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朝迅 荣 晨 吴 迪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主动调整，也是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更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深入研究“新发展格局理论与实践”相关重大问题，科学阐释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特征和主要标志，构建研究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分析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明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任务、路径和主要着力点，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领域的竞争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复杂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各国内顾倾向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本地化、周边化和分散化趋势。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同时，我国遇到的很多问题也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着眼解决中长期问题、做好打持久战准备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重要途径，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谋发展，通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增强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风险，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实施的战略部署，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全局的稳定。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关联方式等，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12年的47.3%下降到2020年的31.7%，延续至2006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的趋势；
过去9年中有4个年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0%，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近年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伴随着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国内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技术体系和经济增长动能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必须遵循大国发展的规律，对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主动做出调整，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社会各界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实践也在不断深化。当前，我国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生态环保任重道远，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较大，对外开放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新优势的关键；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
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提升国内大循环质量效益的重要手段；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新发展格局找准了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把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实践不断引向深入。
(一)概念内涵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发展格局”概念内涵的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更加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这是新发展格局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大循环理论的显著特点。相较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新发展格局更加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提高内需在全部需求中的比重、促进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刘鹤，2020；
王昌林，2020；
董志勇等，2020；
黄群慧，2020)。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标志是构建新的供给格局、新的需求格局、新的创新格局、新的循环格局等四大新格局，核心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重要产业链安全可控，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实现以外促内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变。江小涓(2021)也强调，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特征是“内循环为主”，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
二是更加强调供给与需求的衔接，侧重点是“循环”。如王一鸣(2020)认为，“双循环”本质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核心是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再生产过程，促进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实现内外打通、内外促进、内外融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民经济循环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刘鹤(2020)认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促进供需有效衔接。杨伟民(2021)认为，构建新格局需要把握三个关键词：“格局”、“循环”、“开放”。其中，“循环”就是要畅通国内生产、分配、需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循环，打通堵点、清理淤点，畅通全国统一市场的大循环，而不是地区、行业、企业的小循环。
三是更加强调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侧重点是“相互促进”。杨伟民(2021)认为，“开放”也是新发展格局的三个关键词之一。就是要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不是要减少进出口的总量，而是要继续当好“世界工厂”，还要当上“世界市场”，而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刘志彪(2020)提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是“客场全球化”转向“主场全球化”，鼓励利用内需，对全球开放市场，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刘鹤，2020)。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局面，就要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推动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其关键在于提高中国经济的实力和吸引力(董志勇等，2020)。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地促进国内大循环(王昌林，2020)。
这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本文认为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打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旧模式，形成“以内为主、相互促进、优化升级”、具有发展主动权的新格局。其核心要义主要包括以下4个层面：
