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华,张 阳,2,3,田 鸣,2,3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2.世界水谷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1100;3.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企业国际化发展) ,江苏 南京 211100)
双向国际化是中国对接全球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提出“引进来”“走出去”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历经内向国际化、外向国际化向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目标迈进的国际化路径,推动中国不断提高参与全球贸易的广度和深度。而现阶段全球局部冲突持续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部分发达国家依靠对外产业投资回流推动生产和供应本土化服务本国需要,进一步加剧外国资本回撤[1],对全球国际贸易造成持续影响。
在全球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加强,跨国经营遭受冲击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化国际合作,提升贸易质量和水平[2]。“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针对中国传统跨国贸易“两头在外”不利局面的战略调整,是建设高水平市场体系与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3]。“内循环”为主强调挖掘中国国内市场,提高中国国内供应水平与消费水平,这是中国应对国际不确定市场环境的重大战略转向;“双循环”相互促进强调内、外循环相互支撑,在更高水平上畅通两个市场,对接两种资源,构建中国与全球市场新型经济合作模式与竞争优势[4]。国际化发展加速跨国贸易进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实践。内向国际化与内循环相呼应,通过国内制度、要素禀赋与市场赋能效应,继续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和国际化能力[5];外向国际化与外循环相呼应,不断通过技术、资金、产品“走出去”,在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同时有助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6]。因此,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需要以双向国际化协同为支撑。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既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两个市场互动,两种资源互补的有效举措,更是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手段。中国已与全球80%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国际化合作,双向国际化格局已经形成[7]。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 465亿美元(1)数据来源：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302/20230203384108.shtml,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 891.3亿美元(2)数据来源：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j/tjsj/202302/20230203384594.shtml,双向国际化规模居于全球前列,呈现出平稳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持续深化,中国将继续扩大与全球各国的双向合作。那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双向国际化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和协同效应?如果存在,这种协同效应发挥程度如何?表现出哪些特征?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异?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去更好推动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这些问题的探索对提高中国双向国际化水平,构建高质量“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内向国际化通过吸引外商资金、技术等要素在母国进行投资和生产活动,外向国际化是母国通过出口、并购、绿地投资等形式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活动[8],但现有研究大都注重单向国际化对东道国、母国以及企业的影响[9]。随着中国双向国际化发展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之间并非独立存在,开始关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内向国际化是外向国际化起点,影响并决定外向国际化的成功[10]。当前研究显示,内向国际化对外向国际化的影响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是内向国际化加速国际优质资源在国内集聚[11],通过集聚效应促进外向国际化。在母国从事投资行为的外商企业在管理、创新、技术、资源、信息获取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些优势正是开展外向国际化所需要的。对于中国而言,在宏观层面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内向国际化带动行业技术水平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与生产率提升,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重要拉动作用[12];微观层面国内企业通过内向国际化与外商企业开展合作,利用、学习外商先进知识、创新资源[13],借助外商全球销售网络,提高对全球市场信息获取效率,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影响[14],直接增强企业开展外向国际化能力。二是内向国际化导致国内竞争加剧,通过挤出效应推动外向国际化。内向国际化实现外部优质资源在国内快速集聚的同时,也伴随着强竞争对手的引入,可能引起过度竞争[15]。外商凭借显著竞争优势与本土企业形成强竞争关系,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效应不仅体现在市场争夺领域,在行业和企业研发创新等方面也同样存在[16]。内向国际化加剧了母国内部竞争,挤压了本土企业在母国的发展空间,本土企业或组织只有走出国门才能获取新的发展机会[17]。
相比而言,外向国际化对内向国际化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外向国际化通过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制度等优势,产生逆向溢出效应,一方面提升开展外向国际化主体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外商投资起到强吸引力作用[7]。聂飞等研究了中国外向国际化对内向国际化规模和质量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外向国际化通过汇率和产业结构传导机制影响内向国际化[18]。
