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凤，朱晓栋
（大理大学教育评估中心，云南 大理 671003）
大理历史悠久，早在4 000 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1〕。唐宋年间，大理曾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间长达500 多年。苍山洱海环抱的平坝地区成为当时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中心的首选之地，南诏前期的太和城和大厘城、南诏后期和大理国时的羊苴咩城等国都①太和城史籍中又作“大和城”；
大厘城史籍中又作“大釐城”；
“羊苴咩城”为《新唐书》的写法，《旧唐书》作“阳苴咩城”、《蛮书》作“阳苴哶城”等，文中除史料引用外，三城名称均按《新唐书》写法。均建于此。明初在大理国旧都——羊苴咩城基础上修建的大理府城，明清时期为大理府府治和太和县县治所在地。从王都到地方治所，大理古城一直为“滇西重镇，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城之得失，事关云南之大局”〔2〕，至今仍发挥着古城镇的特殊功能。
大理古城是中西文化和多元民族文化的汇集地，至今仍保存的城楼、城墙遗址、棋盘式的街区格局、传统民居建筑以及和谐的人居环境，1982 年被列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二十四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12 年被评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经历了名城保护、景区化发展的阶段，并朝着“遗产化”的方向发展。
（一）明代大理府城的修建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 年），明廷派大理卫指挥使周能依照明朝府城体例修筑大理府城。第二年，“都督冯诚率指挥使郑祥广而扩之，展筑东南二面”〔3〕14。新的大理府城规模壮阔，“周围一十余里，四门：东曰通海，南曰承恩，西曰苍山，北曰安远，其上有楼”〔4〕。府城按明制为方形，四面筑城墙，“方三里，城墙高二丈五尺，厚二丈。池阔四丈，深七八尺”〔5〕185。
明初，朝廷派至大理的外籍地方官员加快了对大理府城的建设，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 年），邯郸人贾铨任大理知府，到任后采取多项措施改善民生，同时“均输累万之军饷，修当祀之庙坛；
学校仰其乐育，流亡感而归来”〔6〕，保障军需，缓和军民矛盾，实施德化教育，民风大大改善；
桥梁路道等城建设施“多所缮完”，“创文化、永安、德政、镇远四坊于十字街”，修文庙、府学学堂“字斋房”，建文昌祠、乡试场地“致齐堂”和南城门外的外驿馆等等。
（二）城市空间格局
1．大理府城建筑朝向
大理府城在建城时，按明制，官邸等大型公共建筑皆坐北向南，而苍洱坝区地势西高东低，整个府城东西高差达35 米，城内建筑坐向与地势特点极不协调。正如“嘉靖名宦”李元阳在《迁建大理府治记》中所说：“旧治面离而出，席坎而居，枕既戾山，襟亦失水，始拘法制之小得，终亏舆地之大观”〔7〕，他痛批为守旧制，“不顾向背之势，阴阳之宜”的建筑朝向制式。明代中期以后，城中建筑朝向逐步改为坐西向东。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 年），府署“旧治南向，巡抚御史刘翾檄、知府史诩改建向东，枕山面河”〔5〕185。明万历年间，大理府城中建魁星阁，“高出城表，与东山文笔塔对峙”〔8〕111。到明末，大理府城大部分建筑逐步形成“西枕苍山、东带洱海，龙首龙尾南北二关复抱其左右‘枕山襟河’”〔8〕111，顺应地势、坐西向东的建筑格局。
2．城内机构设施布局
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大理府》和正德《云南志·大理府》的记载，大理府城内公廨、学校、堂亭、楼阁、祠庙、馆驿等行政设施、校堂、庙宇齐全，它们的分布都以府治为中心。“府治在城中，洪武十七年建置，内有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军资库、价阁库”，为整个府城的行政统治中心。府治以南公廨、校堂最为集中，包括“各州县俱有”的布政分司；
“内有典史厅、架阁库”的太和县治，县治东为太和县学；
“内有经历司”的大理府军哨——大理卫，大理卫治东为银场分司；
“文庙在东侧”的府学，府学之南五百步为射圃；
