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华 赵家琦
【内容提要】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中国对外话语面临自主-适应、标准-情景、应对-主动之间的矛盾，致使知识未能在系统有效的框架范式中形成积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可以结合话语交际的基本功能，回归国家话语交往的具体情景，形成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解释框架。首先，以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为目的进行概念生产，形成对外话语的元概念；
其次，建构以当代中国为意义中枢的故事范本，开展对话性的语篇联结；
最后，区分政治、民间和公共治理话语空间，针对情景需求展开话语修辞。“概念生产—语篇联结—情景修辞”构成了全球话语权竞争格局下中国对外话语建构的整体性逻辑。
【关键词】话语体系 话语权 对外传播 元话语 情景
当前，西强我弱的全球传播格局未得到根本改变，美西方国家仍占有明显的话语权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①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面对世界动荡局势和文明交往新形态，我们应当回应时代之变提出的现实问题，思考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整体性逻辑。
一、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套交际性言说体系，致力于消解西方偏见，彰显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国家话语权。关于中国对外话语的既有知识生产视角多元、内容丰富，但尚缺乏立足传播环节的全局性理论架构，对话语在国际社会中生产、供给、流通、转化等环节的阐释还有所不足。具体而言，对外话语体系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待完善：
首先，对外话语的自主性立场与适应性修辞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张力。一方面，中国迫切希望在国际交往中取得主动权，但话语影响力尚未取得效果上质的突破，自主表达往往陷入“自说自话”“不被认同”的焦虑之中。我们急于与欧美平行的运行系统和机制进行对话，却由于过于明确的利益指向和价值诉求而流于空谈，缺乏微观的切入和从实际问题出发的思考；
②另一方面，如果为求得即时认同而不加分辨地使用适应性修辞，往往会偏重某一具体环节的精细构造，不可避免地受到语境特殊性、时机偶然性与视角偏好性等因素影响，缺乏对话语体系的整体关照。③这种偏向反映在实践中，便是中国话语缺乏主体性的担当与决断力，对国际话语权竞争助益不大。
其次，对外话语的标准性实践与日渐多样的国际交往情景尚未完全整合。官方主导的标准性话语承担着凝聚共识的政治使命，在风格上呈现出严谨规范的刚性特征，是话语体系建构不可或缺的核心。不过，在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公共部门生产的标准性话语已难以覆盖国际传播中多样的交往情景。面对具体的情景需求，标准性话语需要完善多种修辞脚本，使话语与情景衔接顺畅。
最后，对外话语的应对性思维与建构话语的主体性需求不适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西方的话语攻势，如何妥善地回避矛盾，争取有助于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是我国过去一个时期对外话语实践的首要目标。然而，近年美西方对华战略遏制等一系列事件清晰地显示出，仅仅通过回避话语矛盾就能缓和西方舆论压力的时代过去了。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中國需要直面全球话语竞争，通过主体性的话语创造，在西方主导的话语场域中开辟有助于中国发展的话语环境。
可见，面对国内外环境的迅速转变，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不能局限于总结、提炼特定对外情景中的话语对策，而是需要深刻认识到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阶段特征，归纳更具整合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行之有效的知识积累和实践转化。
二、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整体性逻辑
“话语”概念出自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最初被界定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呈现的语言使用。语言使用是话语生成的条件，没有语言交锋中形成意义的流动，话语就难以发挥功能。韩礼德提出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④其中，概念功能建立于说话人对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关乎意义的传递；
人际功能关注用语言来和他人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
语篇功能指语言要表达完整的思想，需要将信息组织成语篇，表明信息之间、信息与发话者之间的关联。⑤此外，话语虽以语言为外在形式，但内在地包含了“思想以及相应的历史”，联结了行为实践。对话语的理解，不能拘泥于文本结构的解读，还应将最具实践色彩的社会语境纳入研究视野，关注话语建构社会现实、塑造政治关系的作用。结合上述讨论，如果将国家看作话语主体，那么中国对外话语实践就是中国运用语言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可以借鉴语言的元功能，从基本概念的生产、围绕概念的语篇联结以及面向交际情景的话语使用三个不同的层次进行归纳。
概念生产关心话语“讲什么”，核心在于明确中国对外话语在元话语层面的总体交往姿态与核心意义系统。元话语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哈里斯 （Zellig Harris） 提出，指用来协商互动意义的表达形式，这一概念指出语言背后的深层交际性，关注基本语篇之外的相互行为关系。⑥当代中国话语具有多重的互动面向，但其面临的交往关系本质仍为居于西方话语霸权下所遭遇的忽视、曲解和诋毁。扭转、改善这种不平等的话语主体关系，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语篇联结关心话语“怎么讲”，考察中国作为话语主体通过何种意义串联构建自身与外界的关系。语篇关注全部符号系统的整体组合与统一风格，关乎一整套完整、系统、参与式的话语概念系统的确立，囊括意义单元之间的因果、时间、空间、原型等各种关系。中国话语需要用语篇串联意义，在话语实践中形成具有建构功能的主体性社会文本。