在探究双向国际化存在相互作用机制后,部分学者开始探索两者之间的协同性。相比单向国际化,双向国际化对创新[19]、全球价值链[20]、出口竞争力[21]、经济增长[22]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双向国际化协同能够对企业制度、要素、市场、技术、品牌等方面实现双向赋能[5]。双向国际化之间还存在交互创新溢出效应,外向国际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扭转内向国际化的创新溢出瓶颈,而适度的内向国际化又能够促进外向国际化最大创新溢出效应的发挥[23]。王炳成等通过fsQCA方法研究显示,同时开展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能够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24]。庞磊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相比单向国际化,双向国际化联动对驱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强度更大[25]。而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开放程度、制度质量、政府支持等是影响双向国际化协同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26]。
纵观当前针对双向国际化的研究,学者们已经对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较为丰富的探讨,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围绕“双向国际化协同”这一主题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利用省级和行业层面数据来检验双向国际化的协同性或耦合性,未涉及中国与各个东道国之间双向国际化协同效应分析。双向国际化涉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同时具有母国和东道国双重身份,只关注中国内部区域的双向国际化协同是片面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更加强调中国同各国间的互动关系,追求双向国际化的协同发展,因此探究中国与各国之间双向国际化是否存在协同效应,衡量协同发展程度,探索中国同各国及各区域双向国际化发展特征与趋势,对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1.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评价模型
双向国际化协同效应检验旨在探究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相互作用程度。耦合分析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良性互动形成的相互依存、影响和协调的动态关系。耦合度是衡量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大小,是系统或要素间协同效应的度量方法[27]。本文借鉴黄凌云等[28]的做法,引入容量耦合模型：
式中：Cn为耦合度;un、ui、uj分别为第n、i、j个子系统发展指数;r为调节系数,r∈[2,5]。
耦合度反映了各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只要系统发展指数相近,都会得出高耦合性的结果,这就会出现两个系统发展指数都很低却得出高协同的结果,而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协同性很差,为避免伪协同结果的出现,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2)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D∈[0,1],D越大,表示系统间协同性越强;T为综合协同指数,α、β为系数,表示子系统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α+β=1。
本研究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代表内向国际化程度,用对外直接投资额代表外向国际化程度,因此在式(1)中n=2。孙攀等专门针对调节系数r的取值进行测算,结果发现r=2时,更能够准确反应双向国际化之间的协同性[22],鉴于研究对象的相似性,本研究r同样取值为2。中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近年来,双向国际化同步性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对于式(2),设定α=β=0.5。综上结合本研究和式(1)、式(2),双向国际化协同效应评价模型可表示为
Dik=[2(IikOik)/(Iik+Oik)]1/2
(3)
式中：I为外商直接投资额;O为对外直接投资额;i为国家;k为指标数据。
2.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检验
(1)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11—2021年中国双向投资数据,这主要是因为2011年之前,中国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规模差距较大,双向国际化表现出极大不平衡性。同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最终选取2011—2021年中国与74个国家和地区双向国际化面板数据,涵盖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样本容量1628。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外商投资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对外经济贸易数据库。
(2)平稳性与协整检验
在测度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之前,需要检验双向国际化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发展关系,首先对数据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通过LLC、IPS和Fisher3种方法检验双向国际化数据的平稳性。表1所示结果说明I原数据未通过LLC、IPS和Fisher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平稳;O原数列未通过Fisher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通过3种平稳性检验,表明双向国际化之间可能长期存在均衡关系。为进一步验证两者之间的均衡关系,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Kao、Pedroni和Westerlund 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3种检验p值均小于0.01,数据通过协整检验,表明中国双向国际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1 平稳性检验结果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3)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IRF)能够形象描述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本研究适用性较强。因为I和O都是在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使用I和O一阶差分后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通过AIC、BIC和HQ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lag),结果如表3所示,最优滞后阶数为4。本文采用Cameron and Trivedi的方法,通过蒙特卡罗模拟500次,生成I和O的IRF函数图如图1所示。由于IRF函数需要从扰动项中分离其正交部分,而乔里斯基分解结果对变量排序较为敏感,因此需要通过调整变量排序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28]。通过图1可以看出,I对O,O对I都会产生显著变动,并且在第5期后趋于平稳,这反映出两者之间存在互动效应。在调整I和O变量顺序后,IRF函数图波动趋势基本一致,表明结果稳健。
