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剑
当前，针灸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被主流医学认可的东方医疗技术。一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是西方社会普遍接受针灸的重要时期，在此之前，针灸对于西方人而言一直比较陌生，“但这不代表针灸在17、18世纪的欧洲不曾流行过”①Lu Gwei——Djen & Joseph Needham, Celestial Lancets: 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69.。事实上，针灸于17世纪时即传入欧洲，并引起了欧洲知识群体的极大兴趣。②将在下文讨论。17世纪正是地理大发现的黄金时代，经过文艺复兴洗礼之后的欧洲正在经历着科学与艺术的启蒙，借助于航海技术，欧洲的贸易船只在各个大洲之间航行。贸易之外，科技交流也是这一时期航海的主题，在欧亚大陆之间的船队上，除了商人与传教士，还有博物学家与医生。威廉·瑞恩（Wilhelmi Ten Rhyne，1647——1700，以下简称瑞恩）③Wilhelmi Ten Rhyne 是瑞恩姓名的拉丁文拼写，在英文出版物中或写作Willem Ten Rhijne，关于瑞恩的出生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多数资料（包括本文引用的主要英文材料，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系的Bobert W.Carrubba 与 John Z.Bowers 对瑞恩《论针灸》的英文译稿）均写作1647年，维基百科采用了这一时间。有些传记记录瑞恩生于1649年，如G.A.Lindeboom, Dutch medical bio——graphy: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utch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1475——1975, Amsterdam: Rodopi, 1984, p.1622; Subba Reddy, “Dutch Physician in the East”, Bulletin Ind.Inst.Hist.Med.Vol.V.p.153。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医生，他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针灸技术介绍到欧洲的职业医生。
瑞恩出生于荷兰的代芬特尔（Deventer），1670年在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①瑞恩的博士论文题目为 De Dolore Intestinorum e Flatu （《胀气引发的肠道疼痛》），在莱顿，除了学习传统医学，即希波克拉底与盖仑的医学之外，受导师Sylvius影响，还学习了化学医学，这对他之后解释东方医学时有所影响。1673年应聘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赴日本，于该年6月从荷兰出发，1674年1月抵达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巴达维亚停留了几个月之后，于1674年6月抵达日本长崎的出岛（Deshima），1676年10月离开日本。瑞恩在居留日本期间，接受日本医生的咨询，也为幕府高层提供医疗服务，通过与日本医生与翻译的交流，他得到了比较丰富的针灸学知识，对针灸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瑞恩到达日本不久，1674年10月就在给他的同事赫尔曼·布肖夫（Herman Busschof） 的信中表达了想学习针灸的想法，②见J.M.H.van Dorssen, “Willem Ten Rhijne (geb.te Deventer 1647, overl.Te Batavia 1 Jun.1700)”, Geneesk.Iijdschr.v.Nederl.Indie, 1911, 51 (n.2).转引自Bobert and Bowers, “The Western World’s First Detailed Treatise on Acupuncture: Willem Ten Rhijne’s De Acupunctur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74, Vol.29, Issue 4, p.372。1681年6月，在经过系统的整理之后，瑞恩写信给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说，他有一些关于日本的艾灸与针刺治疗以及中国人脉诊的观察报告，希望能够出版。③Harold J.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71.1682年的1月18日，这封信的内容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④1683年1月18日，英国皇家学会就资助瑞恩关于东方医术著作的出版召开了一次会议，时任皇家学会主席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托马斯·亨肖（Thomas Henshaw）等参与了讨论。见：Thomas Birch,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of natural knowledge from its first rise ,Vol.4.London, Printed for A.Millar, 1756——7, pp.118——120。
高晞在论文中亦对该会议有所提及，见高晞：《16——17世纪欧洲科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2辑。最终，瑞恩的这一著作于1683年5月以拉丁文出版。
瑞恩的著作题名很长：《论关节炎、形体图、针灸及以下三部分：1.古老化学和草药；
2.生理；
3.畸胎》 （Dissertatio de arthritide; mantissa schamatica; de acupunctura; et orationes tres: I De chymiæ et botaniæ antiquitate et dignitate; II de physionomia; III de monstris）⑤Wilhelmi Ten Rhyne, Dissertatio de arthritide; mantissa schamatica; de acupunctura; et orationes tres: I De chymiæ et botaniæ antiquitate et dignitate; II de physionomia; III de monstris, Chiswell, London, Leers, The Hague, and Leipzig, 1683.（本文摘要中简称为《论关节炎》 ），其中第二部分“mantissa schamatica”与第三部分“de acupunctura”一般被认为是欧洲第一次系统的针灸论述。瑞恩首次将针灸译为拉丁文acupunctura，即英文acupuncture，现在为“针灸” 一词的标准英译。除了赫尔曼·布肖夫的前言外，该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关节炎（Dissertatio de arthritide），讨论了日本医生治疗关节炎（实际指的是痛风）的病因，作者将痛风归因于“风”（flatus），对于疼痛的治疗原则是驱风（dispelling flatus），重点介绍了日本医者如何应用“中国的灸法”在关节上施灸，令风得以消散，也提及针法，同时对日本应用艾灸预防保健也作了叙述；
第二部分名为形体图（mantissa schamatica），对4幅针灸铜人图进行了解读并较为系统地讨论了人体的经络理论；
第三部分论针灸（de acupunctura），是对针法的描述，讨论了针灸工具、刺法的内容以及其适应症；
第四部分为三篇短文（et orationes tres），讲述了瑞恩在旅行中的一次发热以及三篇关于化学、植物、生理、畸胎的短文。其中第二、三两部分内容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系的罗伯特·卡鲁巴（Robert W.Carrubba）与约翰·鲍尔斯（John Z.Bowers） 译为英文，于1974年以《西方世界的第一部针灸论著：威廉·瑞恩的“论针灸”》 （The Western World’s First Detailed Treatise on Acupuncture：Willem Ten Rhijne’s De acupunctura）为题发表于《医学史杂志》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①Carrubba and Bowers, “The Western World’s First Detailed Treatise on Acupuncture: Willem Ten Rhijne’s De Acupunctur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 1974, Vol.29, Issue 4, p.372; p.374.。译者在引言中评价道：“瑞恩应该被认为是研究与解读日本医学实践的第一位西方医生。”②Carrubba and Bowers, “The Western World’s First Detailed Treatise on Acupuncture: Willem Ten Rhijne’s De Acupunctur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 1974, Vol.29, Issue 4, p.372; p.374.科学史家鲁桂珍、李约瑟也说：“虽然这本书不是十分详尽，但被称为西方世界第一本详论针灸的著作，还是公平的”③Lu Gwei——Djen & Joseph Needham, p.271; pp.269——302.。
