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选题科学决策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支撑条件与保障措施。传统意义上，选题决策是出版单位最重要的生产决策，其基本流程是在企业内部由编辑提出选题，然后由选题论证委员会作出判断取舍。这一模式的优点是省时省力且实用，实践中指导优秀编辑、出版组织推出了许多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好书，缺点是易造成很多选题几近“随机”决策，盲目出版所谓“畅销书”，导致资源错配、浪费人力、增加财务风险等问题。虽然通过将编辑隐性经验知识显性化与研制计量方法相结合，克服了部分传统决策模式的不足，但仍难以系统化解释和克服实践中存在的“随机”决策与反常选择问题。将认知心理学与决策科学领域理论成果——判断与选择相关理论引入图书选题决策领域，构建科学且便于实践操作的图书选题决策管理模式，能更有效保障决策质量和出版效益：（1）构建选题判断决策流程与实用判断方法，规范选题判断决策行为。通过相关策略，将复杂判断结构化地分解成单一判断，改善判断决策过程，尽可能地消除本该相同判断中的分歧。（2）研制判断决策过程辅助模型和校正程序，保障决策方法的透明性、决策水准的稳定性，保证纠偏方法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关键词] 图书选题；
选题策划；
图书出版；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图书质量；
认知决策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3）07-0038-09
一、引言
行业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图书零售市场中销量前1%的图书品种贡献了57.73%的码洋，2020年有196万种没有卖出1000册，2021年销量前1%的图书品种贡献了近60%的码洋；
2020年，国内新书码洋占比仅为13.82%，2022年与之基本持平。图书零售市场呈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固然很多，但选题决策质量有待提升，是不争的事实[1]。多年来，相关管理部门针对现状，出台了一系列管控与引导措施，如加强编校质量检查、优化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量化考核、控制书号等，虽然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外部措施虽能通过提高出版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注意力和延长思考而发挥作用，能防止由于关注与努力不足造成的错误，但防范不了来自认知与决策偏差造成的失误，因为惩戒或激励的纠正力量核心仍需依赖对特定错误本质属性的认知。
选题是出版工作源头，科学的选题决策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必要的支撑条件与保障措施。如果选题决策质量出现问题，后续工作再怎么努力，出版质量与效益也难以保障。这就需要决策者在充分了解和理解选题决策实践与研究现状的前提下，拓展交叉研究领域，借鉴认知心理学与决策科学领域相关成果，打开图书选题决策过程“黑箱”，探究选题决策基础理论，防范认知判断与价值选择偏差造成的系统性失误，保障选题决策过程的规范性与输出结果的稳定性，减少资源错配和浪费，有效提升选题决策质量与出版效益。
二、图书选题决策研究回顾与反思
选题决策是出版单位最重要的生产决策，其基本流程是在单位内部由编辑提出选题，然后由选题论证委员会作出判断取舍。实践中，由于出版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每年每月都会推出大量新产品，且图书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即每家出版企业都垄断着自己生产的产品，但许多其他出版企业也生产争夺相同读者群的大量相似但不同的产品，这就决定了出版企业不可能像其他行业企业那样，对单个选题进行长时间的市场调研、评估、论证和取舍，选题论证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在現有业务规划与产品线路下，凭借自身经验和编辑个人信誉，快速作出判断抉择，因而已有成果多围绕选题决策模式研究（即围绕决策遵循的活动程序与行动原则）且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对传统选题判断方式方法的总结、提炼与完善
