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峰
摘 要：
“问题殖民”使中国非洲文学研究难以挣脱西方设定的研究视域和知识框架，沦为以非洲为“假想物”的西学翻版，难以独立开掘重要的研究议题，导致中国学人主体性的弱化。数百年来现代性观念的全球播散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化，造成了第三世界学人的理论终结意识，由此造成其非洲文学研究的去历史化倾向。西方知识左翼的后殖民理论有其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路径，对于非洲等第三世界的文本选择性也以此为依据。作为对策，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必须重视非洲本土的文学历史经验，即再历史化，并以第三世界作为新的参照系，把西方的非洲研究相对化，最终通过中国问题意识与非洲文学经验的对话而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形成我们检讨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和我们自身研究方法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
问题殖民;后殖民批评;主体性重建;去历史化;第三世界
中图分类号：
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3-0026-（09）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3.003
何谓“问题殖民”？2009年11月，秦晖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警惕‘问题殖民：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为题发表演讲。他以“大小政府”“交易成本”“中产阶级”等概念为例，说明某些西来的概念若不经转化就直接引入异质语境，其有效性是否依然成立，就很值得商榷。
就非洲文学研究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殖民批评就来势汹汹，成一时之潢潦，被学界奉作主导的理论和话语，当然在学界造成了某种“问题殖民”的风气，导致我们的研究只是以非洲为“假想物”的西学翻版，造成这一领域总体上既对西方学术界无关紧要，又在本国思想界凌空蹈虚。因此，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某种程度上是“没有非洲的非洲研究”，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著名思想史家沟口雄三先生也有过类似表述，他曾批评日本的中国研究是“没有中国的中国研究”。1 沟口此论所指乃是日本学界只关心中国古典时代的形而上观念史，漠视同时代的社会史。当然，我们的研究未必如沟口所论那样以中国内部的问题“消解”非洲，而往往表现为沟口所谓的“以世界为方法”，也就是以欧美学界的非洲研究为标准，所关注的对象与其说是非洲的非洲文学，毋宁说是欧美学界“过滤”和“消化”过的非洲文学。还需强调的是，这种“去非洲化”现象实质上同时伴随着“去历史化”，而“去历史化”与“问题殖民”（或曰“自我问题殖民”）彼此又构成了某种逻辑关联。
本文试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冷战后，第三世界学术界的“理论终结”意识如何造成了非洲文学研究的去历史化趋向？其次，分析西方后殖民批评的问题路径如何决定了其对非洲文学的选择偏好？如何对第三世界研究主体构成了“问题殖民”？最后，如何重建第三世界文学的主体性？需要说明的是，作为高度政治化的20世纪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第三世界”涵盖甚广，受笔者的知识面所限，本文涉及的材料大多来自非洲文学领域。此外，本文所论的“第三世界文学”具有两重含义，既指作为研究客体的第三世界文学，如作家、作品和文学史；
也指作为研究主体的第三世界研究者。
理论的“终结”与非洲文学研究的去历史化
我们首先要讨论西方理论与非洲文学的关系问题。这实在是过于重要的问题，不能说学界对此全无思考，尤其我们的文学理论界近年有关“强制阐释”的讨论，就体现了一些具有反思意识的学人具有的主体自觉。1 但是，此类有关西方（主要是美国）理论之弊的讨论所展开的方式和思路却值得商榷，从目前公开发表的文献看，学界对于“强制阐释”或者西方理论霸权的讨论不乏真知灼见。不足在于，论辩的思路依然未能跳脱西方理论与文学研究之间的思维辖制，其实际效果究竟是对西来理论霸权的抵抗，还是某种意义上的迎合和强化，本身就暧昧不明。相关讨论在学界实际产生的效應，恐怕多少有悖于立说者的初衷。原因在于，任何批判西方理论霸权的讨论，如果不能提出超越性的思路和策略，其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立论者也未必不是所谓理论霸权的分享者和受益者。一个学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非洲（无论作为研究的客体还是主体）的文学批评现状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进程中，以西方学术范式和问题意识为参照而形成的。