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工作的双重聚焦对应的是微观与宏观两个传统取向，但是在美国，宏观社会工作正在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专业地位，沦为边缘化的实践和领域。现有文献就宏观社会工作何以边缘化提出了四种归因论，即“政治偏好论”“市场驱动论”“文化影响论”“科学追求论”，这些讨论相对孤立、碎片化，缺乏历时性、过程性和统合性的思考。关联的职业生态这一理论视角以过程论为基础，强调职业作为一个生态，关键在于其管辖权的控制，同时也受到相邻生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宏观社会工作的式微提供新的解释。在该理论看来，宏观社会工作的边缘化一方面与社会工作专业内部职业管辖权的抽象理论体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深受与之关联的政治生态、市场生态以及其他专业生态的影响。因此，辨识美国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和现实困境，对于审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宏观社会工作 微观社会工作 关联的生态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编号为16ZDA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崔晋宁，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3）02-0025-12
近几年，随着“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社会运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社会工作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因无法应对社会变革则必将走向终结，而不可调和的宏观—微观张力是其终结的主要原因之一。①的确，社会工作从创立初期就有微观与宏观两个传统。1917年，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社会诊断》一书的出版，象征着社会工作开始朝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这种注重个人治疗的方法代表了社会工作的临床化、个人化、咨询化等微观取向;而简·亚当斯（Jane Addams）将睦邻组织引入美国，由此开启社区工作的先河，这种注重社区发展、倡导赋权和社会变革的方法则是宏观取向的典型代表。尽管有不少学者尝试减少两种取向的分歧，认为微观与宏观实践有相同的价值观、重视服务质量和评估结果、坚持对社会正义的持续追求等共同基础①，二者是同源、共生、互构的关系②，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市场自由竞争，限制国家在社会福利领域的作用，将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人与家庭，提倡个体负责和自力更生。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以个人和家庭为主，呈现出个体化、微观化的倾向。
过去十年，国内外学者反思了社会工作专业为何对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行动的关注正在减弱③，微观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忽视了“社会性”，旨在促进更大范围社会变革的宏观社会工作未能发挥其作用。关于平衡宏观微观实践张力、重塑“社会”意涵、追求更大的“社会”目标等主张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国外的研究主要围绕个体治疗与社会变革的百年争论展开，而国内的研究则倾向于用社会性、政治性等宏大议题来阐述，无论从哪个视角进行论证，宏观社会工作未能得到与微观实践同等地位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工作学界、实务界的共识。宏观社会工作实践逐渐边缘化成为一個令人担忧的走向。本文尝试分析美国的宏观社会工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面对怎样的困境，这样的审视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 美国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
尽管存在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百年论争，“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还是得到了社会工作界的普遍认可④，追溯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仍需将其放在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中考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历史性转折，其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经济快速增长、生产力急速增加的同时，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工人收入降低、暴力事件频发、贫民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简·亚当斯开始了她的社会工作之旅。1889年，亚当斯和其好友搬入芝加哥贫民区的赫尔大厦（Hull House），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消除世界的不公平，从而实现不同群体、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和平共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被视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应用社会科学，为贫困群体提供社区乃至更广泛层面的帮助，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宏观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玛丽·里士满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创始人，于1889年加入了慈善组织会社，推动慈善事业向专业社会工作发展。里士满在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显现出对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强烈追求，通过借鉴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的治疗模式，形成个案社会工作方法，此后逐渐演变为微观取向的临床社会工作。尽管里士满被普遍看作微观治疗实践的代言人，但其晚年开始向社会立法转变，致力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和研究推动婚姻法的改革，因为在她看来，社会改革是社会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两位先驱对于社会工作的社会立法、社会行动、社会变革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在20世纪初，分别以这两位代表人物为核心的宏观社会工作和微观社会工作各自独立发展，达到均衡态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到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集体主义倾向的社会变革运动逐渐走向衰落。