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永涛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沙 410081)
台湾岛和海南岛地理位置特殊，气候、面积相似，战略地位重要。因此，台湾与海南的比较研究是个颇具意义课题。晚清时期，清政府重视海疆建设，刘铭传抚台与张之洞治琼则颇具代表性。两人治理成效也颇为显著。关于刘铭传抚台和张之洞治琼的研究，学界做了大量研究，但很少有学者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刘铭传抚台与张之洞治琼都是在海防大背景下，以中法战争为契机，开启的治理进程。刘铭传与张之洞同属洋务派，皆重视西方器物，在治理过程中将西方先进的技术引入台湾与琼州，推动了两地的近代化进程。然而，清政府缺乏治理的坚定决心，加之两人的职务、思想差异及地方的实际情况差异，故此，两者治理的背景、内容和效果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
中法战争前后，东南海疆危机渐重。为抵制列强对东南海疆的侵渔，清政府分别委派刘铭传和张之洞督办台湾岛和琼州岛防务。两人分别对台湾岛和海南岛的建设治理，在诸多方面具有相同点。
(一)以中法战争爆发为契机
中法战争的爆发，导致海警四起，“琼州、台湾两处,地属偏隅，非通商口岸,无所牵制,尤为彼族所觊觎,倘有疏虞,办理益形棘手”[1]。清政府命刘铭传督办台湾防务，亦令张之洞督粤抗法。在战前，两者对台湾和琼州的战略地位也都有清醒的认识。
刘铭传认为沿海防务至关紧要，“中国自与外洋通商以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也。彼族遇事风生，欺凌挟制，一国有事，各国环窥”[2]71。与此同时，作为东南门户的台湾岛，其海防压力较琼州更甚。中法战争期间，法军多次攻打台湾，占领了基隆和澎湖地区，封锁台湾海峡。为何列强屡侵台湾？刘铭传从地理和资源两方面做了分析，“窃维台湾孤悬海外，为南北洋关键，矿产实多，外族因而儇伺”[2]98。1884年，刘铭传抚闽，要求常驻台湾以专办防务，“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每有衅端,咸思吞噬”[2]194，其深感台湾实有可为，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此外，刘铭传主张专驻台湾，原因还在于台湾的军事上的落后，“臣渡台之日，军械无存，炮台已蔽，仓皇接战历尽艰危，半载孤撑，幸无挫失。若轻言浪战，内无可据之险，外无策应之师，必至一败涂地”[2]98。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和大陆唇齿相依。台湾不保则大陆难安，“台湾为南洋门户，七省藩篱”[2]353，即使台湾设省，“尤须唇齿相依，已收指臂之助。诚应遵旨内外相维，不分畛域，乃可相与有成”[2]353。朝廷视台湾为海疆重地，“改设巡抚，无非为保固严疆之意”，但设省后百废俱兴，须以办防、抚番和清赋三事最为紧要，其中“惟办防以购炮为第一要务”[2]324。因此，在中法战役结束后，鉴于台湾久为外人所困，需积极经划台湾。
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张之洞早已留意到法国对越南的觊觎，“窃惟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广东为洋舶来华第一重门户，越事既须经营，则以后粤防愈要”[5]68-69。面对清政府踌躇不决，张之洞坚决主战：“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而要以争越、封刘、战粤、防津为四大端。”[3]206抵粤后，张之洞巡视海河内各炮台，统筹琼、廉、潮等各州防务。此时，琼州防务异常严峻，“琼州孤悬海外，水土恶毒，物产贫薄，米粮仰给海北。去省两千余里，文报艰难，孤危已亦”[3]252。因为琼州靠近越南，张之洞觉得琼州的危情较台湾尤为吃重。