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华
（淮阴工学院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江苏 淮安，223003）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或说是社会与生态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是马克思主义与绿色主义争论的焦点。由生态危机出路讨论衍生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源于20世纪中叶，但21世纪的今天伴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愈加激烈。对于社会和生态矛盾的不同观点尤其是生态危机原因分析的不同出发点导致不同的生态立场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生态观念。如北美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要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废除等级制度，即走向生态无政府主义，并以此开创了社会生态学学派。以马克思生态批判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相统一的“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理论的阐发批判社会生态学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本质，这是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稳步推进的理论亟需和实践诉求。
布克金曾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少年同盟和共产党，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50年代初，布克金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并以1952年发表《食品中的化学物质难题》为标志，开始把环境问题理解为社会问题，并逐渐深化为社会生态学的核心主张：“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根源”［1］，从而开创了社会生态学理路。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构建基本遵照了如下逻辑：
首先，生态系统具有人类系统一样的秩序和潜能。生态系统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由动植物构成的“随机共同体”，相反，生态系统就其本身而言具有属于它自己的目的、意义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生态系统和人类共同体都有一个赋予它们的内部关系以智力与秩序、它们的发展以方向的历史。”［1］生态系统和人类系统具有自身的运行秩序，确保遵循自身内在秩序就可以实现一种平稳的生态发展，原始社会的生态的平稳运行就是最好的例证。相反，过多的人为干预不仅不利于生态系统的自我进化，这还是造成一切环境问题的根源。
其次，布克金认为生态系统为人类系统运行提供了范本。正是因为生态系统在自由状态下的有秩序以及人类社会在等级制下的混乱，所以人类社会应当依据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天然范本”来运行。布克金将人类社会制度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等级制度的泛滥，认为生态社会失衡背后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这一根源最核心的特征就是等级制的存在。正如纳什所认为的那样，早在1965年布克金就将无政府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在一起，其依据在于两者都强调共同体中共同成员的自由价值最大化，并且自然系统为社会的运行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本。即“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体类似于一个正常的生态系统；
它将是多样化的、平衡的和协调的。”［2］由此及彼，布克金认为，人类社会要破解环境危机，需要打破现存的等级制度，即只要人类社会回到生态系统一样的自觉自由的原始状态——无等级社会，生态系统就能通过自身的“净化系统”恢复到合理的秩序，环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最后，必须要废除等级制，走向“生态无政府主义”。在布克金看来，等级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条件，还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个人与社会经验在各个层面上对现象的感知。”［1］布克金这里所指的等级制“泛指文化、传统和心理上的屈从与命令制度，而不仅限于经济与政治体制，对于后者的描述，阶级和国家等术语要更合适一些”［1］，因此，等级制是一种压迫的本质性存在，就社会发展而言没有存续的必要和价值。在布克金看来“阐释社会等级制度与支配的出现和那些能够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社会的手段、感知和实践的做法。”［1］目的就是为实现自然与社会相融合从而构建整体性生态，真正以一种无阶级的平等生态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化状态。
总的来看，默里·布克金所开创的社会生态学流派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深生态学学派一样，都试图探寻人类社会生态问题的出路，并且也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观点，其中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误读，但也不乏洞见，甚至有时其洞见与误解共存：
布克金对中心主义的等级制观念进行了批判，将马克思指责为“人类中心主义”。布克金反对任何作为等级制和统治代名词的“中心主义”这一点从本质上是与马克思的生态观是一致的。但其依据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将后者指责为“人类中心主义者”。布克金的依据是：马克思正是对“人对自然支配（改造）”的首肯中将人置于自然的更高地位。布克金从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认为“一个先进的生命形式可以支配不太先进的生命形式……它所体现的是精英主义的，为支配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在自然或现实世界中必然存在的实际关系。”［1］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布克金在这里是通过对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观的批判掩盖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有的批判，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如佩珀所强调的，虽然布克金指出了自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条件，还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其所要保护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正如阿特金森和布拉姆威尔所直言的：生态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出于对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基本构想［3］。
社会生态学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思路，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了统一，但其对生活世界的现实予以回避。布克金从黑格尔“整体的是真实的”思维出发，指出：“不仅是我们人类在‘驯服自然’，自然也在‘驯服’我们。”［1］这种整体性思维以及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对今天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依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对自然先在性以及价值的内生性的规定中，使得人在自然面前失去能动性发挥的空间和条件，走向了一种无可作为的狭隘平等观念。
