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发布时间:2023-08-21 19:06:02 来源:网友投稿

臧培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二战后,跨国并购①迅猛发展,在经济、政治、地理及管理科学等领域内引发了广泛关注,派生出各具特色的理论。并购不仅是企业快速成长的一种方式,也是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当技术领先企业跨国并购进入异地市场后,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市场竞争,改变东道国市场结构。在此过程中,优质企业得以生存下来,并进一步扩大,而竞争力弱的企业逐渐被淘汰或被并购。因此,跨国并购不仅会对并购双方和目标区域同行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对目标区域产业链优化产生影响,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的产业链发生影响,在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中消除市场分割,打破进入和退出壁垒,从而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外商投资在东道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跨国公司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1-3],而且显著地优化了产业结构和产业链,并促进了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4]。因此,考察外商投资(FDI)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文献主要从各个方面考察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企业的影响,并区分了产业内效应(水平效应)和产业间效应(垂直效应)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关于外商投资对目标区域的经济影响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一种是基于国际贸易理论。下面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梳理外商投资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的相关文献。

随着全球投资和贸易嵌套关系的不断深化,学术界加强了对国际并购(外商投资)的研究,以期用于指导实践。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跨国并购效应进行归纳和评述,并尝试厘清跨国并购的技术效应机制与本地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理论层面,学界对国际投资效应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较少,但能够自成体系,其基本思路为:从国家(或区域)与企业间的市场竞争视角出发,给定不同企业间存在技术差距和并购产生的技术扩散会对其边际成本造成影响两个基本假定,构建垄断竞争模型,研究并购行为对目标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对当地企业产出水平及经营效率的影响。该理论还隐含着另外两个假设:第一,跨国公司在技术和生产层面存在比较优势;
第二,跨国公司需要在目标区域所在地进行市场开拓和中间品采购。由于跨国并购的出发点往往基于跨国公司在产品技术、无形资产、质量体系、生产工艺以及营销模式等方面的优势进行企业扩张,因此以上关于跨国公司存在比较优势的假设与事实基本相符。上述第二条假设是基于以下事实:第一,并购涉及审计、咨询、融资等不可贸易的中间服务只能由目的地市场提供[5];
第二,被并购企业所在地存在强制化当地采购和准时供货的政策限制和工艺要求;
第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存在较远的地理距离和较高的关税水平等可能限制中间品自由贸易,因此对模型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处理。如Markusen和Venables(1999)[6]、Lin和Saggi(2003)[7]、Kadochnikov和Drapkin(2008)[8]等学者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假定跨国公司仅能从被并购企业当地采购中间品。

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在市场营商环境、对外贸易政策、双方关税水平及地理距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跨国公司对中间品的采购往往存在着多种渠道和方式。日本、欧美等跨国汽车制造商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和东南亚等区域的投资实践证明,跨国公司与被并购企业及目标区域市场存在着相互依赖,促进竞争和扩大产出的复杂关系。这一假设的缺陷也是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接下来,本文将沿着经典理论研究的脉络梳理主要文献,并探讨其关键假设和结论。

(一)交易费用对跨国并购效应的影响

Flamm和Grunwald(1985)[9]通过分别对在墨西哥腹地城市设立工厂和边境城市设立工厂的美国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比较发现,在墨西哥境内设立工厂的企业往往能比后者节省更多的交易费用。Wilson(1992)[10]等学者对美国与墨西哥联营工厂(Maquiladora)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因为设立在墨西哥边境地区的美国工厂在取得中间品时的成本往往比欧洲和东亚国家在这一地区的企业更加低廉,使美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后向关联更弱。Michael Porter(1992)[11]通过对跨国并购效应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研究发现,东道国供应商“高效、快速、早期,优先获得最具性价比输入”的特征是形成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关键要素。

Rodriguez-Clare(1996)[5]在吸收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创性地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构建分析跨国公司如何通过关联影响对被并企业产生经济效应。Rodriguez-Clare(1996)[5]的研究成果虽然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突破并通过了实证检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1)由于技术差距、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比例的中间品是可以进行跨国贸易的;
(2)被并企业所在的市场可能由于资源禀赋无法完全满足产品生产的全部需要;
(3)部分中间品的生产不符合规模效益递增规律,新设工厂的中间品需求无法吸引潜在供应商;
(4)不同行业在进行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时所需的中间品是不完全相同的,某一产业内部的并购行为可能不会对其他行业造成影响。

