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对淮河流域历史地理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有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1]、吴必虎的《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2]；
关于淮河泛滥等成灾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淮河水利简史编写组编《淮河水利简史》[3]、张秉伦等《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4]等著作。
关于张謇导淮问题，庄安正认为，当时的社会为导淮成功提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时局动荡，国力衰微，政府腐败，无论是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都不理解、不支持或阻挠张謇关于导淮与发展近代大农业的计划。张謇的计划过于庞大。且不说导淮成功后规模更大的垦牧，仅就导淮这一地跨四省、耗资亿万，费时十载有关国计民生的宏大工程，已远远超出张謇大生集团的承受能力。[5]唐元海认为，张謇导淮，先后制定的许多计划方案，很好地利用了地理、气象、水文、测绘、土木工程等近代水利、水工科学技术。这些技术建立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治水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6]须景昌认为，张謇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淮河水利工作，先后22年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导淮总局督办、治运督办等职，贡献巨大。[7]吴春梅认为，淮河的变迁使淮河流域灾害频仍，民国时期各种治淮方略的提出反映了治淮问题的必要与迫切。张謇、费礼门、导淮委员会提出的治淮方略分别代表了绅商、外国工程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对治淮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各有侧重，又相互借鉴，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8]卢勇、王思明认为，在时局动荡、灾害频仍的清末民初，张謇倾心治水几十年，一次次功败垂成，说到底是为资金所累。他虽然想方设法采取了多种灵活变通的筹款策略，但大多未能筹集到足够的治水款项，然而，这些丝毫不能掩盖张謇作为我国近代水利先驱所表现出的灵活开放的经济意识与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9]
本文拟从淮河问题的成因以及张謇治淮理念的依据来讨论张謇导淮思想的超前性及目标未能达成之因。
费礼门指出：“洪水在中国，危害人民生命为数之众，举世殆无其匹。”[10]皇权时代中央的治水多服从于维护君权的目的，这种治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利，但也造成了长期触目惊心的水害。中国古代的“四渎”渐渐地失去了一渎半：至近代，济水踪迹难觅，淮水的自然河道仅剩中上游。可以说，淮河水患是封建统治者近千年折腾的结果。
近代淮地、尤其是淮北土壤地貌和农业生态变迁，主要是黄河长期夺淮、朝廷在淮域兴建无数保运(河)工程的结果。
北宋以前，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考古证据，均表明中国的核心地区(甸服、侯服)主要居淮河、黄河之间。原来的淮地自然生态非常优越，宜稻米、小麦、蚕桑，民谚称“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11]古人称淮安，“财赋殷繁，鱼米沃壤。”(1)段朝端纂：《续纂山阳县志》卷四“漕运”，1921年刻本，第39页上。盐城，“士惇礼让之风，民乐鱼盐之利。”(2)杨瑞云等修：《盐城县志》卷一“风俗”，万历年间刻本，第12页上。海州则为“鱼盐之邦”。(3)张峰纂修：《海州志》卷二“土产”，隆庆年间刻本，第14页下。海沭地区“晓市多鱼蟹，村庄足稻粱”。(4)钱崇威总纂：《重修沭阳县志》卷十四“诗征”，民国年间刊本，第121页下-122页上。
