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婷 尹彬
摘 要 探究自我构念与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对理解文化个体差异、培养特定文化情境下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大学生群体中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得到：独立我、互依我、共情和社会责任感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独立我、互依我和共情均能够显著预测社会责任感。研究2采用2（自我构念：独立我、互依我）×2（共情水平：高、低）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通过情境启动的方法操纵大学生被试的自我构念，并根据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得分对被试进行高、低共情水平分组，方差分析结果得到：自我构念主效应显著，共情主效应不显著，自我构念与共情交互效应显著；
在互依我启动下，高共情组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低共情组，而在独立我启动下，高、低共情组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互依型自我构念与特质共情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具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 社会责任感；
自我构念启动；
特质共情；
大学生
分类号 G446
DOI：10.16842/j. cnki. issn2095-5588.2023.06.001
1 引言
社会责任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在个体身上体现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或帮助别人，它不仅是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的基本素养，也是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风尚的重要保障（黄四林等， 2016）。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具体的表现形式包括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环境、关心国家大事、乐于助人等（丁强， 卢家楣， 2015）。作为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探讨的热门话题，社会责任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公民的社会责任感现状、发展特点、影响因素等方面。而在探讨影响社会责任感的众多因素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大多涉及了人格系统、行为系统等个体内在因素，以及家庭、学校与社会等超越个体的外在因素（经卫国， 况志华， 2021），但关于个体特质因素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研究仍然较少。如今，越来越多研究认为文化与人格的交互作用对个体的心理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比如，人格与文化的新Allport模型强调人格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互动，即文化在限制或增强人格在行为上的表现时起了重要作用（杨慧芳等， 2007）。随着我国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角色，考虑文化自我因素对个体心理行为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心理研究者的时代使命（葛列众等， 2021; 汪凤炎， 2017）。并且有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责任感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黄四林等， 2016; Wray-Lake & Syvertsen， 2011）。因此，本研究试图从文化自我与个人特质交互作用的角度探讨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理解社会责任感的可能诱因。
自我构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自我因素，最早由Markus和Kitayama（1991）在研究文化对心理的影响时提出，指的是个体对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看法，分为两种类型，即独立型自我构念（简称“独立我”）和互依型自我构念（简称“互依我”），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理解和认识自我的方式。独立我个体认为自我与他人彼此独立，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情境相分离，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在品质，比如能力、目标；
而互依我个体认为自我与他人紧密联系，在特定情境中与他人是一个整体，更加重视角色、关系和地位等外在特征。研究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方式对其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很重要，因为这需要他们在自我和他人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Wray-Lake & Syvertsen， 2011）。由于责任的产生通常是基于责任主体与责任对象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丁强， 卢家楣， 2015），责任对象可以是社会情境中的他人或相关事物，因此个体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知可能会影响其社会责任感——换言之，不同类型的自我构念激活可能会引发不同水平的社会责任感。以往研究显示，青少年的互依我和社会信任与其社会责任感呈显著正相关，并且互依我和社会信任在家庭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之间起中介作用（Cheng et al， 2021）。一方面，在社会困境中，相比于互依我，独立我个体表现出更低的合作水平（Utz， 2004）。另一方面，独立我可以预测自我中心的环境关心以及在资源共享中的竞争态度，而互依我则可以预测与他人的合作态度（Arnocky et al.， 2007）。由于合作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内容表现，因此本研究推测，互依我较强的个体社会责任感较高，而独立我较强的个体社会责任感较低。