(二)市场结构对跨国并购效应的影响

Hobday(1995)[12]通过对台湾区域PC设备、运动装备等制造产业内的并购行为考察后发现,跨国公司在目标区域对中间品的采购需求会向上游反馈,上游需求增加从而吸引众多企业加入为其进行配套产品的生产,从而推动中间品产能提升、市场竞争加剧、产品多样性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中间品的供给者增多、价格下降又将反过来吸引更多异地优势企业和本地企业进入产业链下游,与原跨国公司形成明显的竞争关系,几轮回合之后,有些行业,由于跨国公司没有本地优势,因而被当地企业挤出市场。Markusen和Venables(1999)[6]则在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更加系统的提出了企业间不完全市场竞争和中间品市场存在规模效益递增的假设。Markusen和Venables(1999)[6]认为跨国公司对中间品派生的更多需求吸引潜在供应商为提高产品边际收益而不断扩大产能、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但是,在不同的产业内不完全竞争和中间品的规模效益递增规律的表现则比较复杂,为方便分析比较,作者假设中间产品不可贸易,并将市场参与者划分为本地企业、跨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三个类别,考察并购行为发生后对产业内企业的竞争效应和产业间企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终得出了与Hobday(1995)[12]相似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Markusen和Venables(1999)[6]的模型是以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不具有明显差异为前提的,当跨国公司能保持相对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结构优势时,跨国公司可以在目标市场长期存在而与当地企业共存。事实上,由于技术优势和跨国贸易的存在,部分跨国公司会要求中间品供应商在被并企业内新设生产线或因担心技术泄露而放弃低成本的当地采购从而对当地上游中间品市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虽然对后向关联效应的效力造成一定影响,但保持了跨国公司在目标市场的长期存在。

综上所述,后续的理论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第一,在目标企业处于不同的市场结构下,考察异地技术领先企业的并购进入对当地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第二,跨国并购发生后,跨国公司向被并企业技术转移的机制以及对当地企业进行技术扩散的可能性和原因,并可以进一步考察并购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第三,跨区并购发生后由于技术差距的存在,跨国公司不一定立即从目标区域采购中间品,即跨区并购的技术效应可能会存在滞后性。第四,不同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产业链布局以及不同细分行业自身的特征等等,均会对跨区并购的效应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区分上述具体特征进行研究,才能得到更加准确的跨国并购效应。

实证层面,已有文献对跨国并购效应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研究,但由于针对不同的案例和样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得出了多种结论。大多学者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对外投资实践,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正向的水平效应。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和样本数据的更加细化,却发现了负向的水平效应,或者是在统计学上是无关联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然而,学术界在对于跨国投资垂直效应上,尤其是后向效应的早期实证研究发现基本呈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随后又逐渐出现了不一致的结论。如Stancik(2007)[13]和Yudaeva et al.(2003)[14]分别对捷克和俄罗斯的企业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均发现跨国并购的后向效应是负向的;
而Javorcik et al.(2004)[15]又对罗马尼亚5万家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有规律的后向效应。Alfaro和Rodriguez-Clare(2003)[16]则以部分拉美国家的企业数据为样本,在Rodriguez-Clare(l996)[5]提出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对跨国并购的效应进行评估,并分析了不同学者得出不同研究结论的原因,发现由于模型适用性和参数选择的差异,不同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一)产业内效应

关于跨国并购行为是否存在并购效应(Spillover effect of FDI)[17],以及是否存在积极效应的问题,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显示,肯定性结论是存在的,但是实证研究则呈现出不同的结论。实证研究的研究工具主要是各种经济学计量方法,研究对象的范围比较广,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的案例均属于该研究范畴,在研究中涉及的数据类别也比较全面。被解释变量一般会涉及被并企业行业及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劳动生产率(Labour productivity))或者产出(outputs)以及创业效应(Entrepreneurial effect)等,解释变量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参与度,即在被并企业行业中跨国公司的人员或销售额占比,以此进行并购效应的实证检验。