一名17世纪受过医学院博士教育的医生著述的针灸著作，对于针灸的历史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不过，检索对于瑞恩及其针灸学著作的研究，国内的论著却非常少。从目前的资料看，对瑞恩的工作有所评述的只有个别针灸通史类著作，④白兴华主编：《中国针灸交流通鉴·历史卷》，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3——169页，本书对瑞恩的故事有梗概性叙述，另外的针灸通史类著作对瑞恩的工作仅仅一笔带过，如马继兴：《针灸学通史》，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
刘保延、张树剑、赵京生主编：《中国针灸学学科史》，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2021年。中国学者关注到瑞恩的只有高晞，她在一篇讨论近代欧洲科学家的文章中对此着墨，但未展开叙述。⑤高晞：《16——17世纪欧洲科学家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018年第2辑。
与国内疏落的笔墨相对应的是，国外对于瑞恩与针灸西传的研究要丰富得多。瑞恩的著作于1683年出版后不久，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哲学汇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就发表了长达14页的摘要与评论。⑥“An Account of a Book,viz.Wilhelmi ten Ryne M.D.Reviewed Work: Transisalano——Daventriensis,1.Dissertatio de arthritide;2.Mantissa schematica; 3.De acupunctura; 4.et orationes tres:I De chymiæ et botaniæ antiquitate et dignitate; II de physionomia; III de mon——stri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1 683, Vol.13.Published by Royal Society.此文的刊行，引发了欧洲科学界对针灸的第一波关注。瑞恩著作的荷兰语版本于第二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⑦Harold J.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p.373.当时欧洲的著名科学家胡克（Robert Hooke）、列文虎克（A.V.Leeuwenhoek）、波意耳（Robert Boyle）、洛克（John Locke）、 洛伦兹·海斯特（Lorenz Heister）等都或多或少与瑞恩的《论针灸》 发生了交集。⑧相关研究见Harold J.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pp.349——377; Wei Yu Wayne Tan，Rediscovering willem ten Rhijne’s De Acu——punctu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cupuncture in Japan，quote in edited by Harold J.Cook, Translation at Work:Chinese Medicine in the First Global Age, Clio Medica, Vol.100, pp.108——133。除了对瑞恩著作的译介之外，近年来对瑞恩的医学工作作出详细回述的研究，⑨Harold J.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pp.349——377.有对瑞恩与同样在17世纪对日本针灸作出观察的德国医生恩格尔伯特·坎普弗尔（Engelbert Kaempfer）作出比较的研究。⑩Roberta E.Bivins, Acupuncture, Expertise and Cross——cultural Medicine, New York: Palgrave, 2000, pp.46——94.罗伯塔·比文斯（Roberta E.Bivins）对瑞恩抄录的几幅“人体地图”（即瑞恩抄绘的铜人图，下文将详述）作了介绍；
⑪Roberta E.Bivins，“Imagining Acupuncture: Images and the Early Westernisation of Asian Medical Expertise”, Asian Medicine 2014, 7 (2), pp.298——318.鲁桂珍与李约瑟在他们颇有声誉的著作《针灸：历史与理论》 （Celestial Lancets: 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中也梳理了瑞恩与《论针灸》 的线索。⑫Lu Gwei——Djen & Joseph Needham, p.271; pp.269——302.基于全球史的研究，有通过对瑞恩研究的回顾并提出中国针灸在日本的传播与转型的文章⑬Wei Yu Wayne Tan, Rediscovering willem ten Rhijne’s De Acupunctura.与基于全球历史的视野讨论17世纪针灸西传过程中的物质传播与人际网络的研究。⑭Harold J.Cook, “Med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First Global Age: Willem ten Rhijine in Japan, 1674——1676”, 《古今论衡》，2004年第11期。许小丽（Elisabeth Hsu）的研究讨论了针灸在欧洲传播过程中的简要历史，提出针灸在传播中的两个叙事，一是基于远行的医生，一是基于耶稣会士，两者各有特点。①Elisabeth Hsu, “Out Line of 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in Europe”, J.of Chin.Med.1989, 29.日本学者的研究多是基于日本文化的接受方面的叙事。②eyヒェFI, ヴォFISS（Ⅰ）asグ，“Japanes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n 16——18th Century Europe”.全日本鍼灸学会雑誌，2011年，第 61卷第2号，第150——163页。
相对而言，中文世界对瑞恩及其《论针灸》 的研究十分单薄，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瑞恩的针灸知识是在日本习得，这一知识的传播路径是中国——日本——欧洲，其间转折较多，中国学者关注中医西传多是以中国自身为起点，对于转道日本西传的路径关注较少；
另外大概是由于瑞恩的原著是由拉丁文出版，语言也是影响研究深入的一个原因。笔者亦不能阅读拉丁文，以下主要以1974年英文《医学史杂志》 发表的瑞恩《论针灸》 译文为基本材料，分析17世纪欧洲医生瑞恩对针灸的认识与想像。
瑞恩的《论针灸》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4幅铜人图以及对4幅图的说明。③铜人图，在中医典籍中或称为明堂图，亦有称偃侧图者，不同称谓所指略有不同，铜人图是指直接摹写自针灸铜人的图；
明堂是腧穴的代称，所以明堂图亦可称为经穴图；
古代经穴图有正人、伏人、侧人三人图一组者，故称为偃侧图。瑞恩书中的图是摹绘自中国、日本的铜人图，其中两幅是摹抄自明刊铜人图日本抄绘本，可以称为瑞恩“铜人图”。瑞恩得到这几幅图应该颇费周折，谈到向日本医生或者翻译学习东方医学的时候，他说“怀有嫉妒心的日本人很不情愿分享这些神秘技艺，尤其是对外国人，他们珍视这些技艺就像珍视书柜中的珍宝一样”④Carrubba ＆ Bowers, p.376; pp.375——376; p.376; p.376; p.376.。正式介绍4幅铜人图之前，瑞恩先对日本（中国）的经络学说作了一些阐发。作者很善于讲故事，他用海上航行的船只定位港口、确认航线与躲避礁石等来比喻针灸师在人体上做治疗时定位穴位、理解循环（瑞恩将经络理解为循环）与避开风险。⑤Carrubba ＆ Bowers, p.376; pp.375——376; p.376; p.376; p.376.所以对于瑞恩而言，这4幅图所示的“经络”并没有在中国医学中“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⑥语出《灵枢·海论》，《灵枢》《素问》合称为《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经典文本，版本众多，本文对《内经》中的语句不再出注。的意义，只是言明这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用于施灸与施针的地方。⑦Carrubba ＆ Bowers, p.376; pp.375——376; p.376; p.376; p.376.