不妨以2020年初国内引进后翻译出版的非洲文学批评史文集《非洲文学批评史稿》为例。该选集的第一部分“背景介绍”对不同语言的非洲文学的处理，就能看出编者和作者的轻重与厚薄，欧洲语言文学2 （下文简称“欧语文学”）所占篇幅相较本土语言是压倒性的。当然批评界（包括西方学者）并不否认非洲本土语言文学（下文简称“土语文学”）的存在，也有相关的研究问世，但就重要性和文学性以及相关文献的多寡而言，二者不可等量齐观。不过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从欧美学界的学术理路和问题意识来看，最能代表非洲文学的只能是欧语文学，土语文学很难“担此重任”。《非洲文学批评史稿》第二部分（“口头性，读写性及其交界面”）的导论中，虽然编者也承认非洲欧语文学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同时指出“口头文类——故事、谚语、史诗、咒语、颂词、特定场合的诗歌（葬礼、婚礼、授职仪式、成年礼等）和戏剧表演——已经以多种方式成为作家名副其实的资源库；
在他们的书面作品中，口头文类被借用和转化”。3 这就是该选本第二部分的问题意识和当下非洲文学“口头性”研究的主导思路，非洲内外的批评家皆视之为当然，鲜有质疑之声。这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就是非洲的口头传统（oral lore）对于欧语文学的滋养和影响。但是，若以非洲文学的主体性反观，欧语文学对非洲土语文学的形式、题材和叙事等方面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必然构成更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当然，这个反向的思路对于西方批评界即使不是无关紧要，也至少不足以构成重要的议题。在笔者看来，西方理论之积弊固然有“强制阐释”的一面，但根本而论，“强制阐释”的背后是第三世界学人主体性的孱弱，由此而来的最大弊端非“强制阐释”一说所能概括。最致命者，毋宁是文题中的“问题殖民”四字。
就第三世界的文学研究而论，“问题殖民”表现为第三世界学人不加批判地以西方学界的研究论题作为自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接受、迎合甚至潜意识中渴望以西方理论统摄第三世界的批评实践，从而遮蔽了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也即第三世界学人独立开掘重要研究议题的动机弱化。“问题殖民”导致我们的批评实践游离于本土的文学经验，批评家固执于以所谓普遍有效的欧美理论统摄具体地方的文学经验。4 我们的文学研究能否与西方理论或者学术“热点”建立某种关联（实为具有思想殖民色彩的依附关系），成为建构学术合法性的关键一环。也即，西方理论视野之外的文学经验，往往很难进入我们的考察视域；
或者说，我们的研究能否渊源于西方学界的理论议题，并为其所“关照”，总体上成了批评界具有超验色彩的集体无意识。在学术共同体的此种无意识“共识”中，西方理论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自明的，是毋庸置疑和不可挑战的。按照印度政治学家阿迪蒂亚·尼加姆（Aditya Nigam）的说法，问题恐怕也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西方想象不无关系，他们认为所有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所有面向，都已在西方（更准确地说在启蒙运动中）被穷尽了，留待非西方世界思想家完成的工作，只是“去应用西方传承下来的既有理论范畴”。1 这也就是所谓理论的“终结”在本文的具体意蕴，当然这里的“终结”并非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谓“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这一含义，2而取冷战后美国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终结论”中的“终结”之意。
第三世界文学研究中的理论终结意识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文学研究史内部很难得到满意的回答，作为观念的文学思想从来就不是自足的，只有置身于具体而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动态脉络中，其真实多元的样貌与轮廓才有可能获得恰当的呈现。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现代性概念，何以能够用于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当然，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过程，现代性最终演变为全球现象，可是，作为全球现象的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关系何以是自明的？3 这是学界有识之士在追索现代性脉络和矛盾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在论说者看来，二者间的自明关系与其说是真实历史过程的反映，毋宁说是一种韦伯所谓“总体历史”的知识体系。