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方法的绿色发展绩效评估研究

发布时间:2023-09-16 15:12:02 来源:网友投稿

谭娉婷 韩晓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发展必须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如何在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前提下,推动绿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海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时有发生。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寻求平衡,实现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海南省生态的评估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从区域出发,对海南省滨海自然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1];
有的学者对海南省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2]等等。但总体来看,关于绿色经济发展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大多采用熵值法[3]来开展研究,熵值法的不足在于指标权重受到较大的主观影响。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中的包络模型绩效评估,对海南省18个市县(三沙除外)开展绿色发展绩效评估,以期在建构一套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绩效评估体系的基础上,为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提供政策性参考。

一、文献评估

在国家“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下,绿色发展日益成为实务和理论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围绕如何促进高质量的绿色发展,人们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既有文献来看,绿色发展绩效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学科视角和评价方法选用两个方面。

从评价学科视角来看,国外学者更加注重差异化评估的研究[4],他们大多以公民为视角,评价指标的选取也主要是以公众价值为取向[5][6]。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立足中国国情,构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概念模型[7]。具体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领域,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视角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丁继[8]、樊胜岳[9]等人从公共价值视角,针对水环境治理开展绩效评价;
包存宽等人从比较的视角对生态文明的“水平、进步、差距”进行了系统的分析[10];
景杰从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三个视角建构了政府生态管理评价指标体系[11];
周易等人把公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12]。从评价学科视角来看,总体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不同学科视角的选用所得结果给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估体系提供了许多新思路。虽然既有文献或多或少地把经济因素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中,但其权重明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

从研究方法的选用看,学者们大多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等。聂莹、刘倩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绩效评价的指标权重[13],王爱国等人通过构造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判断矩阵来确定指标权重[14]。层次分析法主要是通过主观赋权,受主观影响较大,而熵值法则是通过明确信息的效用价值,即信息熵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田秀杰与符建华在构建生态主体功能区的评价模型中就选用了熵值法进行权重的确定[15]。虽然计算过程相比于前两者较为客观,但仍无法摆脱主观因素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为规避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的不足,本文采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是一种对多个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应用数学规划模型计算并比较决策单元之间的相对效率 [16]。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DEA方法有着显著的优势:一是DEA可评价生产关系复杂的决策单位效率;
二是具体权重由模型内定,不受主观意愿影响;
三是决策单元结果不受投入产出数据所选择单位的影响。

绿色发展绩效评估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不仅需要评估生态质量本身,还需要考虑到各方投入,尤其是经济发展因素对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影响。在资料与数据方面,本文以海南省18市县作为决策单元,系统收集绿色发展的相关资料。由于所需的数据涉及多个方面,且具有较复杂的生产关系,运用DEA方法可以评价生产关系复杂的决策单位效率,科学客观地设定各项指标权重,具体权重由模型内定。相比而言,DEA方法不受主观意愿影响,避免了权重的主观性,保证了权重设置的科学性。

综上,绿色发展绩效评估的指标不仅仅涉及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的诸多领域,而且所需的数据单位不一。从这个角度上看,运用DEA来进行评估,决策单元结果不会受到投入产出数据所选择单位的影响,不需要将单位进行统一,其结果也不会受数据所选择单位的影响,并且能够大大简化计算,减小评估难度。

三、指标体系

(一)指标数据的选取

本文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海南省18个市县政府门户网站2020年的统计年鉴,并参考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20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指标选取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政策相关性原则,即选取的指标与政策相关度越高越好,以便更好地反映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情况。文章的初步指标来自国家“1+6”生态文明建设文件中《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提到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共六大类,分别为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以及绿色生活,这是本文指標体系构建的基础。二是指标可比性原则,选取的指标尽可能覆盖大多数城市指标,使指标体系具备可复制性,能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三是数据可得性原则,即选取的指标应该具有完整的概念和明确的意义,相应数据容易获取。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于DEA方法需要明确输入与输出指标,使得输入最小化和输出最大化,换言之,输入指标数值越小越好,而输出指标数值越大越好,由此将初步获得的指标体系分为输入和输出部分。最后在遵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上建立层数为两层的指标体系(表1)。

