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涛， 钱巧雨
(1.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2.深圳大学 心理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各大高校入学率水涨船高，不仅体现为学生数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学校的办学条件也极大优化。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7.8%，在校生人数达4 430万人[1]。如此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导致其进一步深造和就业压力不断攀升，内卷程度也进一步加深。2020年春季开学初，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发布一篇名为《绩点为王》的文章，讲述重点高校年轻人现阶段所处的“囚徒”困境。作者在文中提到大学有一门课要求学生写3 000字的文章，有人却提交5 000字，只为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于是迫使学生“卷”入了字数的恶性竞争之中，“内卷”这一新颖的词汇也逐渐成为大学生谈论的热门话题。甚至有人用一个故事来对“内卷”做出生动的比喻，即当大家同处剧场共同欣赏剧目时，前排有人站了起来，后排的人也纷纷站了起来，明明可以坐着欣赏的剧目却没有人愿意坐下，这就是人们对“内卷”最大众化的理解。
(一)内卷的概念及其操作化
“内卷”(involution)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其原型词汇为involutum，形象地描述了事物卷起来或者转起来的状态。戈登维泽最早将这一概念的雏形勾画出来，他认为文化或者其他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一旦达到某种最终化状态便无法像以前那样稳定下来，甚至会使正在发展中的事物无法进入到下一个全新形态，于是个体或群体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将自己的行为细致化。格尔茨对“内卷”做出了更为具体的定义：任何一个系统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外界条件约束，使得这个系统无法向外扩展或提升，亦无法进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是系统内部不断精细化发展，却未带来任何明显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会倒退[2]80。格尔茨的核心观点是：内卷带来的消极后果表现为长时间的人口快速增长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3]，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有限资源的内部完成这样无意义、精细化行为[2]80，那些看似丰富细致的作品背后充斥的是许多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以减少或避免利益受到损害。
目前，“内卷”这一概念逐渐扩展至政治、文化、人类问题研究等多个领域，内卷与人们生活的关联程度愈发加深。我国高校学生更是一个陷入“内卷”泥淖中的不可忽视的群体。李书肖通过文献分析和综合访谈发现，独立性、创新性和主体性的地位逐渐丧失，缺乏一定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是大学生内卷的主要表现[4]。吴廷俊和阳海洪研究发现，当代学生只是在专业学科的内部将已经学到的知识不断精细化[5]。结合目前已有文献对不同领域内卷的定义，本研究将“内卷”定义如下：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资源的限制，个体在事物内部不断将其行为精细化和复杂化，使得事物无法发展或维持在原本状态的无创新活动。
(二)大学生内卷行为的影响因素
学者夏骏指出，国内的学术系统内部招生人数激增而师生比不断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学生通过高等教育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学生原本的社会竞争力在不断下降而产生“内卷”[6]。也就是说，目前的在校大学生虽然与十年前的大学生一样拥有相同或相近的学历，却不再具有同样的社会竞争力。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不断降低，迫使个体需要通过“内卷”这一途径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王琛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探讨了“内卷化”人格概念[7]。他认为产生内卷化行为主要是因为个体缺乏创新的品质，以及习惯从众、自我意识较低、对他人或社会信任感低、具有零和思维等人格因素。其中，缺乏信任是内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信任度降低会增加个体的内卷行为。这可能是由于降低社会信任度会降低个体的社会认同感，个体更会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社会竞争。零和思维是指在一方获益后另一方并无所获，是在有限资源中的一种损害他人利益的不合作心理[6]。Zhang等人研究表明，在实验诱导下产生相对剥夺感会降低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并且将自身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倾向起部分中介作用[8]。从相对剥夺的角度出发，个体做出更聚焦于个人利益的一种适应性选择，以减少其相对劣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对剥夺感与内卷行为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三)相对剥夺感对内卷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但是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线性上升。