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洋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ESG 是关于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责任投资一脉相承，是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延伸。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企业追求传统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如何促进企业将环境、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纳入企业战略决策中，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随着ESG 概念的普及，投资者越来越重视企业在ESG 方面的表现。大量学者从公司特征和治理特征方面考察ESG 绩效的影响因素。在公司特征方面，主要从公司规模、所有权属性、财务绩效以及偿债能力的角度考察各类因素对ESG 绩效的影响[1，2]。在治理特征方面，主要从股权性质、管理者、CEO性别和管理层党派等角度考虑各类因素对ESG绩效的影响[3，4]。还有学者以外部环境视角，从环境保护法、监管机构、机构投资者和数字技术等方面考察其对ESG绩效的影响[5—7]。
上述文献为理解企业内部特征因素与ESG 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鲜有文献讨论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绩效的影响，关于媒体关注对其调节作用的研究更是缺乏。鉴于此，本文以A 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绩效的影响及作用途径。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中国新发展格局下，根据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现实数据扩展了对ESG 绩效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继续完善ESG 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扩展了内部控制的研究领域。有别于公司治理、高管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本文立足内部监督这一视角，研究企业ESG 绩效的影响因素，肯定了内部控制的积极作用。第三，在探讨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绩效影响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媒体关注这一外部监管因素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讨论了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的替代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不同行业属性和不同企业规模情况下的异质性，对深入了解内外部监管对ESG绩效的作用有积极意义。
（一）文献回顾
1.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研究
过去对内部控制的研究大多基于会计信息单一维度展开。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产生诸多正向溢出效应，目前学者主要围绕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作用展开研究，比如内控能降低财务重述，提高会计稳健性等[8]。也有诸多学者研究了内部控制对盈余持续性[9]、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10]、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11]。近年来，对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是关于研发补贴[12]、经营业绩[13]、预算执行[14]、融资[15]、提升企业价值[16]等。上述研究均证实内部控制对企业存在不可忽略的影响。
2.ESG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企业ESG 表现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ESG 表现的经济后果方面，包括对企业盈利性[17]、财务绩效[18]、企业价值[19]、融资成本[20]、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21]、资金流动性[22]、审计费用[23]的影响。然而，上述文献更多的是探讨企业提升ESG 表现所产生的直接后果，而对驱动企业积极提升ESG 表现的影响因素则讨论较少。目前，仅有少量文献研究了党组织治理[24]、企业环境[25]、制度压力[26]、地方政府债务[27]、管理者能力[3]等因素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二）假设检验
1.内部控制与ESG绩效
ESG 倡导企业注重环境友好、社会责任以及公司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关文献证明了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内部控制是现代企业内部监督、内部治理、内部优化的机制，肩负着保障企业健康运营、促进企业战略可持续推进的重要职责。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可能对企业ESG 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具体的影响机理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内部控制可以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提高企业在ESG 方面的投入。企业实施ESG 投入的行为旨在分流大量的生产资源，这意味着生产效率存在降低的风险[28]。此外，环保方面的投入虽然会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但可能在短期之内无法为企业带来实质性收入。因此，企业管理层在面临投资决策的时候，可能难以做到从企业长远利益的角度对投资项目进行战略性评估，会将提升企业ESG 表现的相关投资划入到短期的盈利性项目之中，从而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当企业具有良好的内部控制的时候，上述代理问题可得到有效抑制。内部控制执行系统包括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内部监督等子系统，有效执行内部控制流程可以将有效内部信息与项目信息有机结合，从而将项目要素准确、及时地向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汇报，这有利于缓解企业因信息与沟通机制缺位而产生的决策困难。
其次，内部控制有助于规范经营流程，保障企业合法合规运行，降低公司的环保风险和法律风险。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管理层为避免监管处罚和因诉讼风险而引起的股价下跌等负面效应，更容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加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会计信息质量[29]。杨兴龙等[30]以葛兰素史克贿赂案件为例，证明良好的内部控制会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而较差的企业价值观会成为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手段。此外，在传统内部控制的基础上，企业重视员工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但可以缓解其内部冲突，而且实施全员参与、全流程覆盖、全流程融合还可以建立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内部控制的良性互动机制[31]，从而通过各个环节的监督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和公司治理能力。因此，企业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行为，可以有效地将环保风险和法律风险抑制在较低水平。