驿馆“洱西驿”。府治西为五花楼、社稷坛、文昌祠，文昌祠之右为致斋堂。府治西南为金沧道、按察司分司和关王庙。府治东有东岳庙，东岳庙之南为西岳庙。府治前有“旌善、申明二亭”“左有府前铺”。府城内大街有鼓楼，西有钟楼。供奉守护城池之神的城隍庙也位于城中。府城东郊建有雷雨山川坛。府城北郊为历坛。此外，崇盈仓、税课司、河泊所、阴阳学、医学等其他公署“散之于城之内外”。据天启《滇志·方外志》记载，府城内的寺观较多，普贤寺、栖霞观、大我寺、大悲寺、普贤寺、文殊寺、兴福寺等分布于城内各处。
从整个城市的布局来看，大理府城南北城门之间的大街为轴线，城内的衙署、祀典等官方建筑皆沿南北轴线两侧分布。公元1383 年，“都督冯诚拓展东城一百丈”〔5〕185，使府城的南北轴线未居中，城市中心西偏，形成西重东轻的布局。城东逐步发展为城民活动区域，有菜地、农田和林地等。随着外部经济空间聚集功能的加强，以及明代移民屯田等政策的实施，大理府城在“人与物相聚会”〔9〕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街巷”为特征的城市市场空间。
清朝建立初期，云南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封建割据统治，直至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 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云南才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清廷沿用明朝的“府、县”制度管辖大理，大理府城仍为大理府治和太和县治所在地。康熙《大理府志》卷六记载：城池“每方三里，高二丈五尺，厚二丈，砖表石里，上置敌台十五座，铺三十九所，池阔四丈深”。
（一）城市的增扩重修
清代大理府城布局、结构上基本沿袭明制，朝廷对城市的增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对城防建筑的修复，二为对某些公共建筑朝向的调整。一方面，对城防建筑修复的次数较多。“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 年），提督诺穆图捐资，遣太和县知县张泰交拆四门楼新之”〔10〕。据张泰交《重修大理府四城楼记》的记载，他按“缺者补之，腐者易之，倾者扶之”，“至荡然无存者”才“创而新之”的方式重修大理府城。重修中拆除原四门楼，建了“飞甍轩翥，杰栋嵯峨”的新门楼，改东门为“永清”①清代太和知县张泰交在《重修大理府四城楼记》中作“永清”，康熙《大理府志》卷六《城池·大理府城》中作“承清”。、西门为“永镇”，其余城门皆沿用明代名称，并将城内的鼓楼改名“五华楼”②康熙《大理府志》记载：“五华楼废址在今郡城中央，世传南诏丰祐建，方广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元世祖征大理，驻兵楼前，重修。明兵燹始废。今城中谯楼曰五华。姑存其名云”。。公元1856 年，整个城市在杜文秀领导的反清回民起义中损毁严重，“各衙署被烧毁，档案无存，无凭查考”。为镇压起义，“同治十一年（公元1873 年），官军攻城开掘地道，东南两方轰塌三百余丈，十二年巡抚岑毓英就地筹款修理”。清军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城内的古建筑破坏严重。光绪年间多次重修城楼建筑，“（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东南城墙坍塌五十余丈，经知县曹廷，请款与修”；
“七年（公元1881 年）请款重修南门外城楼、东门城楼”；
“八年（公元1882 年）东门近左城垣坍塌十七丈二尺”〔3〕14，请款重修；
“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报请朝廷拨款修复城楼、城墙。多次修复之后，大理府城的城防建筑结构和格局依然保持完整。另一方面，康熙年间改明时金沧道旧署为提督署，并调整坐向为坐西向东；
同治年间府县学宫、考试院、城隍庙都改为坐西面东……大理城内的官式建筑皆按地形地势调整朝向，不仅顺应“向背之势、阴阳之宜”的建筑选址制式，而且为城内民式宅院的建设和发展提出等级限制的要求和提供可效仿的建筑模式。
（二）城市的街巷格局和商业功能
清末，大理“城内驰道阔二丈五尺”，街巷依然保持南北城门相对，东西城门相错一条街的“双十字”型格局，南北轴线和东城门所对轴线将整个城区分为大小不同的四个区域。南城门至北城门之间的大道为南北向正街，分为八段，依次为南门街—鼓楼街—卫市南—银行街—四牌坊南—四牌坊北—鱼市口北—北门街；
东城门所在的东西向大道为东西大街，依次被分为六段：东门口—东门上街—魁阁街—卫市下街—卫市上街—响水关上。南北正街和东西大街将城内分成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区域，东南、西南区域主要为校场、兵道、寺庙等，西北、东北区域除了道署、县府、书院等外，为城内居民的日常活动城所，如西北区的“鱼市口”“卖鸡巷”；
