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琼茹
(黎明职业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地方高校作为服务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之一,要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精准对接区域乡村振兴需求,打破固有传统组织模式,创新实现路径,提升服务效能，特别是扩大人才服务的功能。本文在厘清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内涵需求的基础上，以泉州5所典型地方中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样态为基础进行实证调研分析，从运筹学角度对组建联盟可行性效应进行简单统计分析，用蚁群优化算法提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组织模式的最优分析，并提出优化路径。
本文对泉州5所典型地方中高职院校(黎明职业大学、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服务模式、主体、逻辑、路径与举措、成效与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分析(见表1)。
从调查结果可知，这5所学校侧重点相似，乡村振兴服务模式主要有六大类，其中共同采用的模式有“人力供给”“派遣陪伴”“多元共治”这3种模式。参与主体多元，主要包括职业院校、政府、行业、企业、乡镇等。逻辑关系主要有职业院校讲习所乡镇、职业院校多元合作体乡镇、职业院校乡村这三种。重点举措包括成立“乡村振兴学院”及出台乡村振兴行动方案，主要提供“送教上门、送考上门、技能留人”服务，以师生、资源等派遣陪伴形式，组建服务团队，探索多方交流共建共进，激活“横纵联动”,从建机制、助产业、育人才、美村居、树新风等多维度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从服务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分析，黎明职业大学及时凝练总结服务经验，多篇服务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发表于学习强国等主流媒体以上。泉州职大按照“统筹现有资源先行导入、开发课程做强培训和活动、创新创业助力产业侧”分阶段任务来推动围头镇乡村复兴,从围头开始,逐步扎根于晋江,以期建立可复制的管理模式、可推广的典型经验[1]。泉州医高专依托“三位一体”社会服务体系，共建超声从业人员技术技能培训中心和乡村医生培训分中心，开展高端超声医师技术技能培训及乡村医生规范培训，巩固泉州市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络建设成果，建立有利于服务乡村医疗培训的灵活学习制度，加强终身学习服务。泉州幼师重点是承接乡村小学校长、教师培训，助力校长和教师发展，提升乡村校长的办学治校能力和教师高质量教学能力，缩短与城市办学层次距离,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还开展城乡学校少年宫社会化扶助活动，通过“帮建周”活动项目辅导、志愿服务、辅导师资培训和活动联办等形式，健全完善城乡学校少年宫常态化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学校少年宫实现“以读养德、以技促能、以乐促智”目标。
总之，这5所院校主动发挥社会服务职能，立足自身办学特色，开展高校支持乡村振兴的七大行动赋能乡村振兴，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成果供给和人才支撑，以产业振兴带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筑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凸显精准扶贫的服务职能[2]。
表1 泉州5所典型地方中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六大模式特征
整合具有丰富资源的院校，组建服务能力更强的高校乡村振兴联盟，促进联合体内各个地方院校在科学研究、创新突破、成果联合转化、人才提质、环境建设提优、脱贫攻坚助力、国际合作提升等乡村振兴七大行动领域展开深度协作，联合促进“做专、做特、做优”，以产业振兴带动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共同挖掘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现本文从运筹学角度对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可行性效应进行简单分析。
例如，挑选高校1和高校2在多项指标上进行联合共建，服务乡村振兴。这些指标经过多种模式进行整合配置，其中针对单个指标运行所产生的成效必须趋向最佳。因为院校联合服务的宗旨是将联盟协同效应增值最大化，此时模型1用以下公式表示:
MaxF(x(β)，β)
(1)
s.t∑βi≤g(i=1,2,3….n)
(2)
K(β)≥0
(3)
MaxFi(xi) (i=1,2,3….n)
(4)
s.tK(Xi)≤βi(i=1,2,3….n)
(5)
hi(xi)≥0 (i=1,2,3….n)
(6)