4 韦伯通过赋予理性以普适性价值和意义，使得现代性摆脱了与具体欧洲历史和地域的约定关系，将西方与东方之间原本的空间并置关系，重新建构成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我们可以说，观念、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殖民”，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军事在全球殖民和扩张的整个历史过程，这是将世界重新组织进入一个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非理性与理性、野蛮与文明的二元新秩序的历史过程。因此，东西方文学关系中的“问题殖民”应该置于这一总体性历史进程加以考量。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范围施展的重新等级化过程，具体到第三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时表现为“问题殖民”，那么“问题殖民”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主要恶果是第三世界文学研究中的“去历史化”现象。
例如，《前现代—现代转型的文學再现》是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此文通过比较四位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除两位欧美作家外，另两位是非洲的阿契贝和中国的鲁迅），力图说明“前现代—现代转型的文学再现”。5 遗憾的是，这篇涉及两位第三世界作家的文章将不同文明间复杂丰富的空间性对话关系，简化为从前现代向现代演进的线性关系，导致真正重要的问题被偷换和忽视。针对此文的具体论述，我们不禁要问：阿契贝通过《瓦解》（Things Fall Apart）所揭示的果真只停留于“西方现代文明”对“平静的前现代非洲生活”带来的“震荡”吗？西方带给非洲的果真是作者所谓的“文明”吗？而“前现代非洲生活”就一定那么“平静”吗？此外，“前现代”能否成为概括彼时“非洲生活”的恰当概念？这一连串设问无意抹杀此文在当时学术语境中的学术贡献，所针对的是在“问题殖民”风气笼罩之下视本土文学和历史经验为无物的流弊。当然，此文绝非孤例，而是群体现象的折射。此文在“问题殖民”的流风之下将第三世界原本复杂的文学经验加以简化甚至误读（当然，误读未必是作者本意，很可能是因研究方法所致盲区而来），并收入西方概念的模型之中，阿契贝和鲁迅作品中原本蕴含的思想契机和主体能动性，一概扼杀于西方的线性历史观所规定的结论之中。我们并非反对使用西来的理论和概念，实际上西学早已内化和弥漫于我们的思维方法和知识结构之中，早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重要理论和思想资源，甚至已汇入我们的传统而化作无形（以致如今要做中、西学之分，恐非易事）。但是，我们反对缺乏批判意识的“自我殖民”，因为一旦落入其中，第三世界的文学研究常常在抵抗霸权的旗号下沦为霸权的“帮凶”，更有甚者，西方理论本身也失去了与第三世界文学经验对话、从中获得滋养而实现自我纠正和更新的机会。至此，我们大致可以体察西方的“问题殖民”与第三世界文学研究的“去历史化”这两者间的逻辑关联，也即，把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流变之中，是第三世界学人在强势的西方理论面前避免“问题殖民”的有效策略；
反之，一旦陷入“问题殖民”的窠臼，相关研究中的“去历史化”弊病就恐难避免。
后殖民理论的问题路径与西方对非洲文学的选择偏好
有学者指出，非洲历史上并非只有口头文学传统，本土语言书面文学传统亦源远流长、绵延至今；
然而，对于非洲土语文学，国内外理论界和批评界似乎少有问津。1 非洲是否存在土语书面文学的历史？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已有相关汇编与研究问世。2 对于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中外学界往往止步于围绕“欧洲中心论”“挪用”“颠覆”“逆写”等术语作意识形态批判，这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立场。对于当代批评理论（后殖民理论也在其中）的弊端或症结，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评点可谓洞若观火。若循其逻辑加以解读，这类后殖民理论显得“过于抽象和含混”，试图以一系列“抽象概念”统摄大量材料，容易沦为赤裸裸的“术语游戏”。3 因此，后殖民理论在破除西人浸淫其中而不自知的自我中心思维的同时，也桎梏了学界的批评视野，遮蔽了其他有价值的议题，妨碍了学界对非洲文学做进一步的学术和思想开拓。后殖民批评何以重非洲欧语文学，而轻土语文学？除了语言的隔阂外，是否也是后殖民理论本身的问题导向和理论构架使然？
《东方主义》4 这部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之作问世后，学界（主要是非西方学界）在盛赞之余亦常有微词，指责作者专论欧陆的东方学传统，而对广大殖民地的文学与思想传统用墨太少。因此，作为《东方主义》的续编，《文化与帝国主义》被寄予了厚望，被视为对上述弊端的矫正。的确，此作论及众多（前）殖民地作家和思想家，仅就非洲而论，批评界耳熟能详的阿契贝、恩古吉和索因卡（实际远不止三位）等著名作家均于书中多次出现。然而，赛义德在书中延续了《东方主义》的研究路径，始终以西方世界的文化和思潮为思考和批判的对象。尽管《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论述范围不再限于欧洲，而广涉非欧洲世界的人物与文献，甚至辟出专章（第三章“抵抗与敌对”）做具体分疏；
