作风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和苗头，缺乏足够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好人主义”和怕得罪人的思想，工作上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缺少改革创新的勇气。

　　3、宗旨意识不够强。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在开展工作时，群众观点有所弱化，想问题、办事情，有时不能完全从群众利益出发。

　　4、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全面。没有很好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往往拉不开情面，不能很好地开展积极、健康地思想斗争，致使一些问题未能有效防范，未能及时发现和妥善处理，一定程度也影响了工作。

　　三、整改意见1、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学习要按照年初制定的学习计划完成所规定的学习内容，结合自身分管的工作写出有份量的理论研究文章或心得体会。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加强政治理论修养，特别是要学习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深刻领会好其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增强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2、加强工作的规范性和计划性。对各类工作及时进行总结，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和部署，并明确应实现的工作目标。3、进一步落实责任。对分管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敢于作出决定，勇于承担责任。同时针对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我做起，从小事做

　　起，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对自身的要求。4、切实加强两个《条例》的学习、在贯彻和落实，努

　　力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下功夫。以学习贯彻落实两个《条例》为主题，以构建警示训诫防线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全面加强自律，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保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切实做到自省、自警、自励、自重。

　　5、广泛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切实群众排忧解难，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四、今后努力的方向通过对整改措施的落实，进一步增强与班子其他成员的团结协作，增进交流与联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改变工作作风，调动自身的工作热情，坚持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三个为民思想和正确的政绩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探索和寻求新形势下各项事业发展的新路子，新方法，紧紧围绕“以人为本，服务为民”这一主线，不断开拓进取，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自身新的贡献和成绩。第3篇:个人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一、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存在以下问题1、欠缺对学习认识的高度。由于平时较多的工作加以延误，产生了“学不学不是很重要，做到工作才重要”的以干代学的思想，没有把学习摆到重要的位置，缺乏持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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