其中F指院校盟约宗旨函数，xi指第i个盟约院校成员的状态，βi指联合体第i个盟约院校成员的资源量，fi指第i个盟约院校成员的宗旨函数，g指联盟吸取所有盟约院校的总资源量，式(2)是盟约总资源约束，式(5)是第i个盟约院校成员能吸取的资源约束，式(3)、式(6)均是大于等于零的约束。
模型1凸显多方两层决定的策略问题，若盟约院校成员之间未开展合作共建时，彼此关系可定义为纳什(Nash)均衡策略，又简称为非合作博弈状态。任何盟约院校成员在此策略组合下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其他盟约院校成员策略不变)都不会提高自身的收益。所以，泉州地方院校为了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水平就要进行联盟，这种盟约合作模式可归纳为:
(一)“结果共享型”联盟
泉州多所地方院校遵循自身办学特色与资源结构积极采取持久校校共建，可以重新整合优化院校丰富资源运用的最大化和办学效益的最佳化，该共建模式即是“结果共享型”联盟。假设院校1与院校2采用“结果共享型”联盟模式，则建立模型2:
MaxF(f1(x1),f2(x2))
(7)
s.tK1(x1)+K2(x2)≤β1+β2
(8)
h1(x1)≥0
(9)
h2(x2)≥0
(10)
(二)“任务共享型”联盟
泉州多所地方中高职院校为服务乡村振兴进行“短期”合作模式可称为“任务共享型”联盟。比如院校1和院校2采用“任务共享型”战略联盟，则建立模型3:
MaxF(x(β)，β)
(11)
s.t∑βi≤g(i=1,2,3….n)
(12)
K(β)≥0
(13)
Maxf1(x1)+f2(x2)
(14)
s.tK1(x1)+K2(x2)≤β1+β2
(15)
h1(x1)≥0
(16)
h2(x2)≥0
(17)
通过运筹学的线性规划来求证可得：
(18)
从式(14)可知，多所地方中高职院校进行合作也符合这种推算，多所院校采用“结果共享型”战略联盟或“任务共享型”战略联盟共建联盟都必然符合：
(19)
因此，高校乡村振兴联盟所激发的提升效应必然超过各个高校独自服务所激发的成效单一累积总和。通过公式推导可得，在服务乡村振兴背景下，泉州多所院校共同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有助于掘引院校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强化院校服务职能，提升办学水平。目前“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已经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
“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是社会帮扶资源与乡村振兴有效对接的重要平台。在参考全国院校组建乡村振兴联盟较为典型的多个案例基础上，遵循泉州乡镇区域布局和地方院校办学特色，给出了如何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最优战略伙伴选择方案，优化联盟机制建设，推进“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完全从理论层次向实践落地蜕变。
(一)最优合作伙伴选择问题
乡村振兴院校盟友的挑选涵盖多个要素的繁琐筛选过程，要考虑乡村振兴关于人才技术等要素支撑不足、重点领域融合发展不足等亟需解决的困境。以下仅选择较为有影响力的资源要素作为类别指标。“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主要院校成员的组合过程一般分为过筛和最佳组合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属于定性分析阶段，后一个阶段属于定量分析阶段。一般经过定性分析过滤筛选以后，仍然有许多优秀的待选盟约院校，怎样快速择优？高校一般按综合、理工、医学等分类，现以泉州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黎明职业大学牵头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为例，该校需从不同分类院校中挑选一个或者若干个盟友，现通过协同进化算法“蚁群优化算法”建设最优盟友数学模型，快速解决院校盟友的筛选问题。
(二)最优联盟数学建模
黎明职业大学(用字母A表示)要牵头组建最优的“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构建最优盟友数学模型步骤:
归类: 把泉州地方院校盟约对象根据院校类型归类，第j个类型中的第i个盟约院校对象可以表示为Kij，且i=1,2,3,…,I，j=1,2,3,…,J。
多目标筛选重组函数: 确保盟约院校对象的合理性，筛选重组务必依照定值准则作为选择参考要素。略去组建联盟的不可控风险等影响要素，可把目标函数缩小到以下3个。
目标函数1：运行成本
最优的“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总的运行成本G最小，涵盖所选择的院校自身内在成本和院校盟友间的联结成本，运行成本函数则列为:MinG=Min(Gin+Glink)
目标函数2：互补性
要有效构建乡村振兴院校联盟，牵头院校与有意向加入盟约院校的优势互补H值越高越好，其MaxH=Hij，Hij表示第j个类型的第i个院校和牵头院校A的优势互补值。
目标函数3：平等性
牵头院校与有意向加入盟约院校的整体办学水平要近似于平等。J=Max(Jij)，Jij表示第j个类型的第i个院校和牵头院校A的整体办学水平平等值，J值越高说明越平等。
问题的表示与建立：设高校A牵头组建联盟成员如下: {A，B，C，D，E},初始进程时信息素矩阵γ是一个很小的γ0值。位置 (i，j)上的γij指盟友院校i和院校类别j联系的信息素浓度。ηij(t)是启发因子，dij是ij之间的距离。J定值为l(标记选中)或O(未选中)，信息素矩阵大小为5×2。