但通观全书脉络，作者的思想路径依然是引“东”入“西”。换言之，作者强调的乃是19、20世纪看似置身事外的小说文本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践的共谋关系，至少是某种难以撇清的牵连，提醒知识界在解读彼时的西方文学作品时，应引入“帝国”这一长期隐身的维度，采取所谓的“对位阅读”法；
或者说，即使赛义德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遭遇抱有某种同情，对其去殖民化事业表达了某种支持，那么主要是通过对西方文学与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来间接达成的。这就是非洲文学批评史上所谓语言问题的基本学术和思想渊薮，也是本文切入问题的要津。
若能洞察赛义德引“东”入“西”的思想进路，便可进一步探究后殖民理论对殖民地文学文本的筛选偏好。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序言中，赛义德强调小说（当然，也非独此一种体裁）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对于“帝国主义态度、参照和经验”形成的极端重要性。5 他称小说不只是可怡情、可获益之物，更是构成“帝国主义过程”的一部分。6而正因小说的帝国建构性，或曰叙述（narrative）在帝国开拓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英、法两个殖民大国才拥有一以贯之的小说传统，非别国可与比肩。1正是从小说对帝国历史的建构功能出发，赛义德以《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为例，说明这部小说徐徐展开了英国“国内帝国主义文化的广阔画卷，而缺了这样的文化，英国随后的开疆拓土就无从谈起了”。他强调只有在奥斯汀及其笔下人物的“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中，将英国的“海外力量”与“国内乱局”相关联，才能理解小说通篇的“态度和参照结构”；
而此处的“态度和参照结构”又在潜移默化中，通过作品中的“道德褒扬、平衡之美和文体修饰”，构建了小说读者有关“附属种族和土地”的观念。2 赛义德对奥斯汀这位英国文学史上似早有定论的经典作家如此长篇大论，正是强调此类作家看似与殖民帝国的开拓无甚瓜葛，却实际无法跳脱帝国的权力网络而置身事外。通过诸多隐微的“毛细管”受其影响，这类作家反身作为“文化”一维，通过笔下的作品参与建构了普通阅读大众的帝国观念。这种在平淡处捕捉“飞鸟之影”并能观影察变的能事，实在是赛义德的高明之处。他因此扩大了研究19、20世纪“宗主国文化”的视野，将其置于“帝国争夺”的“地理语境”之中，进而呈现了一幅与众不同的“文化地形图”（cultural topography）。3
然而，这幅“地形图”至此尚未显现宗主国—殖民地界线另一端的殖民地作家们（如非洲作家阿契贝等），他们必须通过宗主国作家们的桥接，方能粉墨登场。如果说奥斯汀与殖民帝国并无“短兵相接”的直接经验，因而赛义德必须凭借某种福柯式“考古”手段，方能见微知著，那么，康拉德的非洲小说——尤以《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最为典型——则巨细无遗地表征了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出的数百年来弥漫于欧洲社会整体中的“东方主义”意识（consciousness）。我们必须清楚，《黑暗的心》自问世后，被批评界一致奉为反殖民主义文学的典范。此书自然就成了剖析作为“东方主义”思想继承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想对象。赛义德直言，《黑暗的心》无论就其政治还是美学而言，都是“帝国主义的”且“不可避免”；
作者康拉德和叙述者马洛（Marlow）对于“征服世界心态”之外的他者经验语焉不详，康拉德当然也绝不会通过马洛展现“帝国主义世界观”之外的别样选择（alternatives）。这是因为笼罩一切的帝国主义意识似乎消灭了一切“非帝国主义”经验，使其在西方主体的思想意识之中销声匿迹。4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布局了一张帝国主义（亦可谓后殖民理论）的文化版图，包括非洲文学在内的殖民地本土文学与宗主国文学必须构成某种对话关系。换言之，在赛义德的文化版图中，殖民地本土文学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全球活动的产物，是“文化”与“帝国主义”二者中的“帝国主义”即帝国的殖民活动一维，也必然对宗主国的“感觉与参照体系”造成反向的影响和挑战。因此，为了符合賽义德反思宗主国文学中的帝国主义属性的理论目标，进入其考察视野的殖民地本土文学最好能够与“宗主国世界发生关联”，以证明欧洲之外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证明其自身的“议程、当务之急和历史”。5 由此可见，在西方的后殖民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中，（前）殖民地作家的重要性是根据西方自身的问题导向决定的，也即哪些作家能够进入理论和批评的视野，基本取决于他们与西方问题意识或学术谱系的关联度。
