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是人类普遍恒久的体验之一。在文学与疾病的关系中，文学属于人文学科，主要呈现人的心灵；
医学属于自然学科，主要表征人的身体。医学和文学虽不属同一知识体系，但两者都是人学，灵与肉统一于人的身心，文学与医学交汇于人学，因为都研究身体和表达心理，也都关心人类生命、生存状态。疾痛书写是文学创作特殊的表现方式，隐喻的疾痛则可以勘破现实的幻象，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因此，疾痛书写是文学画布上的医学图景。疾痛与文学之间的关联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隐秘联系，在当下语境中存有可探讨的可能与现实价值。
疾痛书写本质上是生命写作的一种话语方式。阿瑟·克莱曼在《疾痛的故事》（2018）一书中区分了疾病（disease）和疾痛（illness）。他认为，疾病是根据病理解释疾痛时提出的概念，是人的生理异常现象，是生物医学模式中的技术性问题，即，当病人寻求治疗时，医生根据其叙述，运用医学专业术语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从生物医学角度将“疾痛”建構为“疾病”。而疾痛则是一种个体更深层次的体验与切身感受，即，个体生病时首先体验到的是“疾痛”，当病人与他人交流这些“疾痛”时会受到社会观念、文化规范和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影响。因此，疾病（disease）是病人在生物医学上已被确诊的某种客观意义的生理异常，而疾痛（illness）是个人体会到的、带有主观色彩的病症。本研究中的“疾痛”是既包括客观的生理病症或残缺也包含个体主观体验色彩的反常心理状态。即，本文中的“疾痛”是既包括客观的生理病症或残缺也包含个体主观体验色彩的反常心理状态。因此，疾痛书写既涉及医学的客观叙事，亦涉及到文学的诗性叙事，是文学与医学交叉的书写；
简言之，疾痛书写指文学作品中关于疾痛故事的讲述、表达、展现的叙事。
疾痛文学已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此对其做简略梳理。
一.国内英语文学中疾痛书写研究现状
国内对文学与疾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层面——作家、作品、疾痛主题，粗略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基于疾痛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视角。苏中美在《伍尔夫的躁郁症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2019）论述了躁郁症对伍尔夫的影响以及创作影响。伍尔夫因家族遗传和心灵创伤等因素，致使其一生深受躁郁症的折磨，这使得她情绪极端不稳，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主要有三大主题：婚姻焦虑，死亡焦虑，战争焦虑；
即，伍尔夫在其作品中，以躁狂抑郁的情绪体验为基石，塑造了独具风格的“存在的瞬间”与阴郁氛围，达成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谐又混合的状态，从而实现疾病与文学创作的结合与融合。王素英在《伍尔夫的“疯狂”：本真、阈限、恐惑、卑贱》（2017）较为全面的分析了伍尔夫的精神状况，认为她的“疯狂”主要是因为家族因素与传统男权霸权的压制等综合因素下导致的结果。这类研究认为，疾痛对作家造成身心上的伤害和痛苦之外，也成为了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在对疾痛的挣扎与深思中对疾痛进行艺术升华，使其作品与疾痛客观事实形成了相互投射的整体，探讨生命的价值并形成艺术张力。
第二，文学叙事学视角。这一视角主要从疾痛叙事层面展开，比如刘莉红的《D·H·劳伦斯小说的疾病叙事研究》（2021），宁东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疾病叙事》（2015）王莉的《玛莎·诺曼的戏剧〈特鲁迪·布鲁〉中的疾病叙事和自我重构》（2015）等。刘莉红主要论述了劳伦斯小说疾病叙事的内容和形式，包括主要疾病类型与人物分析，疾病叙事的情节结构，疾病叙事的视角与话语风格，梳理出劳伦斯小说疾病叙事的主要艺术形式与特征。宁东则从主人公身兼患者主体与小说核心事物推动者两个层面剖析疾痛对叙事的主题、人物构建等方面的意义，得出结论：疾病叙事能有效深化小说的批判主题。王莉分析了诺曼通过回忆剧的模式将金杰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的内心挣扎进行了戏剧刻画，表现了金杰的现实自我与幻想自我之间的冲突并最终摆脱幻想自我。这类研究，大多数在对对疾痛对作品的主题或疾病种类进行分析达到了相对成熟，但在叙事的其他层面比如情节等涉及较少。
第三，疾病隐喻视角。这一研究视角，张莉的《疾病的隐喻——从〈女勇士〉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病态书写》（2022），邢力菲的《论〈达洛卫夫人〉中的疾病隐喻》（2021），沈钦钦等人的《束缚、启迪与逃离——〈简爱〉中的疾病隐喻》（2020）等。张莉指出，在《女勇士》中，作者汤亭亭从疯癫和失语两个层面刻画了内涵丰富的病态形象，展示了以女性为代表的华裔群体所面临的种族的、性别的、阶级的等不同维度的问题和困境。邢力菲通过构建政治和性别两个维度的隐喻（政治隐喻：对战争和体制的反思与批判；
性别隐喻：对父权社会的揭示和反抗），指出伍尔夫赋予了疾病以隐喻功能，目的不仅在于反映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更在于激发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沈钦钦等人探讨了诸如斑疹伤寒，肺痨，精神创伤，疯病，中风等身心层面疾病及其隐喻内涵，简略提出了女性、社会与疾病之联系，并指出疾病隐喻为人们提供窥探社会的一扇窗户的同时也是一种监禁。依据桑塔格把疾病隐喻分为四大类型——政治隐喻、文化隐喻、道德隐喻、审美隐喻——划分归类，此类研究在政治隐喻和文化隐喻相对涉及较多，而审美隐喻等涉及则相对较少。