图1 脉冲响应函数
表3 滞后阶数选取
(4)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双向国际化之间协同效应的存在,通过利用双向国际化一阶差分数据构建PVAR固定效应模型,判断双向国际化之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根据表4结果可知,双向国际化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互动效应。
表4 格兰杰因果检验
(5)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检验结果
对中国双向国际化数据进行平稳性、脉冲函数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证实两者间存在协同效应。根据式(3),可计算样本2011—2021年中国与74个国家和地区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由于篇幅所限,文中列举与中国双向国际化较为密切且为各洲主要经济体的34个国家以及各洲耦合协调度计算数据,如表5、图2所示。为进一步明确中国双向国际化的主导类型,借鉴祝影等[29]的研究方法,根据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的比值A确定双向国际化主导类型,其中A>1.1表示外向国际化主导型,0.9≤A≤1.1表示双向国际化协同型,A<0.9表示内向国际化主导型。以洲层面数据计算中国双向国际化主导类型结果如表6所示。
表5 中国与东道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
表6 中国与各洲双向国际化主导类型计算结果
图2 中国与各洲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耦合度分布
通过利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中国与74个国家和地区2011—2021年间双向国际化数据进行协同性检验,得出中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结果,绘制中国与各洲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耦合度分布图,并测算中国双向国际化主导类型,表现出如下关键特征：
1.中国双向国际化整体协同性发展平稳
由图2可知,中国与各区域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波动不大,其中同亚洲保持平稳上行趋势,而同大洋洲和非洲地区的双向协同性略有降低。整体上除亚洲之外,中国同其他地区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在2016年之后出现了短期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之前中国对外投资连年保持快速增长,为防范潜在风险发生,商务部加强对外投资的真实性与合规性审查,优化行业结构,引导企业理性投资[30]。由表6可知,2013年之前,中国国际化以内向国际化为主导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2013年之后中国对外直接与外商直接投资逐步持平,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比值在2013年之后基本控制在0.8～1.2范围内,两者实现协同发展。总体上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国际化历经了由内向国际化主导向双向国际化协同的转变,实现了两者间的动态平衡。中国双向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与中国参与全球贸易重大战略规划密切相关,中国先后提出“引进来”“走出去”以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力促进了中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
2.中国双向国际化总体协同与区域不平衡矛盾突出
虽然整体上中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趋势向好,但从表5和图2可知,中国与各国以及各区域之间双向国际化存在较大不平衡。中国与美国、新加坡、韩国、荷兰、德国、英国等国家双向国际化平均耦合度达到300以上,而与科威特、埃及、赞比亚、尼日利亚、巴拿马、智利、墨西哥等国家耦合度则不足50,发展差距较大。中国与欧洲以及亚洲、南美部分发达国家的双向国际化协同水平较高,而与非洲、大洋洲部分国家双向国际化则处于较低水平。其中中国与非洲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水平最低,两者双向国际化呈现出高外向国际化主导型,表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远超非洲对华投资,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洲进行的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援助。通过前文双向国际化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可以看出,造成这种不平衡矛盾存在的原因在于东道国和母国开展跨国贸易能力存在较大悬殊,由于母国发展水平较低,伴随外商引入的优势资源在母国内难以被当地企业有效利用,当地企业尚未在国内建立竞争优势,导致内向国际化集聚效应和挤出效应难以发挥。而对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和母国,两国企业能够自主的利用彼此优势资源,合作与竞争并存,促进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
3.中国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呈现出“东升西降”格局
由表6可知,在2014年之前,中国对亚洲、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以内向国际化为主,而欧洲、非洲、大洋洲是中国开展外向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地。但在2014年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双向国际化格局发生缓慢变化,结合图2可知,中国与欧洲、美洲的双向国际化协同程度呈现回落态势,外向国际化主导力度也有所降低,这表明中国对欧洲和美洲地区的双向国际化投资力度有所下降。但反观亚洲,中国与亚洲各国双向投资的协同性呈平稳上升趋势,在2013年之后,一直为双向国际化协同型,并且相比其他各洲处于最高水平。总体来看,中国与亚洲各国双向投资在不断增强,同欧美地区双向投资有所下滑,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呈现出“东升西降”格局。这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由欧美主导的贸易摩擦频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制约双边贸易发展。同时中国先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强化同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此外,亚洲许多国家迎来经济加速增长期,开展跨国贸易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有利于双向国际化相互促进。但由于中国同欧美各国双向投资时间长、基数大,即使在近几年出现小幅下滑,相比大多数地区,双向协同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
1.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契机推动双向国际化高质量协同
