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戈，彭子洲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函可（1611—1660），字祖心，自号剩人，广东博罗人（今广东省博罗县）。俗姓韩，名宗騋。其父韩日缵，为明万历礼部尚书。函可少有异才，随父读书两京，并甚喜交游，一时间名声大噪。崇祯八年（1635年），函可深感晚明动乱不堪，大厦将倾，又其父卒于京邸任上，遂决心皈依佛门，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拜曹洞宗传人庐山长庆寺僧道独为师。崇祯十七年（1644年），函可“请藏附官人舟入金陵”［1］11，而后金陵失守，函可在金陵目睹了清军屠城与南明诸臣死难，并撰写《再变记》一书记录此事。顺治四年（1647年）夏，函可动身南返，不料出城时因守兵搜出《再变记》一书与福王答阮大铖书稿而遭严刑拷打，囚系狱中。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函可谪戍盛京慈恩寺，开始了十二年的流放生活。流徙至盛京以来，函可坚守着僧人的使命，积极开法于关东名刹，信众甚多如河鱼怒上，同时又将结社之风气带到了盛京。顺治十六年（1660年），函可圆寂，生命停留在远离家乡的辽东，享年49岁。函可去世的四十四年后，他所写的一千四百余首诗经其弟子、友人编订与补遗后作为诗集付梓印刷，名为《千山诗集》，从此其诗作得以走出塞北，流传后世。
《千山诗集》全集共二十卷，另有补遗一卷，函可毕生所作诗歌基本收录在《千山诗集》中，其中绝大多数诗作写于函可远戍辽东后的十余年内，也有部分诗作写于寓居金陵直至获罪的这三四年间。纵览诗集全书，不同时期的诗歌在文本形象层与意蕴层上的审美特征展现出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函可流徙盛京之后，这样的差异更为明显。通过结合《千山诗集》诗歌创作的时间与函可本人的生平经历，这些差异可被总结归纳为时间层面上的变化规律，而这种变化难以概括出明确的时间节点，主要体现为循序渐进的过程。本文以《千山诗集》为研究基础，结合《千山剩人和尚语录》以及有关诗人的传记、塔铭等文史资料，对诗集中可以确定写成的具体时间或时期的诗作进行系年，此外在以时间与函可生平经历为线索的基础上，探究函可诗歌的审美特征随着诗人生命旅程的推进而产生的具体变化。
意象是中国文学首创的一种审美范畴，概括地说意象可以理解为“表意之象”或言“圣人们用象征手法创造的艺术形式”［2］。具体来讲，文学中的审美意象“由主体的‘意’和主体意识到的客体的‘象’两个方面融汇组合而成。意因象而起，象乃意中之象”［3］。在《千山诗集》中，函可反复多次书写的客观事物即“象”有很多，如月、花、雪、雁、日、山、水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相同的事物，函可常用以表达完全不同的主观感受即“意”。在函可谪戍辽东的十二年里，诗人对于相同意象的描写前后具有明显的差异，下面以函可诗歌中“月”和“雪”两种意象作简要分析。
（一）“月”意象
函可所作的千余篇诗歌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意象，其中带有“月”意象的诗歌共有117首［4］，占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左右，是诗集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之一。身处异地的人们可在同一时间看到月亮，而望月又形状圆满，因此月象征着团圆美满，同时也可引申为乡思，这些特点恰好与函可命途多舛的身世相呼应。例如，写于顺治八年（1651年）函可得知阖家罹难于博罗之后的《沈阳杂诗二十首》其十四中有诗句：“可惜团团月，还来绝塞明。照人幽近死，到地自无声。”［1］125诗中圆月悄然照亮塞北，而诗人望着圆月，想起再也无法团聚的家人，顿时心如刀绞。又如《中秋夜独坐》中有诗句：“如何一步地，偏生万里情。去去我欲眠，明月不须明。”［1］47月原本是寄托思念的美好事物，函可却在诗中描写月时流露出厌恶之情，此处对于“月”意象的描写表达的不仅有函可对已故亲人的哀思，更有函可孤身一人、独活于世的寂寞凄凉之感。
