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泳鑫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585)人们常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实际不仅指现实状况，而且蕴含现实状况的历史形成过程，了解历史发展才能熟知当下。我们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其特定历史场景，始终处于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变动不居的客观场景中。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现实场景与历史场景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刻理解新思想新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现实针对性。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与时代化创新成果的历史统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或者说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集中体现。一般直接按字面含义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似乎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层面，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层面。然而，这种理解不够全面妥当，不能将两个方面或两个层面截然分开，因为两方面思想是浑然一体的。当然，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或本土化）与时代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并非完全统一或集中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精华，可能由一国或多国的思想成果集中体现。比如，20 世纪世界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民主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掀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新成果。当今时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取得的创新思想成果和发展成就，对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上得以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与时代化创新成果的历史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涵重在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各国落地实践过程的常态，所形成的每一思想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飞跃性成果，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不打上所处时代的烙印并具有时代特色。特别是在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时代化内涵可能是思想创新成果的突出体现。列宁主义指导实现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薄弱环节成功打开革命缺口并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创举，毛泽东思想指导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创举，都是很好的证明。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重视研究其中的时代化内涵。这一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具有新时代内涵的明确标识。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两个结合”的第一个结合）的时代性所在；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结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性所在。此外，当今讲时代化，不仅指中国，而且指世界的新时代变化。我们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我们所处的21 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为什么当今的时代化必须更加强调国际环境变化，这是因为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前所未有，我国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前所未有，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必须胸怀天下。总之，时代化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集中体现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时代思想。
（三）强调时代化并不意味思想理论不具有跨时代意义，也不能说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世界意义
本土化时代化内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说，不能拿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特性在于，她建立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基础上，又立足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本身就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集普遍性与特殊性于一体，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具体的科学揭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立足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入解析，把脉资本主义历史命运，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展开，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化时代化理论创新，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理论，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内含普遍真理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世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当今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世界历史新进程和经济全球化新阶段，基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和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久的普遍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短短十年，经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十三个方面对新时代成就进行了总体概括，党的二十大进一步作了经验总结。在取得实践成就的同时，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和理论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应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异常凶险，困难非常多，挑战非常大。
从外部看，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明显恶化，这是我们所处历史场景的变化所致。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抓住战略机遇期，为什么有战略机遇期？这就要回到对外部世界的研判。战略机遇期也是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规律和国际格局演变所致。从国际格局演变看，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二战后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浪潮冲垮世界殖民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再次受到重创，加上美苏两极冷战格局对峙，美国在中东战争中受挫并深陷对越战争泥潭，迫使美欧发达国家主动向中国示好，中国也顺势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为中国对外开放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正是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改善关系并进一步调整国策实施改革开放后，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和发展规律看，欧美国家也从经济危机和萧条中走出来，经济逐渐复苏，并走上经济繁荣的快车道，到20 世纪80 年代，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私有化、自由市场、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此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助推了经济全球化浪潮。这种变化很快使世界格局泾渭分明，发达国家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优势明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即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大。当然，对于已经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中国来说，这也是实现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的契机。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有待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同时，当时中国的经济科技实力与美欧差距很大，不但尚未对他们构成挑战，而且美西方国家不少人还认为，通过扩大交往可能使中国发生有利于西方的改变。总之，对中国来说，世界变化出现了有利于开放发展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政策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中国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进出口贸易国。
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和兴衰规律决定其必然再次走向危机和衰退，且经济全球化后危机会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波及面更大。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危机和经济衰退，直到现在依然还没有看到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经济振兴和发展依然呈现蓬勃朝气之势。在此情形下，美国开始明目张胆地采取霸凌政策，不断升级贸易战、科技信息战、地缘政治围堵战，对中国采取各种各样的围困绞杀手段，妄图将中国的发展机遇期变为危机和困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变甚至严重恶化。在举步维艰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顶住国际反华势力的巨大施压，处变不惊，坚持实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战略，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同逆全球化作斗争，倡导开放、合作、共赢、人类共同价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突破美国霸权的经济封锁，将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及疫情灾害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小，不断转危为机，中国经济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思想影响力明显提升。
从内部看，中国自身也存在发展和治理难题，同样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正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预测”，发展起来后问题更多更复杂。改革也面临方向问题，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达到后如何走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蛋糕做大”过程中如何解决“分蛋糕”的问题，物质条件丰裕之后如何找回不断失去的精神家园，社会道德水准和理想信念下滑之风如何纠正，党的领导和拒腐防变能力如何增强，党群关系如何增进、党的宗旨如何长期坚守，粗放型经济和跟跑发展模式如何实现转型升级，自然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不断恶化的势头如何扭转，等等。总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核心问题是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旗帜，立足新时代、新国情，根据新时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变化，及时提出新发展理念，作出“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重大战略部署，实施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战略布局和政策措施，制定生态文明新国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稳步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勇于自我革命，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大力弘扬社会正能量，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等等，从而坚定了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以实际行动回答了新时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扭转了局面、明确了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大力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在困境中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决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得以同步贯彻执行的丰硕成果。