瑞恩说：“我精心准备了4幅人像图，两幅日本人，两幅中国人。每一组图都展现了人体的前面与背面。”⑧Carrubba ＆ Bowers, p.376; pp.375——376; p.376; p.376; p.376.从他的叙述看，瑞恩是在翻译与助手的帮助下描摹了这4幅图，当时瑞恩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图，以表示身体侧面的经穴，但是他没有复绘。⑨Carrubba ＆ Bowers, p.376; pp.375——376; p.376; p.376; p.376.从绘图的风格来看，很明显经过了瑞恩的改编，笔法更为写实，对象的立体感较强，与传统的中医明堂图、铜人图全然不同，而且，人物形象也改画为西方人的形象。面对这样的4幅欧洲医生摹绘的人体模型图，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瑞恩摹绘的底本是什么？
以下主要考查瑞恩所说的两幅中国人像（图1、图2）。⑩本文引用的是伦敦维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中的藏图，见：https://wellcomecollection.org/images。美国学者魏茂堂（Vigouroux Mathias）与日本学者町泉寿郎认为瑞恩的人像图是来自中国宋代的针灸名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⑪シー ヴィグFI·マgjィアス、町泉寿郎：《19 世紀ヨーロッerの鍼灸の受容におけtf シー（Ⅵ）FIトと石坂宗哲の貢献にxiiiXIVて ——シー（Ⅵ）FIト旧蔵の鍼灸関係資料の比較調査PH中心に》，《日本医史学雜誌》，2011年，第57卷第3号。，其依据是第一幅图的右侧写着：Donyn,Jukits,Xinkieu,Doukio。翻译给瑞恩的解释是：Donyn是指用铜制作的模型；
Jukits是指有标志（腧穴）的四肢；
Xinkieu指针与灸的技法；
Doukio指展示。⑫Carrubba ＆ Bowers, p.381.魏茂堂与町泉寿郎对这组词汇作出了明确的翻译，即Donyn——铜人，Jukits——腧穴，Xinkieu——针灸，Soukio——图经，即“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问题是，图上标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就能说明该图来源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吗？笔者查阅了现存《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明代正统八年的石刻拓本，①上、中二卷存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清代据元刊本影印的《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②该传本馆藏较多，笔者查阅的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等重要传本，核对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的经络图与瑞恩所摹画的铜人图，发现差异很大，而且，图片上的文字完全不同，完全可以切断两者之间的纽带。如果不是来自《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那么为什么在瑞恩所摹写的原本上会出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字样呢？宋代天圣年间王惟一奉敕编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的同时，尚制作了两具铜人，此后，北宋石藏用根据天圣铜人绘制了正人、伏人两幅图，是为最早的铜人图。再后，铜人图由明代成化间史素、弘治间丘濬重绘，其中，丘濬绘图时增加了脏腑骨骼内容。目前，史素图现仅正人图摹绘本一幅（图3），藏于日本大阪的森之宫医疗学园，丘濬图存有两套正、伏人图，藏于日本药物博物馆与森之宫医疗学园，③以上考证参考黄龙祥：《中国针灸史图鉴》，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年，第258——310页。以下为表述方便，统称为明代铜人图日本抄绘本。顺着这个线索，终于发现了瑞恩经穴图的秘密。
图1 瑞恩经穴图1，藏于伦敦维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
图2 瑞恩经穴图2，藏于伦敦维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
图3 史素铜人图（正人）摹本，藏于日本森之宫医疗学园
瑞恩在介绍第一幅图时，说图的左侧是两种药物Rocquakph、Kuikiu（Xinkiu）的功效，Roc——quakph可以驱除恶风、缓解眩晕与头痛；