一是输入指标部分。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筛选,将资源利用中的能源消费总量、单位GDP能源消耗、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
环境质量中的PM2.5浓度、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作为指标体系中的输入指标。

二是输出指标部分。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筛选,将环境治理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集中处理率,环境质量中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生态保护中森林覆盖率、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
增长质量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作为指标体系中的输出指标。

四、结果及分析

以海南省18市县为DMU(决策单元),利用DEA Frontier软件来计算DMU的效率得分。它的表达式是[17]:

θ-ε∑mi-1si-+∑nr-1sr+∑Ij=1xijλj+si-=θxik∑Ij=1yrjλj-sr+=yrk∑Ij=1λj=1λj,si-,sr+0,j=1,2,···,n

具体操作为:打开DEA Frontier软件,在加载项这一栏中选定DEA中Envelopment Model,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对海南省各地的效率值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海南省十八县市绩效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海口市、五指山市、定安县、临高县绩效水平为1.00000,说明这四个县市绩效水平相对最高;
三亚市、儋州市、澄迈县和保亭县效率值较为接近,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但东方市、琼海市、文昌市、昌江县、乐东县、陵水县的效率值低于其他城市,其中东方市政府绩效水平最低。

第二,生态文明绩效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三亚市、儋州市、琼海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高于五指山市以及临高县的,但从效率值来看,五指山市和临高县是要优于其他三市的。

第三,对于绩效水平较低的东方市、琼海市、文昌市、昌江县、乐东县、陵水县而言,其在投入上存在大量冗余,理应针对性提出对策。

五、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促进绿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正确处理生态文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好并不代表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对于经济发展良好的地区,不能因为自身具备优势,而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管理;
对于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应该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海南省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两极两翼”的发展格局,其中,“两极”是指海口市和三亚市,“两翼”是指儋州市和琼海市。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海南省是名列前茅的,但从分析结果可知,除海口之外,其余三市的效率值都低于1,绩效水平呈现不佳的状态。此外,对于绿色发展绩效的测量,不能仅仅考虑环境质量的优劣,更重要的是要把社会发展各方面纳入其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生态文明绩效考核—问责联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GL207)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丁冬静,李玫,廖宝文,但新球.海南省滨海自然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J].生态环境学报,2015,24(09):1471-1472.

[2]彭宗波,关学彬,蒋英.海南中部山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8,41(S1):366-367.

[3]钱耀军.海南省海岛型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一探[J].中国统计,2017(02):64-65.

[4]Sarache-Castro, W.A., Costa-Salas, Y.J.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under a green supply chain approach[J].DYNA,2015,82(189):210.

[5]Raja Zuraidah Raja Mohd Rasi, Amir Abdekhodaee, Romesh Nagarajah. "Stakeholders involvemen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activ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Linking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s in SMEs[J].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4,25(2):141.

[6]Trujillo-Gallego, M. and Sarache, W, An integral GSCM index for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manufacturing companies[J]. Bench mark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9,26(6):1950.

[7]包國宪,文宏,王学军.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管理学科体系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12(05):100.

[8]丁继,刘洋,樊胜岳.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洱海流域水环境治理项目绩效评价[J].水生态学杂志,2020,41(02):6.

[9]樊胜岳,王贺.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水环境治理项目绩效评价——以云南省杞麓湖流域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9,38(04):134.

[10]包存宽,汪涛,王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方法的构建及应用——基于“水平、进步、差距”的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9(06):175.

[11]景杰,杜运伟.政府生态管理绩效的多视角评价[J].中国行政管理,2015(10):50.

[12]周易,包存宽,黄文芳.苏州市近十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评估对比分析——从公民视角出发[J].生态经济,2020,36(07):211.

[13]聂莹,刘倩.公共价值视阈下生态建设政策的绩效评价——以青海乌兰县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8,26(02):41.

[14]王爱国,杨美艳,刘毅.我国生态文明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以山东省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2017(05):166.

[15]田秀杰,符建华.生态功能区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的实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33(03):88.

[16]公彦德.数据包络分析 让数据自己说话[M].李想(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4.

[17]管立杰,赵伟.基于DEA-Malmquist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效率评价[J].统计与决策,2020,36(04):172.

作  者:谭娉婷,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韩晓莉,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海南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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