今天一些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当初可能不一样，也可能会疑惑，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提中国式现代化？事实上，当初“中国特色”的参照对象当今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特色并非相对今天的西方国家而言，而是相对当时存在的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消失30余年后，当今人们逐渐对当时为何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场景失去感知。对此，笔者认为，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相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为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确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确立的，所谓现代性标杆，主要指标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技经济发展，这也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目标追求。现代化也是新旧中国数代人追求的共同目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连资本主义道路都走不通，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就确定“四个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应该说从此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
虽然确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是新中国从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并一直坚守的，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我国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等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在经济发展上升为中心任务后，我们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小康社会。这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色”，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外开放，向外学习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开放国内市场，进行改革以达成与商品经济和国际市场接轨的体制机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认识和判断，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场景中最多只是停留于原则性认识层面，不大可能形成具体清晰的普遍认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这一过程中创造的经济奇迹超出了世人想象，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认识差别进一步凸显。本来西方国家的最初目标是一方面利用中国巨大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接触”和“交往”使中国沦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甚至发生苏联、东欧那样的“和平演变”。同时，中国社会内部的确出现“西化”增长的势头，出现了有意无意背离“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这一改革开放初衷的苗头，社会上越来越多人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侵蚀，资本野蛮生长不断危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机体的健康发展，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败、道德败坏之恶劣程度触目惊心，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信任，党的领导在削弱，社会主义信念不断丧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现代化道路即方向问题成为必须明确回答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之问。现代化是继续参照近乎只追求经济发展单一指标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还是超越这一模式，开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明道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制定“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加大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强度和力度，在大大扭转各种不正之风的同时，明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党，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一步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分阶段战略目标，从而树立起新时代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当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经受住艰难曲折考验之后的正确道路抉择，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人类社会现代化水平和衡量标准从工业化到数字化不断演进，科技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和现代物质文明的核心标志，在现代社会，科技被誉为“第一生产力”，科技革命在不断推升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在资本主义主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高科技领域成为国家之间的激烈角逐场。各国科技发展路径存在引进、输入、合作与自主创新的不同取向。
当中国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择手段挤压贸易空间、实施技术封锁、威逼我们步步退让、遏制我们发展等一连串逆全球化操作所导致的恶劣国际环境时，当争取合作共赢的努力不断受挫后，我们不能不回想起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所面对的相似的历史场景。历史场景和现实环境条件总难以随心所愿。好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宿命，就是领导中国人民不但要打破一个旧世界，更要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不信邪不怕鬼”的道路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过去在被国际封锁孤立无援的极端困难之下，我们能够战胜困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烂摊子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很短的时间内，为新中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两弹一星”等高尖技术突破，也为当今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和军事强国打下坚实基础。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制定出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现代化强国等一系列自主创新的强国战略，一定能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各领域不断实现新突破和新超越，进一步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我们面临必须长期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局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处在资本主义世界围困之中，处于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竞争的历史场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而顺利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期有时会出现，但可遇不可求。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领导人列宁首先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策略，并制定过加强国际合作的新经济政策，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制定对外开放的国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合作的愿望都十分迫切，但事实最后都证明，关键时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仅靠不住，而且会排斥打压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使之“亡党亡国”，到头来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靠自身力量走自己的路才能存活发展壮大。当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和影响力增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作为重点遏制和打击对象的场景将长期存在，和平发展作为美好愿望势必遭遇巨大挑战。事实上，新中国从工业化时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当今数字化时代自主创新，向着中国式现代化强国迈进，得益于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历史和事实一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群策群力、团结一致、艰苦创业，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历史主动性。这也是必须坚持制度自信之所在。
在世界历史依然处于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段，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果政策上能够顺应世界经济大潮并抓住机遇，也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实现一时的经济快速增长，甚至成为“经济霸主”，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贫富两极分化、行业垄断、精神文化危机、对外扩张榨取剩余价值等劣根性的影响则难以避免，经济崛起后必然走向衰落的命运不可避免。即使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样受制于人，老牌西方发达国家不会让一个落后国家轻易崛起，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加以打压。苏东剧变就是前车之鉴。当今中国已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和强权国家的主要围攻目标，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过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历史终将再次证明，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既能避免内乱又能战胜外乱，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才能最终摆脱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蕴含的“霸久必衰”的历史命运，才能具备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制度优势。世界历史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可逆性。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不早，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也并非发源于中国，然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却很快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并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在苏联东欧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屹立不倒令世人惊叹。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有直接关系，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相通之源。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面临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染，面临商品拜物教、见物不见人、唯利是图、人性扭曲、道德沦丧、环境恶化、资源消耗枯竭的生存状态恶化势头，面临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严峻形势，面临资本主宰世界的人类危机和世界困局，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两者的结合来抵御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堕落。