第四，文学治疗视角。这一视角研究，多见于学者对一篇作品疾病叙事研究结束之后引申内容，但也有文学治疗占较大篇幅的文章，如阮世勤的《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的疾病》（2019），讨论了家庭关爱、旅行等文学治疗，展现出《弗兰肯斯坦》中关于19世纪初英国父权社会的疾病治疗文化。这类研究可从作者、读者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更广更深地探讨“疾痛书写走向文学治疗”这一主题或方式。
第五，比较文学类研究。施晔的《18世纪中西小说瘟疫叙事比较研究——以〈红楼梦〉和〈瘟疫年纪事〉为中心》（2021），赖丹琪的《〈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中的疾病隐喻与关怀伦理》（2018）等。施晔指出，18世纪中西小说的瘟疫叙事因文化机制的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异，《红楼梦》和《瘟疫年纪事》是该世纪最具代表性并凸显各自文化样貌的疫病书写作品，文章在素材遴选、叙事策略、哲学意蕴诸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赖丹琪通过分析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天使，望故乡》和《时间与河流》，指出小说包含了疾病的隐喻机制：1）疾病被赋予浪漫化的隐喻，体现了精神与肉身的二元对立。2）疾病的隐喻被消除，“他者”被视为具体化的、异质的他者。比较文学视角较多，除了现有这些研究之外，研究者还可挖掘更多探讨层面。
第六，综述类研究。较为典型要属刘丹的《英语小说中的瘟疫书写研究现状》（2021）等。刘丹分析国外主要从病理学、社会文化和文学层面对小说中的瘟疫书写展开了研究，国内则主要对18世纪以来英语小说中的瘟疫书写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提出学界还应结合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英语小说中的瘟疫书写研究。这类研究较少，期待更多学者从综述视角对疾痛书写进行探讨和研究。
综上所述，首先国内研究虽大都集中在微观层面但也仅限于针对某个作品或某个作家等零散或碎片式来的研究，罕见对英语文学中的疾痛书写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其次，从深度上看，研究的关注点大都将疾痛与苦难、死亡、心理异常等现象勾连，对疾痛复杂的内涵和多元指向的理性审视相对较少，对疾痛书写背后的创作诉求和文化功能的整体性研究也相对较少。
二.国外英语文学中疾痛书写研究现状
国外对文学与疾痛的研究视野较为宏观，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现象学等方法和层面，形成了一批理论性和影响力很强的专著。
从研究影响程度分析，对我国疾病叙事研究影响最大的要属苏珊·桑塔格。她在《疾病的隐喻》（2013）一书中以颇具影响力的流行疾病为例证，论述了疾病在隐喻中逐渐偏离了疾病的本质，成为伦理抨击的工具和政治施压的帮凶，使病患深受痛苦和折磨。苏珊尽可能的力图抵制或消除关于疾病的隐喻性，瓦解其神秘性，强调疾痛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经历，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医学体验，还是作为隐喻的疾病，即疾痛在文化意义上承载着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这对疾痛与文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从研究方法层面分析，国外疾病叙事研究广泛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现象学等方法，如阿瑟·克莱曼则从慢性病患者特殊的疾痛经验出发，联系社会关系在《疾痛的故事》（2018）解释了疾痛在人类学、临床医学的多样意义。他的研究结合大量病人的患病经历论证，表现出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所运用的是人类学方法，对疾病的考查范围扩大化。
从研究内容分析，由于随着医学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许多身体疾病得以治疗，国外疾病叙事研究内容重心逐渐由身体疾病向精神疾病、慢性疾病转移。如阿瑟·克莱曼则在《疾痛的故事》中对慢性疾病予以特别关注，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章节论述慢性疼痛及其社会环境、慢性疾病的治疗。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更为宏观，在对微观的文学中的疾痛书写问题关注度相对较弱。
三.英语文学中疾痛书写研究之展望
疾痛是生命现象中一种常见体验，但当疾痛与文学相遇并成为文学想象的一部分时，疾痛在文学作品中就不自觉地承担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审视功能，就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病”与“痛”了，而是被赋予了耐人寻味的隐喻意义。“当疾病意象牵动起我们头脑中所有关于某种疾病的神话和想象，以达到认识抽象事物神秘主题时，它就不再是简单的生老病死层面上的疾病，而成为通向深层主题的重要隐喻。”（邓寒梅，147）因此，在“疫”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下，对疾痛进行超越意义上的诠释、在有限自我上进行相对超越，具有现实意义。在此对英语文学中的疾痛书写研究提三点研究思路，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第一，扩大研究对象。相较于以往对英语文学中某一作品或某一位作家作品的疾病文学研究，把英语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文艺论著等，全面系统地关照英语文学中的疾痛书写，从而挖掘文学对于现实的意义。