最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企业决策的道德观，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化。控制环境作为内部控制五大要素之一，涵盖了对诚信和道德价值观的要求，有助于企业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文化体系，提升治理水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为企业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道德感、责任心和长期价值导向，使企业在合法合规、有道德制约的监督架构下运营。因此，积极履行内部控制行为可以对外传递积极的信号，塑造企业良好的形象，获得利益相关者和投资机构的认可和信任，进一步畅通内外部信息沟通环境，增强外部监督功能，最终为企业强化履行社会责任打下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较好的内部控制对ESG 评分有正向影响，内部控制水平越高，ESG评分越高。
2.媒体关注与ESG绩效
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不但依赖于内部的管理，还依靠外部的监督。媒体可以有效架起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传递的桥梁。
媒体报道和关注拓宽了投资者和上市企业管理层的沟通渠道，积极影响着投资者了解企业信息的深度和广度，并显著提升了信息的透明度[32]。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报道还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及时地了解上市企业的资讯，起到信息治理的作用[33]。《OECD公司治理原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导》等明确指出要强化企业内外部监督制衡，切实保障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相关理论和文献表明，信息透明度在公司治理和监督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34]。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媒体关注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环境的改善能提高市场监管的效能，降低企业的违法意愿[35]，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而媒体的负面报道会显著降低企业估值，并增加企业潜在的信贷风险[36]。
媒体报道和关注提升了投资者和企业管理层的沟通效率。媒体作为企业与投资者信息沟通的重要媒介，扮演着旁观者和事件推进者的角色。媒体在事件初始阶段只是观察和对事件信息进行收集，当媒体判定事件具有潜在社会影响力属性的时候，会扮演事件推进者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进而达到促使新闻发酵、引起公众关注和左右公众判断的结果，形成媒体治理效应。媒体的关注提高了企业强制披露规定以外自愿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弥补了企业定期公告的时滞性缺陷。从风险评估角度看，以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为例：一方面，媒体会对企业近期的投融资活动、行业热点情况以及研发布局活动进行连续性沟通，不但有助于企业向外界提供额外的经营资讯和管理层针对热点问题的战略思考，还有助于管理层更充分考虑外部信息要素，帮助管理层及时识别关键风险、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降低在决策时对经验和直觉的依赖性，从而降低经营风险。另一方面，媒体平台具有可追溯和真实属性，因此投资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事件发酵的历史脉络，了解并判断事件的重要性。同时，管理层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会更加审慎地回答投资者的疑惑，降低日后战略部署的非理性程度。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媒体关注对ESG 评价有着正向的影响，媒体关注程度越高，ESG评价越高。
3.媒体关注、内部控制与ESG绩效
媒体关注在影响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主要从信号传递和社会监督两个角度发挥作用。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可以共同发挥治理作用。一方面，由于媒体平台具有天然的传播属性且能发挥信号扩大作用[37]。媒体对企业信息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和立体化的报道能吸引投资者的关注，当媒体的关注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企业的声誉风险应对机制。企业迫于舆论压力，将调整自身内部控制环境，履行社会责任[38]。尤其是，当市场信息不确定程度较高的时候[39]，投资者和债权人会根据这些信息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其中就包括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和促进监管机构监督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另一方面，从信息和沟通的角度来看，一旦内部控制存在较大的漏洞或质量问题，媒体关注度的提升更容易向外界传递企业存在经营风险和潜在诉讼等不利信号，可以更好地督促管理层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提升社会承担能力。
但从经验证据上看，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分别从企业外部和内部治理两个角度发挥着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提高会计质量以及监督的重要功能。不同的治理机制发挥着不同的治理作用，两种效应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种非线性关系，即不同机制之间可能存在替代关系。一方面，从信号传递视角出发，媒体关注是投资者快速了解企业动态的重要渠道。当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同时企业由于内部控制缺位而违法违规问题凸显的时候，媒体宣传报道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就会促使其行为纠偏，从而起到替代作用。此外，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对外信号传递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具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企业可以向市场传递更多可靠的信息从而缓解市场对前期存在重大报错风险的企业的刻板印象[40]。而媒体关注更偏向企业表面信息的报道[41]，因此媒体过度关注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理性分析，从而加剧信息传递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从监督机制功能出发，内部控制作为一种长期、持续和有效监督的主体，一旦内部控制存在较大漏洞或存在质量问题，会向外界传递企业存在经营风险和潜在诉讼等不利信号。管理层为避免受到声誉风险和监管约束，会努力改善其内部控制，以提高社会责任承担。媒体关注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更多体现在对市场正式制度起到补充作用[42]。当内部监督机制持续发挥作用时，企业外部监督的作用相对就会减少。同时，媒体关注作为特殊“法律外制度”和“信息中介”的监督效应，在降低信息风险、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缓解内部代理问题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具有相似的治理职能和监督效用，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可能存在彼此削弱的作用，所以更可能呈现出替代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内部控制质量越弱，媒体关注对ESG 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即媒体关注和内部控制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和处理：（1）剔除所有当年被标记含有ST 的公司样本；