情景修辞关心话语“怎么用”，讨论中国对外传播主体如何在差异化的交往情景中明确话语使用的目标，收获认同。情景是行为主体在实现目标过程中试图通过语言来赢得支持或克服障碍的场域，本身具有一定的解释功能，可以限定或引导事物的解释方式。对外话语实践者需要考虑如何创设主体性修辞情景，在真实的生活中将语言与日常交际需求深度对接，使传者和受者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
三、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向度
（一）概念生产：以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为目的的元话语建构
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传播秩序给我国造成现实困境，去西方中心化已成学界共识。西方话语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表现为在历史、当下与未来关系上的“线性历史观”、国家关系上的“文明等级论”，以及全球性与本土性关系上的“普遍主义”，其本质是殖民利益格局在后殖民时代的话语表现。⑦中国对外话语建构最为直接、首要的目的就是消解西方话语霸权，对默认的既定事实与普遍逻辑进行解构，遏制西方借助话语优势实现利益侵占，构筑中国话语的正当性。
解构并非单纯的情绪对抗或自我宣告，而是基于言语技术上的精明权衡和慎重考虑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其目的是按照中国的现实利益要求与西方展开话语交往。元话语的概念设计应居于西方可理解的框架之内，运用完善、系统的修辞手段进行说服，达到“以你的道理论证我的立场”之效果。⑧具体而言，元话语概念可以从“身份平等性”“发展正当性”和“路径差异性”几个方面考虑。
“身份的平等性”指向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述的质疑。中国话语应当论证西方“普世价值”在语言的正当性与行动的正义性之间的断裂之处，从东方与西方、殖民地与被殖民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差异化的历史语境出发，讨论不平等的标准和知识是如何制造的，弱势一方的声音与权利是如何被忽视的。
“发展的正当性”指向对当前全球不平等发展格局的批判。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有着真实而迫切的需求，然而，受制于西方干涉，这种发展的主体性需求被抑制，且在话语表达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指出发展需求是全球人权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声张个人和集体发展的权利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路径的差异性”指向对发展模式另一种可能性的呼吁。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的发动战争、制造贫富差距、带来环境污染等方式，而是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话语的元概念需要指出现代化路径选择背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让国际社会有足够可获取的背景资料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二）语篇联结：建构中国话语的故事范本
任何话语的合法性建构，都需要在语篇中重构概念之间的勾连关系与合力作用。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导致的话语封闭性，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对外话语建构的突破口。故事是给周围世界和生活赋予意义和秩序的过程，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可以建立归属感，组织人类经验，形成集体记忆，具有获取他者认同的良好效果。⑨
在语篇架构中，可根据传播对象重新搭建信息之间的联结意义。最常见的信息结构是“已知信息”结合“新信息”，“已知信息”是说者和听者以某种方式共享的所指，而“新信息”则是在认知上被激活的所指。中国话语应在历史-现实、中国-世界这两组关系中勾连“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基于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价值与情感，搭建古今对话和东西方文明互鉴的意义阐释系统。
在对“历史中国”的讲述中，对外话语可以以“现代中国”为意义中枢，连缀散落的符号，形成整体性叙事。中国有一些被海外受众熟知的文化元素，如长城、茶叶、功夫等，但我们在对符号的讲述与加工时较少传达符号背后整体性、深层次的人文意义，使这些符号无法与“现代中国”形成连缀一致的解释系统。故事生成的本质是一种诠释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阐释应结合现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做到以“今”解“古”。
在对当代中国的讲述中，对外话语可以揭示当代中国的独特现象或杰出成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加拿大作家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非虚构作品集《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中有一个名为《稻田与数学》的故事，讲述了亚裔学生在数学成绩上的显著优势与亚洲人自古崇尚勤劳的“稻田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一故事就包含“广为人知的已知信息”和“合乎情理的新解释”，有助于增进国际受众对中国的理解与认同。当前，中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和高铁技术体现出更高效、便利和个性化的“现代”理念，其背后蕴含着中华文明与时俱进的传统基因，可以通过语篇联结以古释今。