从多元文化角度来看，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个体的文化背景是以各种文化元素的融合为基础的。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的自我构念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独立型或互依型，其自身的动态性特征更值得重视（买热巴·买买提， 吴艳红， 2017）。自我构念的动态性表现为独立我和互依我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体的心理系统（Reid & Deaux， 1996），并且随情境的变化表现出与当前文化环境更加一致的自我构念及行为特征（Chiu & Kwan， 2016）。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发展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等因素，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活跃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文化与思想潮流的影响，其自我构念可能会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表现出动态变化，并对认知、情绪与行为产生影响。近年来，许多有关自我构念动态性的研究采用自我构念启动范式，将情境因素纳入其中，并分别通过激活与这两种构念相关的认知、情感和归因模式，从而诱发暂时的、情境性的自我构念。例如，乔玉玲和吴任钢（2021）基于不同自我构念启动情境，考察了大学生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强调不同构念的生活情境中，个体的自我构念确实可以发生情境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会引发一些心理品质的改变。因此本研究推测，强调不同自我构念的情境启动可以引起社会责任感的变化。
以往研究还表明，共情作为一种个体心理特质，可以正向预测社会责任感（宋琳婷， 陈健芷， 2012）。共情是指个体感受、想象与体验他人情感的心理过程（Gladstein， 1983; Singer & Lamm， 2009），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共情能够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丁凤琴， 陆朝晖， 2016），且高共情的个体更可能做出积极正向的行为（Longobardi et al.， 2020）。此外，以往研究对特质共情和状态共情进行了区分，认为特质共情具有个体差异，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或一般能力；
而状态共情具有情境性，當个体在特定情况下观察或想象他人的情绪状态时产生（孙伟， 郭庆科， 2016）。本研究主要探讨特质共情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并推测高特质共情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此外，个体的共情能力具有文化差异性（Aaker & Williams， 1998; Han & Northoff， 2008）。例如，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更容易对他人进行观点采择，而没有该文化背景的美国人则不然（Wu & Keysar， 2007）；
在与个体自我有关的情境中，欧裔美国人的情绪反应水平比亚裔美国人高，而在与关系自我有关的情境中，亚裔美国人的情绪反应水平与欧裔美国人的情绪反应水平相似甚至更高（Chentsova-Dutton & Tsai， 2010）。因此，文化情境可能作为一种调节因素，影响不同共情水平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就个体层面而言，由于自我构念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不同的自我构念启动条件下，高、低共情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可能会有差异。以往研究显示独立我与共情无显著相关，而互依我与共情有显著正相关（钟伟芳等， 2020）。因此，本研究推测，共情与自我构念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在互依我启动下，相比于低共情个体，高共情个体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
在独立我启动下，不同共情水平的个体其社会责任感可能没有差异。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文化自我与个体特质交互作用的角度，将自我构念启动效应作为受文化情境影响的因素，共情作为个体特质因素，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受多元文化影响的当代大学生其自我构念的动态表现特征，并考察自我构念启动与特质共情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自我构念与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预测作用；
研究2进一步通过实验法进行因果关系的验证，以及考察交互作用。
2 研究1
2.1 研究目的
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构念和特质共情的特点，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现状，探讨自我构念、共情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相关关系。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通过Credamo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随机发布问卷，共有369名大学生参与作答，其中有28人因作答不认真未通过甄别题被自动拒绝，有3人因作答时间太短被手动拒绝，最终收取338份有效数据。包括男生121人，女生217人，平均年龄21.11±1.80岁。
2.2.2 研究工具
（1）自我构念
采用由Singelis等（1995）开发，魏新东和汪凤炎（2021）最新修订的自我建构量表来测量被试的自我构念。原量表共24个题项，包括独立我和互依我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12题。Na等（2010）删除了与年龄密切相关的题项，形成20个题项，每个维度各10题。潘黎和吕巍（2013）修订了中文版成人自我建构量表，形成10道互依我题项与6道独立我题项。魏新东和汪凤炎（2021）在研究中提取了两者的公共题项，并依据中文版量表修订研究中各题项因子载荷大小，最终选取了6道互依我题项和6道独立我题项形成量表。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在本研究中，独立我、互依我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4、0.75，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2，说明信度良好。
（2）共情
采用张凤凤等（2010）修订的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测量被试的特质共情。该量表共22个项目，包括观点采择、想象力、共情关注和个人痛苦四个维度，其中第2、5、10、11、14题为反向计分题。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共情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四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73、0.71、0.69、0.80，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信度良好。