①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后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各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市场萎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功能的不良发挥会导致贫困与失业。因此，倡导社会变革的宏观社会工作重新被人们重视，社会工作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社会运动。②随着罗斯福当选总统、出台新政，进一步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美国社会逐渐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社会变革式的运动不再受到关注，宏观社会工作再度式微。
20世纪60年代是宏观社会工作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出现很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种族问题日益严重、军备竞赛的战争笼罩等使民众对当局的统治深感不满，学生运动、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频频爆发，为此政府赞助了一系列反贫困、预防青少年犯罪、救助失业、社区建设、市民参与等计划。在此背景下，旨在促进社会变革的社区工作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开始被接受。1962年，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报告指出，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③
20世纪70年代初，包括残疾人、妇女和移民在内的弱势群体随着自主意识的增强，开始对现有的权力体系产生不满，这也对激进社会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激进视角、赋权实践、反压迫和反歧视实践其实都是在试图回应案主遭遇的结构性因素。④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政策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个人主义再次被广泛推崇，宏观社会工作陷入低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被广泛传播到其他领域，包括社会工作。基于医学传统的循证社会工作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临床实践，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直接实践的主流模式之一。但循证社会工作在宏观领域内的应用还面临不少挑战，在研究方法上有着更多的困难，这导致干预研究在宏观实践领域尚未被完全接受，仍处于早期的探索中。
通过回顾美国宏观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可知，宏观取向的实践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息息相关，在以崇尚个人主义、追求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强调个人责任的微观社会工作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宏观社会工作虽在20世纪初、3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初得到了短暂发展，但相对而言进程缓慢，且影响力有限。
二、 宏观社会工作在美国的边缘化挑战
倡导结构性变革的宏观社会工作在应对当前公共卫生危机、自然灾害、贫困问题、性别种族问题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宏观实践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工作中一个边缘化的子领域”①，这种边缘化体现在教育、实践、学术研究等各个方面。
（一） 缺失的宏观教育
在教育领域中，学校对于扩大宏观实践教育和研究是不重视的，许多学校没有宏观方面的集中课程，甚至几乎所有学校的宏观课程比例都很低。一是部分学校较少聘请宏观取向的教师，有的学校甚至没有教授宏观课程的教师，大多数学校的课程主要为临床课程。②二是学校对于宏观实践者领导力的培育是不够的。除了少数的社会工作学院有宏观社会工作所需的领导能力项目外，其他学校几乎没有，这也导致某种程度上学校将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能力项目和培训转让给了其他的学院，比如公共政策学院、管理学院、商学院等。③三是主修宏观实践的学生人数占比很少，根据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2016年的数据可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项目（MSW）中只有8.08%的学生主修了宏观实践，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集中在临床实践和通才实践方向。④四是可用于开发宏观实践相关课程、实地实习和研究项目的资源有限，缺乏必要的支持。
（二） 被忽视的宏观实践
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中，一系列的数据表明宏观社会工作在从业人员数量和注册认证等方面均不如微观实践。美国在2015年开展的一项针对MSW毕业生的调研结果显示，在246名受访者中，参加MSW项目时便从事临床研究的学生占85%，从事直接/临床实践的毕业生占83%。①尽管有研究发现，宏观实践的就业领域主要在非营利机构，尤其集中在公共部门，工作岗位涵盖机构高管（如首席执行官、执行董事、首席项目官等）、机构主任、项目经理、研究评估部门里的协调员等多个类别，且微观实践与宏观实践在薪资报酬方面没有显著差异。②但是，截止到2019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CSWE）的研究报告表明，毕业生选择直接实践的占81.5%，选择包括社区组织、政策倡导和间接管理实践在内的宏观实践的只有17.2%。③
资格认证是社会工作行业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对社会工作从业人员质量控制的有效手段，同时可以为那些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人提供问责渠道。经过80多年的努力，社会工作专业认证在美国发展得相当成熟，但是有学者发出警告：社会工作认证许可多集中在临床实践上，过于强调临床社会工作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作用。这种临床社会工作在资格证方面日益增长的霸权可能会使公众认为临床实践是社会工作实践的唯一合法形式，从而导致选修宏观实践课程的学生减少，最终出现宏观社会工作实践的边缘化。④在资格认证考试中，不提供宏观方面的考试选项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从业人员对社会工作宏观实践的兴趣。
（三） 不平衡的宏观研究