（三）情景修辞：面向传播对象建构差异化的话语空间
话语需要情景作为载体和依托。交往情景中包裹着话语使用的潛在目的，说话者可以根据交往情景创造出资源全新或者具有部分新意的使用方式，选择最适合的“能指”（素材、资源），来表达既定情景中所要表达的“所指”（意义）⑩。中国对外话语的情景修辞需要根据交往对象和具体需要展开针对性的区分，可以从国际政治话语空间、国际民间话语空间、国际公共治理话语空间三个层面加以讨论。
国际政治话语空间面向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精英，这一群体对中国国家形象最具话语影响力，也因其对话语利益的精细估算，成为中国话语最难说服的群体之一。然而，难以说服并不意味着放弃沟通，恰恰相反，讲述者需要切实提高修辞意识，以规范严谨的论证修辞逻辑展示中国的政治立场与行事原则。20世纪末，日本为表示对美二战以来握有地缘权力的尊重，对美修辞尽量降低姿态，逆来顺“应”，却不得美国对其表达之重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主动且卓有技巧地运用修辞手段，理直气壮地回应西方舆论对马来西亚社会政治制度的批评与责难，援引西方道理强化自己论述的同时，又注意不超越对方所能接受的限度，这种“精心设计”的话语策略反而使美国处于被动11。中国政治话语在面对西方挑战时，同样应从主体性的情景需求出发，主动根据国际舆情态势灵活设置议程，探索不同话语资源的情景说服力，在话语对垒中力争主动权。
国际民间话语空间指依托大众媒体、社交媒体面向海外民众传播的情景。在面向民众的去政治化情景中，话语竞争直接体现在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适应力和影响力。中国话语需要结合海外受众的文化需要，创新使用中国符号，通过人文艺术层面的普遍吸引力来获取海外受众的认可。在这一情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应是修辞贯彻的主要原则。面向民间话语空间的传播主体应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修辞脚本，将中国作为文化符号镶嵌于人类共同情感之中，以中国话语中的世界性凝聚国际受众认同。
国际公共治理空间，主要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这些国家与中国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与认同基础，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他们提供启迪思路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脱贫、农业、环保、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治理经验，需要通过语境协调，逐步转化为国际公认的共识性话语。中国对外传播的各类主体应以实际行动促进语境协调的落实与完善，如政府可以以制度形式参与国际话语秩序的建立，主动提供关于人权、技术、经贸等规范或标准，成为话语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
媒体、企业、高校等各类传播主体同样可以推动中国话语中的概念、语篇与多样化的现实交往情景结合，找到中国话语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点、互补区，促进中国话语情景适用性的转化。
四、结语
话语权力关系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复杂的；
西方话语霸权也并非稳定的静态结构，而是可以在具体情景中通过话语设计被制衡与突破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关乎如何以语言的策略性使用收获理解与认同，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依托于概念生产、叙事联结与情景修辞中某个单一向度的“发明创造”，而应在话语实践的相互作用与更新迭代中逐步完善。中国话语应以主体性的姿态投身事关價值与意义的国际对话，在语言循环中不断积累可再生转化的话语经验，形成兼具本土身份与全球视野的意义统筹系统，以此突破西方话语桎梏，开拓新时代中国话语与叙事体系建构的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6ZDA217）阶段性成果。
赵永华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
赵家琦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 第1版。
②[德]汉斯·贝尔廷：《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苏伟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179页。
③刘志强：《论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关联互构》，《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第82-91页。
④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 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Arnold，1978， p.183.
⑤李发根：《元话语功能与韩礼德三大元功能对比分析》，《中国外语》2012年第3期，第 24-28页。
⑥同上。
⑦李彪、杨颖兮：《国际传播新秩序与新效能：基于元话语的解构与重构》，《对外传播》2022年第12期，第32-35页。
⑧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前言第12页。
⑨赵永华、刘娟：《中国人权话语建构与国际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117-125页。
⑩[荷]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年，第98页。
11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前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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