（3）社会责任感
采用由程岭红和黄希庭（2002）编制，经石世祥和凤四海（2009）、张倩倩和刘勤学（2018）使用并验证过的青少年学生责任心问卷中的社会责任心分问卷，该分问卷共23个项目，包括集体责任心、家庭责任心、同伴责任心、道德责任心、社会发展责任心五个维度，其中第22题为反向计分题，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所得分数越高代表被试的社会责任感越高。在本研究中，五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83、0.61、0.82、0.68、0.44，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信度良好。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诊断，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14个，第一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20.13%，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4 研究结果
2.4.1 大学生自我构念、共情与社会责任感的特点
为探究被试的自我构念、共情、社会责任感是否表现出个体差异，经过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得到，被试的独立我和互依我得分没有显著差异（t=1.63，df=337，p=0.105，Cohen"s d=0.09），说明我国当代大学生个体的独立我和互依我并存，并具有较为一致的地位，个体内部的自我构念组成没有体现出差异性。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得到，独立我、互依我、社会责任感均表现出性别差异，男生在三者的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女生，如表1所示；
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在互依我、社会责任感的得分上均表现出差异，担任过学生干部的被试的互依我得分和社会责任感得分均显著高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被试，如表2所示；
是否独生子女在独立我、互依我的得分上均表现出差异，独生子女被试的独立我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被试，而非独生子女被试的互依我得分显著高于独生子女被试，如表3所示。
2.4.2 自我构念、共情与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分析
独立我、互依我、共情和社会责任感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及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发现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中，独立我与互依我有较小的正相关，互依我与共情、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均大于独立我与共情、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共情与社会责任感之间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
2.4.3 自我构念、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预测作用
为探究独立我、互依我和共情是否能够预测社会责任感以及预测效果如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同时对被试的性别和学生干部经历进行控制。如表5所示，在方程第一步放入独立我、互依我、共情，回归方程显著，三个预测变量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均为显著；
第二步放入性别和学生干部经历，回归方程和三个预测变量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也均为显著。这说明在排除了性别、学生干部经历的混杂干扰之后，独立我、互依我、共情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社会责任感。此外，互依我的标准化系数（β=0.42）大于独立我的标准化系数（β=0.17），可初步判断，相比于独立我，互依我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可能更强。
2.5 讨论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得知，我国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构念、共情、社会责任感表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我国大学生个体的独立我和互依我并存，并具有较为一致的地位，个体内部的自我构念组成没有体现出差异性。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大学生的自我构念以互依我为主导不一致（唐桂梅， 余林， 2010; 肖影影， 毕重增， 2014; 钟伟芳等， 2020），原因可能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个体主义上升，同时许多传统集体主义价值在日渐式微（蔡华俭等， 2020; 黄梓航等， 2021），大学生越来越注重个体的独立性，而弱化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互依性。其次，自我构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性别差异，且易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如独生子女家庭、学生干部经历等。具体来说，在强调角色和身份的环境中，由于个体拥有更多的与他人相联系的经历，相互之间可能存在更多的责任关系的机会，因此会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互依性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在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儿童的心理发展会受到同胞关系的影响（陈斌斌等， 2017），同胞之间需要学会相互包容、合作共享，关系依赖更强，这可能是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的互依型自我构念更高的一个原因。然而，特质共情则在性别、是否獨生子女和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等层面均没有表现出个体差异。
