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明代；
沿海卫所；
倭尾船；
造船技术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3.013
明朝的航海技術发展迅速，已有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封越健、宋烜、席龙飞、何锋等学者的出色研究。1然而，当洪武初年“倭寇”渡海来袭时，明朝官军所乘海舟速度却远远不及，以至于水师将领廖永忠有“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之叹。2本文从新发现的日本藏公文纸印本的纸背文书入手，结合《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分析明初“倭寇”横行东亚海域背后的技术原因及其影响。
首先介绍本文核心史料。明代初年，政府公文超过保存年限被废弃后，未写字的一面偶尔会被用来印刷书籍，遂将公文内容以纸背文书的特殊形式保存下来。静嘉堂文库藏《汉书》残本4册8卷，便是一部宋刊明初公文纸印本。此书原藏湖州陆氏皕宋楼，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陆树藩售于岩崎氏静嘉堂。1973年，竺沙雅章从中抄出8件洪武三年（1370）处州府“小黄册”，加以初步研究，但未深究其余文书。3 2019年，笔者赴东京展开调查，统计出静嘉堂藏《汉书》共有纸背、纸面文书320件，均为洪武初年浙江行省公牍，包括户籍文书226件，温州卫、温州府、台州卫文书94件。本文将根据其中1件温州卫文书、1件台州卫文书展开讨论。
一、明初泉州“倭尾船”与台州“倭船”
静嘉堂藏《汉书》纸背文书中的11件内容前后连贯，可连缀复原为洪武五年（1372）温州府“声息”事，其内容是温州府某县逐月记载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讯息，以及沿海卫所的防御策略。“声息”文书的开头，即卷九十五页二七纸背文书如下：
一宗声息。
洪武五年
二月
二十五日，承奉本府帖文，该：据下村巡检司申，该：奉省府札付，为声息事。据泉州卫申，据……十四日夜五更，有潮州倭尾船一十余只驾使……余人登岸抢掠，杀死盐户吕思贤等一十……施行。得此，并承准温州卫牒文，为上事。承……昼夜用心，于紧关去处隄（提）备。奉此，移牒……请瑞安县依上隄（提）备，申府照验。
三月
初九日，承奉本府帖文，该：承准浙江等处提刑按察司温台分司牒文，为上事……洲、中界山巡检司，关乐清、瑞安县隄（提）备施行。
二十八日，承奉本府帖文上事。奉此，行移各处，依上会捕施行。
四月
由于公文纸印刷书籍时遭到裁剪，原文书内容残缺，录文时根据年月日重新分段，残缺部分以省略号标识。该文书主体以黑笔书写，部分以红笔书写，黑、红笔迹相同，似出于同一人之手。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洪武十一年（1378）温州府共设巡检司10处：馆头、中界山、北监、小鹿、蒲岐、梅头、下村、小渔野、江口、仙口。1文书第四段可见“下村巡检司”，第六段可见“中界山巡检司”，由此判断，文书中的“本府”即温州府。
洪武初年，温州府下辖4县：平阳、永嘉、瑞安、乐清。文书第四段可见“请瑞安县依上隄备”，第六段可见“关乐清、瑞安县隄（提）备施行”。“关”起源于宋代，属于平行文书，用于同一长官而分别置局治事的官司之间相互关照。2由此推知，“声息”文书的编写单位不是乐清县或瑞安县，而是永嘉县或平阳县。“声息”文书的最后一件，即静嘉堂藏《汉书》卷九十六上页七纸背文书全文如下：“洪武五年九月□日知县潘□奉县丞赵世……”据嘉靖《永嘉县志》记载，洪武十一年之前，永嘉县知县名潘泰，县丞名赵世杰。3由此确定，“声息”文书为洪武初年温州府永嘉县文书。