8月1日，张之洞札琼州镇道严防海口，“照得海防情形，日形吃重。琼州孤悬海外，守备尤须加严”[4]61。对于广东的海防地位，张之洞也有清醒的认识，“广东带海为疆，三洋面海面均以粤为首冲。粤省紧要海口，广州六门而外，钦、廉、琼、潮最为扼要”[4]40。而对于琼州的战略地位，张之洞认为“琼州一岛，为海疆第一要冲，孤峙大洋，逼近越境”[4]36。而且，海南岛为南海第一大岛屿，如果法国占领，则“雷、廉二州一帆可渡，海防将无弛备之日”[4]62。1889年，张之洞为修琼廉炮台，再次强调了列强对琼州的觊觎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窃惟琼州府，孤悬海中，逼近越南，关键中外，地方千里，黎山广深，榛狉未启，林木茂美，矿产颇多，强敌日伺，垂涎已久”[4]45；
“是琼岛一隅，在中国则如石田，如赘瘤，令他人据之，则全粤不能日安枕，非一国之凯觑，实为列邦所瞩目”[4]45。鉴于琼州的战略地位，张之洞督粤后，重点关注琼州，多管齐下，积极经略海南岛。
(二)以强化海防为归宿，以开山抚番为切入点
近代台湾，武器装备极为落后。练兵备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刘铭传主张练兵办防为第一要务，“早办一日，早收一日之效；
多练一兵，多得一兵之用”[2]268，足见其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鉴于台湾的地理位置，刘铭传将台湾防务分为台南和台北两大战略区，“台南以澎湖为锁匙，台北以基隆为咽喉”[2]98。换言之，刘铭传意识到澎湖的海防地位，拟以澎湖为枢纽，将闽台防务连为一体。因此，他觉得澎湖地区必须依次办理练兵、购器和筑台三件事情，“扼扎劲旅，认真操练，方足以资守御，该处妈宫港口，船坞天然，如内泊兵轮，外筑炮台，布置得当，足可固守”[2]223-224。刘铭传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以大陆为依托，闽台一体防御的战略思想。在防务上，他充分理解清政府在台湾建省的意图是为了更好地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并充分认识到日本对台湾的侵略野心，先后在基隆、沪尾、旗后、澎湖等地修建了新式炮台10座，购买新式后膛钢炮31尊，而且在沿海各口也布置了大量水雷，进而水雷和炮台相资为用，其认为此乃海防利器。
因台湾孤悬海外，通信、商务等不便。刘铭传采取购买兵、商轮船和铺设电线的措施。1885年6月，刘铭传上折强调交通短板，“台湾面面皆海，臣等查看各口及往来通信，断非轮船不行”[2]175。针对海防通信的缺陷，认为“来往文报，风涛阻滞，每至匝月兼旬，音信不通。水路电报实为目前急务、必不可缓之图”[2]384。刘铭传按照水路相济的原则，以澎湖为枢纽，将大陆、澎湖和台湾岛连为一气，“统计水陆设线一千四百余里，分设川石、沪尾、澎湖、安平，水线房四所……添设澎湖、彰化、台北、沪尾、基隆报局五处”[2]586-587。通过上述措施，闽台一体化防务的能力大大加强，“自台湾可通福州，远而至于东西各国，莫不瞬息万里，而台湾不至孤立矣”[5]329。
如不解决生番问题，则海防建设难见成效，所以御侮首在自身强大，攘外必先安内。关于生番问题，刘铭传按照剿抚兼施、先抚后剿、以抚为主的方针，根据番民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先派官员劝解番民，如不接受招抚，便采取武力措施。番民温驯，则行感化之法，很少动用武力。针对拒抚者则先以兵威震慑，再劝谕感化；