第三世界文学批评的再历史化与主体性重建
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去殖民的历史进程和使命来评价后殖民理论的功过得失？这成为重建第三世界文学研究主体性的重要契机和基本前提。在一经问世即引发学界热议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伊格尔顿将第一章的标题设定为“遗忘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Amnesia）。被“遗忘”的，究竟所指为何？作为西方左翼学者，他对后殖民理论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即后殖民理论标志着“第三世界革命时代的终结和我们现在所谓全球化的第一缕曙光”。6 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冷战终结为标志，高度政治化的、以革命和战争为主题的“短二十世纪”就此落下了帷幕，历史进程的这一断裂性变局促成了思想与理论的转辙，即“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过渡为后殖民主义，1 革命时代的阶级政治让位于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政治，高度政治化蜕变为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基本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的去政治化。内部充满歧义的后殖民主义话语此时大显身手，骤然跻身显学，其进步意义在于揭示和批判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等中性的或去政治化的概念所遮蔽的不平等或垄断性国际关系。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有一种判断较为激进，称之为“进攻性的、积极的、有着明确否定目标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2 而后殖民理论是在西方左翼社会运动陷入低潮后转而采取的斗争策略，即从现实的政治运动转入话语和文本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并造成全球范围学术范式转轨的基本历史语境。作为后冷战时代的批判性左翼话语，后殖民理论是在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内部展开的、针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自我反思运动，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理论话语。因此，作为一种批判性思想资源，后殖民理论问世后立刻成为第三世界知识界、理论界和批评界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西方中心论和霸权主义思潮、话语和实践展开批判的天然利器。但是，其另一面向同样重要，即后殖民理论作为左翼话语，既有与新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一面，但客观上也扮演了与新自由主义合力冲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体制的历史角色。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为何一反其殖民时代否定殖民地民族自决权的立场，转而向前殖民地兜售“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为何强调和支持这些赢得政治独立后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自决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动因，就是通过“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甚至“颜色革命”，达到削弱和瓦解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目的，迫使其放弃万隆会议以来在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中形成的、以不结盟运动为标志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进而向西方资本开放市场并在各领域形成新的依附关系。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波全球化过程，主要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全球化，实际上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思想学术领域，形成了新的中心—边缘（依附）格局，也即传统殖民体系随着二战结束分崩离析之后改头换面而来的“新殖民主义”的国际新秩序。