东北区的“屠羊巷”“东菜园”“晓街子”“打铁街”“打铜街”“卖糠巷”等，不同功能的街巷格局延续了明初以来“南重北轻”“西重东轻”城市统治制式。
从街巷格局来看，大理城的西北和东北区域已形成满足居民经济生活需要的固定街市，城内的商业活动以生活必需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农民、手工业者“定期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投放市场，商人则选定市场，循回交易，或座定市场开铺长期经营”〔11〕，城市的商业功能凸显。据民国《大理县志稿》记载：嘉（庆）道（光）之间，人口增加，大理境内分上、中、下“三乡”，“平畴沃野，妇织男耕”。“城内民屋比栉而居，充塞四隅，殆无隙地，城内居民一万三千余户。市面商贾辐辏，货物流通。”〔3〕73
清光绪年间开始，英法等国将缅甸、越南沦为殖民地，云南成为这些国家入侵中国的通道。一方面“洋货始渐输入，洎越亡于法，缅沦于英，于是洋货充斥”〔3〕223，大理成为英法商人倾销商品的主要市场和通往内地的通道。另一方面，大理的土特产品通过中缅边境销往国外。1895 年法国王子亨利·奥尔良（Henry Orlean）在他的游记中记述：大理“约有两万人”，“两条主要的大街横贯城市”，城中商铺林立，生意兴隆，“东边的货物要到达大理，就要通过红河这条进入中国的最短通道”〔12〕，自云南东南部的蒙自、河口、思茅被辟为对外商埠后，大理以东及东南的货物沿着红河流域逆流而上，聚集于此。
此外，光绪年间，大理城内出现沿街的公共服务设施机构，据民国《大理县志稿》记载，大理邮政局支局“在府城赁住民房，迁徙无定”，大理电报局“在前提督署左”，城市服务功能初显。
清代，大理城的商业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城内商业活动的繁盛，基于居民日常经济生活的需要，以城市手工业为基础的商品交易按品种或类型、以街巷为聚点，形成售贩不同商品类目的商业街市；
二为因地处中国西南门户的咽喉之地，境内的土特产品、境外的“洋货”，以大理城为交易中心，或为通道运往国内其他地方，大理城在中国西南边境商贸经济活动中的物资交流和聚集功能不断扩大。
民国元年（1912 年）大理“府县归并，并以大理府长兼摄县事”〔3〕7，二年“废府厅、州制”，改“太和县”为大理县。据民国《大理县志稿》记载，大理城“高二丈四尺，砖表石里，上置敌楼十五座，铺三十九所，周七里三分，垛口一千四百八十个，越墙垛口八十个，统计一千五百六十个。东门名洱海，西门名苍山，南门名双鹤，北门名三塔。四门城楼各高二丈二尺，宽四丈八尺，四隅为角楼，池阔四丈，深八尺。今多被邻田侵占。今城如平方形，在点苍中和、龙泉两峰麓，东距西洱海六里，北距上关七十里，南距下关三十里，向指北偏十五度”〔3〕15-16。
（一）民国时期的街区
据民国元年调查，大理的本籍和客籍人口有所增加，但从城镇风貌来看，“城内四隅更多空地，村垆寥落满目萧条，生易营业终难起色，人多游手，户鲜盖藏地方，现状比较嘉道间极盛时期仅得十分之二耳”〔3〕76。大理城内的街巷、里坊依然布局严整，巷闾密集完好，大理全境旧分七区，大理城属于人口稠密的“中乡”占两区，后两区并为一区。大理城为第一区，“城内分四段南门口至北门口为横线，东门口至西城埂为直线，其四隅为东南第一段、西南第二段、西北第三段、东北第四段”〔3〕28-29，街巷纵横交错，除街巷名称外，与清末相比变化较小。
清代的街巷命名主要以官署府道和庙祠观所等公共建筑、本土人群熟知的街巷标志、民众生活中形成的经济功能特色等，加之南、北、上（西）、下（东）的方位来描绘，街巷特点知名会意，体现了一定的市井文化。而民国的街区命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重寓意和文化内涵，大道为街，小道为巷、坊、里，体现了一定的文化素养与文人情怀。如清代的“东门上街”“仓坪下街”“隍祠后街”，民国时期则更名为“寿春街”“永清坊”“长宁里”。
民国《大理县志稿》卷三《建设部·署所》记载了“旧有常设署局”在城中街巷的分布：大理考试院位于中和坊、迆西兵备道署位于惠康里、大理府署位于安福里、提督署位于五华街、中营参将署位于善仁坊上街、中营守备署位于大福街等。此外，在受福里、吉寿里，永福坊、兴文街、振武街等街巷也还分布着其他清末高级府局，这些署局在民国时期或被改建、或被废弃、或倾圮。城内还新建大理会馆等机构，大理会馆“在城西南隅华兴巷（即五福巷后），民国元年……修建新式大厅楼三楹，东西厢楼各三间，新式大门三间，又西向花厅北向厨房各二间，东南隅厕房一间”，“内莳花草竹木甚多”〔3〕91，城中出现推崇环境协调的新式建筑。
（二）城中建筑的损毁及交通格局的改变