从这些实证文献的时间看,早期的成果侧重点是产业内效应,对跨国公司在同行业内的效应进行测度。Caves(1974)[18]指出,如果被并企业所在的行业市场壁垒比较高,那么跨国公司进入该行业后,有利于对垄断市场的要素扭曲进行纠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跨国公司可以向当地企业提供新技术、新工艺、先进管理方法,以及其他可供模仿的知识,还会提高产业内的竞争程度,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提升当地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技术扩散和转移的速度。此后,就跨国公司的正向水平效应的测度问题,Globerman(1979)[19]、Blomström 和 Persson (1983)[20]、 Blomström(1986)[21]都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发现。围绕这一主题,可以将文献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案例成果类,虽然普遍具有实践价值,但是由于属于特例或特定国家,因此不适宜推广。第二类基于行业层面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的进入和行业内每个工人所创造的劳动增加值之间的正相关关系[18]。但这些研究大多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因此可能导致无法看出因果方向:一是这或许是跨国跨国公司总是倾向于进入生产率水平较高的行业,而并非真正的产生技术效应的结果;
二是并购也可能会引致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那么跨国企业比重上升,这也可能导致行业生产率水平提升。第三类是基于公司数据,使用高级计量方法分析当地企业的行业生产率是否与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存在关联效应。其中一些研究,例如Aitken和Harrison(1999)[22]关于委内瑞拉的案例,Javorcik(2004)[23]关于立陶宛的案例,从研究结论看,他们普遍对跨国企业效应的存在性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均未发现明显的正向效应甚至发现负向效应。

具体而言,跨国公司对当地同行业产生的水平效应可分两个层面:一是被并企业是否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是对被并购企业的同行业是否产生正向水平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22]选取委内瑞拉4000多家企业的数据,考察跨国公司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事件中,只有小型企业(小于50人)的生产效率与跨国公司对其持有股权的增加是正相关的,企业规模越大,负面效应越明显,并且跨国并购对同行业中没有发生外资并购的企业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对二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跨国并购对当地同行业的正向效应非常小。Javorcik(2004)[23]基于立陶宛的企业数据对跨国并购效应进行分析,然而,并未发现跨国公司产生水平效应和明显的前向效应,因为跨国公司限制了技术转移。Görg和Greenaway(2002)[24]在分析欧洲转型国家(CEE)国内部门受到外资企业并购的冲击时,发现也存在明显的负向水平效应。形成上述负向水平效应的因素包括:首先,中欧、东欧转型经济体的国家企业技术水平不高,对同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缺乏有效的吸收能力,在受到其最新技术扩散影响时无法吸收,因而形成挤出效应,这些负面效应最终还会大于新技术扩散造成的正面效应。其次,东道国高效率的劳动力和高技术的专业技术人才流向外资企业,会降低东道国其他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此外,在这些经济转型国家中,统计数据库比较缺乏,尤其是关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产生正效应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难以获得,这也会对研究带来影响[25]。

(二)产业间效应

后来发现,关于跨国公司效应的研究方向可能出现偏差,不应局限于产业内,反而应该多关注行业之间,尤其是依托后向关联渠道,基于在当地生产中间品供应商和并购后的新公司的经济往来而发生生产率提升效应[23]。因为跨国公司会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技术外溢导致对手增加知识,只是偶尔向当地供应商进行部分的知识传播以降低中间品的价格,增强供应链竞争力并从中获益;
跨国公司督促当地供应商提高生产能力和技艺使其更高效地生产中间品,从而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物美价廉的中间品,提高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同时跨国公司产出提高对当地中间品的需求增加,也使得当地供应商实现规模经济。跨国公司对交货的及时性和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也迫使当地供应商提升生产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所以,跨国并购的效应最有可能发生在与他们的供应商之间,即后向效应④。Lall(1980)[26]认为被并购企业所在区域的供应商从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先进的技术、先进工艺、先进的库存管理等综合优势中获益的概率较大,并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形成后向效应:(1)协助建设生产性基础设施;
(2)为提升中间品的生产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信息等资源;
(3)当地采购原材料或中间品;
(4)公司管理能力上的培训和支持;
(5)开拓新客户以便多元化经营。

Javorcik(2004)[23]研究发现,比较容易发生的是产业间(垂直)的效应,特别是在上游企业领域,知识转移以及严格要求,中间品采购扩大,这些都会提高供应商的规模经济收益。Bwalya(2006)[27]采用1993—1995年125个企业数据,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发生后没有形成产业内生产力溢出效应,反而产生了挤出效应。而跨国公司通过后向关联,对当地的上游供应商却形成了显著的产业间(后向)效应。这一结果与垂直技术效应假说一致,跨国公司有动机将技术转移给当地供应商,使供应商提高技术水平,提供物美价廉中间品。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净效应与产业内和产业间形成效应总体有关。研究还发现,技术效应可能是区域性的而不是部门,这意味着,外商投资若形成产业集群可能会有更快的技术扩散速度,对当地公司产生更多效应。

上述分析发现后续研究的一个侧重点:一是关于跨国并购效应的分析应该基于公司层面的数据研究生产效率的效应,而不是基于宏观或中观的行业层面的汇总数据研究公司间的关联效应。二是研究国内跨区并购,根据中国情境,关注国内企业跨区并购产生的技术效应对被并企业和同行业及上下游企业产出或生产率的影响,甚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当前积极倡导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不应只关注外商投资(FDI)对企业和产业及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三是国内跨区并购对当地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要区分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主并方与目标企业的技术差距、区分行业和时间研究跨国并购的效应将会更准确。