（2）剔除金融保险业的公司样本；
（3）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此外，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前后1%的缩尾处理。内部控制质量数据来源于迪博（DIB）数据库，其他样本数据均来源于万得（Wind）数据库。
1.被解释变量：ESG 绩效，为保证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的权威性，本文采用华证指数的ESG综合评分来衡量。
2.解释变量：内部控制（IC），选取迪博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进行处理后来衡量。IC 指数的数值越大，表明上市企业内部控制越完善。
3.调节变量：媒体关注（New_r），以企业被关注数占同行业企业被关注总数的比值来衡量。New_r的数值越大，表明上市企业在同行业中被媒体关注得越多。媒体关注的数据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经新闻数据库（Financial News Databas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CFND）。CFND 采用人工智能算法，采集、整理和分析上市公司财经新闻大数据，并使用计算机领域成熟的文本情感判断方法对文章负面语气识别进行判定。本文数据来源涵盖400多家网络媒体和600多家报纸刊物。
4.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加入了主要反映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业务复杂程度和企业规模等。
本文使用的所有变量见表1。
（二）模型设计
为检验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绩效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ESGi,t+1表示企业i在第t+1期的ESG 绩效；
ICi,t表示企业i 在t 年的内部控制强度；
New_r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媒体关注程度；
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此外，Co、Year、Ind分别为企业个体、年份和行业变量，加入这些变量是为了排除企业自身特征和经济周期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εi,t为残差项。
模型（1）用来检验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绩效的影响。模型（2）用来检验媒体关注对企业ESG 绩效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媒体关注变量New_ri,t以及内部控制和媒体关注的交乘项ICi,t×New_ri,t，考察在不同的媒体关注程度下，内部控制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可以看出，沪深两市A 股上市企业ESG 绩效均值为72.839，最大值为84.180，最小值为55.440。均值小于中位数，说明少数ESG 表现较差的企业拉低了整体水平。内部控制IC 均值为6.215，最大值为8.481，最小值为0.000，表明样本企业内部质量整体较好，但不同企业之间的内部控制差距较大。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模型中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不超过0.3，只有个别系数在0.3 到0.5 之间，说明本文的3 个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3 Pearson相关性分析
（二）内部控制、媒体关注与ESG绩效的回归
为检验假设1，本文初步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4（1）列所示。IC的回归系数为0.630，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效促进了企业ESG 绩效的提升。验证了假设H1。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一系列的风险评估、目标管控、内部监督等流程，约束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明确了员工的职责，使得企业全员上下能够更敏锐地分辨潜在的项目风险和流程风险，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和治理水平。
表4 内部控制、媒体关注与企业ESG绩效的影响
为检验假设2，本文对媒体关注与企业ESG 绩效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2）列所示。New_r的回归系数为0.833，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媒体关注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ESG 绩效。验证了假设H2。较高的媒体关注成为重要的外部监管力量，使得管理层更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决策和言行，降低了企业的潜在违规风险，进而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
为检验假设3，本文对内部控制、媒体关注与企业ESG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3）列所示。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的交乘项IC×New_r 的系数为-0.491，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越弱，媒体关注对ESG 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在内部控制提升企业ESG 绩效的过程中，媒体关注起到了替代作用。验证了假设H3。可能的解释是，媒体关注作为法律外制度和监督主体，在企业内部控制较低的情况下，更容易发挥治理功能，并且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功能缺位，管理者可能出现战略执行效率较低和决策存在潜在风险的情形，外部媒体通过对管理层施压来发挥治理和监督的作用更加明显。
（三）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内部控制、媒体关注对企业ESG 绩效影响的异质性，本文根据企业的产权属性、行业竞争程度、所属行业及企业规模对样本进行了分组讨论。
1.企业产权属性分组
本文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企与非国企两组。如表5 所示，内部控制和媒体关注的替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国外经济总需求降低，国内民企在面对经济转型时，其自身的融资约束更加突出，因此对外部监管更加敏感。就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和媒体都受到不同层级政府的影响，国有企业和媒体天然直接的“血缘”关系会削弱媒体报道的中介信息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监管部门对国有企业监督和治理的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监督机制越来越完善，因此媒体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不显著。