春秋时代，淮地就兴建过大型截水工程。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吴军进攻徐国，“防山以水之”；
“此盖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纪载。”[12]东汉兴平三年，曹操军队围攻下邳吕布，“遂决泗、沂水以灌城。”[13]南朝梁武帝时，在淮河中游尾部浮山一带筑堰，以淹没上游220公里处北魏占领的寿阳。浮山堰长9里，上、下宽各45和140丈，高20丈，堰西水深19.5丈。[14]291总蓄水量100多亿立方米，水域约6700多平方公里，淹没了今五河、泗县、凤阳、蚌埠、灵璧、固镇、凤台、寿县、颍上、霍丘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分。[15]直接造成“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隔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14]292大堰存在了4个月即溃决，“死者十余万口。”[16]梁武帝还在淮北修宿预堰和曹公堰，均用于军事目的。梁军后来大筑韩山堰(即寒山堰)，以水淹彭城。像浮山等堰无任何“水利”可言，于敌、于己、于天、于地、于民皆是不折不扣的水害工程。
宋高宗二年(1128)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17]这个决口历南宋、元以及明代中前期，未加堵筑，造成黄河长期南北分流。明弘治六年(1493)，刘大夏始筑太行堤，(5)储大文：《存砚楼文集》卷十，清代刊本，第26页下-29页上。把黄河北流的河道堵死，让黄水全部向南流入淮河。黄水入淮，通常不是一条河道，往往漫流为巨大的扇形行洪区，使得淮北生态雪上加霜。清人指出：“以全河赴淮，淮不足以当全河之怒，则溃决益多。”(6)任源祥：《漕运议》，载《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六，广百宋斋1887年刻本，第1页上。孙嘉淦称：“自刘大夏筑太行堤二百余里……逆水性而祸民生，亦可谓拙于谋矣。”(7)夏夑：《明通鉴》卷三十八，同治十二年刻本，第4页上。
由于淮水加上黄水均从淮河下游河道入海，造成河道经常淤塞溃决。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为了加大清水对黄河泥沙的冲力，在前人遗留的小规模的高家堰基础上大加增筑，完全截断淮河，把原来陂塘性质的小湖泊群连成规模巨大的一个水体，逼迫全部淮水以趋清口。从此就有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这个事实上的人工大水库。
以常识言，人类蓄水的水库常建在山谷中，数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两道坝堰即可，这样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洪泽湖则是一座建在平原上的大水库，北、西、南三面基本无堤捍水，只有东面一道高家堰大堤。
淮河从洪河口到洪泽湖为中游，即使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为起点，中游490公里的河床落差仅16米，比降为0.03‰。[3]2实际上，许多河段是倒比降。据民国时实测：“洪湖底，乃高于上游盱眙淮底二尺许，盱眙淮底又高于上游五河淮底五尺许，由五河至寿县一带三四百里间之淮底，几无倾斜。”(8)苏民生、武同举：《促进导淮商榷书(民国十二年十一月)》，《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3年第16期，“论坛”