随着函可在辽东年复一年地修行，函可对于“月”意象有了与此前不同甚至相反的运用。在函可的诗歌中，月从一个刺痛诗人、令其生厌的事物转变成了帮助函可参禅悟道的媒介。在探究佛法与物我关系时，函可常将深奥的禅思寄托于月，例如五言古诗《月》中有诗句“物感固自殊，明月同一照”［1］50，又如《耿耿二章》其二：“突如其来，突如其已。念生无根，与物为至。纷纭不辍，毋用遏绝。知幻即离，空明如月”［1］19。不仅如此，在山水风景对函可负面情绪的排解下，“月”意象也常常被他用来抒发自在于天地之间的闲适之情，如《晚步》一诗中有诗句“客心在秋水，微月出空山。任意缓归步，柴门不用关”［1］110，诗句描绘了一幅傍晚时分微月渐升，诗人在山中漫步、徐徐而归的画面。辽东的深山里风景幽绝，寂寥无人，微月反而更衬得诗人闲适自得、兴味悠然，又如五言绝句《北里暮归》：
归路不觉远，月出静林峦。
举头贪看月，误到别家门。［1］289
诗题中的“北里”即函可的挚友、明朝遗臣左懋泰。傍晚函可从友人的住处回来，仅是因为多看了会月亮，他在不长的归路中竟误走入了别人家。诗歌短短二十字，没有过多的修饰，而其中对于月的描写，足以将诗人山居的惬意自在表现得淋漓尽致。曾经的月为诗人增添烦恼，而此时诗人又以月来排遣烦恼，体悟生命。不难推断随着时间的治愈与山水之乐的抚慰，函可得以看透那些孤独与乡思之苦带来的困扰，逐渐学会在远离尘嚣之地享受着宁静的生活。
（二）“雪”意象
函可流徙至盛京以后，还有一种事物函可也常运用于诗句当中，那便是雪。在函可的诗作中，“雪”意象往往和“冰”“霜”等意象同时出现。作为土生土长的岭南人，“雪”这一意象对于函可的生命体验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冰雪曾一度在严寒隆冬里刺痛着他的肉体，而同时也为贫乏寂寥的生活带来新鲜感。初到盛京的函可常通过对“雪”意象的塑造，倾诉流徙之刑的艰苦与孤独，例如在《生日四首》其四中有诗句：“残躯为冰雪，双眼借天人”［1］105，饥寒与伤痛缠身的诗人控诉着命运的无情，以至于绝望地断定自己早晚会埋葬于冰雪中；
又如写于顺治十年（1653年）的《元旦有感二首》其一：
老眼未曾看历日，如何岁岁在龙蛇。
相逢知友休相问，不是贤人亦自嗟。
旧腊坚冰仍匝地，枯枝残雪尚开花。
新愁又是从头起，安得春风到海涯。［1］184
此诗中，去年留下的难以消融的冰雪与新春里发出的花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人借着“冰”“雪”意象，侧面展现出其本人对一年又一年蹉跎岁月的见证，表达了诗人对时过境迁的慨叹与愈发深重的乡国之思，但是以上这类对冰雪的悲观消极的描写，随着函可人生苦难的淡化渐渐有了明显的不同。山水的慰藉、师友的陪伴以及函可自身心态的转变，使得“雪”意象被赋予了僧人特有的圆融心性，诗歌风貌有了新变化，例如《岁暮同阿字得寒字四首》其二：
总是冰霜地，非关我独寒。
一身蹲雪底，双眼向云端。
索句从朝起，烧泉到夜阑。
此时兼此地，犹得共团圞。［1］150
诗题中的“阿字”即函可的师侄、函昰的弟子今无。顺治十一年（1654年），今无奉函昰之命从庐山北上看望函可。函可对远道而来的今无“深器之，每参罢与语，自春徂秋，顿忘筌蹄”［5］。今无同函可一样，好有诗兴习气，《千山诗集》收录有多篇函可与今无唱和的诗作，正如上述诗中形容的那样，二人“索句从朝起，烧泉到夜阑”，函可的心态也随着师侄的到来逐渐豁达起来。在一片苍茫冰雪中，能与师侄随心所欲地纵情和诗，何尝不是一桩幸事呢？顺治十四年（1657年），今无南返，函可写有大量诗篇送之，这段师门叔侄畅谈和韵的佳话就此告一段落。也许正是因为今无的陪伴，函可在今无离开那年所作的生日诗《丁酉生日二首》，与以往感叹身世之悲的生日诗迥然不同：“如何只说生前话，不分关河白雪天”［1］362“总是刑余更莫嫌，嚼穷冰雪味真甜”［1］363。两处“雪”意象不再用来抒发思乡之苦与身世之悲，都流露着对辽东这第二故乡的认同，亦如《戊戌元旦》中的诗句“放流久已成乡土”［1］279，“雪”这一意象建构的转变，也从侧面反映了函可诗歌创作后期对自身身世命运的自洽以及对自然禅性的回归。
从前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函可在诗作中进行的意象建构的变化，与他通过意象表达出来的复杂情感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童庆炳曾提道：“中国古代诗学深知情感的艺术形式化，是发泄宣导情感的必要途径，是化自然情感为审美情感的重要中介。”［6］《千山诗集》千余首诗歌的体量鲜明地体现出了函可对诗歌有着极高的创作热情，用函可弟子今羞的话来形容，是“目有触境有所会，辄不自禁。或累累千言，或寥寥数语，日积成帙”［1］7。从他的形容中不难看出，正是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使得函可诗歌中宣泄出的情感有所变化。