科恩·赫尔曼斯（Koen Hermans）等认为，社会工作研究并不是中立的、技术性的和无价值的，而是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取向，即寻求人权和社会正义，因此社会工作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实现。⑤然而，相较于教育和实践领域宏观社会工作的边缘化，社会工作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也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有学者对面向宏观研究的社会工作学位论文进行了回顾，结果发现宏观取向论文与非宏观取向论文的总体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平均每年宏观取向论文只占总体比例的8%，当然这与缺失的宏观教育有关。①尤其是随着循证实践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学术期刊越来越倾向于发表具有正向结果的干预或实践研究，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杂志曾表示更倾向于接收基于实证的社会工作实践成果的评估研究和对实践评估方法或措施进行研究的心理测量的论文②，这一偏好显然不利于宏观实践论文的发表。由此可以看出，宏观取向的学术研究处于不平衡状态。
三、 美国的宏观社会工作何以边缘化？
正如在宏观社会工作发展脉络里提及的宏观实践的兴起、式微与国家社会结構、意识形态有着直接关联，其实教育、学术、实践领域的宏观社会工作的被忽视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根源在于隐匿的意识形态之争。③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重新登台、新管理主义的日渐盛行以及个体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并未给宏观社会工作提供良好的发展土壤。
（一） 四种归因论的比较与反思
综合现有文献，可以将美国宏观社会工作边缘化的原因划分为四类，即政治偏好论、市场驱动论、文化影响论、科学追求论。
政治偏好论强调社会工作的产生发展与政治环境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获得“政治认可”是社会工作得到合法性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危机的爆发，提倡国家承担社会服务责任的社会民主取向和福利国家制度遭到广泛批评，主张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和自由市场秩序合理性的新自由主义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国家对穷人进行社会救助，不仅费用高昂、损害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而且会使穷人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个人自由发展，因此应当帮助个人自力更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困境。政府作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践行者与传播者，在与社会工作的密切联系中将这种强调个人问题的主流意识形态传递给服务对象，使他们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避免不公平的社會问题，社会工作实践的最终目标成为“治疗受害者”。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使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趋向于个体化，社会结构层面的因素被掩盖，而主张社会变革的宏观社会工作慢慢地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市场驱动论认为，社会工作的实践可以分为私人实践（纯市场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准市场模式）。在私人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作为卖方向市场提供专业服务，服务对象以买家的身份购买服务，服务的最终价格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由买卖双方共同商定。事实上，购买私人服务的多为中上层阶级，其问题多集中在心理层面，下层群体涉及的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是他们缺乏充足的资金去购买此类服务。出于营利的目的，社会工作服务的受众多为中上层阶级，内容也逐渐展现出心理治疗倾向。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作为购买方具有优势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社会工作只有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才能得以生存，因此不得不提供政府偏好的个别化的临床服务。此外，强调效率至上的新管理主义也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化中进一步给社会工作带来大量的生产目标、质量考评、绩效评估等与社工实践无关的新元素，使得社工不仅需要承担日益增加的管理责任与行政性事务，①而且还减少了专业的自由裁量权，工作者常常按照一套标准流程工作，其专业判断受到限制，②这对需要服务周期较长、介入方法灵活多变的宏观取向的实践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文化影响论认为，西方国家的个体主义文化为微观社会工作的日益流行奠定了基础，该文化的基本理念是个人的权利、价值、尊严不可侵犯。个体主义包含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两个层面的含义，就个人自由而言，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导致亲属、宗教等人际纽带关系弱化，当人们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给人带来严重的心理困扰，临床治疗倾向的微观服务有助于其解决心理压力，同时又不会损害其个人自由;就个人责任而言，个体主义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自我是独立于社会环境而存在的，所有犯罪、贫困等问题是个人行为的选择，因此社会工作的实践目标就是“治疗受害者”。另外，倡导宏观实践的社会工作意味着社会系统的变革，这极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系统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被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③因此个体主义将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人，认为社会工作只要解决了个体的困难、满足了个体的需求就能回应并促成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
科学追求论认为，社会工作对于科学主义的追求导致其逐渐走入专业本位、技术至上的陷阱中，其实践多落脚于微观领域。在社会工作的早期实践中，其知识观基础深受医学影响，提倡“社会诊断”，可以说医学模式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一对一的标准化个案服务模式，在此基础上心理治疗进一步为社会工作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治疗模式，由此社会工作的“心理学化”开始显现。无论是医学化还是心理学化，都是社会工作向科学化水平较高专业靠拢的表现，其本质是对科学主义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工作循证实践”，被视为社会工作中基于科学的实践方法④，它不仅强调证据等级的重要性，而且注重对干预方案、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规范性的检验和记录，正是这种科学性使循证实践成为美国社会工作的主流实践模式。由于心理学、医学聚焦的都是个人问题，而非社会结构性问题，这就使得社会工作主要集中在临床实践，而循证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学者们也基本上放弃了宏观层面的理论讨论，将精力放在如何进行循证实践上。