文书内容分3部分：二月二十五日声息事、三月初九日声息事、三月二十八日声息事。第一部分记载，洪武五年二月十四日晚上五更，泉州卫发现十余只“倭尾船”忽然从潮州行驶而来，停靠在泉州海岸，海贼登岸，杀死当地盐户吕思贤等人，劫掠而去。泉州卫立即将这一情报告知“省府”，即浙江行省首府杭州府。杭州府得到消息后，发札付至温州府。二月二十五日，温州府发帖文至永嘉县，提醒该县加强防备。永嘉县收到温州府帖文不久，又收到温州卫牒文，内容也是关于“倭尾船”。最后永嘉县发牒文至瑞安县，提醒后者注意防备，并将已提醒瑞安县之事申温州府照验。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重申第一部分中需要“隄（提）备施行”的内容，可见当时“倭尾船”出没不定，来去迅速，令东南沿海官兵高度紧张。岩井茂树总结明代的上行文书曰申文，平行文书曰牒文，下行文书曰札付，其起始、终端语皆有定例。1温州府“声息”文书所见公文类型及首尾用语，与此大体相符。
然而，文书中“倭尾船”一词颇为费解，顾名思义，应是一种船尾形制特殊、迥异于中国本土的日本式海舟。“倭尾船”很可能不是其正式名称，而是洪武五年前后福建、浙江沿海卫所官兵对这种日本造或日本形制远洋船的习惯性称谓。
与此同时，洪武六年（1373）台州卫官兵也缴获“倭船”，静嘉堂藏《汉书》卷九十五页一九纸背文书记载：
二十六日，承奉右千户所帖文，催促前事。仰督并台州府攒完贡具，伺候调用，仍将用过物料数目，攒造文册缴申，拘收完头……奉此，当日立案，行下总旗黄福及关百户孟福昭信，依上施行。
八月
初九日，承奉右千户所帖文前事。仰依上催促，台州府攒完贡具调用，仍将用过物料数目，攒造文册缴申，拘收完头、木楂……当日立案，行下总旗黄福及关百户孟福昭信，依上施行。
十二日，准百户孟昭信关，为前事。坐到倭船合用木楂，自行差军砍办，承奉拘收完头、木楂之先，为无见在石灰，以此将锯下……军人石灰应用及同炊爨饭食，俱已销用，别无余数。所据实……台州府棕缆未完，以致忱悮开报。准此，当日立案，申本府照验。
十六日，承奉右千户所帖文，为军船金鼓事。仰依上催促施行。奉此，行据总旗黄福呈，移准百户孟昭信关除于台州府关……据，金一面并旗号、棕缆等项未完，不曾关领。当日立案，开申本所照验。
九月
初八日，承奉右千户所帖文，为成造船只事。仰催督台州府攒完棕缆等项发来，仍将用过物料、實销数目，造册缴申施行……福呈，移准百户孟昭信关，据船上贡具除节次收领外，缘棕缆、旗号……销数目，难以开报。准此，当日立案，开申本所照验。
二十三日，承奉右千户所帖文，为前事。仰依上攒，并台州府星夜造完棕缆等项，仍将用过物料花销，备细数目，攒造文册，缴申……
此文书内容是台州卫报告建造军船事。台州卫在打造新军船的同时，还监督催促台州府措办旗号、棕缆、金鼓等军船所需物料与贡具。由第四段可见，台州卫原本准备从缴获的“倭船”上砍下可用的木楂、完头等船体零部件，用于打造新军船，但台州卫部分军人擅自将木楂、完头等一部分用来烧石灰，另一部分用于生火做饭。当洪武六年八月十二日台州卫右千户所百户孟福发现这一情况时，木楂、完头均已消耗殆尽。鉴于台州卫官兵已缴获部分“倭船”，并将其进行拆解，可知他们应当对其构造具备相当程度的了解。
温州府文书所见泉州卫报告的“倭尾船”，应即是台州卫文书所见“倭船”。洪武初年，这种船在广东、福建、浙江海域频繁出现，其特点是船尾设计特殊，船速极快，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军船或民船，但传世文献中未见洪武年间“倭尾船”形制的具体描述。下节将目光移向域外文献，从朝鲜方面的史料加以推测。
二、朝鲜王朝史料所见“倭船”
田中健夫指出，明初“倭寇”之乱先在朝鲜半岛爆发，其成员既有来自日本对马岛、壹岐岛、肥前松浦地方的“三岛倭寇”，又有“禾尺”“才人”等朝鲜（高丽）人。2当他们合流南下侵扰中国沿海时，理论上既可能乘坐朝鲜造海舟，又可能乘坐日本造海舟。
朝鲜太宗七年即明永乐五年（1407）三月，对马岛守护宗贞茂派遣使者平道全向朝鲜进献土物，归还被掳至日本的朝鲜人。借这一机会，宗贞茂向朝鲜太宗请求赐予茂陵岛，“欲率其众落徙居”。但朝鲜太宗认为，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还可能留给日本方面朝鲜招纳叛人的口实，予以拒绝。1不过，同年七月朝鲜太宗任命对马岛使者平道全为员外司宰少监，赐予银带。2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朝鲜很可能试图通过平道全这一渠道，获取日本方面的军事情报与造船技术。