在《千山诗集》主体部分的二十卷里，有关函可获罪前的诗作多集中于卷九与补遗卷，这些诗作基本写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函可动身北上金陵至顺治四年（1647年）函可获罪之前的这段寓居金陵的时期。这一时期，摇摇欲坠的明王朝已在甲申之变中颓然倒下，心有“康济天下之志”［7］351的函可亲眼见证了清军对南明政权的践踏，心中难以抑制深切的亡国之痛，于是他将物是人非、江山易主的惆怅之情倾泻于诗中。《秋呓八首》其四中有诗句“芰荷叶老虫声切，惆怅家山未可归。”［1］174《和澹心因圃阻雪思归》中有诗句：“年年风雪栖庑下，惆怅残更忆翠微。”［1］414《朱溪臣临行再被价窃，作此奉慰并以言别》中有诗句：“旧社梅花看欲发，一枝惆怅老西风。”［1］415由此不难看出，不论眼前的景色是芰荷、风雪还是梅花，面对故国不复的现实，诗人诗句字里行间表达出的情感都只有惆怅二字。
除了在诗歌创作的前期直白地写出自己的情感，函可那些通过描写泪水来纵情抒怀的诗歌，则更鲜明地体现出其因难以挽救家国而产生的惆怅。在写于寓居金陵时期的诗作中，函可往往将这种情感用泪水表达出来，从《甲申岁除寓南安》中的“寒尽孤僧泪独涟”［1］172到《乙酉除夕二首》其二中的“鱼声梵呗浑成泪”［1］175，从《丙戌元旦顾家楼》中的“年光又逐泪痕新”［1］175再到《丁亥元旦昧庵试笔》中的“南山如旧涕空涟”［1］176。函可在一次次痛哭流涕中逐渐接受了反清复明已不可能的事实，感叹“但有心胸还宇宙，更无眼目借天人”［1］176，只能以泉涌一般的泪水来承载对于破碎山河的无尽哀思，而当函可切身经历牢狱与流徙之苦后，来到东北这片与诗人家乡岭南有着天差地别的土地上，此前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丰沛的情感积淀，却意外地令他诗境大开，诗歌创作一转曾经的哀婉而有了苍旷的边塞诗风。经过死里逃生的人生变故，函可开始不再单纯地吟咏故国倾覆之痛，而是在诗作中更多地阐发命运浮沉之悲，如五言古诗《泪》：
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
洒天天户闭，洒地地骨寒。
不如洒东海，随潮到虎门。［1］39
此诗一别于上述诗中“泪独涟”“浑成泪”等的铺张重复，夸张的描写将诗人心中的苦闷酣畅而痛快地倾吐出来，然而结尾一句“随潮到虎门”又将诗的悲怆情绪急转直下，落回到对岭南的思念上，使得欲说还休的沉郁之情跃然纸上。在原本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屡次遭受现实的打击之后，这样的诗作也正体现了函可生命的困顿对其诗歌创作的升华。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开禁，函可解除了原本的禁足状态，被允许在辽东地区活动。从此，函可积极发挥他的佛学造诣，于辽东当地的佛刹开法讲学，同时与当地许多禅师藏主交流佛法。随着传教事业的兴旺，函可对禅的参悟得以更进一步，因此在这一时期写有大量的禅诗。尽管他认同禅宗宣扬的见性成佛，主张“直下识取，不可拘拘向语言文字上寻讨”［8］，但就从千山诗集有诗一千多首这个事实来看，写诗也是函可参禅悟道的重要途径，而这一时期函可写成的诗作里，沉郁悲怆的情绪慢慢地消减，渐归平静，取而代之的是用诗的语言道出的玄妙禅思。例如《与藏主夜谈三首》其三：“善乃恶之对，福兮祸所依。所以学道人，恬淡贵自持。只此一瓢水，世世以为期”［1］45，这既是从禅学角度对善恶祸福关系的阐释，同时也是函可本人历经挫折后回归平和的心情写照。诗中一句“恬淡贵自持”恰恰点明了主题，表达了函可在新的人生阶段中体悟出的为人之道。加之获得有限自由后，函可终于能走出逼仄的寺庙，在辽东幽僻的深山老林之间实现心灵的宁静。尘世的苦难已折磨了他大半生，能寻得一片避世之所来潜心禅修，无疑给予了当时的函可最好的安慰，以至于函可不禁在五言律诗《偶成二首》其一中感慨：“回思尘世间，束缚可怜人”［1］157。另外，写于1653年函可前往千山途中的《宿向阳寺》一诗，也是这一阶段函可禅悦之情的真实写照：
但使忘人世，居山何必深。
断云栖破衲，积雪老禅心。
客去门仍掩，窗空月每侵。
病夫怯登陟，只此易相寻。［1］161