洪泽湖底的高程已10米多，最低处也达8.5米，而高家堰以东里下河平原的海拔仅约3米，比洪泽湖底低6米多。[18]据推算，潘季驯修筑的高家堰堤顶高程约12.2米；
清代逐渐加至19.0-19.5米之间。[19]洪泽湖水位达12.5米，湖面面积为2068.9平方公里；
水位提高到14.56米，湖面增加约1600平方公里。(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盱眙县委员会：《盱眙文史资料》第15辑，2010年，第9页。清代在该湖蓄水往往2丈(合6.4米)以上(10)麟庆著文：《鸿雪因缘图记》第2集下，扬州刻本，道光丁未秋。，即整个淮河水位高于16.4米，也就是淹没高家堰以西皖北地区海拔16.4米以下的所有地区。“洪泽一湖，旧系民田，自黄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产，俱付洪流。”[20]
1680年，洪泽湖水淹没了泗州城。经测量，泗州南城墙高度为5.8-6.4米。[21]泗州永沉湖底，没有城墙、护城堤保护的广大乡村镇市被淹没之广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淮河中游以及运河两侧形成了数以百计的较大湖泊，大量田庐永为水窟，亿万生灵沦为鱼鳖。此皆增筑高家堰等治水措施的影响。(11)靳辅：《治河奏续书》卷四，《钦定四库全书》(第579册)“史部十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页上。
在明清朝廷大规模治水的区域，水灾不是有所下降，而是直线上升。顺治至雍正的92年中，仅在江苏的淮北地区，中运河河道变迁10次，沂水河道变迁6次，睢水河道变迁2次，沭水河道变迁1次。黄河主河道虽无大的改迁，但减水道变迁6次。乾隆时代，黄河溃溢20次。(12)武同举：《江苏淮北水道变迁史》，《两轩賸语》，1927年印本，第9、13页。每一次河道变动、甚至河道决堤，都是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民众家破人亡、产尽财罄、惨绝人寰的悲剧。
因此，淮域的水患是人祸。刘尧诲写道：“淮扬多水患，而说者以为天数，岂非妄哉。”(1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三)，第1596页。
淮河水患的真正成因是皇权的乱作为，主要肇因于封建统治者蔑视自然、视民为蚁、治水事务以服务政治需要、把民生民命作为可以随性牺牲的“代价”。而在封建统治者的不懈折腾下，淮北民众只能消极地“躺平”。清初，靳辅发现，淮安、徐州、凤阳一带百姓，“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麦，多杂艺于蒿芦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粪溉，甚有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资生者，比比皆然也。”(14)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开水田)》，《文襄奏疏》卷7，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六”，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页下。到清中期，江苏巡抚陈弘谋指出：“淮徐海境内，地土非尽瘠薄，可以种植。地土一望无际，只因河流未通，一遇天雨，是处弥漫。或广种而薄收，或有种而无收，一年妄费工本，次年遂弃而不种。”(15)姚鸿杰纂修：《丰县志》卷十二“奏疏”，光绪二十年刊本，第8页下。粗放地听任农田长草，比种粮有保障。“或既种而复渰，并失其种，所谓有地不得耕也。”(16)严型总修：《宿迁县志》卷十“河防志”，第7页下。
张謇写道：淮河“迨入苏江北境内，则以千六百余里之河身，包括五十二万方里之雨区，集合七十二山河之支派，悉以我淮扬数万里之面积为归宿。而古来自由入海之孔道，夺于黄河者六百余年。河徙而北，置不治理，久已淤垫，又五六十年，而江北从此多灾矣。灾之远者不必计，最近自光绪丙午(1906)至今十三年耳，灾凡六见，推而至于与淮有关系之沂，与沂有关系之沭，灾亦频见。顾此肥美可耕之地，每值米麦刈获之时，一旦西水东注，颗粒无收，遂成制造土匪之场，媒介盗贼之主矣。直接之患，江北独受之；