从实证方面看,对跨国公司不同技术效应机制进行区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一些案例中,但通过案例研究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针对跨国公司效应发生机制的问题,为了获取普遍性证据,一些文献相继采用了实证检验。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通过检验关联效应,可以明确跨国公司效应的发生机制,其中,就对被并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而言,后向关联效应的影响更显著[26]。如果以联系效应对技术转移进行测度,那么仅能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与外资企业联系紧密的本地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用其他方法也被一些学者采用,用来对跨国公司的其他效应、技术转移和扩散区分开来,例如,有文章基于外资参与度测度技术效应,进而用外资企业专利费占其所创造的增加值比重,以及外资企业专利费在被并企业GDP中的份额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扩散进行测度[28]。从这些文献看,虽然一些实证分析能够使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分离出来,但却不能对各个效应的类型进行分类区分。

研究跨国并购效应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探讨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跨国公司技术效应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其次是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哪些。从类型上看,这些成果还将被企业的并购效应进行了分类,包括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两种效应。前者也被称为水平效应,即并购完成后可以形成示范效应,跨国公司的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可以供当地同行业公司进行模仿和学习,此外还存在人力资源流动效应,尤其是跨国公司中具有实践技术和培训经验的企业雇员的流出后,雇佣这些人员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会很快得到提高。此外,跨国公司进入到被并企业的行业市场以后,竞争格局将会发生变化,本地的同行业企业必须充分开发现有资源提高技术和生产效率或者寻求替代性技术[18]应对来自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29],即形成竞争效应。随着本地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并购企业会感受到来自技术层面的压力,迫使其通过技术创新维持技术优势,进而引发新一轮的技术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9)[22]对委内瑞拉的数据检验中发现,跨国公司短期内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负向的竞争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进入挤占了东道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本文通过对跨国并购前沿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了目前研究的脉络及不足,并指出了跨国并购的进一步研究方向。此外,本文从现有文献的梳理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作为FDI的一种特殊形式,跨国并购如何影响目标区域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分别作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不多,还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此外,理论研究的两个假设条件可能与现实情况不完全吻合。现实中,不同国家与区域在环境、政策及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跨国公司不一定要从目标区域采购中间品,因此东道国应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改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以吸引跨国公司在目标区域直接采购中间品,进而促进目标区域经济发展。

跨国并购的实证研究比较丰富,从早期关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的案例分析,后来发展到使用目标国家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FDI的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的产出和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发现其后向效应大多为正,这个结果与现实中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基本相符。因此,国家鼓励跨国公司进入下游市场,以期对上游供应链产生正向效应,提高供应链质量。此外,有关计量文献表明,对FDI溢出机制和制约条件的研究尚显不足,对FDI后向效应的分析大多是基于制造业或行业层面的数据,很少基于细分行业层面的数据。

我国工业门类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大不相同,这对FDI的溢出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时,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更好地发挥FDI对我国经济的正向效应。此外,尽管中国企业跨区并购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可获得的数据在时间跨度上比较有限。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飞速、产业升级加快、投资动机与日俱进,很长的样本区间可能会出现计量偏差,而较短的样本区间又可能缺乏代表性。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检验方法,克服样本在时间跨度上的问题,利用最新的数据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注释

①跨国并购是FDI的表现形式之一,本文从跨国并购视角研究FDI对目标区域经济发展效应这一主题。因为跨国并购拥有目标区域公司股权并购其形成影响力,将更有助于技术扩散,并购效应将更显著。

②产业内效应,也称水平效应,是指跨国公司进入对目标区域同一行业内资企业的影响作用。产业间效应,也称垂直效应,强调跨国公司也会通过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对目标区域上、下游内资企业产生影响。即垂直效应又分为前向效应和后向效应。前向效应是指对下游内资企业产生的影响,后向效应是指对上游内资企业产生的影响。

③此处内生性是指相对于目标区域当地的企业来说,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行为相对于东道国当地企业有一笔额外的固定成本,若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差距不明显,那么,在市场竞争程度加剧时,这一固定成本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在与当地企业的竞争中最终失去竞争力。

④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关注后向效应,正如Blomström et al.(2000)指出:“几乎没有任何实证文献在研究垂直溢出。“但在理论研究中,涉及了后向效应的讨论,如Rodriguez-Clare(1996)以及Markusen和Venables(1999)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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