一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充分利用和发挥、不断巩固和增强我国市场资源的优势，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大循环，供给与需求端的适配和相互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等；
中观层面的国内城乡和区域间的顺畅循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联动等；
微观层面的产品、技术、供应链的循环和各类要素自由流动与聚集等。
图1 经济循环分析框架
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首先，把发展的基点和初始动力放在国内。把满足国内需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打造强大国内市场。这是新发展格局区别于“以外促内”的原有发展格局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意。其次，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对社会生产过程如产业发展、资源供应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主导权和控制力，不断增强发展的主动权。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要转变原有发展格局的技术来源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局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并能形成一批反制“断供”威胁的“杀手锏”技术，在前沿领域形成领先优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又如，在产业发展领域，要大幅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实现能源、粮食、金融等重要领域和国防军工等战略产业安全可控。在国际分工层面，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着力提高产业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三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通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既不能因为重视国际循环而抑制国内循环，也不能因为追求国内循环而忽视国际循环。要拥有强大国内市场并对世界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要拥有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并对国际生产有较强的引领和带动能力。要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并能与国际先进技术充分交流互鉴。要有强大的人才支撑和顺畅的国内国际人才流动并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和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
四是发展模式战略性调整。应树立系统观，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新发展格局(黄群慧，2021)。要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是循环畅通，但本质是发展模式的跃迁和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调整。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但不是本质特征和核心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高水平自立自强，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和控制力，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可见，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经济发展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的循环畅通和要素优化配置，也包括发展模式的跃迁和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表象上看是打通制约“循环”的堵点，促进国民经济顺畅运行，从本质上看是更高质量、更有主动权的“发展”。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继起的一个新概念，更是从本质上区别于过去发展模式、结构和格局的新模式。发展是第一要义，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无论哪个层面的循环都不是静态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循环，而是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升级的循环，其活力源泉是更加深层次的改革、更加积极主动的创新和更高层次的开放，是通过改革开放创新不断地调整升级的过程。
(二)主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出了什么是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要求，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且必须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优势，实行高水平开放等。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发展规律，构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为我们理解和认识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分析框架。据此，本文认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标志包括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高水平自立自强、强大国内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四个方面。
1.国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关于“循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界是在永恒的循环中运动的，并且循环的时间是无法度量的”，这说明循环是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再生产也存在循环，在形式上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周而复始，其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尤其重要。“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消费是过程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本质上就是要打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梗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二者相互依存”。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方式；
消费也通过提供动机和对象对生产起作用，使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不以消费为最终目的的生产必然不可持续，经济循环就会中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整个循环系统畅通，经济发展就有利。反之，哪个环节阻滞，上下游都受影响”，强调“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经济循环不仅仅包括宏观层面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国民经济大循环，也包括中观层面的产业循环、城乡区域循环和微观层面的产品循环、服务循环和要素循环，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产业循环、全要素循环、全过程循环、全链条循环和全区域循环。
2.高水平自立自强
自立自强，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化自主创新，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自立，是立足国内，实现自主、可控和安全发展；