降而复叛之番民则以武力解决。在招抚淡水东南屈尺庄时，刘铭传派人先往屈尺查看地势、番情，随饬译人入山，劝谕马来就抚，否则，定于二十日派兵攻剿，最后所有八社番丁，皆愿归附。针对番情反复的情况，刘铭传重在教化，使番民衣食无忧，使其向化归任，方能一劳永逸。所以，在台北府，刘铭传创设番学堂，以教化番童，成效显著，“久之，语言衣食皆如腹地人，至不愿归”[6]524。刘铭传设置复垦局，不出数年，抚番垦地工作已大致完成。为加强番地与汉族地区的联系，1885年至1889年，刘铭传先修台北马来至宜兰道路，再修从集集埔到水尾到路，共计280余里，台湾东西海岸自此连成一片。1887年5月，“后山各路生番二百一十八社，番丁五万余人，一律归化，前山各路续抚生番至二百六十余社，番丁剃发三万八千余人。水尾、花莲港、东势角等处可垦水旱田园数十万亩，不独开疆辟地，且可免民番仇杀之祸”[2]463。刘铭传的抚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地生番在官府恩威兼施之理番政策下，殆已归化，而为开拓全台奠立永久基础”[7]36。
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密陈琼防人才片》中一语道破，“是今日筹琼之要，以治军防海为归宿，而必自抚黎开山始”[4]17。张之洞的总体抚番方针是剿抚兼施，先剿后抚，以7个月为限，将客黎之患，彻底解决。在张之洞看来，“孤岛筹防必先自清内患始”[4]110，“客黎狼狈为患，黎破则客慑，客服则黎孤”[4]110，一旦“客事已渐就绪，未有姑示羁縻速攻黎匪”[4]112。1885年，张之洞派总兵刘成元、琼州知府谦贵调兵平定琼州骚乱，以二营兵防止黎民，三营兵进剿客民。后期，刘成元等再次进山抚番，但因地形不熟，加上瘴病太重，所以无功而返。1886年，张之洞奏请清政府派钦廉防务提督冯子材入琼负责剿匪行动。冯子材到海南后，经过走访，提出以下方针：“若先办客匪，各股必奔入黎巢，结成大股，如虎添翼，更难收拾。故用离间法，出示晓谕，专剿陈逆一股，使他股虽多，各怀观望。拟待攻破陈逆，兵入黎山，居中制外，然后清查客匪。抗者剿，匿者搜，降者抚。任我自为，彼难挺走。”[8]178在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下，冯子材带领琼军和萃军兵分三路，督军进剿。1887年5月，客、黎之乱基本被肃清，冯子材在剿匪的同时，亦在山区开路，“开十字路，自是化黎安琼上策”[4]99。在张之洞的严令下，共开辟大路12条，全部可以到达五指山下，共计3 600余里。此外，张之洞还督劝各州县团绅开辟小路，这些小路全部与大路结合，共计22条小路。道路开通后，政府则可“据其心腹，通其险阻，令其剃发向化，设立土木，从此渐开矿利，广植禾蔗，增其赋税，利民通商，于海防实有大益”[4]12。
与刘铭传相似，张之洞治理琼州客、黎匪亦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因为“连年黎客寇掠，民不聊生，逼近越疆，海防尤亟”[4]33。在抚番开山的同时，张之洞也大力加强琼州海防，采取铺设电线、修筑炮台和建设榆林港等措施。张之洞意识到军事信息的传递必须依靠电报的重要性，因此大力铺设电线。张之洞所铺设水路各电线，具体规划如下：“府城，南抵北海，计线路三百四十四里。由廉州作线，东经遂溪、海康、徐闻至雷州府属海安所、二塘港口，入海作线，南行渡海至琼州属海口逝天之天尾村登岸，东行达琼州府城，东抵海口，中间海、港、溪、河分设水线数处，计水陆线路共五百一十六里，海线四十七里有奇……自廉州府城新线析出一歧，达钦州城，计线路二百里有奇。又查龙州至镇南关尚有一百二十里……应接龙州日线，南行直抵幕府，计线路将及一百里。”[4]3这样便将广东南部、广西大部地区和海南岛紧密联通，对商务、行政和军事等信息流通意义重大。与此同时，张之洞做了详细合理的修筑炮台计划，琼廉炮台共计十五座，而且海滩散漫处，修筑炮路，通行跑车。张之洞对炮台的热衷，在于其意识到炮台对海防的重要性，“海防之要，在于筑台购炮。如新式炮台林立，形势雄壮，并有大炮多位，对准轰击，敌自不敢内犯”[3]256。在一定程度上，张之洞达到了可战可守，自固藩篱的目的。
(三)外交中维护国家权益
在对外交涉上，两人均信守条约，以条约为手段抵制西方列强的侵渔。在涉外商务上，两者亦事无巨细，时刻以维护我方权益为己任，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