第二，宏观化研究视角。尝试把文学与医学结合研究。疾痛文学是对疾病的再现，是一种升华加工后的产物，揭示人的历史境遇、张扬生命文化：作为一种表现的题材加以描写，作为人物塑造的必要手段加以安排，作为情节发展的叙事策略加以使用，作为一种文化身份加以再现。疾痛与文学的交互影响不仅仅存在某一單一层面，要从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来看，疾痛对文学活动的每一个要素都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与影响，同时文学也在对疾痛的艺术化表达中建构着新的疾病观，因此对文学与疾痛进行整体视角的研究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三，进一步厘清疾痛和疾病的概念。进一步明确疾痛、疾病、疾痛书写的概念和内涵，尝试厘清研究界在文学研究中的疾病和疾痛的概念模糊定义。
通过这些研究思路，旨在推进英语文学中的疾痛书写的更深更广的研究，并能完成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1）疾痛书写研究属于文学批评范畴，因此本课题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文学批评视角。同时也为进一步继续科研做铺垫。2）作为揭示人的历史境遇、张扬生命文化的文学书写，对疾痛文化进行表征，其意义不仅是文学主题的扩容，亦能使人们重拾对自然的敬畏感、开始思考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中潜在的问题，并间接地奠定社会文化发展所需的观念基础、群体所必备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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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素英.伍尔夫的“疯狂”：本真、阈限、恐惑、卑贱[J].社会科学论坛，20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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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莉.玛莎·诺曼的戏剧《特鲁迪·布鲁》中的疾病叙事和自我重构[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5，12.
[7]张莉等.疾病的隐喻——从《女勇士》看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病态书写[J].吕梁学院学报，202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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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沈钦钦等.束缚、启迪与逃离——《简爱》中的疾病隐喻[J].青年文学家，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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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赖丹琪.《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中的疾病隐喻与关怀伦理[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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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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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春娴.医学人文视域下的疾病隐喻研究[J].北方文学，2019，12.
基金资助：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语文学中的疾痛书写”（项目编号2022SJYB1866）阶段性成果；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第二期“科研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科类A类；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第二期品牌专业英语专业建设论文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孙慧敏，女，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文学，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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