以上四种归因论从不同维度对宏观社会工作的边缘化进行了阐释：政治偏好论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市场驱动论主张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驱动，文化影响论关注传统个体文化的形塑，科学追求论则认为社会工作对科学主义的过度追求导致其逐渐丢失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使命。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前三种归因关注的是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外部环境，第四种归因则是从社会工作的内部发展来解释。尽管学者们关注到了社会工作专业内、外两个维度，但目前对这些原因的讨论相对孤立、碎片化，未能形成一个统合性的观点，而且对宏观社会工作边缘化的探讨缺乏历时性、动态化的思考。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新管理主义、个体主义、科学主义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这就启示我们在思考宏观社会工作边缘化的原因时应当有一个整体性、过程性的视角。
（二） 关联的职业生态：过程性的解释视角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对“职业生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宏观社会工作的式微提供新的解释。阿伯特认为，职业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不同职业希望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接管不同的工作领域，并通过专业知识系统将这些工作纳入“管辖权”范围内。职业管辖权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职业工作的具体内容，二是职业工作的社会属性，其中特定职业对于抽象理论体系的控制最为重要。对于职业而言，只有抽象理论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需求和工作内容的变化，因此职业管辖权的本质是知识性的，而非社会性的。①事实上，任何内部和外部的力量都会潜移默化地为管辖权的得失创造可能性，而职业也会通过抓住各种机会、加强或放弃早前的管辖权来采取行动和做出反应。这里就涉及关联的生态（linked ecologies），即一个特定的生态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外部环境，而是会受到与之相联系的生态系统的影响。任何特定生态中的事件在某种意义上都会受制于相邻生态中的事件，考虑到许多相邻生态的同时存在，生态中的所有参与者都会积极跨越生态边界寻求联盟、资源和支持。②
作为一门职业，社会工作的管辖权最初体现为“微观与宏观”的双重聚焦，但是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专业外部与内部等多重力量共同形塑着管辖权的边界。从内部来看，社会工作若想在不同的职业中获得发展，就需要扩大其职业管辖权，而从管辖权的本质属性来看，抽象理论体系是其最重要的知识基础，这种知识性的理论体系在微观社会工作领域中则体现得更为明显。目前社会工作现有的理论多为应用型理论，如自我心理学、心理动力学、系统理论等渗透到微观实践中而形成的问题解决模型、任务中心理论、危机干预等社会工作理论，这些知识体系的焦点多聚集于个人，呈现出明显的问题化、治疗化倾向，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进一步导致社会工作的职业管辖权聚焦在微观实践领域，而社会化倾向突出的宏观社会工作逐渐边缘化。
从外部来看，与社会工作职业生态相关的政治生态、市场生态以及其他专业生态在彼此的互动和作用中相互影响，共同导致了宏观社会工作的边缘化。政治生态中的政府组织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个体主义文化的双重形塑下，倾向于将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人，从而削弱其社会救助的功能，并在新管理主义的进一步影响下，将社会救助、公共服务等职能转移给市场。然而，市场生态中的购买方（个人或政府）秉持着自由竞争的原则购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此类服务多聚焦于微观领域的个人问题，涉及社会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很难通过市场加以解决。除此之外，作为一种职业生态，社会工作还与心理学、医学等其他专业生态息息相关，这些专业不仅为社会工作提供了理论知识，而且还促使社会工作朝向科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因此，从关联的职业生态来看，宏观社会工作的边缘化不仅与专业内部职业管辖权的知识理论体系密切相关，而且也深受与之关聯的政治生态、市场生态以及其他专业生态的影响。这些生态中的行动者或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或在自由竞争的驱动下，或在科学主义的追求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界定着社会工作职业管辖的范围，使其从最初的双重聚焦逐渐向微观实践发展，相应地宏观社会工作日益式微。
四、 对中国宏观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关联的职业生态这一理论视角为美国宏观社会工作何以边缘化提供了有力解释，基于宏观社会工作的现实困境，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总体而言，弥合微观与宏观二分法的裂痕、发展宏观社会工作可以归结为三种方式，即分离（separation）、合并（merger）、联结（interconnection）。①分离是指以社会科学为核心的改革和政治行动与以心理学为核心的个人福利、个人服务是相互区分的，且两者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基于此，发展宏观社会工作需要与微观实践进行分离，罗斯曼（Rothman）通过对宏观实践的系统调研，发现宏观实践的弱势地位和微观实践的压倒性优势，呼吁公众加强对宏观实践的重视。②发展宏观社会工作的第二种方式是以通才实践的形式将微观与宏观社会工作进行合并。具体而言，社会工作者以通才实践为基础，学习并展示社会工作的核心能力，从而促进宏观社会工作与微观社会工作的共同发展。通才实践是一种整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组织的实践方法，侧重于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可以在不同的实践领域、环境和服务人群中进行转移。①联结关注的是宏观实践与微观实践的动态联系，宏观政策实践往往受到微观实践经验的启发并扎根于其中，微观实践见解可以转化为设计政策和方案的重要证据，这些政策和方案又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们生活的现实问题。基于联结的视角可知，宏观实践与微观实践并没有绝对的划分标准，二者可以相互促进和转化，因此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在临床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以社区为中心的临床实践”②和倡导战略③都是联结的积极尝试。