自强，是在自立的基础上，增强科技源头供给，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就理论依据而言，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经济发展就是整个经济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熊彼特强调，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就现实依据来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当前，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瓶颈，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的崛起和强大，要求科技创新必须由引进吸收消化吸收再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变，实现自立自强。此外，依靠创新突破产业瓶颈，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的主要路径，也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当前，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提升，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和自立自强。
一个国家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需具备坚实的基础研究、强大的战略科技力量、高水平的企业创新能力、高质量的创新人才队伍、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开放的创新体系。坚实的基础研究是提升科技实力的基础，直接决定是否能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技术自由，保证产业链的稳定和安全，同时，也可引领世界科技创新方向，抢占科技话语权。强大的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强国竞争的关键，高水平的实验室、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坚力量。高水平的企业创新能力有力保障科技自立自强落地，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直接参与者，更是推动者，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可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高质量的创新人才队伍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依靠，科技强国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可有效配置创新资源，将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开放的创新体系可共享全球创新资源，增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3.强大国内市场
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为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是由众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超大市场容量能够推动劳动分工深化，进而促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成本降低以及产业竞争力提升。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大国经济的规模性体现在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和市场需求大等多个方面，规模经济能够促进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进而获得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市场空间极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人口、1.3亿多户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有条件、有能力以国内大规模、多元化的需求为基点，在满足规模庞大、多层次需求的过程中建设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那么，什么样的市场才能称之为“强大国内市场”呢？本文认为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1)王昌林、郭丽岩：《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远之策》，《经济日报》，2021年8月16日。：一是市场体量规模大，成长性好。这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基础。不仅要求市场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吸纳某些产品或劳务的数量，也要求国内市场质量优良，交易成本低，具有流动性、有效性和较高透明度，形成强大持久的经济驱动力。二是市场体系完善，运行效率高。这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特点。集中表现在市场体系较为完备，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以及投资、消费内部比例关系结构合理，市场环境优化，公平竞争审查、反垄断执法等相关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可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三是市场供需适配，可持续性强。这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有效供给不断提升，满足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同时，需求也不断升级，形成对供给强大的牵引。通过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促进，使得市场能够持续升级。四是市场高度开放，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强。这是强大的国内市场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只有具备高度开放性，才能使国内需求市场可以充分吸纳、利用各种资源来壮大和发展自己，也才能使其融入国际需求和市场体系中，显示其强大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产品和服务成为国内市场供给的重要补充，共同助力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
4.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必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时代，经济大循环必然包含在全球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内需和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是指国内生产和国际生产、内需和外需、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等协调发展，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关系。应该看到，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国内国际循环二者缺一不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发挥了比较优势，助推了国内市场化改革开启和国内市场的形成，促成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奇迹，但也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今后，一是要在继续提升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带动作用的同时，着力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大循环梗阻，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循环内生动力，通过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更好地促进国际循环。二是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地促进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的局面。
图2 新发展格局分析框架
(一)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和“堵点”，经济循环效率有待提升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当前，无论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社会再生产过程看，还是从城乡循环、区域循环、要素循环等中观、微观角度看，国内大循环还存在不少“卡点”和“堵点”，亟需予以疏通。