Kuikiu是一种生长在鱼塘中可以通过气味吸引鱼群的植物根。卡鲁巴与鲍尔斯在李约瑟与鲁桂珍的帮助下识读Rocquakph为蕗草，Kuikiu为鬼臼，不过他们在脚注里注明对这两个词的识读“高度怀疑”①Carrubba ＆ Bowers, p.398.。笔者也“高度怀疑”——针灸古籍中的经穴图很少有涉及本草的叙述，更何况是这两种很不常用的药物。但正是这两株本草的记录，成为打开瑞恩经穴图来源秘密的关键证据。现存明代铜人图日本抄绘本有一篇图序，开头两句就是：“鹿藿施于风眩，芎藭由于河鱼”，到这里就真相大白了，原来Rocqu——akph是指鹿藿，Kuikiu应释为芎藭，芎藭即川芎，又称鞠藭，李时珍言：“《左传》 言麦曲鞠藭御湿，治河鱼腹疾。予治湿泻每加二味，其应如响也。”②[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384页。由于翻译与理解的误差，瑞恩记录为：Rocquakph可以驱除恶风，缓解眩晕与头痛；
Kuikiu是一种生长在鱼塘中可以通过气味吸引鱼群的植物的根，对Roc——quakph的解释大体不错，Kuikiu就风马牛不相及了。无论如何，读到这一句话之后，以下文本就迎刃而解了。而且明代铜人图的右侧图序的标题就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序”，这坐实了明代铜人图日本抄绘本是瑞恩的摹写底本或者至少是主要的底本之一，不过这一标题也易致误导，认为瑞恩的图来自于宋代官修名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
明代铜人图日本抄绘本的图序抄录者书法一般，抄史素图或者抄丘濬图均有许多明显的文字错误，两本校订之后厘为下文（括弧内为丘图文字）：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序。鹿藿施于风眩，芎藭由于河鱼，皆局蹐辕下者，然也。岂知走獭起死，亦非汤剂之处（所）及乎？经曰：汤（汤药）攻其内，针灸治其外，则病无逃。盖不可偏废者，如此自知后（和缓）而来以医名家者，未常兼之（未尝不兼之）。后世岐（歧）而为二，本不素习，卒难变从故也，其何以致十全之功哉。天圣中尚药王惟一创为之式，铸铜以象人内分脏腑旁注溪谷进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以记之，则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后又有石藏用者，复按其状绘为正背明堂二图，十二经络各以其色措（别）之[谓心与小肠其经络其色赤，肝与胆其经络其色青，皆类之（此）]，督任二脉则以绿色涂之。学者殆不可不知也。历纪寖远，经络气穴不能莫（无）毫厘之差。予先莫（世）得六微之旨，阅五传矣。辄因此图之旧取黄帝明堂正经，参考校定，遂复其真，既而思之，曰与其自私以独善，孰若广传而济人，博哉，故镂板以贻诸同志异时按图察征，砺砭以临危病者，岂时虢子之遇越人已乎？
找到原图的文字，瑞恩的解读就没有任何困难了。基本上就是对以上文本的不太准确与不太全面的翻译，夹杂着他的一些解释性文字。譬如，对Rocquakph、Kuikiu两种药物解释之后，他说，如果它们不起效，就要推荐针与灸治疗，这里他引用了希波克拉底的名言，以说明东西方的相通之处：“病有药不可治者，刀能治；
刀不能治者火能治；
火不能治者，可断其不治”①Carrubba ＆ Bowers, p.378.此处中文引用了赵洪钧的译文，见赵洪钧译：《希波克拉底文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随后说针刺比较适合外部疾病的治疗，如果参与内部治病，则疾病不会持续，②Carrubba ＆ Bowers, p.379; p.381.这里的翻译较准确，也符合中医学本身的理论。③《素问·移精变气论》：“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
既然明代铜人图日本抄绘本的图序中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字样，就不能不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以及这本书的作者——宋代医官王惟一。瑞恩的翻译肯定给他介绍了这本书，所以瑞恩在书中提到了宋代很有声誉的王姓医生（Oyt）铸造了具有脏腑、神经、骨骼与关节等的铜人并标记了针刺的部位。④从瑞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他并未见到过真正的铜人模型，而且，瑞恩并不理解铜人表面的经络的意义，也没有发明经络的译法，他在说明经络时，nerves, veins, arteries，vessels四个词混用，多数时候用veins 或者 arteries。对于“铜人腧穴针灸图经”（Donyn, Jukits, Xinkieu, Doukio）这一组词汇，瑞恩译为：在一个铜人上标记的四肢针灸示意图。⑤Carrubba ＆ Bowers, p.379; p.381.显然，他的日本翻译没有为他解释清楚什么是“腧穴”。对于原图中“黄帝明堂正经”的表述，瑞恩译释为：黄帝（Quoteecy）写了《明堂经》 （Miondokio）这本书，他将脉（verves）⑥为了表述方便，将瑞恩的nerves,veins,arteries，vessels统一译为“脉”。与内脏的外在延伸统一为12条，而且是第一个将脉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描记的人，同时，他将《明堂经》 用铜版印刷，视此书为珍宝，不肯轻易示人等。这些内容似是而非，大多是基于揣度。