间接之患，全国同受之。夫此非不可挽回之事，而熟视无睹，其咎安在？”[22]398正如张謇所云，淮河问题最终成为危害整个中国的全局性难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淮河问题源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灾影响的主要地区是淮安、徐州、海州、凤阳、颍州(阜阳)、泗州等淮域地区，张謇所处的通海地区并非淮祸的直接受害区域，但张謇对淮河问题的关注非常人所能及。
张謇22岁时随孙云锦“勘淮安渔滨河积讼案”，“因得冯氏、丁氏说淮河利病书，因更求潘、靳书。”[23]994“潘”即潘季驯，“靳”即靳辅，两人分别为明、清最著名的治淮(黄)官员和专家，说明张謇此时已开始关注淮河问题。张謇自称：“謇于弱冠时，薄游淮上，略研地理，习闻昔日淮、黄合流之祸，深咎黄徙而不即治淮之失，逆计不治淮则淮必有病民之日，考前哲治河之书，访每岁淮流之状。丁亥(1887年)郑州河决，漫溢皖北，归纳洪湖，淮乃大垫而益不易治(道光己酉六堡之役，决黄入清，洪泽已被淤垫，而犹未若丁亥之甚)，由是间岁辄灾。”[22]245
光绪十年十月五日(1884年11月22日)，张謇乘船过洪泽湖，目睹“决口甚多”，“舟逆流盘溯，行仅六十余里，氐露筋庙。”露筋庙是清代治淮的一个地标，里面有治淮专家陈潢的题诗：“东去只宜疏海口，西来切莫放周桥。”虽了了数语，凝炼了治淮的真谛。此行张謇对淮河问题关注更切，诗称：“淮水日南泻，征人与未休。停桡询旧泊，对烛此深秋。人事成今昔，关河况阻修。”阅读对淮河问题多有载记的《淮安府志》《邳州志》等，[23]210-211并再次研读康熙时靳辅和雍正时在江苏大力治水的鄂尔泰的奏议。[23]264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1887年7月13日)，张謇随开封知府孙云锦赴任，取道六安—顺河集—正阳关—颍上县—颍州府—太和县—淮甸—新镇—周家口—大林港，于六月十六日(8月5日)抵达开封。[23]257-258这次行程事实上是对淮水的一次考察。张謇抵汴不久，即遇郑州段黄河决堤，下游开封被灾严重。张謇日记称：“八月十四日，河决郑州东石桥，初三十余丈。次晨，孙先生(孙云锦)往决口查灾。决口越二日，宽至二百余丈，全河夺汴、颍、汝、涡而下灌，横经四五十里，灾民四散奔逃，不可数计。”[23]1005周家口一带，“浮尸络绎不绝，有一绳系男妇老幼七口而兼一犬者，有据树巅呼救而无舟往渡者，有数家奔避高阜露处于惊涛骇浪之中者。”[23]261
此次水灾，仍旧是人祸，更准确地说是官祸。据张謇调查：“余老爷(余璜)每年领银十几万，只见他时常唱戏请客，任用外工司事李师爷(李祁)一味刻剥，已二年不加春厢，故有今口之变。”决口时，愤极的民众将李祁推入水中，李祁泅上岸后，民众又将其剖腹弃入水流。[23]261-262张謇亲往水口勘查，道经中河厅中牟二堡、三堡，发现距省城开封仅60余里的重要堤防，“堤根啮缺，宽有不及丈者。”即便郑州处不决，“此处必有冲决之虞，决则省城受困矣。”河堤上无土无料，他发现有一石堆，高3尺，长2丈余，宽四五尺，“四面堆砌周密，其中处处架空而成。”[23]261
这次黄灾给张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写道：“灾民傍堤之南窟土，盖以柳条、蒿梗，相属数里不绝。呼其人而问之，谓近堤死者尚少，五六里外奔湍掩至，时当中夜，则人畜之漂没者不可殚记云。”一些底层民众，乘危作恶。张謇愤然写道：“舟人之恶者，虽经官顾拯溺，而每人索钱五千，或掠妇女而质焉。”当然，最缺乏人性者非封建官僚集团莫属，民众再大的苦难也未能唤醒其良知，“河督、河道所驻，距决口四十余里，漠然不相存恤。河道以灾民刈柳条庇窟，且斥为不成事体，出示严禁。”对民众深为共情的张謇直斥：“吾不知其何心也！”八月二十四日(10月10日)，张謇作《送徐敬亭归淮安》诗：“八月河南决，排空万派浑。鱼龙骄白日，鸿雁满中原……独怜千里外，东望有惊魂。”次日，诗称：“梦去黄流断，愁来黑发疏。”[23]262诗中体现了对淮河问题和民生灾难的深切关注。