这也是造成第三世界学术界“问题殖民”这一消极思想局面的基本背景。那么，后殖民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共谋”关系是如何表现的呢？对此，伊格尔顿虽未直接点明，但对于后殖民理论的去政治化倾向，他是有所觉悟和反思的。伊格尔顿承认，西方的知识左翼从政治问题转入文化研究自有其历史合理性，因为这一转向的确“反映了世界所发生的真实变化”，但他同时指出，如此改弦易辙“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对于“后殖民问题的去政治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 笔者认为，为了构筑不平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新秩序，“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推动以“去民族国家化”为实质的全球化进程；
而后殖民理论的去政治化倾向，恰恰与其构成了某种呼应或共谋关系。至此，我们可以回答伊格尔顿所谓“遗忘的政治”所指为何的问题：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全球化时代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思想潮流中，遗忘了刚刚过去的“短二十世纪”中以革命和解放为基调的、全球左翼政治运动的思想遗产。当然，所谓“共谋”未必是后殖民理论的初衷，很可能因为西方知识左翼与右翼看似剑拔弩张、势如水火，但毕竟同根同源，皆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因而二者的理论基因很大程度上共享和继承了现代性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预设和前提。由此观察，西方左翼与右翼之间的批判性和共谋性共存于同一矛盾体，因此，后殖民理论必然集批判性与保守性于一身。故而，该理论对西方霸权的批判潜力，第三世界学人恐怕不能寄望过高。这一点是第三世界批评家重新评估西方后殖民理论、积极应对“问题殖民”的认识论前提。
鉴于上述西方后殖民理论固有的局限性，不经过批判、对话和改造等创造性思辨过程，而直接挪用、套用甚至误用这些理论，很可能会割裂第三世界文学与其自身历史母体与谱系的有机联系。笔者不妨以自己既往的批评实践为案例，以资学界镜鉴。在一篇论文中，4 笔者讨论了非洲作家阿契贝的文学语言，将其归入德勒兹所谓“小民族语言”的概念之中。做如此归类，并非毫无问题意识；
此文诉诸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的“小民族文学”理论，基本动机乃是研究中逐渐累积的对于隐匿于后殖民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曰“理论殖民”）的察觉和不满。但殊不知，后殖民理论所承接的思想资源之一恰恰就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因此，将德勒兹理论转化为非洲文学批评的理论工具时，这一理论就蜕变为新的后殖民话语，解构西方中心论的预期目标便大打折扣。笔者所赋予阿契贝文学语言的“解域性”（deterritoriality）和不断“生成”（becoming）的潜力，都以非洲风格的英语对宗主国英语的从属性为基本预设，因此难以破除在此理论视域下非洲英语的寄生性与“解域性”之间的主次关系，即寄生性是主要性质、第一位的，而“解域性”是次要性质、从属的。造成这一研究弊病的主要原因在于，非洲文学的具体历史经验当时无法进入笔者的学术视界。当然这一缺憾与西方理论的“问题殖民”所造成的屏障之间，也构成了某种互为因果的循环效果。笔者彼时的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历史和当下的代表性与普遍性，其方法论弊端在于折损甚至窒息了第三世界学人最为宝贵的主体性，造成我们的选题、思路和结论很大程度上都从西方“搬运”而来，导向了一个以对抗西方为旨归（实际效果恐怕事与愿违）的第三世界后殖民批评，而丧失了“打造我们体验状况”的能力，以及“重新思考包括西方理论传统在内的世界思想资源”的契机，而这种能力和契机都建立在“具体可感的历史经验”之上。1 对于后殖民理论被引入中国问题研究后的表现，学界也有类似的评价，大意是，这些讨论大多限于西方相关理论著作的介绍和机械运用，而未能深入具体历史机理之中，在殖民主义的不同脉络中将“民族主义”作为“多样的历史现象”和“各不相同的历史动力”做出具体的分析。2
如何使我们的第三世界文学研究避免由看似抵抗、实为依附的西向态度而导致的“问题殖民”？为此，对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反思就显得很有必要。罗志田曾提醒学界，对于西来的霸权理论，学界过于注重“居于强势一方的强权控制”，陷入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one-dimensional）思维模式，也就是，我们在强势方的霸权这一面向用力太多，而忽略了自己作为弱势方对霸权“主动赞同”的一面。3 孙歌也有类似看法，即在东方的现代话语中，有些看似“东—西方对立”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东方的“内部问题”。