表1 高校初始信息素浓度
参数设置m=5,α=1,β=1,ρ=0.5 (表示信息素保留系数),Q=100,γij(0)=2
当运行一周期后，各路径上的信息素为：
γij(t+n)=(1-ρ)*γij(t)+Δγij
其中：Q为正常数。开始时，γij(0)=C，通过实验得出高校联盟合作最优化信息素浓度(表2)。
表2 高校联盟合作最优化信息素浓度
利用蚁群算法得出的表2实验数据结果表明，聚焦乡村振兴联盟宗旨与目标，高校A牵头与不同院校联盟，联盟的实际运行效果不一致，联盟院校的筛选其实相当于分离重组整合优化问题，但部分盟约成员伙伴未实现期望中的“翻番效应”，合作效益可持续性需要再三考量。所以，考虑联盟作为非正式组织所具备的特征，本文将探索构建基于契约法律、沟通协调机制、激励等优化机制，稳固与撑持“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服务乡村振兴的持久合作共赢关系，缩减盟约风险与消耗成本，通过资源整合提质增效，实现联盟合作绩效双赢、互惠与互利。
通过服务乡村振兴现实样态与基于蚁群优化算法的组织模式可行性与最优分析可知，对于泉州地方院校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而言，联盟的绩效呈现“滞后性”问题，加上具有服务型联盟、科技转化联盟、学习型联盟、动态联盟等多种战略联盟特点，大大增加了该院校联盟的经营管理难度。因此，乡村振兴联盟院校成员的经营管理比联盟模式的设计更为重要。本文从联盟关系管理、运行与协同机制、激励管理等角度出发，提出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的优化路径。
(一)“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组织关系管理
巩固联盟关系需要通过强化联盟院校之间的交流和协调，推进院校间关系资本的构建、维稳与增效，大大提高联盟绩效。联盟组建机制重点涵盖硬性、软性两种机制。硬性机制涉及较为公正的利益分拨、整体与个人利益的相应统一、联盟内部完整性信息的有效沟通，根据高校的特点，可以采用契约型伙伴关系管理和关系型专用性资产管理两种，契约协议是维持与保护联盟院校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而引进盟约专用资金可以保障院校之间的“合作承诺行动”，确保联盟院校合作的持久性与稳固性，促使组织关系管理更加健全规范。
“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仅凭硬性机制不能实现合作的宗旨目标，还需要贯穿柔性机制的协同作用。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的成功既需要“硬管理”，如运作、财务、人事等职能方面的管理，也需要“软管理”即关系资本的培育和发展[3]。联盟院校决策根基在于讯息的获取，这对于联盟院校服务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1.设计有效的联盟冲突协调机制，制约院校成员超出契约之外的行为。由于联盟院校成员都有独立办学特色，盟约之间的关系相处中难免存在冲突与摩擦，有些冲突处理对于联盟关系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4]。所以，可以先对“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进行预想冲突监测与评估，建立动态监控模型，由牵头组建联盟的盟主负责协调和冲突仲裁，使有效的联盟冲突协调机制在这些院校关系资本管理过程中影响力凸显，
2.设计健全盟约院校间的沟通渠道，定制预期目标值，权衡、评价院校联盟的实施绩效。建立以共同实施乡村人才培养的多院校盟约综合共享中心服务站，通过该服务站，不定期组织盟约院校开展乡村振兴内外部报告会、论坛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共同商讨乡村振兴规划等相关制度建设，瞄准该服务站运行过程中突发棘手问题靶向发力精准施策，让乡村振兴服务职能落地保障更优质。建立联盟应急预案与反馈机制，加强沟通协调的反馈作用，助力盟约院校共同定制预期目标值，权衡、评价院校联盟的实施绩效。比如，黎明职业大学主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在龙岩南江村等挂牌“乡村振兴服务站”，加强乡镇部门与学校之间互动往来，多次开展交流座谈会等乡村振兴调研活动，派驻专业团队开展一系列的实地调研和技术服务，鼓励科特派与服务对象结成共同体，发挥办学资源优势，建立专项对接机制，组建项目专班，加强服务保障和政策支撑，在技能培训、旅游开发、文化服务、美丽乡村规划、社会实践与志愿者服务等方面深化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内涵，推动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二)“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组织运行与协同机制
盟约内部治理是“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正常运作的内在要素。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是一个组织，其运行不畅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治理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包括内、外部机制。内部运行机制涵盖联盟成员间的契约订立、有效沟通及彼此信任关系的制度等。契约是联盟成员在加入联盟时详细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文件，有效沟通机制是联盟运行的重要内容，联盟成员间需要良好的沟通，彼此充分信任，才能使联盟整体执行力提升。外部运行机制重点涵盖信誉机制与协作机制。信誉机制是当盟约院校为避免采取不当举措导致自身信誉受损，最终选择按盟约制度踏实行事；