15世纪初期，朝鲜太宗与对马岛守护宗贞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证据是朝鲜太宗十二年即明永乐十年（1412），宗贞茂献书朝鲜太宗，书中写道：“倭船八十余艘，欲于朝鲜安釜岛等处淹留田猎，仍向中国。”3对船队南下侵扰中国的意图直言不讳，而朝鲜方面竟不顾中国方面安危，默许“倭船”在其境内修整。但正因为日本船队停靠在朝鲜境内，朝鲜政府很可能获得了近距离观摩并仿造“倭船”的机会。翌年，柳思讷将朝鲜兵船与平道全所造“倭船”在汉江上展开竞速，结果“顺流而下，则兵船不及倭船三十步或四十步。逆流，则几百步矣”。4此次竞速充分暴露朝鲜军船与“倭船”在速度方面的巨大差距，尤其在逆流航行的情况下，朝鲜军船落后“倭船”甚远，在实战中根本无法追击。考虑到朝鲜造船舶在行驶速度方面落后日本式海舟很多，“三岛倭寇”与“禾尺”“才人”等朝鲜（高丽）人合流后，乘坐朝鲜式海舟南下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明朝官兵也不太可能称朝鲜式海舟为“倭尾船”或“倭船”。
朝鲜与日本之间的短暂和平，几年后旋即被日方打破。朝鲜太宗十五年即明永乐十三年（1415），倭船23艘寇济州，焚毁庐舍，大肆掳掠居民及财物。朝鲜太宗派遣济州人宋全，带领大兵船3艘，携带火?、兵器前往支援。5翌年，兵曹判书朴信启曰：“闻倭奴大修战舰，欲寇中国，若粮食不足，则所过沿海，潜掠可畏。请于诸岛，聚兵船以待变。”6朝鲜太宗采纳这一建议，下令在各个岛屿布置兵船，严阵以待。经过多次实战，朝鲜军队逐渐对“倭船”的构造有了更深入了解，朝鲜世宗元年即明永乐十六年（1418），投化倭皮古、沙古等上言：“今观兵船体制，一船只着一尾，故一遇风浪，辄至倾覆。倭船则于平时悬一尾，遇风浪，则又于两房各悬一尾，故无倾覆之患。乞依倭船例作尾。”7世宗从之。
“投化倭”又称“投化倭人”，指居住在朝鲜半岛南面的富山浦等地，由朝鲜政府赐予土地、财产或官职，从事海上贸易、对日外交等工作的日本人。由皮古、沙古等“投化倭人”的描述来看，“倭船”有三尾，海面平静时只用一尾，全速前进；
若海上风浪增强，则在左、右两旁各挂出一尾，以避免船体倾覆。这种三尾“倭船”兼顾速度与稳定性，还可根据海上情况灵活切换模式，适合远洋航行。同时期朝鲜水军船仅有一尾，一旦遇到风浪便容易倾覆，行驶速度又慢，在海上追击战中处于绝对劣势。于是，经朝鲜世宗批准，朝鲜水军开始仿造这种“倭船”。
但从朝鲜开始仿造“倭船”到最后投入使用，耗时既久，费用又高，故始终不乏争议。朝鲜世宗二十七年即明正统十年（1445），仿造“倭船”取得初步进展：“初，命投化倭藤九郎造船于麻浦，仿倭船体。及成，会诸津船于杨花渡，以新造船为敌船，缚草为人，列于船中，乱发诸火砲射之，为相战状，命议政府六曹往观之。”8议政府及“六曹”官员，一同出席观摩有仿造“倭船”参与的射击演习，足见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然而，此后“倭船”的推广似不太顺利，朝鲜成宗四年即明成化九年（1473）：
领事申叔舟启曰：“今闻传教，以倭人秦盛幸之言，仿倭船体制造兵船，试其可用。昔在世宗朝，授倭人藤九郎护军职，监造兵船，功费倍蓰，而板薄易破，竟未施行。世祖朝遣柳子光于三浦，令倭船匠造船，亦未究而罢。臣观倭船，板甚薄，多用铁钉，本狭而腹阔，两端尖锐，故轻快便于往来。然动摇，则钉穴浸阔而水漏，易致腐败。本国兵船，体虽重大，然木钉湿而益固，故坚致牢实，可用十年。且兵法据高者胜，我国兵船比倭船高三分之一，故利于战。曩臣奉使日本时，猝遇贼船，即为战备，举帆而行，不过数里，贼船皆不及。是我国兵船，疾行之验也。”上曰：“功用虽倍，经久可用，则为之可也，如有弊而无益，则奚庸为？但人之工拙各异，安知盛幸之非巧于九郎乎？”叔舟启曰：“盛幸亦非船匠，但云问三浦倭人而造之耳。”1
通过申叔舟的描述可知，朝鲜世宗年间“投化倭”藤九郎仿造的“倭船”虽可用于朝鲜军方的射击演习，但质量不甚坚固，船板易破，无法应用于实战。此后，朝鲜世祖又派遣柳子光，在与日本对马岛隔海相望的三浦，即釜山浦、荠浦、盐浦地区招募日本船匠造“倭船”，仍不得要领。从成宗“如有弊而无益，则奚庸为”的回复来看，由于整体质量堪忧，仿造“倭船”没能在朝鲜水军中大范围推广。