4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陈光兴同样认为，学界“偏执地对所谓的西方进行批判”，结果就“被批判的对象所制约，……无法积极地展开更为开阔的主体性”。5 因此，陈光兴区分了“去帝国”与“去殖民”这两个不同概念——如果说去殖民化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历史进程，那么“去帝国”是作为昔日殖民帝国的西方世界的问题意识，而“去殖民”则是（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第三世界的问题意识。以陈光兴的区分来看，我们作为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很多工作实际上更接近西方左翼批评家，当然，我们不能说第三世界学人就不应在“去帝国”方面有所作为，况且身处有别于西方的历史、思想和知识传统之中，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问题意识也有所差异，因此由第三世界“去帝国”的知识产生自有其“不在此山中”的优势。但是，就学术主体性和第三世界学人自身的历史使命而言，我们的主要目标还是“去殖民”。陈光兴将此过程定义为“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总体层次上，反思、处理自身与殖民者之间（新）的历史关系”。6 在后殖民批评领域做此二分，是厘清和破解“问题殖民”的重要举措，由此提醒我们，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第三世界文学领域的后殖民批评，恐怕大抵因循了西方左翼的“去帝国”路径。前文分析可知，以西方知识左翼为学术主体的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也在其中）是以文本化、抽象化和去历史化为基本理论特征的，当第三世界学人对此方法趋之若鹜，在此思想风潮中争做“趋时少年”时，“去帝国”路径就预设了中西学术的等级关系。原因何在？一方面，对于何谓“去帝国”，身处西方历史与学术语境之外的第三世界学人缺乏亲历者的切身经验，或者说这样的学问对其而言大抵是“身外之物”，只是去语境化的“纸面文章”，既脱离西方真实历史中的思想运动，难以循着西方学术体系的内在理路去解读其具体的研究，同时又隔绝于本土思想脉络中的问题意识，难以为其所触发。可想而知，由此而来的学术生产多缺乏“关乎己”的问题意识；
另一方面，如此学术训练和生产更造成第三世界学人丧失了处理具体文学经验或者将文学研究从抽象理论中解放出来并重新语境化的意识和能力。有必要提醒学界的是，这些表现为抽象话语的后殖民理论是在生机勃勃的历史事件和思想运动中应运而生的。在此意义上，所谓抽象理论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未必抽象，而是学术思想与历史演进互动博弈的产物，也是西方学界对于历史危机做出积极回应和鲜明问题意识的产物。进而论之，抽象性未必是后殖民理论本身所预设的内生属性，而往往是第三世界学人受特定的历史政治潮流裹挟而赋予甚至强加给这些西来理论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谓理论在“旅行”中发生的“变形”，而是由作为接收方的第三世界知识主体的“誤读”或理论惰性而来。也就是说，后殖民理论在西方语境中是历史的、流动的，而一旦被第三世界学人作为现成的方法用于学术生产，理论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往往遭到窒息和扼杀。因此，“去殖民”的矛头所向总体而言恰恰与“去帝国”相反，锋芒所指并非西方的霸权，而是第三世界学人自身主体性的孱弱。于是，在克服“问题殖民”的思路下，批判的主体和客体必须合而为一（当然，对于西方霸权的批判依旧是第三世界长期的使命与志业，但如何展开批判？这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因此，展开“去殖民”或走出“问题殖民”，必然意味着第三世界学人发动一场自我批判和否定的运动，这其中没有后殖民批评中“举刀仗剑、直捣黄龙”的快意恩仇，反倒是“刮骨疗毒、断臂求存”的痛苦煎熬，但惟有如此，才能重建一种有尊严、求平等的主体性，才能做到朱子所谓之“虚其心”，以容纳万方、而非独尊一家，达成鲁迅所云之“平意求索，与之批评”，方能在真正（而非向壁虚想）的西学中返其本心、论世知人。
余论
有必要抛出另外两个问题并略加发抒，以更好烘托“问题殖民”这一话题的普遍价值及相关讨论的延展性。第一个问题是：第三世界文学批评如何展开“再历史化”的路径？当我们提出“再历史化”时，并不意味着之前所有的批评实践都陷于去历史化的“覆辙”。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识别相关的批评范例并评判其得失。更重要者，我们作为批评主体还要循此思路，展开“再历史化”的批评实践。以如何评价非洲欧语文学为例，如果学界不能摆脱“挪用”“颠覆”“逆写”“混杂”等西方左翼的“去帝国”话语，那么我们就无法克服“问题殖民”导致的思想惰性和去学术化的学术生产，就无法以应有的后见之明厘清非洲文学史中堪称“公案”的语言大辩论所遗留的思想迷局。例如，关于英语文学在非洲是否必需或者能否被本土语言取代，无论环顾还是回顾全球学界，相关的讨论都止步于殖民者的教育政策、非洲文学的西向属性、全球化时代英语的霸权或者反殖民的对抗姿态。这些讨论在非洲的去殖民史上有过进步意义，但从学术本位看，这些思路要么避重就轻、要么陷入去学术化的意识形态论战。由本文的立论宗旨视之，非洲英语文学的地位是在与非洲社会历史的接触、对话和碰撞中逐渐形成的，在其融入非洲社会的过程中，英语文学、本土知识分子和思想运动相互激荡和影响，对这一“多彩多姿”的历史长卷的呈现和评判就成为破击“问题殖民”的要害和根本。非洲英语文学已然“嵌入”了非洲社会思潮的诸多领域，早期非洲英语文学与非洲民族主义思潮的萌芽这二者之间的历史互动过程，就很值得去研究。只有经过这类专题研究的累积，才有可能对非洲欧语文学的历史功过和未来走向做出较为恰当的评判。