将瑞恩的经穴图第一幅图（正面图）与日本森之宫医疗学园的两套图相比较，从人物形象、发饰等外观就可以断定瑞恩最为直接的抄绘对象应该是来自史素的抄绘本。但是由于瑞恩不理解中医经络的循行概念（翻译也未必理解），加之抄摹底本对于经穴的勾画复杂，瑞恩没有完全忠实于原图来表现经络腧穴的细节：面部腧穴没有连线，胸腹四肢的连线也比较粗略。不过，瑞恩的图中增加了骨骼解剖内容，这是瑞恩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加的吗？答案是：不是。这里的骨骼内容，瑞恩另有所本。这个问题的求解需要从瑞恩的第二幅图（背面图）入手。
史素、丘濬的铜人图之后，明代南京太医院在史素、丘濬图的基础上重订刊印了新的铜人图（已佚），万历二十九年（1601），山西赵文炳刊刻《针灸大成》 时，命“能匠于太医院肖刻铜人像，详著其穴，并刻画图”⑦[明]杨继洲：《针灸大成》，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1页。，而且，在太医院两幅图的基础上补绘了两幅侧身图，组成了一套4幅的“铜人明堂之图”，康熙四年（1665）林起龙重刊了这一组铜人明堂图。目前存世的铜人明堂图多系据林起龙重刊图的重印本或者抄本。⑧黄龙祥有《铜人明堂图考》，见黄龙祥：《针灸典籍考》，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2017年，第613——617页。无独有偶，日本森之宫医疗学园除了藏有史素图的抄本，还藏有林起龙重刊的铜人明堂图的彩色摹本。我们看这套图的第三图（图4）。从第三图的人形特征看正是瑞恩的第二幅图，我们先假定林起龙重刊的这套图的第三图即是瑞恩第二幅图的来源，看看图上的文字是否符合。该图上部有明太医院院使重修铜人图的序，人形的上下左右各有一段文字，分别是“十四经流注长短丈尺”“明堂针灸尺寸总法”“奇经八脉歌”“经络流注歌”，其中右上“十四经流注长短丈尺”分别说明了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经以及阴阳跷脉、任脉、督脉的走向与长度，全文如下：
图4 林起龙重刊铜人明堂图（第三图）摹本，藏于日本森之宫医疗学园
十四经流注长短丈尺：手三阴之脉从胸走手，长三尺五寸，左右六阴之脉共长二丈一尺；
手三阳之脉从手走头，长五尺，左右六阳之脉共长三丈；
足三阳之脉从头走足，长八尺，左右六阳之脉共长四丈八尺；
足三阴之脉从足走腹，长六尺五寸，左右六阴之脉共长三丈九尺；
阴阳两跷脉从足至目，长七尺五寸，左右共长一丈五尺；
督脉长四尺五寸，任脉长四尺五寸，任督二脉共长九尺。凡经脉共长一十六丈二尺也。络脉传注，周流不息，经脉者，行血气、通阴阳，以荣于身者也。
对照瑞恩的文本，他对第二图的解释基本上就是对这一段话的翻译。所以，赵文炳重刊补订的“铜人明堂之图”的第三图，即是瑞恩的摹本的母本，是否是临自林起龙重刊后的版本则无法确认。
瑞恩在翻译这一段的时候，分别对手足十二经脉以及阴阳跷脉、任督二脉的起止部位作了说明，描述大致不差。他将三阴经分别音译为：Tay yn（太阴）、Zo yn（少阴）、Kits yn（厥阴）,将阳经音译为Jo（日语发音）或者Yam（中文发音），三阳经分别音译为：Jo me（阳明）、Tay jo（太阳）、Zo jo（少阳）。需要强调的是，瑞恩无法完全理解经脉中太阴、少阴、厥阴、阳明、太阳、少阳的内涵意义，他参考了希波克拉底的《论饮食》 《论古代医学》 《论空气》 等篇章，①Carrubba ＆ Bowers,p.383; p.383; p.386.利用了希波克拉底的理论来解释这些中医学术语，解释阴为湿性（wet redicals），阳为热性（innate heat），湿性（阴）或热性（阳）过多或者过少，就会导致疾病。湿性（阴）在夜间占主导地位，其性质类似于月亮；
热性（阳）在日间占主导地位，其性质类似于太阳。他说，在中国与日本人看来，如果它们关系和谐，热性（阳）与湿性（阴）就像夫妻，反之，就是仇敌。②Carrubba ＆ Bowers,p.383; p.383; p.386.可以说，瑞恩对中国医学中的阴与阳的理解大致正确，这也说明希腊与中国的古典医学有一定的通约性。他进一步分别译释了三阴三阳，认为：弱湿性为厥阴，更弱的湿性为太阴，最弱的湿性为少阴；
强热性为阳明，弱热性为太阳，最弱的热性为少阳。中医理论对三阴三阳的经典表述为：阴阳之三也，何谓？气有多少异用也。阳明何谓也？两阳合明也；
厥阴何也？两阴交尽也。③出于《素问·至真要大论》。此处瑞恩对三阴的性质强弱解释有误。
最后，瑞恩对“络脉传注，周流不息，经脉者，行血气、通阴阳，以荣于身者也”一句作了解读。他说他的翻译对这一段文本也不清楚，无法理解与解释这些文本，④Carrubba ＆ Bowers,p.383; p.383; p.386.所以瑞恩的解释大多是基于他的理解，有些语焉不详。他将脉分为Kee miak 与 Rak miak，从他的解释看，Kee miak是指经脉，Rak miak是指络脉，此处卡鲁巴与鲍尔斯将Kee miak译为奇脉，有误。瑞恩的对经脉与络脉的解释是：经脉藏神，络脉不藏神；
经脉与络脉均为十二条；
经脉的血中同时有热与湿两种特性，如果两种特性不平衡，就会导致疾病；
经脉的热是向上行的；
络脉的湿是向下行的。此处瑞恩的解释参考了希波克拉底的《论古代医学》 的内容。①Carrubba ＆ Bowers, p.386; p.386.