协作机制是政府在参与联盟管理过程中对投机者行使的监督与惩罚权利。区块链技术的自动合约能力，能够对签订合作契约的成员启动监督和自动履约功能。在运行机制健全的条件下，区块链技术能够识别乡村振兴高校联盟过程中的“投机者”行为，并对联盟成员的“投机行为”作出降档降级、甚至解除合约等反应，制度化治理更公平有力。
协同是乡村振兴高校联盟融合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包括资源与信息共享、教育与教学共管、人才协同共育等多层含义。相对而言，联盟在资源共享部分做得较好，也最容易实现协同，而共管与共育是目前乡村振兴联盟比较薄弱的环节。只有深刻意识到乡村振兴现实意义，联盟成员才会加大资源、人才、技术的投入。结合区块链技术对等透明的特征，构建完善的协同治理机制，促使各种资源的投入快速转换为产出，并能有效记录，最终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三)“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组织激励管理
激励管理具有多种多样的激励内容和形式，包含正、反面激励，目的是激发潜能，提高联盟运作效率。瞄准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遵循盟员院校实地需要，建立“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激励机制，制定相宜的奖惩分明管理激励制度，用科学的评估标准和考核体系来最大限度激发盟约院校多措并举路径，促进盟约院校间优质服务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实现盟约组织利益与院校个体利益协同提升，以达到更高效率约束盟约个体的目标行动[4]。该激励机制设计的实质是政府和高校通过理性化的制度来规范高校的行为，调动其积极性，以达到对高校联盟组织有序和有效管理[5]。根据“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宗旨与院校办学特色，联盟激励机制可大致归为两个方面：
1.政策激励扶持
该激励的主体为政府部门，客体为盟约院校。例如，福建政府部门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对“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给予政策激励扶持，出台相应红利政策，定向委托培养等方式扩大面向农村招生规模，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资助体系激励政策，通过课题拨款、立项优先等激励政策开展乡村振兴品牌课题合作研究项目，建立发展乡村振兴盟约基金理事会等，多政策扶持，促进联盟院校服务乡村促经济发展。比如，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泉州市财政局共同发布相关通知，实施“迎新春 稳岗留工送培训”专项行动，“两节”期间城乡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各项培训补贴均提高至原标准的两倍，对已办班结束并申请补贴的，可按规定补发相应补贴，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
2.联盟体内院校自身激励
该激励的主体为联盟本身，客体为盟约院校。“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内部各院校均有各自的核心资源与服务能力，盟约院校根据服务乡村内在需要互通资源，互为激励的主、客体。另外盟约院校内部教职员工也是激励的客体。盟约院校可通过共同修订联盟内部横、纵向科研课题管理办法来激励教职工主动参与乡村振兴合作研究，通过搭建盟约院校师生合作平台实现双向定期派遣专业技术人员交流、服务信息资源互通，制定协调一致的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相关人才激励政策的互通与管理制度。比如，黎明职业大学聚焦服务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采用全量化360°绩效考核机制，从体制机制完善、乡村项目带动引领、服务团队配齐建强、组织条件保障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教师考核体系。
组建“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追求的是共享、共建、共发展，凸显1+l>2的效果。设计有效的联盟冲突协调机制和健全各个盟员高校间的沟通渠道，增强联盟绩效，构建内、外部运行机制与共管、共育协同机制，从政府政策扶持、联盟体内院校自身激励等激励管理来优化“泉州乡村振兴高校联盟”路径，可提升高校服务乡村振兴七大行动的内涵建设，筑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凸显精准扶贫的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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