从生产环节来看，产能利用率是衡量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5%，比2019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2021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7.5%，比上年上升了3.0个百分点，为近年来最高水平，化纤、石油加工、通用设备、电气机械等行业产能利用率均达80%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8%，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6.8天，比上年减少0.9天。
从分配环节来看，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是分配方面制约国内循环的主要堵点。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2021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4，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若考虑财富因素，收入差距会更大，财产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在持续增加。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水平不高。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绝对数量已经超过4亿人，占全球比重超过30%，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不足。一是占比不高，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占比普遍超过60%，比我国高出30个百分点。二是水平不高。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年人均收入2.5万元属于中等收入群体，25万元也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而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中，处于标准线下限的中等收入居民更多一点，仍有约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足1000元，约9.6亿人每个月收入不足2000元。
从流通环节来看，我国交通体系结构功能仍不完善，存在科技含量低、组织化程度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融合不够，冷链物流和冷冻仓储设施严重缺乏，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航空运输能力不足、境外物流网络欠缺，物流成本仍然较高，物流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衔接不畅，增加多式联运实现困难；
“铁公水”管理体制不同，运单、载距差别无法互认，关检规则不同，增加了多式联运的制度成本。目前，我国海铁联运的比例不足2%，严重低于国际大港30%～40%的水平。2021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4.6%，明显高于西方国家8%的平均水平。
从消费来看，我国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出现供需错配，导致我国高端消费需求外流，自2014年起境外消费规模一直超过1万亿元，内需向外转移，弱化了国内供求两侧相互促进、互为引领的高效循环。
从融资渠道来看，我国直接融资占比偏低，目前仅有15%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60%，我国与成熟金融市场水平差距较大，不仅低于美国(80%)这样的市场主导型国家，也低于德国(69.2%)、日本(74.4%)等传统银行主导型国家，以及人均收入远低于我国的印度(66.7%)和印度尼西亚(66.3%)等国家。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较高、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以中长期贷款利率为例，我国5年期贷款利率为4.9%，远高于日本(1.25%)、英国(0.5%)的水平，是美国的2倍多(见表1)。
表1 主要国家中长期贷款利率比较 (单位：%)
从城乡循环来看，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破除，城乡分割分治局面仍未打破，在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尚有诸多痛点与堵点。农村闲置土地有待盘活和再利用，吸引资本下乡的特殊支持政策不足，农产品进城面临“最后一公里”堵点，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社保、医保、教育等城乡保障差距巨大。严格的户籍制度无形中增加了城乡之间的流通和融入难度，城乡居民消费占比差距拉大。
从区域循环来看，区域经济在东西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南北差距不断拉大，四大板块之间、城市群之间、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之间、陆海之间的协调联动有待增强。地方保护主义的隐形壁垒，无疑仍是制约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梗阻。例如，地方政府利用市场监管、税务、环保等各种行政手段保护本地企业的“软封锁”“软阻隔”，使得企业无法最大化享受国内大市场的规模红利，降低了企业创新的动力。一些研究甚至表明中国省际贸易成本接近于欧盟国家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成本。
从数据开放来看，目前，我国数据等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或缺乏，要素产权不清晰，市场化交易机制不健全，导致海量的数据都在“沉睡”，数字孤岛现象较为突出，数据共享困难重重，难以满足国内大循环的需要。
从技术转移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专利实施率仅为10%，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8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差距很大。
从人才流动来看，我国每年新增高技术人才绿卡数量不超过1万人，而美国每年新增高技术移民超过100万人，美国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全球高端人才进入是其强大和竞争力提升的根本原因。
从贷款可获得性来看，根据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获得信贷便利度”排名较为靠后，为第80位，与我国第31位的总体排名不相称，企业普遍反映应收账款增多且回款困难，融资信贷趋紧，“还旧借新到位难、增量授信落实难、贷款条件满足难、融资产品对接难”，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缺口扩大。
(二)向自主创新模式转换加快，但“卡脖子”瓶颈突出，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任重道远
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这其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关键，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是重要标志，提升产业链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重要矿产和资源安全水平是重要保障。总体而言，我国向自主创新模式转换加快，基础研究和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重要矿产和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但离高水平自立自强仍有不小的差距。
一是各项研发支出投入增加，向自主创新模式转换加快，但与科技强国差距仍然较大。据世界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全球创新指数在全球排名第12位，相较2020年排名上升2位。但是，我国研发强度弱于大多数发达国家。2000-2018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虽然由0.89%上升到2.14%，增长了一倍多，但是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2000年已经达到2.63%，2018年，小幅增长至2.83%，虽然与20世纪60年代大致相同，但研发强度仍在我国之上。
二是我国科技创新主体研发活跃，但缺少引领性创新型企业和关键领域的全球顶尖人才。一方面，缺少引领性创新型企业。据欧盟发布的《2020版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研发投入TOP 2500家企业中，我国以536家排名第二，研发投入占比达13.14%，仅次于美国、欧盟。但是，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创新型企业较少。2022年全球创新企业排行榜显示，在100强企业中，我国大陆地区仅有5家，低于日本(35家)、美国(18家)，德国(9家)、法国(8家)。自2018年，我国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逐渐下降，与美国差距不断拉大，据CB Insights、胡润研究院两家追踪全球独角兽机构发布数据，2021年美国新增独角兽数量分别高出我国135家、180家。