“双循环”不仅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也强调中国将践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提高“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质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双向国际化协同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机遇,双向国际化亦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在不断完善准入负面清单、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的前提下注重引进外商的质量和层次,鼓励技术引进,推动外商与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生产制造合作,尤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带动中国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以数量和质量并重为目标参与“外循环”,全力打造中国特有的产业优势和全球品牌影响力,推动中国优势产业、高端产业“走出去”,摆脱中国全球低端加工厂的角色,实现价值回归。同时,跨国企业作为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载体,也要积极参与到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中来,把握“内循环”机遇,推动中国双向国际化高质量协同。
2.以整体协同为目标因时因地制定差异化双向国际化发展策略
随着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重大战略的落地和推进,中国连通欧亚非地区的海上、陆上交通线更加畅通,再加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地理距离对国际化发展的影响程度会逐步减弱,因此中国双向国际化“东升西降”的发展格局将会更加突出。面对区域不平衡的双向国际化发展局面,中国应因时因地制定差异化双向国际化发展策略。对于资源丰富但发展相对落后的非洲地区、中东和东南亚地区,在产业领域,中国应以外向国际化为主导,重点布局产业合作,提高对东道国优势资源获取的能力,稳定资源供给链。在教育、科技、文化、技术等领域,积极吸引欠发达地区组织到中国开展交流活动,通过多层次、多领域互动强化地区间的双向合作。对于欧美和“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地区,坚持实现双向国际化动态平衡,通过双向国际化协同,构建利益共同体。在内向国际化方面,不断完善国内金融体系、数字技术,吸引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外商进入,与国内企业合作,提高国内生产制造水平与外向国际化能力;在外向国际化方面,鼓励企业以高新技术领域合作为导向,重点突破技术层面发展瓶颈,推动产品质量升级,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
3.以区域经济合作平台为依托实现中外优势互补
非洲较为落后,中国长期对非提供大量援助,而欧洲等发达地区技术发达,设施完备,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国,这使得中国与欧、非等地区的合作外向国际化主导明显。双向国际化协同程度与国家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对非洲地区将会长期开展以外向国际化为主导的跨国合作。而对于具有强对外投资能力的欧美地区,其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并未对中国实现有效输出。因此中国双向国际化发展仍存在较大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实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互补。虽然全球正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短期内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但经济全球化、世界各国超互联性的长远大势仍不可逆,因此当下更要以扩大合作为根本进一步参与全球经贸合作。在国内以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商城经济圈以及国内自贸区等区域为载体,实现优势资源集聚和规模市场需求挖掘,依托中国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吸引外商优质资源在国内聚集,推动外国资本与本土资本开展内向国际化合作。在国外以境外园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CPTPP等平台和区域为载体,为各国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合作平台,依托新时代中国人才素质优势、政策优势助力优质企业开展外向国际化。
4.以强化互动为核心激发双向国际化协同效应发挥
双向国际化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在经营实践中,不仅要关注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在规模上达到动态平衡的外部协同,也要追求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相互促进的内在协同。双向国际化各具优势,互为补充。外向国际化通过出口、并购、合资建厂、绿地投资等形式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捕捉市场信息,学习先进技术,提升企业全球影响力。内向国际化在国内利用市场优势、人力资源、政策红利等要素吸引外商投资者通过进口、外资持股、合资建厂等形式在国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优质资源在国内集聚,对推进国内产业升级和企业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强化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的互动关系,通过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业务互动平台、资源共享平台等措施,完善外向国际化与内向国际化经营主体沟通机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手段促进多主体间互动,实现多主体协同效应发挥。
5.以风险检测为手段降低跨国经营风险
近年来国际局势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跨国贸易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面临的经营风险急剧攀升。因此,作为政府和企业,均要加强风险检测,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一方面要强化风险检测意识。相比本土经营,双向国际化发展面临的经营风险更复杂多样。作为践行跨国经营的管理者首先要树立风险意识,尤其要关注由文化、地理、经济、制度等距离而引发的经营环境差异性。另一方面要完善风险检测手段。除了完善风险检测设备等硬件设施外,也要充分利用各协作主体作用。双向国际化经营合作主体遍布国内外,通过加强各合作主体协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充分发挥各主体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通过信息共享完成对市场潜在风险的感知和规避。风险与机遇并存,跨国经营的管理者亦要正视风险,化危为机,提前做出战略应对,使其在双向国际化经营方面取得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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