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文，洪 波，张金鹏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标志性成果。当前，关于《决议》的研究呈现多点展开样态，尚未见与《决议》相关的研究专著出版，但相关研究论文发表渐成雨后春笋之势，线上、线下讲座和研讨会的举办正方兴未艾，《决议》的重要观点、重大意义、逻辑结构和学科关联等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内容。
为了进一步推进对《决议》精神的研究和阐释，“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暨江苏省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论坛”在江苏科技大学召开，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为主题，就《决议》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概念、内涵要求、时代升华、基本逻辑、学科承载和机构担当等方面，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的辩证融合、“两个确立”理解的多重逻辑、《决议》的逻辑框架、《决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决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1]64等重要概念，明确指出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要进一步“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3]14。以此为基础，学界着重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过程、丰富内涵、本质特征、深层逻辑、多重超越、世界意义等议题展开了探究。
鉴借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与会专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智教授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相关方法论进行了重点辨析。一是道路辨析。王智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传统王朝循环的道路走不了，民主主义以及其他相关道路(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等)走不通，教条化的或者本本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顺。二是方法论辨析。就领导新中国国家建设而言，王智提出了“跨越”之辨、“正误”之辨、“治乱”之辨、“名实”之辨等四个辨析概念；
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而言，他提出了“明晰体用”“理想分立”“本末顺治”“去终结论”“试错演进”等五个辨析概念，条分缕析应如何正确看待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
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从学理上阐释了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意义：改造了一种古老文明，使之散发出现代光芒；
接续了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使社会主义成为真实的制度；
开创了不同于既有现代化的新道路，为全球发展提供了超越历史的新文明想象，打开了新文明境界，创造了新文明形态，其对中华民族、世界历史均具有巨大意义。这种巨大意义主要体现在：在理论上，新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实体现了这一追求；
在历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丰富化和时代化，其最宝贵的成就之一便是新文明形态的创造，这亦是中国道路的最高价值和终极意义；
在现实上，五种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资产阶级文明赤字的破解，是符合当代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要求的文明形态。关于如何讲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的内涵、实质和意义，胡大平认为，一是要通过比较研究来确立“新”，从而阐明中国特色具有何种普遍性的基础以及“特”在哪里；
二要通过对(历史)规律的研究来阐明中国道路的文明意义。
南京农业大学付坚强教授指出，国内学界过去在谈论人类文明进程、现代化道路时，容易被局限在“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范式的思维框架中，其在理论视野、理论格局和论证方式等方面均存在问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江南大学刘焕明教授重点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历史的三大贡献：一是生存性贡献，其使近代以来中国人悲惨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二是发展性贡献，其解决了中国几亿乃至十几亿人的发展这一世界性难题；
三是和平崛起贡献，其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以来人类和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共建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与会专家们辨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相关方法论，从学理上阐释了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意义，站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交汇的较高视点上，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学理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的构建。
综合学界研究和本次大会的成果，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研究，笔者认为接下来的研究应该从几方面展开。首先，应该深入、具体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继承和创新的实践机理和理论前景，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重构与新生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现实样态。其次，应该揭示其对西式现代化道路和西式文明形态的历史性超越的本质规定和鲜明特色，搞清楚为什么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东方气质的现代化道路并与之相适应的文明形态。最后，应该揭示其成为人类现代化和文明发展的新选择和新可能的原因所在，进一步明确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方位与历史贡献，以及在人类历史发展新趋势中所发挥的引领性、示范性和普遍性作用，从而解决中国特色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统一问题。
《决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24的重大命题，这一重大命题的想法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求。在理论界，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百年来总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总体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两个对立的体系，时代的差异、历史背景的差异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决定了二者难以结合[4]；
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可以融合，但秉持这一观点的相关人所处立场不同，有的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5]，有的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6]。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13，紧接着又在《决议》中再次予以确认。此后，学界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主要就“结合”的历程、根据、原则、路径和新时代要求等议题展开了探究。
鉴借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与会专家苏州大学田芝健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的辩证统一。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和结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层基因，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实践基础，以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为外部借鉴的继承、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的融合创新，既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彻底的批判精神及对公正道义的向往。党的百年奋斗实践既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为其辩证融合提供着动力和动能。
东南大学袁久红教授认为，当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儒学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层面，以“尊仁”“崇德”“尚和”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哲学蕴含着化解现代社会人类自由发展难题的哲学价值；