抚台期间，在对外交涉上，刘铭传亦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刘铭传的涉外领域主要集中于传教士和贸易问题。鉴于中外实力的差距，在传教问题上，刘铭传主张中西必须恪守条约，以条约处理涉教问题。中法战争期间，京尾、溪口等9处礼拜堂被土匪拆毁或抢劫，损失惨重。刘铭传“深恐另酿事端，转多窒碍”[2]1121，因此，他“檄饬台北府督同淡水县严密查拿究办”[2]1121，“照复费领事，劝慰教士，允之事后赔偿”[2]1121。战后，由关税拨解台饷项下提出了1万元赔偿教士，以睦邦交。从表面上看，此事件是中方利权受损，其实质上因战争影响，则恐英国借题发挥，步步紧逼。刘铭传按条约处理，保障了列强的传教特权，使其无法借口要挟，从而达到维护我国的主权的目的。如西方传教士不遵守条约规定，企图在台湾随意传教，刘铭传则予以坚决抵制，保护我国利权。1887年，传教士何铎德在大稻埕、和尚洲私设天主教堂，已激起民愤，且事前未按条约由领事验明执照，事后亦未将地租契约交于官府查验，“已属违背约章，且与舆情不洽，即恐滋生事端”[2]1169。刘铭传与英领事根据条约据理力争，“查条约，凡事均期彼此利益。台北传教无益有损……请转致日国驻厦总领事，谕令该教士毋庸再行前来，以免凶祸。是即本爵部院遵照条约保护该教士之微意也”[2]1166。
在涉外税务及商务纠纷上，刘铭传时刻维护中国主权。威利轮船为官方轮船，附带搭乘客商，按照先例，只收官税即可。然而，沪尾关税司却认定为贸易船只，应该由海关完纳船钞，这将损害我关税主权。刘铭传多次与总理衙门及税务司协商，“应援引成案，毋庸由洋关税务司派人查验……请赫总司援照永保、琛航两船成案办理，望切实行”[2]1140。在其他商务涉外纠纷上，刘铭传亦据理力争，维护我方利益。1887年，因未遵守条约缓行，英国轮船将台湾万年清号撞沉，死伤多人。虽被判赔偿我全部损失，但英方企图翻案迟迟不予赔偿。刘铭传请求总理衙门出面，照会英国驻京大使，“中外交涉事件，彼此均应一秉至公”[2]1180，“速遵英司所断，照数赔偿”[2]1180。
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对外交涉亦重视关税问题。1887年，总税务司赫德欲将粤海大关、潮海、琼海、北海四关及各口尽行侵占，如此则各关形同虚设，损害我关税主权。张之洞致电总署，极力反对，“应令其照旧章抽收，不得牵掣他口”[4]209。张之洞亦重视条约，信守条约，担心因己方违约而引起外交纷争。商人陈大盛禀请以小火轮载人牟利，线路位于琼州洋面及经过海安、雷州等处。张之洞特批琼州府，“条约所载‘非通商口岸不准轮船来往’一条，自系专指洋商而言”[4]80，避免与条约发生冲突，同时提醒琼州府核实所过之处的税关厘卡，不必经过税务司办理。针对列强的违约行为，张之洞也要求对方遵守条约，以免侵害中国主权。1889年，法国船只到琼州府榆林港进行非法测量，而榆林港非通商口岸，法国兵舰无权测量，此举是违反条约行为，他致电总署，要求“除饬将各旗标撤去，严切禁阻……毋得擅进不通商口岸，以杜狡谋，裨免滋事”[4]232。在中越边境谈判和南海勘界问题上，张之洞据理力争，坚决捍卫我国领土及领海主权。因为对外交涉中，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及时个人名誉受损，亦要维护国家万年之名，此“既为威望体面所关，即是有益于我……疆土至重，其余皆轻”[4]166。诸如洋医设医局等小事，张之洞也亲自致电地方进行劝阻，避免为害无穷。
刘铭传抚台前，清政府先后派沈葆桢和丁日昌经略台湾，台湾近代化由此起步。可以说，刘铭传抚台是对前者的继承发展。反观琼州，历任两广总督对海南岛的治理缺乏主动性，鲜有对琼州府的全盘近代化治理规划。两者在前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台湾岛和海南岛进行开发治理，因清政府的重视程度及行政地位的差异，两者在治理的效果上亦有所不同。
(一)建设枢纽的差异
枢纽，顾名思义为事物之间联系的中心环节。刘铭传治台的出发点是财政自给自足。纵观刘铭传设防、练兵、抚番、通南北之邮和兴自然之利等治台新政，均需大量经费支撑，“一岛孤悬，缓急莫恃，非地方自有之利，无以应变而处常”[2]909。因此，刘铭传以求富为枢纽，以改旧布新为出发点进行建设，一是开展清赋和复垦工作，以改革旧弊增加税收，二是重视商业，发展近代商贸，以布新财源。