如何不再以西方为唯一法度（即将西学相对化）？本文最后提出以第三世界作为方法（或者第三世界内部的相互“观看”）。本文所谓“以第三世界作为方法”绝非在东西方之间构筑新的知识和学术对抗意识，而是变东西学术间的单向流动为旨在打破东西二元分野的多元参照。我们研究非洲（后）殖民时代的文学经验时，能否参照中国、印度、朝鲜、古巴、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等同属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经验？也就是，通过“取鉴十面、八方安排”（《宋高僧传》语），达成第三世界内部的交影互光、重重映照，在较为近似的历史经验的比照中发现隐微之处，提出重要的新问题。此外，对于第三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展开的第三世界文学研究，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个研究主体与作为客体的第三世界文学是同等重要的，因此，第三世界内部直接的学术交流（而未必借用西方的学术机构为平台）是学界今后努力的方向。
Abstract：
Domestic research on African literature has been historically confined by Western academic tides as its reference， thereby reducing our African studies to a mere minor copy of those in the West， concomitant with our increasing inability to propose significant research topics and a deteriorating sense of subjectivity as equals of our Western counterparts. With the sweeping tide of modernity as a Western conception raging worldwide for hundreds of years and with， more recently， the global reshaping power of neoliberalism storming for decades since 1990s， Af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part of Third-world scholars， subconsciously harboring a sense of “the end of theory”， has undergone a dehistoricizing methodological trend. Post-colonial theory has based its linguistic preference for third-world imaginative texts mostly on the problematic and research approach adopted by left-wingers in Western academia. As a countermeasure to such status quo， Chinese scholars must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literary experience of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ccordingly， shift their reference framework from the First World to the Third World. Ultimately， through a dialogue between our own problematic and African literary experience， a reflection on Western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our own research resources are expected to come to the fore.
Key words：
colonization of research topic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re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subjectivity; dehistoricization; the Third-world
（責任编辑：陈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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