传统选题判断方法，早期主要是莱恩与彼得森（1982）总结的“技能与企业家精神”和“产品形象”两种模式[2]，依赖编辑的经验直觉、信誉和同行意见进行判断决策，这些经验直觉和意见并以社会化进程为中介，在反复判断决策过程中通过累积性学习理解，逐渐建构出来并作为后续判断决策要点。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2005-2009年考察英美国家大众出版时，发现这样的决策方式仍在沿用：编辑对图书类型的熟悉程度及由此作出的市场前景判断、作者过去的出版业绩、作者的营销资源平台、与同类书的比较、社内外他人的评价等[3]；
国内目前亦如此，如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的“首席专家制度”（龚莉，2016）[4]。这样的决策模式省时省力且实用，实践中指导优秀编辑、出版组织推出了许多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好书，但同时也造成很多选题几近“随机”决策，如盲目出版所谓“畅销书”（表现为首印量过大、过度营销等），导致资源错配、浪费人力物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财务风险。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出版企业谋求改善上述判断决策方式方法：首先提炼编辑经验直觉中的隐性知识并使之显性化，然后通过统计学的计量方法辅助决策。（1）将编辑隐性经验知识显性化。主要从作者资质、选题结构、出版线路、读者群、竞争情势角度展开判断（杰夫·赫曼等，2001）[5]，这种方法进一步凝练为“判断选题策划价值的三角”——价值（意义、影响力）、销路（盈亏核算）、实现可能性（可操作性）（鹫尾贤也，2004）[6]，2004年中国出版协会主办的“出版决策与选题策划”研讨班，集中交流展示了这样一批成果，集大成者是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教材中的选题判断原则与标准[7]。（2）研制计量方法。国内如赵永昌（2007）[8]、黎丹（2012）[9]、车尧（2019）[10]等，借鉴数学、统计学相关定理公式和方法，探析选题量化评估与首印量预测方法；
国外同类研究，如研制预测选题销量与畅销度的数学模型（艾伯特·N.格雷科等，2005[11]；
朱迪·阿彻等，2016[12]）。一些出版企业在此基础上开展选题论证管理，典型如科学出版社（余丁，2017）[13]，其“精确定量的选题论证制度”，由一系列选题论证内容量表和加权公式构成。上述改善方法，将选题判断决策由经验到问题到指标再到变量，进行了可操作化的步骤拆解，使得优秀编辑的经验技能逐渐清晰外显，在此基础上又抽象概括为简单的模型，优点是层次清晰且便于评估操作，部分克服了传统决策模式的不足，但难以解释实践中产生的一些反常选择现象，表现为大量出版平庸资助书、包销书和劣质跟风书，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屡禁不止。
（二）图书选题决策失误原因探析与对策研究
业界学界主要从企业管理角度，探析了上述决策方式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1）流程规范。如李智慧（2012）[14]、霍文婵（2016）[15]等借助工程质量管理方法，进行了选题流程管理建构。（2）组织管理。王勇安等（2005）[16]、易图强（2011）[17]、王俊琴（2020）[18]等从组织管理制度与实际决策环境条件角度进行了辩证分析。阮平南等（2019）[19]论证了组织与团队特征对选题决策机制的影响。（3）数据与技术手段。如“北京开卷”2015年以来研制选题服务模块，提供数据查询服务，辅助选题决策。上述研究虽然较为深入地探析了决策失误原因并给出相应对策，但企业管理视域下的相关理论知识主要通过观察、概括、总结、回顾、反思等方式获得，虽然不乏洞见，但未涉及机制与原理，实践中仍需反复体认、修正、强化后才可能确认、获得相应认知，不但学习实践成本高，而且从实际结果看，仍难以系统化解释和克服上述实践中存在的“随机”决策与反常选择问题。
综上，早期成果多集中在与编辑出版活动感性经验相连的应用分析（周国清，2008）[20]，后出转精，但基础和目的多属于规范性研究，多是从传统出版职业经验中总结的应该如何做、应该如何做得更好，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选题决策行为的累积性理解，总体缺乏实际如何选择、实际为何如此选择的科学系统的实证性研究。因此，要想将上述决策的方式方法与应对策略进一步完善和实用化，有效克服实践中存在的难题，整体提升选题决策质量，还需要研究者在前贤时彦实践与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视角，聚合不同学科领域理论间的关联性，在清楚问题根源与决策原理的情况下，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三、图书选题科学决策与认知决策理论