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发展加大了人们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感知到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强[9]。付允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随着收入差距鸿沟进一步加深而造成的相对剥夺感会威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10]。如果将社会资源比做一整块蛋糕，如何合理分配资源并让人们感受到自己的利益未被损害就变得尤为重要。由于大学生多为聚居生活，他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在同一学校，彼此之间必定存在竞争和对比，大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中采用什么方式保障自己的利益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Walker和Smith在认知层面将相对剥夺感界定为：当人们与某一参照(个人或群体)进行对比时，处于比较中的个体对于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观感知[1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不利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社会比较下的主观感知。郭星华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当个体与参照群体进行对比时，个体所产生的某种主观感受为相对剥夺感，但这一感受不仅与如何选择比较群体有关，同时也与自身实际的利益增减和参照群体实际的利益增减速率之比有关[9]。Walker和Pettigrew将相对剥夺感从认知层面扩展到情感层面，认为当个体已经处于社会比较之中时，不仅能够感受到自己或者所在群体处于的某种不利地位，还能够体验到由此带来的愤怒与怨恨等相关情绪[12]。Gurr指出，相对剥夺感与个人的自我价值期待有关，人们现实生活情况与期待着想要得到的东西不符合时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13-14]。
相对剥夺感能够促使个体产生积极行为[15-17]。一项以3 563名非洲裔儿童为被试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对比下相对剥夺感高的儿童，其学业成绩与积极的学业努力行为存在正向作用[18]。当与较高收入家庭进行社会比较时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促使儿童产生与他人竞争的意识和获得更高学业表现的动机，从而促进了个体的学业努力。
人的行为也会受相对剥夺感的负面影响。Zhang和Tao对5 929名中国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相对剥夺感与大学生自杀倾向、抑郁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当个体感受到相对剥夺感越高时更可能自杀，所感受到的抑郁程度也更高[19]。这表明相对剥夺感高的个体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与行为。一项以375名留守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等变量后，相对剥夺感能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抑郁倾向[20]。在社会上处于较低地位的弱势群体可能会有更高的抑郁水平、染病风险，以及更高的攻击行为[21-23]，同时有更多的危险行为，如吸烟、酗酒、药物的滥用和暴食等[24]。
综上所述，相对剥夺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个体的学业行为，并对学业成绩和学业行为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推至大学生群体中同样也会出现这种学业促进行为，这对个体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但很多研究也指出，相对剥夺感对行为偏差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与研究者对内卷行为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界定是吻合的。故本研究拟探讨相对剥夺感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内卷行为及其内隐认知。明晰相对剥夺感对内卷行为的影响既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又可为促进大学生的合理竞争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一)被试
随机选取温州某综合大学62名大学生(男生7人，女生55人)，中途3名被试退出实验，对余下的59名大学生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被试年龄在18～26岁之间(M= 20.85,SD= 1.90)；
其中1人为左利手，58人为右利手；
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不存在色盲、色弱等问题；
无任何身心障碍；
先前未参加相似实验。实验前被试均得到充分睡眠休息，并知晓《被试知情同意书》的内容，了解本研究所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详细的实验流程，以及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获益和风险因素，自愿签署同意意见书。实验完毕被试将获得5元报酬。
(二)研究设计