另一方面，缺少关键领域顶尖人才。在人工智能领域，2020年6月，据Macro Polo智库发布数据，59%的世界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在美国工作，而中国只有11%，位列全球第二。在美国工作的世界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中有27%来自中国。中国成为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人员最大的输出国，在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中，有29%在中国获得学士学位，美国的仅为20%；
在中国接受人工智能本科教育的毕业生，有34%留在国内，约56%前往美国继续深造，留美深造的人工智能博士毕业生仅10%选择回中国工作，88%的毕业生选择留在美国工作(2)数据来源：《The globle AI Talent Tracker》，https://macropolo.org/digital-projects/the-global-ai-talent-tracker/。。关键领域世界顶级人才的流失难以支撑我国成为科技强国。
三是关键核心技术自给率较低，关键产业链安全不容忽视。长期以来，我国因核心技术缺失，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在35种“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中，我国在航空发动机短舱、真空蒸镀机、适航标准等7种技术领域仍处于空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关键核心技术，不仅对我国高技术企业，如华为、大疆等进行一系列封锁或打压，也减少了对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2019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了13.4%，2020年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同比进一步下降9.3%，2020年相较2018年下降了21.4%。在关键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上，呈现出“终端市占率高、中间品和基础品市占率低”的非均衡格局。据日经新闻2020年“主要商品和服务份额调查”等数据显示，在下游众多关键产品领域我国已占据全球超过15%以上的份额。譬如光伏组件市占率超过70%，锂电池市场占有率达到60%，智能手机占据全球46%的份额，个人电脑、监控摄像机、家用空调和洗衣机等家电类均占全球份额的30%以上。然而在对全球经济活动非常重要的基础设备、材料、元器件、软件等上游，我国普遍全球市场占有率不及15%。如高压柱塞泵、光刻机、真空蒸镀机等设备占全球市场的比例不足1%，航空钢材、质子交换膜等材料仅占全球的1%，激光雷达、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等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1%，而EDA设计软件仅占全球的0.8%、操作系统仅占全球的0.1%，软件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可控度较低。
四是缺少制定并被世界采用的技术标准。我国主导制定的ISO/IEC国际标准比五年前增加了297个，增长了192%，国际标准化贡献率跃居全球第五。近五年，我国智能制造标准参考模型输出到ISO、IEC，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中医药局等部门推动一批通信、电网、船舶、中医药领域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文化部推动手机动漫标准成为我国文化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在冶金、材料、建筑等领域新提交国际标准提案161项，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数量超过新增数量的50%。但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主导制定国际标准比例仍然偏低。我国提交ISO、IEC并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占比仅为1.58%，这一占比远低于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标准走出去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三)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建设，“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
强大国内市场的基础在“大”，关键在“强”，不仅要有庞大的市场规模，而且要有良好的成长性，更重要的是拥有较强的控制力。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内需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较高，市场成长潜力巨大，但人均水平仍然偏低，服务消费水平有待提升，重要商品的定价权和话语权缺失，“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消费远低于主要经济体。2012-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6万亿元增长到44.1万亿元，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经济增长逐渐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国内大循环的动能明显增强。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球的比重来看，我国占比为22.7%，较美国低0.8个百分点。但从人均水平来看，2020年我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255美元，而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均超过1万美元。2020年，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50.1%，低于新加坡(72.9%)、美国(67%)、英国(55.9%)。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仍将持续，服务消费占比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与同等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偏低。2019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万元，日本、意大利、英国均超过20万元，美国、卢森堡均在30万元以上。从人均GDP来看，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显著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西班牙(19.3万元)、韩国(17.6万元)、波兰(15.5万元)、土耳其(15.2万元)、俄罗斯联邦(13.2万元)和墨西哥(11.9万元)。
真正有影响力、具有行业引领价值的展会并不在中国举办。目前，国际展会基本上被欧、美、日、韩等细分市场的龙头企业所引领。我国在制造流程上具有巨大的规模性优势，但在许多行业并没有核心技术优势，例如，照明、五金、美容都是市场规模达万亿元以上的巨大产业，我国在每个领域的规模优势都非常明显，但真正有影响力、具有行业引领价值的展会，并不在中国举办。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这些重要的展会被取消或推迟，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走势的判断。在趋势判断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在投资方面就会变得非常谨慎和迟疑。
我国是大多数大宗商品的重要消费国和最大进口国，但我国对大宗商品缺乏国际定价权。我国是铁矿石、石油、钢材、大豆、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自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和成品油近1.2万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又于2012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在世界定价体系中，我国却处于弱势地位，是国际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受国际价格波动影响很大。我国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大宗商品时，经常是高价买入，买入后价格随之下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铁矿石为例，我国铁矿石进口全球第一， 由于没有定价权，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铁矿石进口价格从不到30美元/吨上涨到230美元/吨，使得我国钢铁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四)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升，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待提升