在道德建设层面，以“德行伦理”为形态的儒家伦理蕴含着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价值；
在治国理政层面，儒家以“仁”为基点的“民本”观、“礼法”观、“天下”观蕴含着助益于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价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讨论民族立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与会专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基于党的百年奋斗实践的融合创新辩证历程以及价值理念层面的诸多契合之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辩证融合的动力和动能，在融合的具体方式、新契合点的选择以及实践动力机制等方面，基于“百年奋斗实践历程”这一学术视阈，进一步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如何融”“融什么”“怎么融”等问题的研究，尝试超越学界已有的“反本开新”说、“转化创造”说、“创造转化”说、“和合转生”说、“抽象继承”说、“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说等，体现出某种理论与现实逻辑相比较的自觉意识。
综合学界研究和本次大会的成果，笔者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化“双向转化”的研究，应该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实践、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实践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矛盾运动过程中揭示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相互融合的内在机理和价值目标。换言之，这一“双向转化”重新定义了中与外、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等一系列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揭示了二者相互转化的实践机理、逻辑理路和实现路径，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决议》开创性提出了“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升华。当前，学界主要从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逻辑角度对《决议》进行了解读，学者们普遍认为“两个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刻经验的总结，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结论和根本要求[7]，其对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8]。
鉴借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与会专家南京师范大学王刚教授从无产阶级政党原则、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新时代现实需要三个视角理解“两个确立”。一是从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来看，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注重党的权威建设，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突出表现在政党领袖及其指导思想上；
二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来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分别是抗战即将胜利中国面临三种建国方案、两个前途的命运抉择，“文革”结束以后继续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走改革开放新路的重大抉择，“六四”风波以后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还是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命运抉择)，都必须确立党的领导核心，而新领导核心的确立往往伴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三是从新时代的现实需要来看，新时代既要应对“两个大局”，又要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这些都迫切需要“两个确立”。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天勇教授指出了“两个确立”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一是历史逻辑。“两个确立”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其是高度历史自觉的结果，而历史自觉主要有三个层次，即对时代变化形成集体认知、在认知过程中追求符合时代的真理以及基于以上两者形成时代权威。二是理论逻辑。“两个确立”体现了唯物史观的要求，其既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根本作用，又肯定了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三是实践逻辑。“两个确立”体现了实践发展的需要，其既是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也是开启新时代新的伟大实践的客观需要。
与会专家们基本遵循了当前学界普遍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对“两个确立”进行解读的经典模式，但也有一定创新。比如，王刚教授对中国共产党在三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对确立领导核心的细化研究、张天勇教授对唯物史观肯定领袖人物重要作用的细化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关于“两个确立”理解的多重逻辑研究的微观化和具体化。
综合学界研究和本次大会的成果，笔者认为，在厘清“两个确立”多重逻辑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细化“两个确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两个确立”在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交汇融合以及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时增强战略定力、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中的“定海神针”作用，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坚定性、价值自主性、理论自觉性和方法论自觉性。
《决议》内蕴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逻辑。关于《决议》的逻辑框架，当前学界主要有几种观点。一是“根本问题解释”说。《决议》的逻辑是用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解释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历史经验、“两个确立”、强国复兴[9]。二是“大历史观统筹”说。《决议》以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观照百年来党的奋斗历程、伟大贡献、宝贵经验、未来道路[10]。三是“印证贯通”说。《决议》的重要结论相互支撑，重大观点相互印证，根本方法贯通使用[11]。四是“三个逻辑”说。《决议》内蕴着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12]。
鉴借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与会专家南京邮电大学汪业周教授指出，《决议》实际上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重大问题，试图回答我们“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今后如何继续成功”这两个根本问题。《决议》中内蕴着四重逻辑：一是“治”的逻辑，就是治国理政的逻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
二是“好”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独特之处就是其超越性，目前亟须探讨其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相比之超越性及其丰富内涵；
三是“行”的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其已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且哲学基础非常坚实；
四是“能”的逻辑，即中国共产党“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个基本逻辑，“能”的逻辑既是《决议》的出发点，也是《决议》最终要回答的问题。
与会专家创新性提出《决议》的“四重逻辑”。从理论观点上来看，其隶属于“根本问题解释”说，但相较于已有的“根本问题解释”说，《决议》所涉层次又有所深化，已有的“根本问题解释”说以“根本问题-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意义-历史经验”这种平铺直叙的阐释方式从形式上揭示了《决议》的逻辑框架，但平铺直叙的阐释方式容易造成对客观发展规律探寻的漠视与忽视，因此与会专家开始有意识地以问题(“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今后如何继续成功”)为研究导向，尝试创新构建新概念(“治”“好”“行”“能”等)，以强化对新规律的深层次阐释，推进《决议》逻辑框架研究的多重化和学理化。
综合学界研究和本次大会的成果,笔者认为，对《决议》逻辑结构的深层阐释和探究，还需要深入到对中国共产党阶级属性和民族属性的发掘层面，并从其理论基础的深度和政治理想的高度来界定中国共产党“治”“好”“行”“能”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创新和构建相关新概念，概括、阐发和解释新规律，由此系统理解和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和未来奋斗的根基和目标，科学、全面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建设规律和发展规律。