在刘铭传看来，我国为农业社会，地丁之税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如果不加以整顿，“徒求济于邻省，虽舌敝唇焦，缓急终不可恃”[2]337。在台北和台南，刘铭传设置清赋总局，先查保甲，再查明户亩，最后统一全台税制。经过3年左右努力，清赋工作成效显著，“田粮计逾旧额不下四十万两，民乐输将”[2]608。刘铭传重视近代工商业，“商务即民业也，经商即爱民之实政也，臣更有请者，恒心必根恒产，足食方可足兵……故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其指导思想是“凡举丝、茶、纺、植、垦、矿、制造诸大端，招集殷商，广筹资本，妥议保商防损章程，各就所能，分途认办，银钱出入，商自主持，官但查其盈亏”[7]721。为此，刘铭传苦心谋划，“筑铁路，购轮船，辟商场，通邮传，设学堂，行保甲，制军器，筹边防，劝农桑，振工艺，凡百新政，次第举行”[5]136，其以经济建设为枢纽，将抚番、办防、练兵和文教紧密联系起来。可以说，刘铭传的理财措施与其他治理交织，亦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如铁路建设既有利于贸易亦利于海防，“现在贸易未开，内山货物难以出运，非造铁路，不足以繁兴商务”，“所有铁路利益，除便于驿务、垦务不计外”[2]445，目前大利有三”，即海防、建立省城和工程建设，“若铁路既成，调兵极便。何处有警，瞬息长驱，不虑敌兵断我中路”[2]445。
张之洞亦有大规模开发海南的计划：一是移民垦田；
二是招商伐木；
三是助商开矿；
四是设官管理；
五是除弊化俗，但此计划以治理、开发黎族聚居地为枢纽，进而推动琼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1887年，张之洞拟定抚黎12策，主要从以下7个方面进行治理：则更为具体地体现出这一点：一是无论生、熟，一律薙发改装；
二是开通生黎大路后，设官抚治；
三是不夺其田；
四是减轻赋税；
五是开发矿山，与民共享；
六是在各峒口设场互市，七是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抚黎章程十二条》涉及海南岛的政治、经济、文教、交通等方面，是非常完善的治理计划，是历代最为全面的治理章程。张之洞希望通过“各安生业，兴利阜才，立学施教，变易鄙俗”，实现“全琼境内共享升平”[4]88。
张之洞视伐木、垦田为当务之急，为鼓励伐木，其免除伐木者3年的关税与厘金。因为种地收入少，张之洞觉得必须“格外鼓励，始足歆动群情”[4]39，为此，其奖励“一人名下认垦至千亩及万亩以上，三年成熟者，酌量给以千把外委等武职”[4]39。在抚黎局内设招商局开采山木，分为官办、商办。对于海南岛的矿产，张之洞亦颇为关注，为鼓励开矿，其决定“自光绪十四年其三年内，所有山税及关税厘金概行暂免”，以此则“地利兴而岛民裕矣”[4]40。通过上述三项的开发黎区措施，“虽不能骤致富庶，总可期琼地商民生计日裕，公家亦资其益”，“庶不致以一切经营全行仰给内地”[4]34。关于设墟招商。张之洞认为“抚黎以开通利源为先务”[4]83，官府要做好服务，“只可建造屋寮，招徕商贾，防护劫夺，平定价值，减免厘税”[4]83使民富足，不能“夺商利而敛之于官”[4]83。在扼要之所，张之洞共设八局设墟市招商，以便利商贩往来，食货交易，商贩逐渐增多。同时，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设置义学，“黎人子弟多有来附学者”[4]44。张之洞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琼州的经济发展，但海南岛经济贫困，非朝夕所能完成。
(二)政治定位的差异
因两岛行政级别不同，台湾省的政治地位远高于琼州府，这便导致台湾岛的治理资源也更为丰富。台湾巡抚刘铭传的职务虽低于两广总督张之洞，但刘铭传抚台是其全部的职责，而张之洞治琼只是督粤工作的一部分。