大理处于地震多发带，尤其是明以来史籍上记载了多次地震，大理城及城中建筑都有一定程度的损害。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是1925 年3 月大理发生的震级七级、烈度九级的大地震。震区“房屋倒塌近9 000 间，未倒但破坏严重者近4 000 间，牲畜死亡17 075 头，压死无算。谷米财物之损坏，徒唤奈何。至损失之资本、器具、籽种、破坏之田地，估计不下5 000 万元”〔13〕。大理古城城内大部分建筑除南北城门及部分城墙外基本损毁。1931 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途经震后的大理府城：“古老的城墙，上面建有钝锯齿形的城垛，共有四座城门，其中南城的城门相当漂亮，但已为上一次地震所破坏。两条主要的街道，成直角相交，分别连接四座城门，南北向的大道为主要的街道。”〔14〕在斯诺眼中，震后的府城内真正古老的建筑并不多，究其原因不仅是地震，还包括“老的建筑如屋宇、商店、城墙、城门倒塌了，就按原样在原址进行重建”和“一个世纪也少不了要重修一次”的做法。
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修通，大理城在连接滇东、滇西和滇南的作用大大减弱，苍洱坝区的交通格局改变，大理城在近代发展中交通地位逐渐减弱。
1949 年10 月新中国成立后，当年1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区纵队第七支队进军接管大理，1950 年、1956 年分别成立大理专员公署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古城先属大理县、后属大理市大理镇管辖。如今，大理古城依然保留了明清时期筑城的基本格局，棋盘式分布，古城的城墙、城楼、古建筑、府第等逐步得到修缮和恢复。20 世纪80 年代至今，随着大理旅游业的发展，知名度提高。如今的大理古城除了厚重的历史存在感，更汇聚了多元文化，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隐藏在社会经济下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引来了各方关注。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大理古城
近代以来，大理古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25 年的大地震中城中百分之九十的建筑坍塌，四城门受损严重。1949 年后，象征着封建统治的城防建筑逐步被拆除，1974 年北门楼被拆除，其余三个城楼随后逐渐坍塌。“文革”中，西城墙、东城墙、北城墙被拆毁，城墙墙基附近开始建盖大量的民房、各类厂房、行政机构和学校，被破坏的城墙达1 400米，城东南、东北以墙体土芯为边开挖南北水库用于农业灌溉。此外，城内的六十多座庵堂庙宇在“破四旧”中大部分建筑被捣毁或改作校舍、工厂库房，位于古城中心十字路口的四座古牌坊也被拆除……古城内的大型公共建筑基本被破坏。
在这一段时期内，大理古城曾作为大理县中心，体现县级政府行政职能的各类机构均设在古城。为体现新时期的行政职能，绝大部分机构建筑都为新建，这些建筑皆为汉式主流风格，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平顶房，部分建筑有一定的建筑高度。此外，古城南北主干道的两侧，贸易公司、百货公司、邮局、银行等公共建筑错落分布，这些建筑的外观与土木（石）结构、人字形瓦屋顶、低矮的白族民房差别极大，影响了古城总体的城镇风貌。
（二）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大理古城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大理古城进入发展转折期，通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认定以及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划，古城的保护、修复工作开始，城中的街区格局被完整保存，历史建筑逐渐修复，古城的棋盘式街区风貌得以再现。
1.古城的修复及保护工作
1982 年大理古城被列为全国首批24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理古城的“保护”“修复”等工作逐步展开。1983 年重建南北城楼及南城楼西侧城墙。1998 年启动大理古城墙修复一期工程，共修复古城南城门至红龙井段古城墙660 米。1999 年在清末旧址上重筑五华楼。2001 年、2002 年分别在原址上重建苍山门楼和洱海门楼，2002 年底修缮大理府考试院，2008 年在武庙照壁西侧大殿旧址上重建武庙，2014 年将作为城内居民休闲、学习的大理文化园及其内的大理市图书馆迁出，重建文庙大成殿及周边建筑。古城内许多公共建筑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恢复到现实场景中。