表5 国企与非国企分组回归结果
2.行业竞争程度分组
本文在不同行业样本中，基于各个企业应收账款与存货之和除以总资产，将样本三等分为低、中、高竞争组。如表6 所示，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的交乘项在高竞争组的系数为-0.583，低竞争组的系数为-0.366，说明内部控制和媒体关注的提升更显著地提高了高竞争组的企业ESG 绩效。可能的解释是，在较高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容易触发管理层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媒体监督是约束企业管理层道德风险的有效替代因素。
表6 行业竞争程度分组回归结果
3.行业分组
本文基于企业所属行业，将样本划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两组。如表7 所示，内部控制与媒体关注的交乘项在制造业组的系数为-1.193，非制造业组的系数为-0.417，说明内部控制和媒体关注的提升更显著地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ESG 绩效。可能的解释是，制造业企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和环境规制压力，当有关制造业环境环保法制无法有效抑制企业环境违规问题时，媒体关注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衍生的替代纠错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监管的失灵。
表7 行业分组回归结果
4.企业规模分组
本文基于企业规模大小，将样本划分为小、中、高规模组。如表8 所示，媒体关注对大规模企业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可能的解释是，规模较大的企业，一方面更加注重声誉风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业务项目较多，内部信息沟通可能存在不顺畅的情况，因此在内部控制对企业治理效果较弱的情形下，媒体关注可以及时反映公司治理中的问题，并通过“聚光灯”效应放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经济后果，因此能更加凸显媒体关注作为外部治理的有效性。
表8 企业规模分组回归结果
（四）机制路径的识别检验
进一步地，对内部控制影响企业ESG 表现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递归方程，以更加清晰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其中，Insr表示中介变量，以机构持股比例来衡量。选取机构持股比例作为中介变量的原因在于，机构投资者更加注重上市企业的长期发展。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不但意味着企业各部门以及内部与外部关键部门的信息沟通较为顺畅，财务舞弊发生概率较低[43]，而且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有益于外部投资者更准确地了解企业的内部战略和走向，因此能吸引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机构投资者通过监督公司管理层及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来监督和约束管理层非理性行为，这有助于提升企业流程效率，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增强企业收益，为ESG实践投入提供保障。
表9（2）列显示，内部控制（IC）对机构持股（In-s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内部控制的提升对机构持股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降低代理问题和减少管理层风险决策行为，从而吸引外部投资者进行投资。表9（3）列显示，内部控制（IC）和机构持股（Insr）对ESG 绩效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促进了机构持股水平的上升，机构持股水平的上升又增强了企业对ESG 实践的投入，从而验证了内部控制—机构持股—ESG绩效的传导路径是成立的。
表9 内部控制与ESG绩效的机制识别：机构持股渠道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考虑到外资可能具备更多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的途径，因此剔除外资样本以缩小样本规模。二是考虑到托宾Q是资本市场通过价格信号向外界传递信号的途径，因此添加遗漏变量托宾Q（Tobin）至模型中。三是考虑到资本市场对不同行业在信号传递方面和风险偏好可能不同，因此将本文模型行业控制细化至证监会行业分类的三级分类。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10。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控制和媒体关注的变量符号及显著性与主回归结果一致，模型具有稳健性。
表10 稳健性检验
（六）工具变量法
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评级的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对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滞后自变量的方式进行内生性处理，滞后变量满足相关外生性条件。如表11所示，解释变量仍然显著且系数方向与主回归相同。这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结果无实质性变化。
表11 内生性处理回归
本文使用2011—2021 年我国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内部控制、媒体关注与企业ESG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内部控制的增强对企业ESG 绩效起到正向作用。第二，媒体关注水平的提升对企业ESG 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第三，媒体关注在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绩效提升的过程中起到了替代作用，且这种影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制造业以及大规模企业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第四，内部控制通过增强机构持股水平提升了企业的ESG 实践能力，进而显著增加了企业的ESG绩效。
本文研究具有以下政策意义：首先，内部控制对企业ESG 评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竞争水平以及不同媒体关注程度下具有异质性，应进一步细化ESG 评价标准，以激励企业重视ESG 实践。其次，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对风险更加敏感，这对上市企业回应舆论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利用科技手段，适时、恰当地提升媒体关注的监督功能，以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再次，应鼓励企业加大对ESG 的投入，改善ESG 相关信息披露的环境，降低投资者将ESG 数据转化为决策依据的难度。最后，应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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