要之，瑞恩所谓来自中国的两幅图是其基于中国明代铜人图日本抄绘本的摹画，文字基本上是对两幅铜人图中文字的翻译与解释，因于他对中国医学的陌生，以及日本翻译的有限水准，所以无论是对于图的描摹还是对经络系的解释都与中国医学的原来面貌有了较大的距离。
此外，瑞恩抄绘的另外两幅来自日本的经穴图，他没有像对中国来源的图一样，给予详细的文字解释，单就图像本身信息，无法考查其图像来源，所以本文略于分析，以待来者。
在对图像作出解读之后，瑞恩讨论了他对针灸这一门技艺的理解，即是其拉丁文著作的第3部分。如果按照当下针灸学学科知识框架，经穴图部分讨论的是针灸技术的理论基础——经络（瑞恩视为循环），这一部分则是针灸工具、针法与治疗病症。
为了说明针刺这种独特的东方疗法，瑞恩不惜笔墨地对针灸师所应有的能力与素养做了阐述，他认为用针刺这种方法施治的医生属于外科医生，所以引用古罗马医学家塞尔苏斯（Cornelius Celsus）的话来说明优秀外科医生的素养：
他应该是一位年轻人，或者当然不会很老，拥有一双有力而沉稳的手，从不颤抖，左手与右手的能力相同。他的视力应该是敏锐而清晰的。他必须有一种无畏和冷静的精神，这样他才能希望他所接诊的病人被治愈，而不会被病人的哭声所影响而导致手术过快或者切除的病灶少于病情需要。因此，他应该采取一切行动，就好像他完全没有听到病人的哭声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要进行全面的手术，他就必须依靠许多额外的辅助手段，并且精通几乎所有的技艺，出于这个原因，希腊人把这种用手治愈的治疗艺术称为“手之杰作”。②Carrubba ＆ Bowers, p.386; p.386.
然后他将外科医生比作木匠、金属工匠、裁缝等手艺高超的人，说明一位外科医生需要精通各种各样的工具，比如钳子、模具、镊子、针线等等，最后他说，他将要介绍的一种针是欧洲所有的鞋匠与裁缝都没有见过的。接下来他还是没有直接介绍中国与日本的针，而是进一步铺垫，从材料、形制、用途、温度四个方面细数当时外科医生使用的各种针具，如解剖学家用以打血管结的弯曲的针，用来清除白内障的针，用来缝合肌腱的三角形的针，清除鼻中息肉的金针等。在经过了相当篇幅从工匠的工具到外科医生的针具的详细铺陈之后，瑞恩才用诗一般的语言正式推出不同于以上所有的一种针：
它不是为王子的荣耀而建造的金字塔；
它是为了恢复摇摇欲坠的人类健康而制造的。它不是一个光荣而骄傲的纪念碑；
它是为了征服破坏我们美好生活的敌人（恶风）而制造的。它不是像其他针那样为了单一和独特的用途而发明的。他是通过轻轻一击、穿刺和旋转插入的一种针。①Carrubba ＆ Bowers，p.391; p.392; pp.391——392; pp.392——393; p.393; p.393; p.393.
从这些赞美的语言可以看出瑞恩对针灸的态度，他为针灸辩解说：尽管西方解剖学家依据自己的技术法则，或许会瞧不起这些（穴位），但不应该轻率地否认这种技艺，他们（针灸师）有丰富的经验支持并得到了非常聪敏的人的完善。他举出了希波克拉底的教义，哪儿有痛就在哪儿烧灼（灸），在这一条上，瑞恩说，可以增加一句：如果必要的话，针刺。②Carrubba ＆ Bowers，p.391; p.392; pp.391——392; pp.392——393; p.393; p.393; p.393.但是瑞恩也不赞成中国人与日本人对这一种技艺的迷信。③Carrubba ＆ Bowers，p.391; p.392; pp.391——392; pp.392——393; p.393; p.393; p.393.
瑞恩还观察到当时除了中国与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也在应用针灸疗法，比如阿拉干④Arracan，现属缅甸。与印度斯坦，⑤Indostan, 原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合称。不过没有中国与日本的技术高妙。日本用针刺目的是让风出来，就像热香肠加热后有爆裂的危险，所以要刺破香肠让热气出来一样。⑥Carrubba ＆ Bowers，p.391; p.392; pp.391——392; pp.392——393; p.393; p.393; p.393.
接下来瑞恩正式讨论针灸的工具与技法。他讨论了针具材质与形制、针刺深度、进针方法、留针时间、针刺的适应症以及不同病症的针刺部位、针刺注意事项等。他提出针具必须是长的、尖锐的以及圆润的，以便于刺入较深的部位与做捻转的手法。⑦Carrubba ＆ Bowers，p.391; p.392; pp.391——392; pp.392——393; p.393; p.393; p.393.这一说法符合中医原典中的叙述：“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⑧语出《素问·宝命全形论》。对于针的材质，瑞恩说针必须是用金制的，至少是用银制的，不可以用其他金属，⑨Carrubba ＆ Bowers，p.391; p.392; pp.391——392; pp.392——393; p.393; p.393; p.393.这个并不符合实际。虽然在传统的中医语境中，一般称针灸针为“金针”或者“银针”，中医古籍中有针灸歌赋《金针赋》 ，流传甚广，但铁制针具一直是主流。当然，部分医家为了表示技艺超然于一般医者，用金银针具也是有的。关于针刺的深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病灶的深度，一是针刺部位的结构，他说：“如果风邪藏处较深，则刺深，反之亦然”，“刺入比较坚硬的皮肤较柔软的皮肤难度大，所以肌肉坚紧处比肉质疏松处要刺得浅一些”⑩Carrubba ＆ Bowers，p.391; p.392; pp.391——392; pp.392——393; p.393; p.393; p.393.，这一观点符合临床实际，在中医经典中有类似的论述，《灵枢·官针》 ：“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
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
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瑞恩介绍了两种进针方法，一是用食指与拇指将针刺入或者捻入，一是用一个小锤子将针打入。这里提到的用锤子打针的方法是日本针灸比较独特的传统，在江户时期比较流行，是当时日本三大针灸流派之一。⑪江户时期日本三大针灸流派为捻针法、管针法与打针法，见吴章：《海外古典针灸流派述略》，张树剑译，《中华医史杂志》2017年第47卷第3期。当时的名医御园意斋（1557——1616）习得梦分流的腹诊法后，发明了旨在消除腹部紧张与局部结节的“打针术”，操作时用一个小槌敲打针具进入腹部以消除结节，这一针法现在仍有传承。瑞恩在书中附了一幅打针工具的图，一枚粗硕的针，一只小槌（金属或是比较硬的木质制成），小槌的柄是中空的，平时来贮存针具（图5）。瑞恩的叙述中提到了打针法与捻针法，对于当时影响较大的管针法没有提及。