恢复城楼等古建筑的同时，《大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总体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1984 年起实施。大理古城四城门以内2.25 平方千米的区域被划为古城重点保护区域，重点保护以历史建筑群构成的古城轮廓线、白族民居为基调的建筑景观、古城街巷的传统特色和白族文化艺术，通过控制建筑物的高度、体量和建筑外观等确保古城的风貌。《规划》中突出古城南北正道“复兴路”、东西大街“人民路”为商业游览性质，对沿街店铺的特色和营业方式均有所强调，并保留其余各街坊小巷的历史特色。此外，对古城内的72 座古民居院落进行分类保护，重点保护有较高历史价值的15 座白族民居院落；
散落在城内的古井、穿街过巷的沟渠等等都被列入保护之中。从20 世纪末开始，大理古城的行政职能逐渐减弱，政府行政机构搬离古城迁至市中心下关或被置于古城城外。同时，保留服务城内居民生活的设施，这些设施的建筑通过整修改为仿古建筑，高度、色调、门面等外观与周边房屋相协调，古城镇的风貌在“保护”中被恢复，古城的历史特质正在被逐一还原。
2.街区布局
大理古城保持着六百多年历史的棋盘式城池格局，街区格局依如清末，道路主次分明，疏密相间。南北向街道三条，分别是博爱路、复兴路、文化路，复兴路即为清末的南北正大街；
东西向街道六条，苍坪街、人民路、护国路、玉洱路、银苍路、平等路，人民路为清末的东西大街。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古城分割成若干街坊，各坊内又有多条巷道，巷道肌理保持完好。如今的道路不像清末时将一条道路分成若干路段、各段取不同的名称，而是一条完整的街道有一个蕴含时代特征的街名，但当时如“四牌坊”“鱼市口”“大水沟”等名称依然出现在城内本土居民的方位语言表达中。
如今的大理古城，城东南四分之一的区域为驻军部队所在地，城南分布着大理市博物馆①原为清提督府，1856 年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军攻陷大理城后，将提督府改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府，帅府四周筑有高墙，内为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十八年后，大理城被清军攻破，起义失败，元帅府被恢复为提督府。1949 年后，归驻军部队所用，1986 年建为大理市博物馆。、五华楼、武庙、文庙、清真寺等建筑，城西北角为北门菜场，城北和东北有两所医院，多所学校散布在城中，其余绝大部分区域为居民的居住生活空间，民居分布在街头巷里。
3.分成两半的古城
（1）历史文化街区的景区化发展
20 世纪80 年代初，大理古城内护国路中段建有大理市第二招待所，作为当时大理城内唯一的国营住宿设施，国内外游客聚集，外国游客居多，为外国游客提供服务的酒吧、餐吧、咖啡吧等集中在招待所两侧的街道，成为大理古城内游客与居民、中国人与外国人集聚休闲、游憩的“洋人街”。大理古城出现“旅游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复兴路（南城门至玉洱路段）、人民路、“洋人街”成为游客观光的主要集中区。为再现“穿城三渠”穿街达巷、“家家流水”的古城街区特色，红龙井2003 年被打造为规划思路下的水景街区。2010 年前后，随着国内散客旅游人数的增加，为满足需求大理古城内部分民居被改造成各式客栈，客栈的分布从游客聚集区到古城四周的各通道口，再到城内各条小巷，游客分布格局逐渐改变。2012 年10 月，大理古城被评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古城外设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古城内设旅游标牌系统、旅游公厕等旅游公共卫生设施，大理古城的旅游接待功能不断增强，成为大理旅游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2018 年为恢复历史城镇风貌，大理古城启动古城风貌提升专项整治工作，通过恢复小青瓦屋顶、石灰浆刷面外墙、木制门窗……拆除与古城风貌不相符的设施，协调沿街商铺招牌店匾的形式、色彩、体量等，城中主要街区的历史文化氛围大大增强。