布克金在批判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中确立自己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布克金指责将人作为自然的最高价值体现的观点，做出了对马克思将“人类作为价值的体现甚或源泉，其生命已不再能与大灰熊或狼的生命相比……人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1］的讽刺性批判。其在内在价值上追求的整体性观点正是其思想的进步性的体现，如格特金德所指出的：“社会生态学的目标是实现整体性，而不仅仅是把随机收集的、主观且未充分解释的无数细节拢在一起。”［4］其“生态中心论”的立场和观点在反对主体（人类）与客体（自然）对立中确实具有启发性意义，但由于布克金早期思想受皮特·克鲁泡特金和早期马克思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以及其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批判，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指责为一种“野蛮状态的”“维多利亚式的傲慢”［1］，其思想最终走向了“自治市镇主义”（municipalism/communism）虚幻的生态乌托邦，其人也被认为是“颇负盛名的左翼理论传人和当代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5］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将人作为生态自然的一部分还是纯粹将自然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西方生态学阵营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绿色主义基于“盖亚假说”的共识性前提，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激烈讨论。
布克金开创的社会生态学依据片面化的、扭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马克思主义归于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一种以人的需要满足为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正是基于此就有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指责为人类中心主义。如德里格认为，马克思那里实际上是存在着自然和社会的整体性概念，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赋予自然“内在价值”，只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时对资本主义生态观进行了批判，还将从人在自然的压迫中实现自由作为人解放的条件和手段来加以对待，从而马克思忽视了自然与社会的平衡关系。正是基于这一共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观点占据着生态学阵营内部指责声的主流。
布克金更是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出发，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没有解决生态问题，反而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从马克思关于社会批判和生态批判的关系来看，生态批判是融于其社会批判之中的。马克思从阶级的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希望通过等级制的消除实现社会关系的合理化，通过社会制度变革解决环境问题。布克金将马克思进行社会变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无产阶级认为是造成社会等级分化的存在。布克金认为历史的真相是，人对人的支配（等级制）是人支配自然的根源［6］。因此，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消灭等级制度，只是将一个被统治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而已，其等级制的生产方式不被消灭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帕森斯还补充道，马克思所采取的联合行动创造的无产阶级社会也将是一个环境化的社会：“在思想、情感和行动中，劳动者把他们的同伴和非人自然的整个领域看成是他们自己的。”［7］据此，布克金就认为，马克思所持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立场形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本质上还是一种对以自然的支配为基础的“剥削”与“对立”的生产制度，因而，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就不言而喻了。
但也有少数西方学者依据马克思所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8］的观点为基本依据，从而片面地将马克思主义指责为生态中心主义。如罗尔斯顿说：“在我们发现价值以前，价值就存在于大自然中很久了，它们的存在先于我们对它的认识。”［9］因而，自然生态为中心才符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针对“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也进行论战，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佩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时，对“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强烈批驳，对产生“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源泉”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批判。佩珀列举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存在，而《哥达纲领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着重论述的观点，即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10］指出，马克思在这里还批判了只看到劳动，而忽视“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幼稚做法。佩珀还批判了布克金倡导的应当将自然视为具有内在价值存在的思想，指出：“喜欢给予非人类自然和人类自然同等的道德价值仍是人类的偏好……人类中心论的谬误产生于把观察主体的身份与被观察的事物相混淆。”［3］但佩珀对社会生态学的批判并不影响佩珀也将马克思判定为“人类中心主义”，并且认为马克思将人类的权利作为自然权利存在的意义性前提［3］，主张一种由社会正义到生态学的变革理路。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整体性来看，确实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无论是将人的本质理解为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还是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都具有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强调人的主体性的意蕴，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判断是科学的。首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从社会制度的根源剖析了资本增殖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环境恶化的“元凶”。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无限扩张所遵循的资本逻辑必然要以资源的无节制开采作为条件，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是资本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环境危机是根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制度之中的，是资本主义不可逃脱的厄运。其次，马克思在肯定劳动创造财富的同时，肯定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性及其必要性。马克思的名言“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被极致扭曲理解为“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来源”，这不仅掩盖了马克思对生产资料的肯定和必要性认识，还成为将其指责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佐证。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突出强调了主体在改造自然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这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强调人与自然相互制约的基本规律。“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0］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人的自觉能动的活动的尺度。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还发出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1］并且还在分析人的劳动和动物的行为之间的差别意义时，将对自然的“支配”着重改变为“改良”（见上引文页脚批注）。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其片面主张必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和批判。