《决议》是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独特作用。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其所属学科发展历程的研究[13]；
二是关于建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包括课程演变、教师队伍状况等)的研究[14]；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现存问题(包括学科特色、学科意识、教师队伍、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的研究[15]；
四是关于今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对策与建议的研究。
鉴借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与会专家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认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研究，当前谈及规律和趋势时都必须意识到，问题本身会受到视野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研究的视野问题。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的问题，是包含着不同尺度、层次和维度的问题，而它们又纠缠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水平深入、提出学科真问题拓展了视野，提供了契机。
南京林业大学孙建华教授认为，《决议》四个伟大成就、历史经验中“自我革命”“理论创新”等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生长点，不论对于应用性研究还是对于基础性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所开创的正确道路及所积累的正确经验，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因此必须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理论创新工作。
与会专家们从《决议》中相关概念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自我革命”“理论创新”等出发，辨析了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高水平深入、提出学科真问题、提供学科重要理论生长点的视野拓展和契机提供作用，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视野创新和内容创新。
综合学界研究和本次大会的成果，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今后的发展要立足于《决议》精神，应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作为理解、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为指导，深入发掘和梳理马克思主义学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构建结构合理、互有分工、相互支撑和相互融合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学科在21世纪的融合发展、系统发展和前瞻性发展。
《决议》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理论的新探索，对其精神的研究和宣传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现实担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在近年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中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思政课教学要有新突破，人才培养要有新拓展，科学研究要有新聚焦，学科建设需要再规范，队伍建设需要再加强，示范带动需要再扩大，对如何加强新时代马院建设、推动马院内涵式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此后，学界基于思政课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以及示范引领等方面对层次、类别不同的马院建设进行了差异化研究，其中，重点(示范)马院建设、高职院校马院建设以及行业特色型大学马院建设渐成研究热点。
鉴借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与会专家江苏师范大学曹典顺教授结合本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情况认为，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其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新时代马院建设要依据高校马院建设标准，一是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发展方向，始终坚持铸魂育人的工作理念，强化政治站位；
二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引领学院发展，学科建设必须产出标志性科研成果，讲清中国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与哲理；
三是以本科生培养的专业建设为发展基础，主动对接思政教学的理论要求，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新文科建设中的理论优势；
四是以促进人才培养提质增效为发展动力，强化师生对意识形态要求和理论特质的认识。
南京审计大学陈兴发教授认为，要对标找差，进行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一是建设思路，要以教学为中心，进行学科引领、对标建设、特色发展；
二是主要措施，要推进人才培养改革，加强学科队伍建设，促进科研成果孵化，增强学院建设保障等。
常州大学刘晓华教授结合本校马院建设的具体做法指出，应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是共建、共享红色资源，签订馆校共建红色文化基地的协议，聘请纪念场馆馆长为兼职教授，定期或不定期走进高校思政课堂；
建设红色文化大数据库，整合各类红色资源，为后续研究、教育提供资源支撑。二是着力开展红色文化育人研究，打造全国性馆校合作联盟，制定一校一馆结对互动品牌战略，推进馆长院长手拉手合作计划，构建馆校全方位实践育人共同体等。
与会专家重点探讨了重点马院建设、行业特色型大学马院建设以及红色马院建设的具体思路。重点马院建设要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发展方向，坚持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三位一体、相互促进”的发展思路；
行业特色型大学马院建设要注重结合行业特色发展，运用相关行业精神引领思政课程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等；
红色马院建设要注重共建、共享红色资源，积极构建馆校全方位实践育人共同体，进一步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思路创新和举措创新。
综合学界研究和本次大会的成果，笔者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要聚焦《决议》所包含的理论基础、历史规律和价值内涵，以《决议》精神为基础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成党领导下的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坚强堡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主阵地，能够为高校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提供正确的立场保证、价值引领和道德支持。
综上，当前关于《决议》的研究呈现多点展开局面，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仍存在研究视角不够宽广、研究问题意识不强、研究方法较单一等不足。因此，研究视角多维化、研究内容系统化、研究方法多样化可作为未来《决议》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是研究视角多维化。综合运用历史视角、现实视角、学科视角、理论视角和比较视角等，推进研究多视角、多层次、宽领域展开。历史视角旨在对《决议》展开系统的历史考察；
现实视角旨在聚焦现实要素，诸如中国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等；
学科视角旨在研究《决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史学、中共党史学等学科研究的影响；
理论视角旨在重点探讨《决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时代化的关系等。
二是研究内容系统化。加强学理支撑，强化问题意识，注重创新和提出相关新概念，进一步推进《决议》研究的学理化、系统化。学界应推进解释框架、分析框架规范化，探索并创新研究理念和方法，聚焦《决议》所蕴含的时代问题，坚持以问题为研究导向，在已有的较为丰富的史料档案基础之上，注重以新概念的创新和构建来强化对新规律的系统阐释。
三是研究方法多样化。注重比较分析、科际整合等研究方法。进一步强化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决议》研究中诸多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一般与特殊、应然与实然、新与旧、中与西的逻辑比较问题。对《决议》的研究，既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史学、国史学等学科的科际关系，更要处理好《决议》精神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各二级学科将要产生的学科间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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