图5 瑞恩书中的日本针具图，藏于伦敦维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
瑞恩记述了留针时间，他说：“如果病人能轻易忍受，可以留针30次呼吸，如果不能，可以早一点拔出针；
如果病人能很容易地忍受或者疾病持续，可以重复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甚至偶尔第五次或第六次手术。”①Carrubba ＆ Bowers，p.394; p.394; pp.394——395; pp.395——396; p.396; p.396.有些注意事项，瑞恩也做了记录：病人不能在胃空的时候接受治疗；
如果病情恶化，要刺得更深；
成年人比青少年刺得要深一些，老年人比年轻人深；
肥胖的比瘦弱的人要刺得深。②Carrubba ＆ Bowers，p.394; p.394; pp.394——395; pp.395——396; p.396; p.396.这些也是来自中国针灸技法中的要求，《灵枢·终始》 有“已饥勿刺”的说法，在《灵枢·逆顺肥瘦》 篇中有对不同体质的人的针刺深度与留针时间的详实记述。同时，在时钟发明并得到广泛运用之前，用呼吸计时是中国针灸治疗的传统，瑞恩的记录大体符合中医针灸的操作实际，只是略失于粗疏。
不同的病症，针刺的部位不同。他说，当出现头痛、嗜睡、癫痫、眼炎以及其他由于“邪风”引起的疾病时，针刺头部；
当出现腹部绞痛、痢疾、厌食、歇斯底里、酗酒引起的身体紊乱，以及痛风和胃痛时，针刺腹部；
当胎儿乱动引起孕妇严重疼痛出现危险时，用一根长的针针刺胎儿，以恐吓胎儿，令母亲脱离危险。③Carrubba ＆ Bowers，p.394; p.394; pp.394——395; pp.395——396; p.396; p.396.他另外列举了20种疾病，必须在疾病起源的身体部位进行针灸，如：头痛、眩晕、唇痛、白内障、中风、痉挛、紧张、惊厥、癫痫、忧郁症、水肿、间歇性和持续发热、肠道蠕虫和由此引起的疼痛、感冒、腹泻和痢疾、霍乱等，以及其他由风引起的肠道疾病、睾丸肿胀、关节炎、淋病等。④Carrubba ＆ Bowers，p.394; p.394; pp.394——395; pp.395——396; p.396; p.396.当脉搏难以检测到时，应该在手臂的静脉旁边进行针灸。⑤Carrubba ＆ Bowers，p.394; p.394; pp.394——395; pp.395——396; p.396; p.396.不过，瑞恩也说，针刺一方面可以依据他所绘制的图，更多地还是要从经验中学习。⑥Carrubba ＆ Bowers，p.394; p.394; pp.394——395; pp.395——396; p.396; p.396.
此外，瑞恩还介绍了一些日本江户时期的针灸风俗：在针灸师的寓所门口一般会放置一个绘有经穴的人偶（可以称为铜人）。⑦江户时期的铜人一般多是纸铜人，关于日本江户时期日本纸铜人的研究，见姜姗、张大庆：《江户时代纸塑针灸模型之滥觞》，《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年第42卷第4期。他再次强调了风是各种疾病的来源，中国与日本一般用针刺代替放血疗法。放血疗法是盖仑医学的重要方法，所以瑞恩不时对此作出比照。最后，瑞恩以一则亲眼目睹的针刺案例结束了他对针灸的论述，讲述了一名士兵如何自己用小锤击打针具刺入腹部的皮肤，然后成功地缓解了腹痛。
瑞恩之前，西方著作中固然有关于针法以及经脉理论的记录，但是瑞恩是详尽地对中国的经穴图以及针灸技法作出描述的第一位欧洲医生，而且，瑞恩的医学背景，令他自然而然地想要深究中国医学的学理，而非止步于记录。他向欧洲同道介绍了中国与日本利用针灸治病的情况，说“灸（Burning）与针（acupuncture）”是两种主要的手术（operations），对于中国人与日本人而言，他们用这两种方法治疗各种疼痛，如果他们（尤其是日本人）失去了这两种方法，他们将会陷入悲惨的境地，而失去缓解病痛的希望。①Carrubba ＆ Bowers, p.375; p.377; p.377; p.395; p.375; p.375.总体而言，瑞恩对于中医的“循环”理论与针灸技术还是很推崇的，他尽量持持中之论：“我反对中国人对于（中医古典）的傲慢的迷信，同样也反对其它人对他们的急于反驳”②Carrubba ＆ Bowers, p.375; p.377; p.377; p.395; p.375; p.375.，主张用实践检验古典。③Carrubba ＆ Bowers, p.375; p.377; p.377; p.395; p.375; p.375.这里体现了他对中国医学的尊重。
瑞恩在理解中医的“身体地图”④Roberta E.Bivins 将瑞恩的经穴图称为中国的身体地图（Chinese body maps），与瑞恩的航海借喻相似，见Roberta E.Bivins,Imagining Acupuncture。时，自觉地应用了他的医学知识，也就是说，他是以西方身体知识作为基础来理解中国医学，这一点在东西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是一种常态，任何知识都是在原来的知识基础上形成的。西学东渐伊始，中国医者理解西方解剖生理学著作时，也以中医学理论作为参照。瑞恩对于针灸理论的解读参考了希波克拉底、盖仑等古典医学家的理论，比如，他应用体液病理学说湿性（wet redicals）、热性（innate heat）来理解中医经脉之阴与阳，认为中国与日本关于用针灸驱“风”的理论与希波克拉底的论述一致。⑤Carrubba ＆ Bowers, p.375; p.377; p.377; p.395; p.375; p.375.同时，他面对中国的两幅铜人图时，自觉地将其视为解剖图，而且利用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血液循环理论来印证。所以他对于经脉的翻译同时使用静脉、动脉、血管等词汇，不过，据他的观察，“中国医生对于解剖学很无知，然而许多个世纪以来，他们可能非常投入地学习与教授血液循环，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要超过欧洲医生”⑥Carrubba ＆ Bowers, p.375; p.377; p.377; p.395; p.375; p.375.，他认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就是循环，中医对循环非常信任，就像“阿波罗在德尔斐的神谕”⑦Carrubba ＆ Bowers, p.375; p.377; p.377; p.395; p.375; p.375.。