上述三种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是建立在美国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和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的，对于审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西方原子化社会结构有所不同，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色，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仅要超越宏观实践的边缘化困境，而且还应以一种整体的、动态化的、关联性的职业生态视角关注中国社会工作的职业特征，从而为宏观社会工作的发展勾画新的路线图。
（一） 强调社会工作的科学、艺术与政治三重属性
如上文所述，社会工作早期是在医学、心理学的影响下向科学化方向发展的，社会工作的科学功能是通过诊断测试、系统观察、形成假设、评估结果等一系列流程，助力一线工作者开展专业服务、提升服务效果。④然而，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标榜“科学性”的社会工作极有可能沦为制造“快活的机器人”的工具，社会工作者将成为借助多种技术手段把人变成机器人的专业人员⑤，这样不仅会忽视人的主体性，而且会对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造成威胁。因此，以霍华德·戈德斯坦（Howard Goldstei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社会工作应该着眼于艺术、人文学科所蕴藏的深厚内涵，以发展所需的理解技能，从而支持服务对象理解他们的生活。⑥艺术为社会工作者带来了潜力、能力和洞察力，为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结构性障碍导致的不公平、剥削歧视等社会现象的出现使一些学者提出了“政治重返”的观点，认为政治可以将现代社会工作推回到其最初的意义和意图①，其任务就是回应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公正等现实问题，提倡“良心政治学”（a politics of conscience），强调社会工作应该关心穷人和受压迫者，秉持对社会公正的希望和信念。西方宏观社会工作的边缘化正是对社会工作科学性追求的结果之一，日常实践的微观取向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变得稀薄和分散，艺术性逐渐被弱化，对艺术性的强调以及重返政治的呼吁更是为了回应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将科学、艺术、政治三重属性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工作实践的碎片化，弥合微观实践与宏观实践的裂痕。
（二） 明确积极而不激进的宏观定位
重申社会工作的宏观取向不仅是社会工作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更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相较于西方社会，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社会中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社会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建设目标和宏大叙事所推动的，从社会服务、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体制到社会治理，社会工作作为其中的制度性要件、构成性要素和专业性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②，在这种政治话语体系下助推的社会工作在宏观层面有较大的发挥空间。而宏观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厘清其专业定位、阐明其发展目标、明确其干预策略。基于中国的政治现实，“积极而不激进”是中国宏观社会工作未来的实践取向。所谓积极就是强调社会工作的主动性、集体性和建构性，而“不激进”就是采用非对抗性的行动，这与西方激进社会工作的实践取向有着较大的区别。在积极而不激进的实践取向下，中国宏观社会工作需要直面转型期的结构性议题，以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变革，构建有力的社会。传统的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新挑战，我们可从社区发展、组织建设、政策倡导、价值引领等四个层面予以推进。③
（三） 强化跨学科的学术合作
回顾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强调与社会福利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联系。但是在中国，社会工作自引入以来就被设置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属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二者关系更为紧密。社会工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以来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本土知识为支撑的融合多元学科知识的应用型学科。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入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治理新形势、社会诉求新特征对社会工作及其他学科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借助学科协同与科际整合的力量。④社会工作的跨学科合作就是通过组建社会工作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团队来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问题，目前西方国家的跨学科合作主要涉及合作研究、合作教学、大学与社区共建项目三个层面，涵盖的学科包含社会学、儿童福利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护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医学等。①中国社会工作可以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的研究和实践中汲取经验，积极开展跨学科的教学科研合作。以新冠疫情为例，社会工作若想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与公共卫生、医疗护理、应急管理等学科进行合作。因此，中国社会工作若想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应对社会的剧变，寻求与社会学、政治学、公共卫生、公共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不同学科的合作与对话则是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徐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