1903年淮水再次为灾，安徽凤、颍、泗，江苏徐、海、淮、扬7府极贫灾民约400万，次贫灾民约800万。尽管“恩赈、官赈、中外义赈”不断，但仅能救助600万人。“灾荒影响及于全省，抢米遏籴，无县无之。上而督抚，下而绅商，百计合谋，筹款运粮，振施不能遍及。”1904年，张謇实业甫一就序，就向清廷上《请速治淮疏》：“若不于受灾之源而治之，天意无常，数年或数十年之内，设有如上年之灾者，灾区必更大，灾情必更重，将何以应？所谓受灾之源者，淮水也。”深具国际视野的张謇告诫颟顸的清廷，“外人査我灾状者，咸谓置无算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算可饱之农民为饿殍，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臣闻之深以为耻。按之万国公法，国有荒地不治者，他国得代治之。臣尤恐以上之言，展转流播，黠族环伺，从而生心，祸至抑无日也，故尤愿即归商办，以速其成也。”[24]73
1911年，美国专家报告，淮河造成的灾害，每年大约夺走了1000万人的口粮。[25]进入民国后，与时俱进的张謇更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淮河进行考察、调研。1914年4月27日，张謇偕荷兰工程师贝龙猛同勘淮河。28日到达海安访开坝事。后经泰县、高邮、界首、宝应、淮阴、板浦、大德垣、大阜圩、公济圩、陈家港、武障坝、惠济闸、刘老涧、亨济闸、宿迁(勘总六塘河头)、杨庄、高良涧、龟山、盱眙、大柳巷、浮山、五河，5月25日到达临淮。[23]769-771
张謇对操控全国资源、处处以自身利益为重的专制政体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在《革命论》中写道：“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此诚专制之国体有以造之。”[22]207他在盐业活动中感受到：“中国旧时专制政治之毒最为灭绝人道者，无过盐法。”[22]201同仁泰盐业公司“侥幸”成功，张謇深有感喟：“此亦在专制官下死中逃生之事也。”[26]572他谴责运司：“若所为乃专制官毒害人民之手段也。”[26]521张謇认为：“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22]200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专制体制下的治水思路：“秦汉以还，天下为国家，一国之水，宜若可以统治矣。而肉食操枋者流，铢铢而权，寸寸而度，虽治河之举史不绝书，然皆溃决之后，为补苴堵塞之谋而已。”[22]332-333
张謇对专制政体造成的淮患自然了然于胸。1906年12月22日，张謇明确写道：“自宋河决澶州而河与淮合，自明刘大夏筑断黄陵冈而河遂夺淮，终明之世，迄于本朝，淮、扬遂永被其害。其所以被害之故，在治河之臣止治河而不治淮。”[22]108他指出清廷在治淮事务上的拖延推诿：“前清沿元明之制，以转漕京师之故，专重治运，于河、淮之关系不加考察。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河自北徙，即有议者谓宜即此时治淮，不即治，淮必有灾。”[22]322他直斥：“坐视百万人民之死，残忍之至也。坐视百万人民之不死，而为乱，残忍之至也。储千万之款以坐视百万之民死与乱，是残忍而又残忍也。”[22]110
导淮的根本难题不是经费缺乏、劳力不足以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缺憾，而是专制政体对资源的垄断、对市场的畏惧。张謇的治淮理念必然是摆脱专制权力的市场机制，他写道：“走在南通二十年，注重交通及水利，而筹款之法，用诸地方者，仍取诸地方，未尝依赖政府之维持。”[22]447他强调：“故欲兴办巨大之水利工程，非自筹经费不为功。”[22]489
他指出：“惟去害在导，兴利在垦，二者均非借债不行。然欲达借债之的，必先筹还债之方。还债为何？不外垦利。垦利为何？不外以将来涸岀之地，与淮有关连沿湖、沿河之地，一一厘正缴价升科为挹注。”[22]246
张謇谙熟淮北盐务。道光前期，两淮盐务成为国家财政漏卮，积欠各项银两5000万两以上。陶澍改引盐制为票盐制，采用有限的市场手段，立即扭亏为赢，填补了所有积欠。[27]19世纪末以前，两淮盐务用地严重盐碱化，等同废地，张謇通过市场手段，使之变成数百万亩良田。