与布克金由生态危机转入社会批判从而希冀实现一种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生态乌托邦构想不同，与布克金试图通过生态问题掩盖生态危机背后深层制度根源的变革理路和理论本质也不同，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就是对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进行了反思，在劳动过程中将人与自然作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并对其关系进行了确认。其次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的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索，其基本结论是：生态危机不是源于等级制度，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蕴含的资本的扩张逻辑。在这一分析过程中，马克思将社会批判作为生态批判的归宿，将生态批判作为社会批判的依据，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并阐发了马克思自然生态观和生产制度的内在统一。
首先，马克思认为自然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矛盾”的存在。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8］作为劳动改造的对象，生产资料和工人的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尽管作为生产资料的外部对象的自然相对于劳动具有现在的特点，但是自然也只有在劳动中才成为生产资料。其次，自然使人的类本质得以确立。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8］最后，人是与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统一。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本质上是一体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8］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就是两者互为确立彼此本质的存在，也就是说离开自然的实践对象，人的本质就难以确立为劳动或社会关系；
离开人的劳动性实践，自然就是孤零零的自在的存在，也不能确立其作为属人存在物的本质。简言之，“自然即人”与“人即自然”是相统一的，因为“人的本质被自然的本质所规定，人被自然化，在人的本质存在中体现着自然的本质。”［12］如果两者相互脱离而单独谈论人的本质或者自然的本质，一方面会将两者的本质走向共同的抽象（如上帝或“天”），另一方面就是走向极致的对立，也就是黑格尔所言的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
从马克思的整体性思维来看，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差别就在于在对自然概念内涵的理解上。生态社会主义将自然作为本体，认为自然才是最根本的存在，认为其本身先于人而存在，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而不必由人赋予其内在价值。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3］而现实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将自然等同于自然存在物，从而剥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人就成为自然的最高主旨，对自然的支配就走向了合理。正如人类中心主义者的代表帕斯莫尔所言：“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13］而马克思主义将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升到人对人的关系，就摆脱了两者的对立思维，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与人的关系”。［10］因此，人与人的本质不可能对立也就是人不可能同自己生存的周边自然世界相对立，因而关于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支配以及资本的无限扩张是造成人的异化的原因，要实现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生态危机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资本扩张和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并且强调要注重人与自然矛盾的化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首先，“人与自然本质统一”为探寻生态危机根源进行了理性审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增殖规律”时指出：“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支配。”［8］资本逻辑下人的理性膨胀导致自然的工具性增强，反而使得对这一关系的认识失去了真正的理性，从而走向“理性的滥觞”和自然生态的毁灭。“人与自然本质统一”使得人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恢复了生态理性，摒弃支配与被支配的对立思维，重新理性审视和探寻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对于人活动的能动性限度以及“人化自然”的规律尺度之间的平衡能够让人从现实中探寻更好的生态危机化解之道，而不是将其完全归结于人类活动或制度本身。
其次，“人与自然本质统一”为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奠定了理论基础。人在自然中确立自己的本质，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也是人的世界的组成，因此，两者应当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走向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如果两者只在工具与目的的框架下进行对话，就不能达到一种生存共识，就会失去其平衡和可持续的潜在可能。而本质统一系统论下的和谐共生理念就是两者实现融合共生的观念基础，为摒弃传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关系”奠定了基础。“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4］，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方面要从思维观念中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至上的桎梏，将自然视为对象性的人的本质，也就是要像确立人的社会责任一样，确立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另一方面更不能匍匐在自然——人的本质面前而失去主体能动性。在本质统一中将人自身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统一，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理念才是实现社会与自然平衡的前提条件。
最后，“人与自然本质统一”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理念为把握和深化当代和谐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提供了基本遵循。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必须具有自己的自然界，从这般意义上来看，社会与自然之间不可能完全地分离，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是要强化这一认识，并在实践中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现真正的本质统一，就是要从占有关系走向自由，而不是极力探寻马尔库塞所言的“对自然的人道的占有”的合理化、人性化的生态道路，因为“人道的占有”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支配的从属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就是对“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一种实践确认，是对布克金等生态学派对“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污蔑的有力回击，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态危机不可避免这一问题的超越，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为构建新型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命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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