相关分析结果得到，独立我、互依我、共情和社会责任感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首先，独立我与互依我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钟伟芳等， 2020; 邹璐等， 2014）。其次，互依我与社会责任感的相关系数明显大于独立我与社会责任感的相关系数，说明互依我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更加密切。最后，共情与社会责任感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宋琳婷， 陈健芷， 2012）。进一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独立我、互依我、共情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责任感，并且相比于独立我，互依我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可能更强。
综上，通过研究1发现，自我构念与共情能够显著预测社会责任感，并且互依我可能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更强的影响。但由于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不能检验因果关系，因此研究2进一步采用实验法验证自我构念与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3 研究2
3.1 研究目的
采用实验法启动自我构念，探讨自我构念和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及其中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正式实验通过Credamo平台发布问卷，共有111名大学生参与作答，其中有2人因作答不认真未通过甄别题被自动拒绝，有9人因未通过情境验证题被手动拒绝，最终收取100份有效数据。包括男生42人，女生58人，平均年龄21.43±1.92岁。其中有50名被试参与独立我情境启动，50名被试参与互依我情境启动。根据被试在IRI-C的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分别取得分前27%和后27%的被试作为高共情组（27人）和低共情组（27人）。因此，最终54名被试的数据纳入方差分析，其中独立我高共情组15人，独立我低共情组13人，互依我高共情组12人，互依我低共情组14人。
3.2.2 研究设计
采用2（自我构念：独立我、互依我）×2（共情水平：高、低）的两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自我构念和特质共情水平，因变量为社会责任感。
3.2.3 研究材料
（1）自我构念的启动
根据以往研究，考察自我构念的动态性及其影响可以采用文化启动范式（Hong et al.， 2000），主要有图片启动法、文字描述法、代词圈点法等多种启动方法。国内学者尹彬等（2021）在一项研究中编制了更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自我构念启动材料，并证明了自我构念启动的有效性，发现自我构念组成会随情境变化而发生改变，进而引发责任意识模型中个体责任和互依责任的强弱变化。鉴于本研究是在本土化视角下探讨自我构念启动效应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此参考尹彬等（2021）在研究中使用的启动材料，并进行适当修订（见附录）。
（2）共情
同研究1。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3）社会责任感
同研究1，为使社会责任感问卷与该研究的具体情境相联系，在每个题项前加入了“在这个情景中”语句，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3.2.4 研究程序
首先，通过预实验检验自我构念启动是否有效，并依据预实验结果估算正式实验所需的样本量。在预实验中，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材料和问卷，共有52名大学生被试参与实验。在问卷中，两则自我构念启动材料随机呈现，被试在阅读完独立我启动材料或互依我启动材料之后，需要依次完成自我建构量表、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社会责任心问卷，最后填写人口学变量的相关问题。在验证了自我构念启动的有效性之后，进行正式实验。并且，根据预实验结果（见3.3.1），采用G*Power软件，以可能存在的主效应中最小的效应量（Cohen"s f = 0.39）进行样本量估算，假设显著性水平为0.05，统计检验力为0.80，效应量为0.39，结果得到，总样本量预估至少需要54名被試。
在正式实验中，针对预实验程序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了改进。实验通过Credamo平台在全国范围内随机发布材料和问卷。被试首先需要填写人口学变量的相关问题，然后完成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接着阅读问卷上随机呈现的独立我启动材料或互依我启动材料，即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分别参与独立我情境启动和互依我情境启动，最后完成相应情境下的社会责任心问卷。
3.3 研究结果
3.3.1 自我构念启动有效性检验与预实验方差分析
在预实验中，独立我启动组有27人，互依我启动组有25人，根据被试在自我建构量表的得分，对两种情境启动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独立我启动组中，被试的独立我得分（M=5.03，SD=0.91）显著高于互依我得分（M=3.80，SD=0.98），t=4.19，df=26，p<0.001，Cohen"s d=0.80；
在互依我启动组中，被试的互依我得分（M=4.48，SD=0.77）显著高于独立我得分（M=3.67，SD=0.97），t=2.67，df=24，p=0.013，Cohen"s d=0.54。另外，在独立我维度上，独立我启动组的得分（M=5.03，SD=0.91）显著高于互依我启动组（M=3.67，SD=0.97），t=5.20，df=50，p<0.001，Cohen"s d=1.45；
在互依我维度上，互依我启动组的得分（M=4.48，SD=0.77）显著高于独立我启动组（M=3.80，SD=0.98），t=2.78，df=50，p=0.008，Cohen"s d=0.77。这表明对自我构念的操纵有效。此外，以被试在IRI-C的得分均值（M=3.55）为标准将被试分为高、低共情两组，结果得到高共情组28人，低共情组24人。对不同实验组的社会责任感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得到，自我构念主效应显著（F（1，48）= 18.66，p<0.001，η2p=0.28，Cohen"s f= 0.62），共情主效应显著（F（1，48）= 7.23，p=0.010，η2p=0.13，Cohen"s f = 0.39），自我构念与共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48）= 0.38，p=0.542，η2p=0.01，Cohen"s f= 0.09）。
3.3.2 自我构念与共情对社会责任感影响的方差分析
在正式实验中，不同实验组的社会责任感得分的描述性统计如表6所示。为检验高、低共情分组是否有效，通过对高、低共情组在IRI-C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得到，高共情组的共情得分（M=4.37，SD=0.13）显著高于低共情组的共情得分（M=3.17，SD=0.32），t=18.35，df=52，p<0.001，Cohen"s d=4.91，表明共情分组有效。
对不同自我构念启动组与共情分组的社会责任感得分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得到，自我构念主效应显著（F（1，50）= 44.77，p<0.001，η2p=0.47）；