对于导淮问题，张謇非常正确地指出，只要开放资源，运用市场化途径，就可根治淮祸。他写道：“非大治淮水，上自颍凤，中贯泗徐，下澈淮海，穿辟大河，使水有顺轨安流之势不可。然计路六百余里，历二十余州县，计工巨而需费繁，约略估计，多须千万，少亦六七百万。官为筹办，上也。官若不能，由督抚敦请正绅劝集资本商办者，次也。淮治则湖涸，湖涸则淤地出，官办归官，商办归商，公理如此。虽然，地段之长，工程之繁，费用之巨，时日之久，事理之杂，绅非有权则掣肘必多，而官不保护，则绅无权；
商非有利则观望必多，而官不补助，则商无利。保护之如何为之清界，为之去阻？补助之如何挪资数百万？工未成之前无利也，则不收缴价之费以补助之；
淮即大治，淤地未必一时齐垦也，则缓升科征赋之期以补助之。十年以后，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国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之机无逾于此。否则，一灾辄死数十万人，一赈辄费数百万金，民固不堪，国亦不堪。”[24]73-74
张謇的主张直指专制体制下的明规则——官员及其关系群体是主要利源的把持者。就淮域淤地而言，如咸丰七年(1857)，河督庚长勘出苏鲁微山湖周边淤涨土地20多万亩，上等土地定价仅每亩0.3千钱，或年租金每亩80文。铜山刁团获地5800余亩，睢团获7500余亩，南赵团3100余亩，于团近3万亩，王团61800多亩，举人杨忠良获地2000余亩；
沛县北赵团获田12500多亩，唐团82300多亩；
山东拔贡生王孚获地20581亩，山东举人李凌霄获地4万余亩。(17)吴世熊等总修：《同治徐州府志》卷十二，同治甲戌年刻本，第37页下-38页下。清末淮阴候补知县袁静轩，广置田产，巧取豪夺河、湖两滩土地不下数十顷。(18)邢耐寒：《辛亥淮阴见闻录》，《淮阴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12月，第3页。河南候补知府李会文在清河县境内占有湖滩地14顷，让与广西右江道兼袭云骑尉张汝梅耕种，张又陆续添购湖田熟地30余顷，草地70余顷，并建起了集市、庄房。(19)马丕瑶：《马中丞遗集》卷二，光绪二十四刻本，第47页下-48页上。淮阴当地史志称，张汝梅在咸丰时招领滩地达170多顷(张煦侯：《淮阴风土记》上册，1936年，第180页)。民国初年，苏北许多营地，“乡董把持，荡户刁玩。非其利源归其中饱，抑且盗贼恃以窝藏。”(2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导淮案》，馆藏号08-21(2)，宗号1-(2)，第8页。张謇倡导的借款导淮一案刚提出，对淮阴、淮安、泗阳、涟水、阜宁、东海、灌云、沭阳、宿迁、睢宁、泗县、五河、盱眙、天长、凤阳、怀远地区的水淹地亩，“射利之徒，勾结豪绅大猾，希图强占者，时有所闻。”(2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导淮案》，馆藏号08-21(2)，宗号1-(2)，第5页。有人甚至把地亩指认到了洪泽湖中心。(22)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导淮案》，馆藏号08-21(2)，宗号1-(2)，第39页。以至于冯国璋感叹：“当此世风刁敝，民俗强悍之时，欲兴一利，非有兵力以佐之，不足观成也。”(23)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导淮案》，馆藏号08-21(2)，宗号1-(2)，第9页。
对于具体治淮事宜，张謇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对古代典籍关于淮水及其支派、黄河各问题的来龙去脉可谓了如指掌。二是对明清河臣的治水思路、实践以及治理绩效能明察秋毫。三是由于开启两淮垦牧等，对淮域的河道、湖泊、水土等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认知。四是一直运用当时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来解决淮水问题，他在《江淮水利施工计画书》中展示了非常严谨的水力学知识以及高等数学知识。