本质上，出版企业的选题决策，运用的是组织内部市场前景预测机制，主要是基于对选题可能性信念进行的估计和预测，属于不确定状况下的概率评估问题，背后不但涉及编辑个体判断选择与组织判断决策机制问题，还涉及更为复杂的理性抉择——跨期选择问题，属于认知与决策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决策质量与认知决策理论
选题决策实践主要涉及判断和选择两个过程。有关判断的研究路径，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总结归纳，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三大研究线索[21]：（1）由保罗·米尔（Paul Meehl）开创的有关临床预测和统计预测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证实了“在预测显著的行为标准时，有关线索的简单模型组合，优于专家的直觉判断”，而且这个结论并不局限于医生和临床预测，还适用于很多专业研究领域，正如其所讲“人对自己如何推理以及推理成效的印象，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错误和偏差的解释往往是认知性的”。（2）由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引入心理学并体现在贝叶斯范式中有关主观概率的研究。心理学家第一次获得了“在不确定状况下有关最优绩效的完全清晰的模型，援用这个模型，人们就可以比较人的判断”，并进一步导向了“对归纳推理易犯的偏差以及可校正方法的关注”。（3）由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供研究规划，杰罗·布鲁纳（Jerome Bruner）提供例证的有关推理启发式和策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更加关注“内在判断决策过程和心理限度，以及内在判断决策过程受心理限度形塑的方式”，主要研究内容和成就是西蒙对推理启发式和有限理性的研究，以及布鲁纳对思维策略的研究，他们“都关注能降低判断任务复杂性的简单化策略，从而使人所拥有的心智能驾驭这些任务”。此后，有关判断的研究继续与心理学研究汇合，如佛雷澤·海德（Fritz Heider）开启的因果归因与常人心理解释研究，并逐渐集中和致力于揭示判断启发式及其后果研究。集上述理论研究大成并进一步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合作者。判断和选择是两个过程，即使判断准确，也不一定能保障选择正确，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合作者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不确定状况下的研究，不但清查了代表性、便利性、调适和初始化这三种常用来估计概率与预测数值的启发式所可能导致的预测偏差，还通过修正现代效用决策理论——加入认知预期非理性和风险决策偏好研究，提出前景理论，重新界定了“有限理性”，进一步解释了人们在不确定状况下如何进行判断与选择，该理论主要涉及四大主题：决策权重的非线性、效用函数的参照依赖性、框架效应的显著性，以及如何将体验效应从决策效应中区分出来[22]。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发现不确定性是很多领域的常态，因而上述研究成果被引入多个学科并得到证实和发展，为政府政策制定、企业风险决策与个人价值选择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思维框架与解决之道。这些认知与决策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样能解释图书选题决策中的很多问题，例如出版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会在内部设置人数不等的选题论证委员会，期待用“编辑个体+选题论证委员会”这种层级化的管理模式，克服个体判断偏差，但实践中编辑个体与选题论证委员会成员对选题的认知和判断并不总是一致，经常发生分歧甚至冲突，而且越是聪明的编辑和出版人越了解人性和制度“漏洞”，出版了一些事与愿违、看起来难以理解的选题，如上述“随机”决策和反常选择问题，在了解前景理论及其拓展理论的研究案例和研究结论后，研究者不但会产生豁然释然性感受，还会受到启发，初步产生一些思路与对策。
（二）认知决策视角下的图书选题决策质量问题分析
实践中，由于没有无限时间精力对单个选题进行调研和论证，出版企业通常采用的“编辑个体+选题论证委员会”这种层级化的决策管理模式，因缺乏对相关原理及其限制条件的充分了解，有时并未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和作用，甚至还可能导致进一步误判。