现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说之前没有结合或不承认二者有结合，这其中存在深刻的历史场景的变化。其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建立者和领导人，都是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并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化首先发生在他们身上，得益于他们的推动。马克思主义能够进入中国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同样得益于他们的引领带动。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智慧结晶就是充分证明。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群众路线等崭新的思想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转化的丰富成果。只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封建旧势力旧文化的恶劣影响依然是革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巨变时期反对旧制度和旧传统成为潮流，其中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早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p.534)
今天，我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弘扬近代革命文化的光荣传统，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正因如此，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到指导思想高度加以推进，作为新时代指导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我们在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还有着特定的历史场景，那就是要抵御来自资本主义对先进文化的消解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冲击，毕竟当今依然是资本主义主宰世界和野蛮扩张的历史阶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p.871)在我们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后，不仅进来了“苍蝇”“蚊子”，而且闯进来消解人性的“魔鬼”。受资本主义自私自利、金钱万能、拜物教等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都受到严重腐蚀，社会道德滑坡，人与人之间普遍出现信任危机，党员干部腐败变质数量众多，继续下去将严重威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根基，威胁民族的传统血脉和精神健康。因此，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强调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当然，我们在提倡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依然要像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一样防止封建腐朽文化死灰复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个防止”依然是文化领域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是事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前进还是向后退的方向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觉。毛泽东早就教导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3](p.533)习近平进一步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2]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是人类新文明创造和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任重而道远。
中国共产党从成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实践，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今天进入新时代，取得的一系列巨大历史成就举世瞩目。成功之路是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党领导人民努力奋斗、披荆斩棘开拓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和宗旨，与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完全相符。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正确路线和自我革命精神，领导人民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因而中华民族能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走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文明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不断成熟壮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路人，人民群众心向党、听党话、跟党走，衷心爱戴党和党的领袖。人民群众的信任成为党领导执政和建功立业的最深厚资源。
纵观这一中国近现代历史场景，整体上说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榨中国，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才找到救中国、发展中国、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明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成就了社会主义。然而，有两种情形不能不发人深思。一是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而消亡，而苏联一度国力强大到与美国势均力敌。二是，纵观世界各国独立解放和经济政治发展逻辑，一些大党老党往往在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快速发展之后纷纷下台，一度快速发展的国家也瞬间陷入发展困局和政治危机。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历史教训和现实状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肩负领导和执政重任，处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依然面临很多风险。简要来说，这种风险主要源自以下三方面。
第一，外部因素带来的风险。这方面存在两种需要辨析的风险。一是制度对立和道路不同遭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遏制打压；
二是新兴民族国家崛起遭遇霸权和强权欺凌。这两种遭遇正同时落在我们身上。尽管外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深陷世界性发展危机，但人类依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羁绊。资本主义自出现后，最大限度释放了人类的恶欲，世界遍布“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随着改革开放深度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无疑越来越受制于现有资本主义体系规范，好在原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巨大优越性，迅速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富强。为规避资本主义危害，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选择道路的可能性和实际条件。当然，中国的强大和发展势头必然遭受西方国家遏制。西方国家不仅要煽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便找借口拉盟友孤立打压中国，而且，包括中国在内任何一个有快速崛起势头的主权国家，都要遭遇当今世界霸主美国的打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的遭遇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丛林法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这甚至无关制度和道路对立。也就是说，百年前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现在正走向富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也不可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壮大中国，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只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根本，不能走邪路。
第二，内部社会风险。社会是由全体人民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利益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尽管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尽管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但不可否认，这个“人”或“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实实在在有自身利益追求的人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后，社会已经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和个人，各自的利益已经不再一致甚至对立。不同利益导致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观不同，作为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然面临协调各方利益、团结不同派别、统一思想认识的困难，防止出现利益严重分化、政治对立、观念冲突，破坏来之不易的长期安定的社会局面。尤其当社会民众整体上利益严重分化后，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基础就会逐渐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动员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基础，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也是自身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证明，需要不断巩固加强。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向更高阶段发展，而不是向后退。
第三，来自党自身的风险。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根本在于其杰出性，源于自身党性的高标准要求和纯洁性。党员干部毕竟来自人民大众，党员数量越大，党性和纯洁性问题就越突出。虽然党本身无利益，但党员干部不会置身于社会之外，一定会受到社会利益群体的侵染。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思想作风很难不受侵蚀，甚至会出现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变质的风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决不能容忍腐败变质、损害党的形象的害群之马存在，这就是我们必须加大从严治党力度、必须通过自我革命克服执政风险之所在。当然，认识到这些风险并不代表风险已经化解，我们依然处于风险之中，值得警惕。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历史阶段，全党上下必须坚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大力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切实做到“四个自信”，增强团结，满怀信心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总之，当今我们所处的历史场景不是单一而是复合的，是多重历史发展进程的复合场景，有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进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进程，好在我们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有党团结带领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基础，有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基础，有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基础，更有中国共产党自身长期领导和执政的成功法宝与生动实践基础。这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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