经事后检验得到，互依我启动下的社会责任感（M=4.25，SE=0.09）显著高于独立我启动下的社会责任感（M=3.40，SE=0.09）；
共情主效应不显著（F（1，50）= 2.62，p=0.110，η2p=0.05）；
自我构念与共情的交互效应显著（F（1，50）= 8.43，p=0.005，η2p=0.14）。
针对自我构念与共情交互效应显著，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如图1所示，结果得到，在独立我启动情境中，高共情组的社会责任感（M=3.32，SE=0.12）和低共情组的社会责任感（M=3.48，SE=0.13）没有显著差异，F（1，50）=0.86，p=0.359，η2p=0.02；
而在互依我启动情境中，高共情组的社会责任感（M=4.54，SE=0.13）显著高于低共情组（M=3.97，SE=0.12），F（1，50）=9.85，p=0.003，η2p=0.17。
3.4 讨论
首先，研究2结果显示，自我构念启动主效应显著，互依我启动下的社会责任感显著高于独立我启动下的社会责任感，说明互依我启动下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在互依我情境中，个体与集体中的他人存在互依关系，为了维护集体的共同利益，个体倾向于采取更多有利于集体与他人的行动，因此社会责任感较高；
而在独立我情境中，个体主要关注自身利益以及独立性，对自己负责高于对集体和他人负责，因而社会责任感较低。该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以往研究，即由于中国人重视与他人的联系，因此相较于美国人，他们在追求与集体相关的目标时表现更好（Jiang & Gore， 2016），这也表明在中国文化下，社会责任感是一种与集体利益相关的心理品质。
其次，自我构念启动与共情存在交互作用。这一结果表明，互依我情境下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及作用更易凸显，而独立我情境下共情对社会责任感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自我构念启动情境诱发了个体不同的共情动机，使其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有所不同。共情动机以目标为导向，是一种驱使人们靠近或远离社会联系的内驱力，分为共情趋近动机和共情回避动机，且共情的趋近动机促使人们产生共情关怀，是一种亲社会表现（曹思琪等， 2021）。互依我启动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人们产生共情关怀的情境，增强了社会联结和亲社会表现，使得共情对人们承担社会责任意愿的影响更显著，在这样的情境下高特质共情者的趋近动机可能更强，因此社会责任感也更高；
而独立我启动情境可能主要诱发了人们的共情回避动机，高特质共情者在此情境下可能会回避他人视角的共情推断，因而与低特质共情者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明显差异。
4 综合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自我构念与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研究1采用问卷法发现独立我、互依我、共情、社会责任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到，独立我、互依我与共情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责任感，并且相比于独立我，互依我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可能更强。在此基础上，研究2采用实验法操纵了自我构念启动，结果发现，互依我启动条件下的高共情个体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正向作用。本研究既是对集体主义文化下社会责任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又对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具有一定的启示。
4.1 与其他相关研究的联系
本研究通过启动不同类型的自我构念，发现个体在互依我情境下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我国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具有多重互依自我，在本土心理学取向下有关互依自我的研究可分为个人中心型、社会取向型和天人合一型互依自我（李抗， 汪凤炎， 2019）。其中，社会取向的自我包含关系取向、家族取向和他人取向三个次级内容，并且以他人取向作为显著特征（Sun， 2017），而他人取向是指对一般他人的责任感。在本研究中，互依我所具有的社會取向可以较好地解释个体在互依我情境下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一方面，研究1结果表明，共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责任感。也就是说，个体的共情能力越强，越能体会到他人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想法，就越容易产生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情感和认知，也越有可能承担社会责任或帮助他人。以往许多研究也发现，共情与亲社会行为或利他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丁凤琴， 陆朝晖， 2016; 孙伟， 郭庆科， 2016; 张文新等， 2021），而社会责任感也是一种积极利他的心理品质，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以往研究。研究2采用实验法结果得到，共情水平的高低对社会责任感水平并没有显著影响，但共情与自我构念存在交互作用，二者可以共同对社会责任感产生影响，即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在不同自我构念启动条件下具有明显差异。也就是说，自我构念启动发挥了调节作用。只有在互依我启动条件下，高共情个体的社会责任感明显高于低共情个体，而在独立我启动条件下，高、低共情个体之间的社会责任感无显著差异。这表明，中国人认识并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前提或是自我构念启动情境。这也反映了生活情境对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具有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表明，自我构念会参与并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绪加工（张泽昆等， 2020），相较于独立我个体，互依我个体对社会情境中有关自我与他人的信息会进行更精细的表征（Markus & Kitayama， 1991）。根据Crick和Dodge（1994）的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IP），共情是个体产生亲社会行为的基础，共情诱发了个体对他人行为的判断和情绪体验，使其更容易感知他人的求助诉求和求助感受（丁凤琴， 陆朝晖， 2016）。由此可知，自我构念启动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情绪加工，调节了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而社会责任感是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的一种心理品质。