首先，这种层级化的决策管理模式，属于组织决策机制，组织也是由多个个体构成，如果搞不清楚个体判断选择机制，组织决策自然难以保证质量。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们的决策之所以与预期的理性判断有偏差，主要是不了解自身内在认知决策过程和心理限度，以及内在认知决策过程受心理限度形塑的方式。例如在没有充分了解代表性、便利性、调适与初始化等启发式判断原理及其使用中常见偏差的情况下，利用效度有限的数据和信息进行选题判断，发现结果不尽如人意时，又错用因果关系解释问题产生根源，当下典型如误认为选题判断决策失误是缺乏市场信息和数据，以为有了市场信息和数据自然就可以提升决策质量。数字出版环境下，市场信息和数据相对容易获取，一些业界学界人士期待用大数据彻底解决选题判断决策问题，事实上不要说现有市场数据都是既定来源的数据，即便有严格意义上的大数据，如果不了解人们的认知偏差、统计分析的规则和条件，不但解决不了现有问题，还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导致新的偏差。
其次，这种层级化的决策管理模式，是选题论证委员会成员对编辑提出的选题进行评估和权衡，是用组织决策而不是领导者个人能力克服编辑个体判断偏差，需要研究清楚其原理，并辅以适合的干预与纠正措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种组织决策机制，其原理是如何利用群体智慧，依然属于认知与决策问题——如何认知及如何协作与合作，不但要求编辑与选题论证委员会里的每个人要达到相应的专业能力——基于自身岗位角色既要有跟其他成员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还要有一种使个体判断转变为集体决策的机制，这样才能保障彼此行为协调，即当自我利益受到挑战时能快速达成一致意见。实践中要想这样的组织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要充分考虑人的复杂性，并配以合适的管理制度，才能避免事与愿违。例如按照前景理论中的框架效应，心理核算在人们的判断选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涉及三大问题：一是人们如何认知和体验结果，以及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和如何对决策的效果进行评估；
二是人们是如何将各种活动分配到特定的账户中去的；
三是人们心理核算评估的频次。以上述选题决策模式中的“首席专家制度”为例，从管理本质上衡量，这相当于出版企业与优秀编辑个体之间的一种重复性博弈，编辑信誉在其中发挥了抵押品的功能和作用，要想编辑的信誉度有增无减，不但要求绩效考核指标设置合理，还要求考核周期适当，保障一个发展阶段内考核评价标准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才能激励编辑有动力一直做好书、做卖得动的好书，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如为了短期内完成过高的利润指标任务，出版大量平庸资助书、包销书和劣质跟风书。而要想真正达到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通过在选题决策相关的专业性、细节性工作上赋予编辑一定的自主权和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既是对优秀编辑的一种奖赏和激励，还可以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效益。
再次，认知决策相关理论与图书选题决策问题的契合度。虽然聚合不同学科领域理论间的关联性，是解决复杂问题时公认的思维方式与创新途径，但光凭一些移情类比式的感受与零星启发是不足以让一个专业领域贸然引进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理论的，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考察其理论解释度。所谓理论解释度，这里是指认知决策相关理论与图书选题决策现实之间的契合程度，即其能否为解决选题决策问题提供系统化的思维框架与理论工具，因为图书选题决策属于复杂性系统问题，不只涉及前述日常选题决策管理问题，还涉及选题业务方向与线路调整问题。出版企业的日常选题判断分为预测性判断和评估性判断，决策中的难题是选题内容价值判断这类属性评估问题，以文学作品类选题为例，之所以难评估，不只涉及作品文本创新性解析评估，还包含与当下读者的价值观关联度评估，意味着内容价值评估中还隐含着市场前景预测，涉及复杂的、多阶段心理过程和判断任务；
同时，有经验的编辑和出版人都知道，一家出版企业无论大小，如果选题业务方向只是沿着同一条增长曲线发力，最终一定会出现增长乏力，甚至走到“死胡同”的状况，需要居安思危、探索增长曲线跨越问题，但相关人员在增长曲线的不同关键节点心态不同，并表现为选题判断标准的不一致与支持力度的差异，属于更为复杂的跨期选择问题。前景理论及其扩展理论对此也有深入研究，不仅为解决选题价值判断、企业产品线不同成熟度与业务不同发展阶段下的选题决策提供了原理性解读，还为价值取向与引领提供了必要的应对框架与模型工具，给出了改进决策过程的参照性策略。