清代中期以前，治淮者无不以淮、沂合治为目标，认为“淮、沂、泗随在有连带性质，淮治则沂、泗无不治。”经过科学规划，张謇提出淮、沂分治：“旧黄以北为泗、沂，旧黄以南为淮，而略有泗、沂。若居今日而规画江北水利，则治之之法，淮、沂当分而不当合。……总计旧黄河以北容受泄泻沂、泗之河身，二千一百余里；
入海之口二，临洪、灌河；
潴水之区三，微山、骆马、青伊。此中，涓滴不及淮水而其被水灾区，尚不下三万方里。若淮水之屯积区如洪泽、高宝等湖，被灾区如凤、颍、亳、泗诸地，权衡水量，倍于泗、沂，一旦以倍量之水，引入沂泗流域，证诸往昔，揆诸现势，甚不相宜。所谓淮、沂之应分治者此也。”[22]242
在淮河下游河道长期被黄河侵夺、淤塞的情况下，张謇主张淮沂分治，使沂水不再作为淮水的支流，而是作为独立入海的“渎”，对于根治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北的水患可谓切中肯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修筑的新沂河就是淮、沂分治，新沂河独立入海。
就治理顺次而言，张謇主张先苏后皖，先下游后上游。宣统元年(1909)，江苏咨议局通过导淮议案，两江总督以经费困难予以掣肘。张謇设立江淮水利公司，先从淮阴清江浦设局测量，由南通师范学校附设的河海工科毕业学生承担。“当时规画测线，以为受患最烈莫如苏皖，而淮之腹在皖，尾闾在苏。治水必先治下游，苏亦故宜先测，苏竣而及于皖，部分一切大定。”[22]245
1919年，张謇根据科学研究，发表《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提出：“将来淮水入海，只占来源十分之三，此十分之三之来水，不过以淮属为经行地，非引之至淮属而潴之也。”[22]399这在1949年后的治淮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合理的。
张謇的导淮理念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其未能达成目标，不在于其计划过于庞大，资金难筹，而是在于专制体制对市场经济的包容程度。马克思指出：“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8]另一个与股份公司同样可作为集中杠杆的信用制度，也使张謇在导淮问题上“不差钱”，但前提必须是打破官府对资源的垄断，开放资源配置，由市场对资源进行开发，秉遵“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规则，则治淮经费可咄嗟立办。
张謇认为淮河流域土地资源废弃极多，应以农场形式开发利用，产生商业利益，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使荒弃之地得以全面垦殖，并为工业提供原料。他写道：“广种薄收，农惰成习，蒿莱满目，弃货益多，况山童野濯，河废湖淤，宜树宜艺！远寻楚汉陂屯之遗，近采靳辅沟田之议，大开农场，示以试验，人歆于利，效法必多，故训农为一要。农既生物，待工而成……因麦以磨面，因豆以榨油，因粱粟以酿酒，因油蜡以制烛皂，因牛羊皮以练革，因蚕以良绸帛，因砂以为玻璃。或自无而有，或自粗而精，俱可相度土宜，生财利用，原料成熟，人渐于勤。故勤工为一要。无水利无以利农，则湖河宜辟(水之大者，曰淮，曰沭，曰沂，曰泗，曰漷，曰涟，曰丰，曰睢，曰涡；
湖之大者，曰硕项，曰桑墟，曰成山，曰青冢，曰张庄，曰吕孟，曰微山，曰赤山，曰昭阳，曰青伊，曰骆马，曰仓基，曰雁麦，曰连汪，曰峰山；
河之大者，曰泡河，曰薛河，曰泇河，曰彭河，曰浍河，曰沱河，曰潼河，曰武河，曰蔷薇，曰白洋。以上均统所规画之界内而言)。”办理这些事业当然需要巨额资本，而这些资本可以通过市场方式解决，“无资本无以得工商，亦无以利农，则银行宜大小贯输。”[22]84
1907年，张謇在《议办导淮公司纲要》公开阐明，准备承受“口炮党”的诟议，“牺牲个人名誉，以易两省六府数百万人之不鱼”，向外人承借无任何抵押、不牺牲任何利权的外债来治淮。待有利可图后，再吸收和利用国内的资本：“然则导淮之役，即难如登天，亦必不容束手而待。惟是公司之集资，缓局也，集资至千万，难题也；
集资千万，而治一数千年无人过问之河，骇举也……无所得款，迫而思借。会有欧人愿以千万借与謇、鼎霖，而不索抵押，不干事权者，乃与议借。借之能果成与否，能千万否，现尚未决。既借则期其成，以借为股之招。诚见事成，诚见有利，相率而投资，吾搢绅父老之心理如此。股集则我治淮资本之主位也。”[22]141