因此，在强调自我与他人关系和互动的互依我情境中，高共情个体可以基于与他人相关的求助线索进行认知判断与情绪体验，更能准确地感知和理解他人的需要，从而产生更多亲社会行为，表现出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而低共情个体则缺少对这种线索的感知，因而社会责任感较低。另外，情境理解是共情的一个基础，个体根据自身知识经验与情境线索的结合，评估他人所处的具体情境，以此来准确理解他人当前的感受（陈武英， 刘连启， 2016）。独立我情境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区别和界限，使个体更加关注与自身特点相关的事物，这可能导致无论特质共情处于何种水平的个体在评估他人的情绪状态时回避他人视角的判断，因此没有体现出情境理解的差异，因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水平也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本研究的结果也能支持跨文化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研究。比如，Cohen和Gunz（2002）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亚洲人总体上更注重从他人的角度来展示自己，并倾向从关系（泛化他人）的视角来理解他人，而北美人则更倾向通过自己的感受来了解他人。这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共情过程，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而互依我情境代表了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生活情境，因此处于互依我情境中的个体更能够通过换位思考来进行共情。
4.2 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理论方面，首先，虽然以往研究探讨过共情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但大多是基于相关分析。本研究引入自我构念这一变量，从自我构念动态性的角度考察不同的自我构念类型启动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并分析自我构念启动与特质共情的交互作用，丰富了有关自我构念、共情与社会责任感关系的理论研究。其次，自我构念既是一种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觉知，也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西方国家强调个体主义，而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但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国人日益受到个体主义文化的影响，自我构念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社会责任感是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考察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自我构念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既是对本土心理学领域研究的补充，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在实践方面，本研究提示我们在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时，一方面可以通过营造互依我情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弘扬团结互助的集体精神，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另一方面，从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方面入手提高個体的共情能力在良好的互依氛围中或有助于培养社会责任感。
4.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第一，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社会责任感的内涵时，都明显地突出了社会责任感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具体来说，国外研究的基本内涵更加注重彰显个性的文化，而国内研究则更加突显社会责任感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经卫国， 况志华， 2021）。本研究所探讨的互依型自我构念和社会责任感可能更符合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自我构念影响社会责任感的作用在推广到其他文化方面可能有所局限。第二，有研究者认为责任意识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比如，尹彬等（2021）在研究中构建了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责任意识的动态模型，并形象地用“中国结”来进行表征，验证了责任意识会随自我构念情境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形态。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社会责任感的动态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第三，本研究主要从特质共情的角度探讨其与社会责任感的关系，目前许多研究者认为共情包括特质共情和状态共情，在研究中有必要将这两种类型的共情进行区分。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特质共情与状态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四，在研究工具方面，本研究所采用的社会责任心量表其题项大都是基于互依我的，这可能导致独立我较高的个体比互依我较高的个体在这样的测量下大概率得分低。未来研究在考察自我构念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时可以采用更适合不同人群特点的社会责任心量表进行检验。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自我构念与共情对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自我构念、共情与社会责任感之间存在不同水平的正相关；
自我构念启动与共情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在互依我启动下，高共情个体比低共情个体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而在独立我启动下，不同共情水平的个体之间社会责任感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互依型自我构念与特质共情对社会责任感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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