从古城功能布局来看，苍山门所对的东西向街道“玉洱路”成为游客与居民相对集中区域的分界，玉洱路以南的复兴路南段、人民路、“洋人街”等的设施、功能都具有景区发展的种种特征，古城“南重北轻”“西重东轻”的城市布局特点在旅游发展背景下有了新的诠释。
（2）原住民的居住空间
大理古城南部虽作为旅游规划修复的重点区域，城墙、城楼、沿街建筑保护较好，但在游客聚集主要区域的街巷里依然生活着本地居民，复兴路、人民路依然是他们出行的主要街道。古城以北生活设施相对集中，为当地居民生活的主要区域，延续了明清以来的传统分布格局。
在大理古城2.25 平方千米的空间范围里居住着以白族为主的，回、汉、彝等14 个民族，常住人口约4 万人。随着“生态移民”的热潮，外来人口增多，长期居住古城的外籍人口数量增加，原住民的居住空间正在发生着变化。从沿街到巷里部分民居建筑的用途改变，居民的生计方式改变，被边缘化的原住民居住空间成为本地人与外来者交流、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新的场域。被分成两半的古城，分界线越来越模糊，古城成为游客与本地人、外来者与居民共同分享的城市空间。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门皆筑土为之……”〔15〕，城市是与村落相区别的非农人口的地域集中，它是体现一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特定区域空间范围。作为国家或地区中心，城既能发挥一定的职能作用，又能储存文化，还能推动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明初新建的大理府城，作为通往西南边境的咽喉之地，它的军事政治职能被强化，受汉文化影响的明代府治制式是府城的城市骨架和街巷结构建造的基础。尽管明清以来大理府城曾遭受多次自然灾害和人为损毁，但它的城市形态和内部街巷肌理依然保持完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理古城作为军事城镇和行政中心的职能逐渐被淡化，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城市遗产特征被突出，在修复历史建筑、重现历史场景、凸显旅游文化的过程中，古城经历了旅游景区化的发展过程。随着城市功能改变、商业功能转换、人口置换、建筑功能重构等，大理古城的城市空间特征也随之变化，大理古城的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从军事城镇到历史文化名城，地理环境因素、区位因素、经济服务功能决定了商业因素是促进大理古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新时代大理古城的旅游开发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传统街区的保存和城镇风貌的恢复，而另一方面古城的旅游经济服务功能被无限放大，导致旅游商业街区范围不断扩大，出现过度商业化、旅游商品同质化现象，这不利于传统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影响了其遗产特性的表达。
大理古城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空间，既融合了白、汉、回等多元民族文化，也交织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大理古城旅游发展模式中，名人故居内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老式建筑中设博物馆等成为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体验要求和古城旅游发展的“新”途径。但随着旅游开发向纵深化发展，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换，不同开发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本质属性通过“做遗产”的方式体现，“传统文化变迁，‘涵化’现象屡见不鲜”〔16〕，这对大理古城多元历史文化价值的延续产生了负面影响。
大理古城已成为旅游凝视的场所，应突破当前古城镇如出一辙的旅游发展模式，做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传统建筑修复，营造传统文化氛围和完善旅游商业准入制度，同时扎根本土文化，保护为先，重视传统文化的“活态”利用和创新发展，突出大理古城这一历史文化空间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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