虽然经络理论并不能等同于循环理论，但瑞恩对于经络理论在中医学中地位的认识大体是正确的。他用海上航行比喻对人体的“循环”的叙述与经络在中医经典中的表达颇为相似。《内经》 中经常将 “经脉”（或称“经水”）与自然界的河流相比附，⑧相关讨论见张树剑：《中国针灸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1——19页。而瑞恩借喻中的港口，类似于中医著作中的腧穴，腧穴是气血输注的部位，与港口的作用恰好可以比附。从瑞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医的认识未必有如此深入，这里的比喻大概是东西方对于“循环”的一种相似认识。而且，虽然部分中医的经穴图也有骨骼的与脏腑的内容，其目的也是为了给经络与腧穴导航，用航行路线来比喻颇为贴切。相对于经脉理论而言，瑞恩对针灸的具体技法的译介要准确得多。Acu——puncture（拉丁语是acupunc——tura）这个词用得也十分传神。同时，瑞恩将针刺视为一种外科手术，其目的是驱除致病的“风”，这一点上，瑞恩的认识符合中医经典的论述。虽然目前我们一般将针灸术与外科手术完全视为两种治疗方法，但追溯到《内经》 时期，针刺实际就是当时的外科技术，而且其工具更为丰富。
不过，总体而言，瑞恩无论是在铜人图的摹抄还是在文字解释上，其《论针灸》 已经不是中医的针灸，亦非日本的针灸，而是涂抹上西方传统与近代医学色彩的针灸，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意义的转变，毕竟瑞恩的针灸叙述是经过了中文译至日文，日文译为荷兰语，再由荷兰语译为拉丁语的过程，而且，他的日语翻译对于荷兰语又一知半解，①Carrubba ＆ Bowers, p.377; p.376.所以他“不得不略去许多原始文本的表述”②Carrubba ＆ Bowers, p.377; p.376.。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瑞恩本身具备的知识与经验必然会在他对中医针灸的解释中发挥作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针灸的形象，是一种西方化了的针灸，也是瑞恩“想像”中的针灸。
瑞恩的《论针灸》 并非孤鸣，此后不久，同样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雇员——恩格尔伯特·坎普弗尔也来到日本，他与瑞恩一样，与日本医生交流的同时，观察与学习了针灸术，并于1712年出版了《国外十年的所见所闻》③该书原文为拉丁文，Engelbert Kaempfer, Amoenitatum 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carum fasciculi V.Lemgo: Heinrich Wilhelm Meyer, 1712, 1927出版了英文版：The History of Japan,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and government of that empire...London, 1927。，其中对于针灸有较为详细的介绍。瑞恩与坎普弗尔的针灸记录引发了欧洲医学精英的迅速反应。④Roberta E.Bivins, p.65.许小丽、鲁桂珍等都认为瑞恩对于经络的血管翻译为后来者带来了困惑。⑤Elisabeth Hsu, “Out Line of the History of Acupuncture in Europe”; Lu Gwei——Djen & Joseph Needham,p.276.此后，负有盛名的德国外科医生洛伦兹·海斯特在1724年出版的《外科学》 （chirurgie）第二版中列了一个小的章节，题为“中国与日本的针刺”，介绍了针刺疗法，并提到了瑞恩与坎普弗尔的著作。⑥G Rosen, “Lorenz Heister on acupuncture: an eighteenth century view”, J Hist Med, 1975, vol.30, issue.4, pp.386——388.海斯特的著作几乎被译为所有的欧洲语言，影响巨大。虽然他对于针刺疗法的介绍不无轻视，但是对于引发西方对这一古老的东方技艺的兴趣却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之，与西方的解剖生理著作引介到中国之初，中国的知识阶层对这一异域的身体知识系统的态度相似，瑞恩描摹的铜人图以及对针灸的记述，激发了西方医疗与学术界的兴趣，他们（包括瑞恩本人）基于自身的知识基础，对东方的针灸术不断地审视与玩味，并随着针灸技术经由多个渠道的进入而逐渐丰富了对针灸的认识。⑦早期中医技术进入欧洲主要经由两个人群——东方的传教士与旅居于东方的医生，他们对于中医认识的叙述方式不同。当然，作为西方医学视域下的“他者”，欧洲学者笔下的针灸必然与它的原生形象存在距离。今天，东方与西方已经共享针灸（acupuncture）这个词语，但是其内涵与意义与原本的中医针灸已大不相同。以传统的中医理论作为基础的“中医针灸”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针灸谱系中的一部分；
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西方理疗师发展出的医学针灸，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席位；
而中医针灸延续千年，其间也在不断地吸纳新的理论与解释。在欧洲，从一开始对于针灸的解读就是东方针灸、西方传统医学与近代解剖学杂糅的产物，延至今天，不同的学者、医生乃至病人之间仍在争论当代针灸的基本形象是什么，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生物医学的还是自然哲学的？莫衷一是的原因还是认识的出发点不同。但无论如何，针灸已经成为一种被东西方都认可的医疗技术，成为中医文化与技术的重要标志。在英文世界里，acupuncture早已成一个常用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词语的发明者，以及把中国针灸理论带到欧洲的那个人——Wilhelmi Ten Rhy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