在引文中，申叔舟还透露了“倭船”形制的诸多细节：用较薄的船板打造船身，用铁钉连接船板，船头、船尾形状尖锐，船身狭而船腹阔，高度较低。由于上述特殊设计，“倭船”的重量较轻，承受阻力小，海上行驶速度快，但其最大弊端是使用年限短，很容易因海水浸入而腐坏。申叔舟还夸耀朝鲜兵船高大，用木钉连接船板，入海后木钉遇水膨胀，船体愈发坚致牢实，可用10年。此话固然不一定可信，但由此反推，“倭船”使用年限当少于此数。从世宗朝到成宗朝，朝鲜水军仿造“倭船”始终不成功，既是因为所托“投化倭”并非专业造船工匠，技术能力有限，最终画虎类犬，同时也是因为“倭船”以灵巧轻便见长，却随用随坏，更适合“倭寇”随造随用、出其不意的主动攻击，若用于被动防御，不利于发挥其优势，反而要承担较高的维护费用。
综上，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倭船”即“倭尾船”，其船板较薄，用铁钉连接起流线型船身，左右各配一尾，速度与稳定性倶佳，但使用年限较短。15世纪，朝鲜先后委托平道全、藤九郎、秦盛幸等日本人仿造“倭船”，但質量堪忧，再加上攻守异势等原因，最终未在朝鲜水军中大范围推广。
三、“尾”与中国古代海舟稳定装置
“倭尾船”的船尾形状尖锐，当海上风浪增强时，船舱左右另外挂出一尾，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当时中国沿海军船与三尾倭船的形制，又有什么区别？《船政》《南船记》《船政新书》《龙江船厂记》《缮部纪略》《工部厂库须知》《漕船志》等明代造船相关典籍成书于嘉靖以后，2无助于解答上述问题。本节将根据其他船舶史史料，推测“尾”的基本原理。
海上航行容易遇到风浪颠簸，为保证航运安全，宋代开始在海船上加装稳定装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宋代使臣出使朝鲜前，从福建、两浙监司雇募客舟。这种客舟的体积较大，形制与河运船舶有所不同：
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轮，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矴石，石两傍夹以二木钩。船未入洋，近山抛泊，则放矴箸水底，如维缆之属，舟乃不行。若风涛紧急，则加游矴，其用如大矴，而在其两旁。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唯入洋则用之。又于舟腹两旁，缚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之法，水不得过橐，以为轻重之度。3
“矴石”又写作“碇石”，是用石头加重过的船锚，普通的船锚则写作“椗”或“船”等。1为方便收碇石，宋代客舟会在船首安装车轮，车轮上缠绕藤索，利用轮滑装置将其沉入或拉出海底。至明朝中期，普通民用海船基本配备碇石。如成化二十三年（1487）朝鲜文臣崔溥返乡时船只遭遇风暴，弘治元年（1488）正月十六日漂流至浙江台州府临海界，他在外海岛屿见到浙江渔民“围包臣船，列立下矴，臣船亦依岸而泊”。2此处“下矴”即放下碇石。
宋代客舟出海之后，一旦遇到大风浪，还会在船舱两旁各悬游碇一块，风浪停止便收起。“柂”即船桨，客舟配大小各一对“正柂”，视水深情况使用。“?”即甲板室，其后还有两把船桨插入水中，与“正柂”合称“三副柂”，客舟驶入大洋后再启用。宋代客舟还在舟腹两旁悬挂用竹子捆绑制成的“橐”，以抗拒风浪。换言之，宋朝政府为保护朝廷官员的人身安全，为客舟配备双重稳定装置：游碇整体沉入水中，但不像碇石那样接触海底；
橐部分接触水面，保持半沉半浮的状态。碇石、船锚属于海舟制动装置，每艘船只需配备一个；
游碇、橐属于海舟稳定装置，每艘船需要配备两个。由于携带不便，宋代以后的海舟很少同时配备游碇与橐，通常仅取其一。游碇、橐在之后的演变过程中，各自演化出不同的形态与名称。
据明崇祯年间初刊的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明代的船分为运河所用漕舫、航海所用海舟、江河所用杂舟3类。明末福建、广东地区的海舟，继续沿用宋代橐的技术原理，将其改造为更廉价易得的海上稳定装置。《天工开物》载：“凡外国海舶，制度大同小异。闽、广（闽由海澄开洋，广由香山嶴）洋船截竹两破排栅，树于两傍以抵浪。登、莱制度又不然。倭国海舶，两傍列橹手，栏板抵水，人在其中运力。朝鲜制度又不然。”3