佛刹不在山的深处，却已足以脱离尘世的纷扰，使得一身病患的函可不须费力跋涉，也能享受参禅的宁静与闲适。零落的白云、未消融的积雪以及满窗的月光，这些曾经美好而遥远的事物，此时此刻都在山中一座小寺里被诗人感受着，给予他许久未有的安乐与轻松。《千山诗集》中存在着大量的禅诗，从中可见函可时而寄禅于诗、时而唱和引禅、时而抒发游山玩水的禅趣。这些禅诗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恬淡与禅悦，既是函可通过诗歌创作表达的独特情感，也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诗境进行了新的开拓。
函可短暂的一生深处明清之际的政治变革之中，尽管他与这一时期许多士大夫一样因复明无望而选择投身佛门、醉心禅学，而根深蒂固的儒家入世观又使得他不能真正放弃故国，时刻心系复兴之业。好在在远戍辽东的十二年里，函可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国破家亡的悲痛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身为僧人所具有的慧根以及潜心修习所得的佛学造诣，将他从无尽的悲怆中解救出来。他幽居深山，于佛寺庙宇中找到了为人处世之道的真谛，不再被过去苦难的回忆所困扰，并最终获得心灵的平静与愉悦。
诗的作者函可作为审美主体之一，其写诗的动机与价值追求，除了前文提到的“目有触境有所会”，更重要的一点可以概括为“诗取穷愁”。函可曾在与师侄今无一同研习杜诗时指出：“今身居绝域，边声刺人。短章如烟，王孙有恨；
长垣似水，木佛无家。以彼全集，作我横涕，何其声之感人若是也！诗取穷愁，人当问世，此作古者执之如券。”［9］一方面，这番论述再次说明了前文提到的惆怅与苦闷，是函可诗歌表达的重要情感；
另一方面，不难看出“诗取穷愁”一词既体现了函可的诗学观，又准确概括了函可诗歌创作的原则与旨趣所在。
自甲申之变以来，函可经历了故国亡去、母亲离世的人生变故，后又亲眼看见了复国的希望被清军抹杀，为明存史的气节与信仰又使他遭受酷刑牢狱之灾，最终虽得以免死，却被束缚在据家乡千里之外的辽东塞北，因此函可写诗不仅是“痛伤人伦之变，感慨家国之亡”［7］351，更是纾解了人生变故对他造成的心灵创伤。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思·赫尔曼提出：“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应、情绪、认知和记忆都会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10］函可诗歌的叙述方式，正契合于他记忆中的创伤体验，函可通过诗歌治疗心灵创伤，而其诗歌亦反映出诗人的心理及生存状态。［11］在函可谪戍盛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心灵创伤的表现成为函可诗歌创作最常出现的主题。例如，写于顺治七年（1650年）函可生日时的《生日四首》其二：
便从今日死，已是旧朝人。
乞食真惭粟，看书若有神。
无端思故事，数点泪沾巾。［1］104
此时距离《再变记》被搜出已过去了三年，从诗中函可依旧表达着自己对明王朝的认同，并抒发了过去的经历给此时的他带来的消极影响，而这种对于心灵创伤的书写，在顺治八年（1651年）和顺治九年（1652年）达到一个高潮。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函可的同门师弟真乘，自家乡博罗不远万里来探望函可，通过真乘之口函可才得知，自己牵挂的家人其实早已在五年前的抗清运动中全部罹难。这一时期，函可的创伤记忆被充分唤醒，国仇家恨与自身的痛苦穷困激烈地碰撞在一起，令其哭叹“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气”［7］352，《千山诗集》中典型地反映这一时期创作旨意的诗作是七言古诗《辛卯寓普济作八歌》。全组诗以追悼家人为思想线索，诗人在回忆与亲人的过往中抒发家破人亡的悲愤，并在最后一首中将情感集中爆发出来：
我歌我歌歌将歇，揽衣忽起增哽咽。
我忧不独在乡国，我罪当诛复何说。
笔尖有鬼石流血，天地无情难永诀。
SNCR系统喷嘴改造后锅炉尾部烟道积灰严重情况得到良好改善，降低了锅炉检修工作中烟道清灰工作量；
锅炉烟气湿度改善，引风机挡板、烟气再循环风机挡板卡涩情况有所改善，降低了设备的故障率；
减缓电除尘阴极线腐蚀情况，延长了电除尘阴极线使用寿命；
稀释水系统停用后，锅炉排烟热损失减少。
呜呼！木佛木佛能不哀？
狞飙苦雨四面来，狞飙苦雨四面来，