本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相对剥夺感(启动组vs对照组)，以被试在情景中的内卷行为引发程度和对内卷词汇的辨别力作为因变量，探究相对剥夺感对大学生内卷行为的影响。
(三)研究工具
1.相对剥夺感启动。本研究使用Zhang等人的相对剥夺感诱发实验范式[8]。首先告知被试这是一项对大学生生活经历的评估，要求启动组书写一篇描述与他人相比没有得到应得结果的事件，对照组则是书写在非比较的情况下近期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然后对相对剥夺感情绪维度进行测量，要求两组被试评定其对所描述事件感到愤怒和不满的程度，并予以打分(1～7分)，该评分方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表明信度良好。对认知维度的测量采用马皑自编的相对剥夺感量表[16]。量表共有4道题，Cronbach’s α系数为0.63。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方式，被试所得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相对剥夺感的水平就越高。
2.内卷行为情境材料。对内卷行为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后编制本研究的结构化访谈提纲，以一对一的方式对9名大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其在大学生活中存在的内卷行为。所有参与访谈的大学生均不参与后续实验。经结构化访谈获得大学生内卷行为表现如下：课堂上追求发言次数而忽略发言质量，并因发言次数低于他人而感到情绪低落；
简单地以成倍字数完成论文作业以期获得更高的作业得分；
为了获得高绩点而选择对专业成长帮助较少的课程；
参加非专业类型、缺乏创新性之类的竞赛以获得更高的奖学金加分。
选取15名大学生对个体访谈结果(内卷程度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最后选取内卷程度最高的课业表现内卷化和评奖评优内卷化作为本研究的内卷行为情境。
情境一：课业表现
某课程老师布置了一篇小论文作业，规定下限字数为1 000字，并没有规定上限字数，也没有明确说明将字数纳入作业成绩的考核标准，但你听说班级中有几位同学写得比规定字数多。那么你会以多少字数完成本次的论文作业？
情境二：评奖评优
尽管奖学金加分规则上未详细说明哪些奖项可参与加分，但你听说班级同学去参加一些相比专业课而言含金量较低的小比赛，以期获得加分。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参加几项以期获得加分？
当被试做出行为选择后，让其回答如下6个问题：(1)请判断刚刚选择做出该行为想法的强烈程度；
(2)请判断你为该行为付出努力的程度；
(3)请判断该行为在实践中的创新程度；
(4)请判断该行为的跟风从众程度；
(5)请判断该行为表现出的恶意竞争程度；
(6)请判断该行为最后能够带来的有益程度。
3.Go/No-go联想测验。本研究采用Go/No-go联想测验(Go/No-go Association Test，简称GNAT)探讨相对剥夺感启动对大学生内卷内隐认知的影响。访谈中9人提到内卷行为具有恶意竞争的性质，选取恶意竞争作为内卷词汇。访谈中了解到大学生的学业努力程度较高，但创新性较低，努力付出与回报并不对等，我们将过度努力与行为重复性作为内卷词汇。参考王琛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探讨的“内卷化”人格概念，总结出跟风从众、人际怀疑等词汇[7]。综上，最终得出5个内卷词汇：恶意竞争、过度努力、行为重复性、跟风从众、人际怀疑。根据内卷词汇编写相对应的非内卷词汇：良性竞争、合理努力、行为创新性、独立判断、人际信任。
练习阶段，内卷词汇和非内卷词汇分别出现1次，直至被试理解、记忆该词汇并按下空格键后给予正确反馈。练习阶段的数据不进入后续的数据分析。在正式测验中，每个内卷词汇和非内卷词汇随机出现3次，被试需要根据指导语完成15次按键反应，15次不做任何反应，由E-Prime进行按键数据记录。本实验中反应正确的Go为击中，反应错误的No-Go为虚报，因变量指标为辨别力d′。计算两次词汇测验中每一位被试的击中率和虚报率，后转化为Z分数。Z分数反映的是被试各次反应的辨别力指数，击中率与虚报率的Z分数相减所得d′的大小表明个体辨认出信号的能力，d′值越大说明辨别力越高。d′小于0则说明被试不能够在噪声中将信号分离出来，故以d′< 0为标准对数据进行剔除[25]。
(四)研究程序
实验开始前一天与被试确认具体实验时段，提醒被试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进入实验室后被试首先要详细阅读《被试知情同意书》，并填写个人情况表明自愿参加实验。此后接待员安排被试坐到一台计算机前，告知被试认真阅读屏幕上显示的指导语，并按照指导语完成本次实验。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应及时举手并安静等待主试。
随机分配被试至启动组和对照组，E-Prime实验程序运行后，指导语要求启动组用15分钟书写“你与其他人相比，没有得到应得结果的事件”，对照组用15分钟书写“描述近期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件”。书写完毕后用鼠标左键对相对剥夺感题项进行选择。随后呈现内卷行为情境一，要求被试用鼠标左键以6点评分方式依次评价付诸行动的强烈、努力、创新、从众、恶意竞争和有益程度。休息30秒后再向其呈现内卷行为情境二，实验程序与情境一相同。接着被试需要完成GNAT，要求被试分别对5个内卷词汇和5个非内卷词汇进行学习与记忆，该练习阶段的数据不计入数据处理。词汇测验一：被试需要对内卷词汇按键盘空格键进行反应，对非内卷词汇不进行任何按键反应，所有词汇随机呈现3次，其中词汇呈现时间为750毫秒[26]，由E-Prime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词汇测验二：改变词汇顺序和反应要求，其余程序与词汇测验一相同。
(一)相对剥夺感启动有效性检验
本研究共选取62名被试，其中有3名被试中途退出。对两组被试所书写的内容进行分析。在启动组中，以“未与他人对比”和“明确表示自己无相关应得未得事件”为标准剔除部分数据，启动组23人的数据进入数据分析；