本文从供需两侧构建分析框架，并进行相关测算，发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消费品进口对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下降。消费品的进口额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负增长转至2019年的增长率接近20%，但同期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整体有所放缓。考虑到2020年之后疫情对国内消费的抑制作用一直存在，预计短期内该指标可能进一步下降。这表明国内消费和消费品进口之间的相互促进机制并不顺畅，进口国际消费品拉动的国内商品和服务消费是不足的，这一指标有提升的空间。
二是单位出口获取的国内收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近年来，我国单位出口增加值呈现明显增长态势，但美国同期单位出口增加值也呈现上升态势，且增长幅度甚至超过我国。与欧盟、日本相比，我国单位出口增加值同样存在明显差距。尤其在技术含量高的机械、电子、IT等行业，我国单位出口增加值和美国、欧盟、日本的差距更大。如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通信设备和电气机械制造业，美国对华单位出口所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基本上在0.85～0.9之间，而在这两个行业我国对美国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仅为0.5左右，虽然与金融危机之前的0.35左右相比有明显上升，但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明显。
三是外商投资对国内投资效益的拉动作用不强。从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中，外资企业仍然对于本土企业效益具有较强的正向拉动作用，两者整体呈现同方向变动趋势。但是，这种拉动系数大多数年份均低于1，说明外资企业利润增幅要大于本土企业的利润增幅，也说明了这一技术溢出效应仍然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2019年出现了外资企业利润率上升、本土企业利润率下降的情况，虽然这可能与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行业结构差异有关，但也说明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效益促进作用有下行趋势。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从主要经济体看，美国、日本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使用本币推动对外贸易和双向资本流动，能够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2017年以来，人民币跨境收付额呈现明显扩大态势，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的信心增强的表现，也是国内循环体系对国际循环带动作用增强的表现。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国际支付功能不断增强。不过，与主要储备货币相比，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大空间。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堵点”
当前，重点领域改革滞后是导致国内大循环出现堵点、卡点的根本原因。为此，迫切需要通过深化五大领域改革，打通堵点和卡点。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卡脖子”难题，维护产业链安全，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效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为扩大内需夯实物质基础；
三是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降低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成本，强化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畅通城乡区域循环；
四是深化供需两侧改革，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健全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持体系，以需求结构调整引领产业升级，促进供需匹配协同发展。五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畅通实体经济与金融循环，增强经济活力。
更要调整不合理的重大比例关系。一是积极推进共同富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二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鼓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调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三是扩大紧缺新兴领域招生规模，强化制造业就业的激励和保障，更大力度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就业，缓解人才供给结构性矛盾，优化劳动力供求关系。四是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等，推动形成由创新型企业主导的企业结构，顺畅由优质企业来配置要素、打通堵点的市场化机制。
(二)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努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一是着力增强关键共性技术突破能力。以破解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面临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工艺设备等受制于人、存在明显断链风险等问题为主要目标，突出有限目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落实实施“揭榜挂帅”“赛马”的组织模式，加大联合攻关力度，制定明确路线图，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面向基因组学、量子计算、类脑科学等世界前沿相关领域进行前瞻布局，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实行税收优惠，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完善重大技术创新平台支撑，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围绕创新基础研究、转化应用研究、市场化公共服务等不同环节的短板，加快建设面向芯片、生物创新药、疫苗和检测试剂等领域发展急需的国家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
二是着力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培育壮大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确保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大力度支持企业夯实核心技术实力，推动形成由创新型企业主导的企业结构。实施“创新型企业百强工程”，培育壮大一批研发能力强、产品技术含量高、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支持大型企业牵头，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组建创新共同体。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研仪器设备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政府采购政策对创新产品的支持。鼓励建立企业主导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平台。针对部分科技龙头企业受到国际围剿和封锁的苗头，加大国内市场、技术、人才和上下游企业支持，加快供应链国产化替代和多元化供应。支持企业参与和主导国际重大技术标准制订工作，打造创新生态圈。鼓励企业吸引和利用国际科研人才和资源。
三是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系统。着力打造对创新要素有较强吸引力、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协同、公民科学素养较高、全社会创新文化浓厚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研究制定进一步吸引国际技术、人才、资金的政策措施，打造全球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产业化和创新高地。切实放开对内对外市场准入，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高水平示范区，推动新产品新服务应用推广，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快惠及广大人民。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逐步提升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接受程度，消除潜在的社会问题和安全风险。