土床一尺魂徘徊。［1］93—94纵览全诗，激越悲壮之情似有推倒山河之势。诗人恨不得将心中全部愤恨写尽，怎奈何天地无眼，佛祖不佑，只留得自己一人在寒冷的土炕上孤独地哽咽着，然而在这个时期之后，函可诗歌创作的价值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并加深了转变。在获得人身自由之后，函可借着为辽东众佛刹开法讲学的契机，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游历千山的活动，因此在函可谪戍盛京期间所作的诗中，除了酬唱赠答、即事抒情、怀人悼亡之作以外，山水诗同样具有不小的体量。在函可游览的众多山岳中，作为诗集名称的千山与函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函可本人更是以“千山剩人”自称。函可以千山为题所作的诗，无不散发着清新冲淡的韵味，例如《从千山携龙牙回约诸子同啖》一诗有诗句：“恬淡本性成，微苦亦有致。”［1］62此句诗运用了双关的手法，表面上是赞美从山中采来的特产口味清淡而微苦，别有一番风味；
实际上是在表达诗人当时的人生境遇，表现了他在山水之间唤醒了自身恬淡宁静的本性。
在组诗《同雪公游千顶纪事十首》里有一篇小序，对函可十一次游千山的经历做了详细记述。从中可知，函可第一次游千山大约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第十一次游千山时间应为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在这五六年间，函可几乎以一年两次的频率从戍所一路跋涉入山，有时是为了与友人相聚，有时是为了开法讲学，也有时仅是为了游山玩水。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可以确定的是函可在一次次游览中逐渐与千山结缘，并用这座极寒之地里罕见的青山秀水，来治愈命运带给他的创伤，例如《同雪公游千顶纪事十首》其十：
半日浮生闲不得，况连十日遍山扉。
解开药裹包黄栗，斫得藤条下翠薇。
入郭愈怜山水好，逢人多与性情违。
最嫌骢马黄金勒，依旧骑驴独自归。［1］268
纵使药囊裹粟，骑驴独归，函可对于美好的山水之旅依然十分留恋，其对于千山的喜爱之情可见一斑。尽管这一时期函可仍写有怀念故土、悼亡亲友的诗作，但是他一写到千山，原本的伤感幽恨似乎就被洗涤了，更多地表达出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千山诗集》中，与千山有关的诗歌有79首［12］，虽然仅占诗集里诗歌总量的二十分之一，但就有限的创作时期来讲这些足以成气候。寄情于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俨然成为函可诗歌生涯后期重要的创作旨趣。在这些描写千山的诗作中，函可时常感叹“忆山频得句”［1］291，深觉“此中何处觅边愁”［1］319。这些山川风物，不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素材与灵感，对于其诗歌文学价值的提升功不可没，而且填补了函可曾经的创伤记忆所带来的迷茫空虚，激发其恬淡的性情与创作动力。
函可的弟子今何于《千山诗集》卷首有言：“吾师以诗得罪，复以罪得诗。以诗得罪，罪奇；
以罪得诗，诗愈奇。”［1］7函可的诗能以奇著称，诗歌深层次的审美特征的变化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于诗歌本身，更与函可深刻而丰富的生命体验相呼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录了函可毕生诗作的《千山诗集》，可谓是记载函可坎坷身世的个人史诗。就其身世而言，函可生于官宦世家，因父亲的离世与明王朝的倾废而半路出家、遁入空门，后身陷于清初政权对明朝余势的残酷迫害而获罪入狱，进而发配关东；
就其身份而言，函可身为一介诗僧，是背负着心灵创伤的明朝遗民，也是在命运的裹挟下被迫背井离乡的东北流人。函可诗歌的审美特征的变迁，也正反映了函可面临复杂人生境遇时的心路历程；
而函可自身具有的多重身份，则是其诗风“奇”而极具个性的深层根源。在对特殊生命体验的关照下，函可的诗歌在整个明末清初诗坛都称得上独树一帜。他以岭南诗笔书辽东风情的独特诗风，对此后的东北诗坛与文学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