在对照组中，以“不符合指导语要求”为标准，共有22人的数据进入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验证书写任务启动的有效性，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相对剥夺感的情感维度p<0.05，认知维度p<0.05，两组差异显著。启动组在情感维度、认知维度上的相对剥夺感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书写任务启动有效。
表1 相对剥夺感启动有效性检验
(二)相对剥夺感对内卷行为的影响
1.相对剥夺感对课业表现内卷行为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情境一(课业表现)中的内卷行为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启动组和对照组在大学生课业表现这一内卷行为选择及程度评定上差异均不显著(p>0.05)。
表2 大学生课业表现内卷行为在相对剥夺感启动上的差异检验
2.相对剥夺感对评奖评优内卷行为的影响。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情境二(评奖评优)中的内卷行为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1)个体对评奖评优中所呈现的内卷行为中的跟风从众和恶意竞争程度评定差异显著(p<0.05)，启动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2)两组对评奖评优所呈现的内卷行为中的其他表现评定差异不显著(p>0.05)。
表3 大学生评奖评优内卷行为在相对剥夺感启动上的差异检验
(三)相对剥夺感对内卷内隐认知的影响
采用GNAT对内隐认知进行差异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被试在辨别内卷词汇上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在第一次GNAT中根据标准剔除启动组1人、对照组2人。由表4可知，当随机呈现词汇并要求被试对内卷词汇进行Go反应而对非内卷词汇不进行反应时，两组被试对内卷词汇的辨别力无显著差异(p>0.05)。
表4 内卷内隐认知在相对剥夺感启动上的差异检验
在第二次GNAT中根据标准未剔除被试。由表5可知，当随机呈现词汇并要求被试对非内卷词汇进行Go反应而对内卷词汇不进行反应时，两组被试对非内卷词汇的辨别力呈现边缘显著(0.05 表5 非内卷内隐认知在相对剥夺感启动上的差异检验 本研究一共设定了两个与大学生有关的内卷情境，分别为课业表现及评奖评优。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对个体课业表现中的内卷行为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在评奖评优的内卷行为选择中，启动组比对照组表现出更高的跟风从众和恶意竞争的倾向。尽管启动组和对照组在行为选择上并未表现出差异，但两组都表现出了中等程度的内卷行为，而且启动组对内卷行为的选择倾向更高。这一结论与众多研究结论有相似之处，如丁倩和周宗奎等人发现相对剥夺感对个体的偏差行为具有预测作用[22]。尽管被试意识到其选择的行为是从众行为并且具有恶意竞争这一消极影响，但仍然会选择做出非理性的内卷行为。当个体感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利时会体验到更消极的相对剥夺感，往往会通过更多从众和过度竞争来获益，以弥补社会比较中的不利[7]，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内卷行为。 为了解释在两个内卷情境中被试行为选择出现的差异，根据自愿原则对参与实验的27名被试进行回访，以6点评分方式判定其课业表现和评奖评优与自身的密切程度，发现被试对课业表现的评价均分为3.59，对评奖评优的评价均分为4.22。回访中，多数人表示在日常学习中评奖评优与自己获得更高学业表现有关，从侧面反映出大学生可能会更在意评奖评优对自己的影响。因此，与课业表现情境相比，被试在面对有关评奖评优的内卷情境时，或许存在更高的卷入程度和利益相关度，对该情境中的行为目的和性质有更明确的界定。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设计一个有更高卷入感的内卷情境，同时在设置相应的情境之前将行为发生频率纳入考查指标，以更好地诱发个体做出切合实际的行为，并考查自我卷入程度的调节作用，使研究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相对剥夺感启动对个体内卷内隐认知呈现边缘显著，表现在启动组和对照组对内卷词汇辨别力上的差异不显著，两组对非内卷词汇的辨别力均值均高于内卷词汇。这可能是由于本实验中非内卷词汇自身就具有一定的积极色彩，而内卷词汇则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以往研究发现，个体在内隐层面上会表现出更倾向于将自己与积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几乎是一种自动化的反应[26]。相比内卷词汇而言，两组被试在无意识加工中可能都更倾向于将自己与积极的非内卷词汇(良性竞争、合理努力、行为创新性、独立判断、人际信任)相联系，这表明个体对非内卷偏好在内隐层面是存在的。启动组对非内卷词汇的辨别力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原因可能是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降低了被试对非内卷词汇的反应以及将信号从噪声中分辨出来的能力，并表现出对负性偏向的内卷词汇的关注，而这些词汇都代表一些较为负性、消极的想法和行为。相反，对照组的被试对积极偏向的非内卷词汇反应更加敏感，这也为在实践中减少个体相对剥夺感的重要性提供理论支撑。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相对剥夺感和内卷行为都加入自我和他人的因素，比如将与自我相关的词及与他人相关的词组成联合测验任务以测试被试对内卷相关词汇的内隐情感。 相对剥夺感对大学生课业表现中的内卷行为无显著影响，对评奖评优中的内卷行为影响显著，启动组更能意识到内卷行为的跟风从众和恶意竞争倾向；
(一)相对剥夺感对内卷行为的影响分析
(二)相对剥夺感对内卷内隐认知的影响分析
相对剥夺感对大学生内卷内隐认知影响显著，启动组对非内卷词汇的辨别力低于对照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