综上，认知决策理论不仅可以为选题决策中存在的问题现象提供一些认知标签与理论模板，还能作为原理为分析解决更为复杂的选题决策问题带来启发。因而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有必要引入认知心理学与决策科学领域相关理论成果，从认知决策视角尝试进一步解决图书选题决策实践中存在的难题。
四、图书选题决策质量提升的研究进路
图书出版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将认知心理学与决策科学领域理论成果——判断与选择相关理论，引入图书选题决策领域，意味着研究图书选题决策行为时，研究者既要探明图书选题决策机制及其原理，据此有效克服其中的典型性系统性误差，在此基础上构建图书选题决策管理模式，还要引入新方法，规范决策过程，保障决策水准的稳定性、纠偏方法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一）研究思路与逻辑
首先，梳理实践问题，找到解决难题的视角。图书出版是一项复杂的商业性文化活动，涉及很多问题，关键是要帮助出版企业找到其中的真正难题和系统化解决难题的视角。传统选题决策模式在实践中虽然实用，优秀编辑也确实策划出版了很多双效选题，但新编辑很难在短期内掌握要领，老编辑到了一定程度也很难再提升其选题预测的准确性，而且有过编辑出版实践经历的都知道，一些看似反常选择的选题，其实在出版前某些相关人员就已经预料到会产生负面效应，可见如何减少资源错配和浪费，有效提升选题决策质量和出版效益，是出版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所谓视角就是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难题——如何看待难题以及将难题看成什么，决定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改善效果。如上所论，传统管理学视角下，研究者认为是企业管理不到位导致图书选题决策失误，因此主要从流程管理、组织管理、数据与技术方面进行解析并给出对策，而从认知决策视角衡量这一难题，其实主要是编辑个体认知判断的结构性失误+具体情境下价值选择偏好导致的偏差，以及编辑组织不了解群体决策机制及其条件限制导致的误判，一些看似反常选择现象，往往是管理者未充分重视规范性要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差距、未充分了解决策效应与体验效应之间的差异，因此，这一理论化视角可以更加系统地解决上述管理难题。
其次，明确研究目标，设定预期效果。图书选题决策研究属于微观实务学理性研究，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构建一种科学性与实用性兼备的图书选题决策管理模式，提高出版企业选题决策管理水平，有效減少资源错配和浪费。选题论证委员会这种决策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利用专业人员能力（预测的准确性）与岗位角色多样性红利，即复杂性科学研究专家斯科特·佩奇（Scott Page）提出并论证的“多样性预测定理”[23]：集合误差=平均误差（团队成员预测误差的平均值）-预测多样性（团队成员预测的平均值的误差），即团队的准确性依赖于成员的平均准确率和他们的集合多样性：组合能力=平均能力+多样性。这一定理虽然有坚实的数学基础，但实践中个体判断偏误并不会随决策过程自动消失，出版企业要想降低决策失误，提升决策质量，一是提升个体决策能力，克服判断过程中个体认知预期非理性造成的偏误；
二是提升组织决策能力，通过制度设计克服不同个体风险决策偏好造成的偏误，这些都需要在清楚原理的前提下，通过相应决策流程和决策模型的研制得到相应程度的保障[24-26]。研究结果则既需要保障出版企业日常选题决策管理水平——如何有效提升正向命中率、降低错误肯定率，还需要探清企业业务增长曲线跨越问题，即编辑个体与出版组织在第一选题增长曲线不同节点的认知与决策问题，帮助出版企业相对顺利地跃迁至第二选题增长曲线。