(三)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国内消费双向发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加快提高居民收入。一是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劳动参与度和收入水平为突破口实施“提低”战略。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和提供中低技术密集型、平台型就业岗位，大幅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劳动参与度，切实提升居民收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着力增加农业农村就业岗位，让农村适龄就业人口就地就业创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职工休假娱乐等保障制度，改善低收入阶层工作条件。二是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为主要抓手促进“扩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培育量大面广的创新创业型企业群体，形成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创富群体。大力发展文化创意、研发设计、软件服务、金融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改革个人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最高边际税率和相应级次税率，促进知识阶层规模壮大。
提振国内消费。一是优化消费发展环境。加强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推动5G、物联网优先覆盖核心商圈、重点园区、现代物流体系，为新型消费发展夯实供给和流通基础。扩大和完善公共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如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等公众健身场所，提升对社区的覆盖能力，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文体娱消费需求。二是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在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健身等社会服务领域实现精准促消费及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降低个体经营者线上创业成本，支持微商电商、直播带货等自主就业、分时就业形式，鼓励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享、满足社会服务需求的创新平台的合理有序发展。三是解决民生“后顾之忧”促消费。顺应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趋势，加大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领域的投资力度。聚焦居民关注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四是吸引海外消费回流。逐步稳定降低商品税率，调整优化部分消费税品目征收环节，不断缩小国内外产品价差。提升国产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加快自主品牌建设，实施国家品牌计划，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品牌，对内满足不断升级的品质消费需求，培育和引导“国潮”消费。
(四)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扩大高质量进口更好联通国内国际市场。其一，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稳步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支持医药、日用消费品以及康复、养老护理等设备进口，扩大汽车平行进口试点范围。以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为引领，培育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一批示范商圈，增强对国际国内品牌产品的吸引力，打造优质进口消费品集散枢纽，吸引境外消费回流。畅通进口商品流通渠道，支持境内流通企业整合进口和境内流通业务，鼓励进口商品直销，推进大型电商平台企业扩大进口商品销售专区。其二，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口。适时修订《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对国内急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进口实施零关税。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进口信贷支持力度。大力支持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企业开展进口设备融资租赁业务。
二是扩大高水平出口增强国际供给能力。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力提升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对制造和出口的服务能力，巩固和提升技术、品牌、质量、服务等出口竞争新优势。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推动相关产业向价值链高增值环节攀升。增强轨道交通、工程机械、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电力、船舶等装备制造出口的综合竞争优势，推动相关产业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典型。稳步扩大人工智能、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产品出口，带动相关新兴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增强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大力推动发展全域旅游、工程总承包等新业态，巩固提升旅游、建筑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探索建设中医药、数字服务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打造特色服务贸易产业群。
三是大力推进制度型开放。健全商务人员临时入境、短期工作和居留许可制度，视各行业情况适当延长居留周期，完善相关人士在华可享受的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促进数据自由安全有序流动统筹数据隐私保护、公共安全、开发利用，逐步形成既能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又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分类监管体系。积极参与数据安全、数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构建保护数据要素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探索适度延长版权保护年限，加强地理标志、商业秘密、药品、植物新品种等领域立法，完善大数据、人工智能、现场直播、跨境电商等新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相关规则与CPTPP条款全面相容。全面推动行业规则、标准和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探索提升境外个人专家、境外企业代表特别是外资企业代表参与甚至主导制定中国强制性标准制度，通过试点工作逐步放开国家标准编制约束，让中国标准体现全球经济利益。以产品标准、技术标准为重点，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中国标准，积极推动构建中国标准示范基地。加强和港澳乃至欧美发达国家标准的互认工作，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大对发达经济体相关标准的引进力度。对行业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的差异进行分类化管理，重点针对客观上造成内外资企业、本土服务和境外服务存在差异化待遇，形成事实上的准入壁垒，且和国家安全并无明显关系的行业规则差异，尽可能修改相关规则，消除准入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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