“排柵”是将福建、广东地区随处可见的竹子捆绑在一起，一破为二，树于船只两旁，以抵御风浪。不过，浮竹在水中会产生巨大阻力，当行进至风平浪静的海面时，排柵必定会拖慢海舟的行进速度。而山东沿海船只的形制与福建、广东不同，惜乎宋应星未做进一步说明。明末日本海舟则在船舱两旁列橹手，又以栏板抵入水中，似已非明初“倭船”形制。
总之，宋代的橐、明代的排柵的共同优势是就地取材、成本低廉，共同弊端则是体积庞大、收放不便。清代海舟则走上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对宋代的游碇技术进行改良。
李约瑟很早注意到，清代有一种“形同大竹篮”的游碇技术，在海上遇到风暴天气时使用。4清代人将这种“形同大竹篮”的游碇称为“太平篮”。郑光祖《一斑录》记载，道光三年（1823）有商船在海上遭遇飓风，凭借“倒拖太平篮”免于沉没：“海舟遇逆风，例收帆，倒拖太平篮。”5咸丰二年（1852）的增修本进一步解释：“凡海舟遇逆风，例必备大竹筐，包于大铁猫上沉水，长缆拖之。虽不著海底，而舟赖以缓。”6又贺长龄《江苏海运全案》记载：“太平篮：以竹为之，中实以石，船行海洋或有风波，则以篮寄于水中，俾舟无荡。”7通过该书插图，可清楚地看到“太平篮”是往大竹篮里放入石头制成。每艘海舟必须配备至少两个太平篮，遇到风浪放于船舱两侧，犹如“倭尾船”两旁各挂一尾，才能达到稳定船身的效果。
综上，宋朝官员出使高丽时，为保证航行安全，其所乘坐的客舟同时配备游碇与橐。这是中国古代海舟稳定装置的最早记载。明代的排柵与橐相似，清代的太平篮则从游碇演变而来。上述海舟稳定装置的基本原理，与14、15世纪出没于朝鲜半岛至中国东南沿海“倭尾船”或“倭船”两旁各挂一尾相同：利用三角平衡原理，为海舟增加两个海上支点，增强其在风浪中的稳定性。
四、结语
静嘉堂藏《汉书》纸背文书中，温州府文书所见“倭尾船”、台州卫文书所见“倭船”即《朝鲜王朝实录》所见“倭船”。这种日本式海舟船板较薄，船体呈流线型，船头与船尾形状尖锐，船舱左右各配备一尾，海面平静时收起，风浪增强时抛向海中。尾是一种海舟稳定装置，其基本功能与宋代的游碇和橐、明代的排柵、清代的太平篮相似，即利用三角稳定原理防止船只倾覆。由于外观醒目，洪武初年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卫所官兵一眼可将“倭尾船”或“倭船”辨认。萧启庆指出，在古代战争中，水军是一种机动军种，用于攻击，最为有效，其功能与骑兵相似。1而明初“倭尾船”或“倭船”行驶速度快，正是藉助这种远洋船，“倭寇”得以横行东亚海域，侵扰范围北起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广东，造成沿线海防形势的持续紧张。
自古以来，东亚各国就相互吸收借鉴船舶建造技术，展开海上竞争。蒙古时代结束后，东亚海域凭借政治上的朝贡圈、经济上的贸易圈以及文化上的知识圈，重新叠加成一个纵横交错而又互相联系的历史世界。2除了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外，“倭寇”作为东亚海域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境界人”，3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也在客观上加强了各国的人员与技术交流。15世纪，朝鲜王朝在认识到“倭船”速度快、稳定性高的特点后，试图通过“投化倭”来仿造“倭船”，但最终因为攻守异势、仿造质量、使用年限等原因，放弃在水军中大范围推广。另一方面，尽管没有证据显示明朝的海舟受“倭船”形制影响，但海防需要倒逼着明朝不断改进造船技术，则是毋庸置疑的。
[作者尹敏志（1989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23年4月3日]
（责任编辑：孙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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