再次，荟萃研究方法，保障研究效果。图书选题决策是一项复杂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活动，需要结合编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用当前环境下能获得的优质市场研究证据、充分考虑编辑个体与组织的目标和愿景，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市场前景预测与评估，研究者要吸收转化认知心理学、决策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的方法和步骤，帮助编辑出版人员省察、反思自身思维轨迹与心理决策过程，使其不再简单依赖难以捕捉的个人悟性和经验，判断决策过程更加科学合理，因而研究者要聚合不同学科理论间的关联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获取尽可能多的研究证据，这些证据既包括可控制的实验数据、收集到的相关市场数据与信息，还包括访谈采取这些行动的出版组织与编辑个体所获得的案例证据。为保障研究效果，既需要量化研究方法，也需要质化分析方式，既可以通过对相关经典实验及材料的改造或重新设计，观察验证理论假设，也可以通过判断抽样后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发现不同岗位角色的编辑出版人员在真实决策情境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构建选题决策基础理论框架，并为克服决策偏差效应提供依据和方向。
（二）研究内容与任务
作为实务领域的学理性研究，选题决策质量提升的研究内容和任务应包括：构建基础理论，探明选题决策本质与问题根源；
专题应用研究，验证并解决常见问题；
将研究结论知识化、模型化，构建图书选题决策管理模式，科学决策，有效提升选题决策质量。
首先，图书选题决策基础理论构建研究。从编辑个体与出版组织角度分别进行实证研究，探明决策本质和问题根源，构建选题决策理论分析框架与决策体系：1.编辑个体判断决策应主要从判断和选择两方面进行建构，如从代表性、便利性、初始值参照等启发式角度揭示个体认知判断机制及原理，从决策权重的非线性、效用函数的参照依赖性、框架效应的显著性角度揭示个体选择机制及原理。2.出版组织决策应从多样性、独立性、分散化和集中化角度，探析满足选题科学决策的必要条件，以及个体判断转变为集体决策的机制。
其次，图书选题判断决策典型失误及对策研究。依据构建出的选题决策基础理论，分析、验证、克服实践中存在的典型“随机”决策与反常选择失误：1.编辑个体层面，如研究如何避免直觉经验造成的某些选题成功概率被高估或低估，如何避免不同偏好造成的对某些选题敏感度的降低或过度重视，帮助编辑克服沉没成本效应、禀赋效应和处置效应等；
再如研究如何避免因频繁评估、短期评估造成的短视行为和判断上的过度保守或冒险，帮助编辑克服判断决策中的孤立效应与过度追求确定效应。2.出版组织层面，如研究日常判断决策如何避免信息阶流引发的盲目跟风效应、绿色通道过宽形成的羊群效应；
再如研究选题战略调整、进入新选题领域时，如何避免厌恶风险造成的胆大的预测与胆小的选择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如何区分损失规避与妥协规避，有效达成认知与决策共识。
再次，图书选题决策管理模式构建研究。出版企业需要科学的管理决策机制与有针对性地提升选题决策质量的方法，并将其沉淀、转化为组织能力，为编辑个体科学选题判断提供基本保障，且在其判断出现偏差时有相应程序进行干预与纠正。因此，需要研究者结合相关理论模板，综合上述研究成果与出版实践，构建科学且便于实践操作的图书选题决策管理模式，有效保障决策质量和出版效益：1.构建选题判断决策流程与实用判断方法，规范选题判断决策行为。通过相关策略，将复杂判断结构化地分解成单一判断，改善判断决策过程，尽可能地消除本该相同判断中的分歧。2.研制判断决策过程辅助模型和校正程序，保障决策方法的透明性、决策水准的稳定性，保证纠偏方法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五、结语
现代图书出版是一种解释性的商业性文化创新活动，既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传播与读者发生价值关联的知识、思想和情感，還要将创新活动与理性投资融为一体。选题是出版工作源头，选题决策是出版企业最重要的生产决策，这就需要出版企业创新管理机制，将优秀个体的判断能力有效转化、沉淀为组织决策能力，并充分利用组织决策能力快速提升个体判断水准，从而整体提升决策效率和质量。但出版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要想做好选题决策，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作为本领域的研究者，有责任和义务不断借鉴不同学科理论研究成果，找到难题解决的新视角，思辨抽绎其中的逻辑关联性，打开选题判断选择过程“黑箱”，探明原理及其条件限制，使出版企业的实践智慧结晶——常用选题决策模式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高质且稳定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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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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