1913年11月8日，张謇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首在法治，中国不是缺乏资金，而是资金不敢流转，“于是一国之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22]258他对利用外资持开放态度，而不抱排外心态：“美国慈善家昔助我以拯灾之资，今又许借我以兴工之款，邦交之义，可谓极盛。”[22]326
尽管张謇主张治理者必须是受益者，但对于治淮成功后的利益，并非是由治理者独吞。他具体规划受益者的次序为：国家第一、苏皖省督抚第二、地方农商业第三，公司第仅列四位。他写道：公司“入资一千万两，得地三五百万亩，亩值二两，本已收回，值设倍之，赢亦以倍。湖本淡水，朝涸成地，夕即可田。积淤百年，肥料优沃，粱粟皆利，于稻尤宜。一岁一亩得谷一石，出米五斗，平价二圆，除赋与费，四即去一，以本权之，息亦四分。若乃丰收，谷不止石，获利益厚矣。”他把颍州、凤阳、泗州、徐州、淮安、海州贫民列为第五位的受益人，特意把公司股票剖一为十，贫穷者也可投资获益；
即便贫民不投资，也可成为新式公司的雇工：“公司全股，每五十圆，小票析为五圆者十。有力者一可当十人，力薄者十人可当一，得息视本，罔有差贰。并小票不能购者，可以应佃，人耕十亩，亦容六府之人三百余万矣。”[22]144
可见，张謇导淮的理念秉持了近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是当时世界主流国家的常识，但对充满专制意识的中国近代社会而言，这一理念具有多方面的颠覆性。在封建官僚集团以利己而非以为公众服务为初心、传统行政权力仍然操控社会主要资源、市场机制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这个理念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张謇导淮的目标没有达成，是旧体制的胜利，是全体民众的巨量损失，寓示近代文明在传统中国举步维艰。
费吴生估计，以1922年为例，苏皖两省水灾损失达61347万余元。[29]民国导淮委员会统计，1933年以前，淮河流域每年损失合333114818银元。(24)陈果夫：《导淮与粮食》，刊印信息不详，第2-3页。1913—1925年，北京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包括公债及借款)在33390万至46160万元之间。[30]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淮河水灾造成的损失几与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埒。这还是在黄河已经北归，洪泽湖平均水深仅三四米的情况下。至于洪灾造成的动辄万计、乃至数十万计的人员死亡，则更是天价损失。可以说，专制朝廷对淮河的率性治理和长期蹂躏，使得近代淮北、乃至全国民众承受了大自然最狂暴的报复。
张謇通过开放资源、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导淮方案可谓利商、利民、利国，但不利于官僚集团的把持垄断，也让对专制权力极为敏感的最高统治者产生犹疑。可以说，对于张謇治淮的利益增量，官僚集团锱铢必得；
而他们又视对淮河各项资源操控所形成的利益存量为禁脔。一般民众对治淮所带来的实际益处不甚了了，多把盘剥他们、祸害他们的官僚集团的利益误作自己的利益，无法给予张謇以支持。大量的伪道德人士视公司追求盈利为罪恶，使许多商人不敢言利，不敢以利招徕投资者，任由大量的土地资源成为祸害百姓的灾薮，这类道德绑架也阻碍了淮河治理的市场化运作。
治淮受挫，不是张謇计划过于庞大，而是专制官僚集团捍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太过强大，近代文明在传统中国举步维艰。这是张謇导淮难以成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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