清政府治理台湾的重大举措之一便是改设行省，提高台湾的政治地位。1885年10月12日，清廷颁诏决定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台湾建省后，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巡抚从二品。掌宜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核群吏，会总督以诏废置。标下有参将、游击等官。”[10]595台湾巡抚事有专责，避免了相互扯皮。随着行政地位的提高，刘铭传治台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加，便于争取各种清廷及福建省的各种资源的支持，尤以财政支持为重。建省后，福建省每年协饷台湾44万两，海关协银36万两，共计80万两，为期5年。
台湾作为省级单位，其下层的行政机构亦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以满足台湾建省的需求和开发治理的要求。建省前，台湾共计2府8县4厅。因时局发展，刘铭传觉得此建置已非一劳永逸之计，“与旧时羁縻侨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难再缓”[2]503，再次，生番归化，“狉榛之性初就范围，尤须分道拊循，借收实效”[7]504。刘铭传建议设台湾府于台中，改台湾县为安平，置云林、苗栗两县，升台东厅为直隶州，基隆通判为北路抚民理番同知。刘铭传共设置3府、11县和3厅，其将省垣设在台湾府城，这便为台湾北部的治理奠定了基础。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开出改设行省清单，还涉及与福建关系、海关盐务、血症、吏治等各方面，重塑了台湾的治理体系，进而促进台湾地区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和优化。通过设省，增强了台湾岛人民的凝聚力，一切施政措施皆以治理台湾为中心，同时依托大陆为后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张之洞极其重视建设海南岛，但将治琼放在广东全省建设中统筹考虑。综观张之洞督粤，其施政重点在广东内陆地区，而非海南岛。两广总督为广东和广西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总督掌釐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10]595。换言之，张之洞统辖两广的行政、经济和军事，其全部精力必定无法集中于经略海南岛。据《张之洞经略琼崖史料汇编》[4]一书统计，张之洞督粤期间，涉琼的奏议和电奏共计21次。然而根据《刘铭传文集》[6]统计，其刘铭抚台期间共上疏164次。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因行政地位差异，二人对两岛的治理深度及广度的差异。有清一代，海南岛始终为地方政府二级行政单位，财政支持上仅靠广东一隅，皆因清政府消极的治琼政策。
琼州府仅为10府之一，府是省的二级机构，行政官是知府。“知府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岁察属吏贤否，职事修废，刺举上达，地方要政白督、抚，允乃行。”[10]599琼州府下辖3州10县，张之洞与辖区内镇台、道台知府等一般通过公(批)牍、谕示和电牍进行政务交流，“如此文移往返颇费周折，延误废弛自在意中，这不能不是历史上海南开发长期迟缓的另一重要原因”[9]。1888年1月，张之洞乘兵船巡视各海口，17日巡视琼州海防，与琼州府官员商议经略海南岛诸事，“至琼州海口。登岸，阅旧炮台及府城，周历府西之西场、金牛岭、水英等处，随带测绘员生测量海口形势。与镇、道筹抚缉黎客、善后、招商、建筑码头诸事。令琼州府修苏文忠(轼)祠、泂酌亭，电属崖州牧访李卫公德裕后裔”[8]214，此为张之洞任内唯一一次登上海南岛。
清政府亦认为中法战争期间的琼州防务为暂时设防，并非长久之计，然而始终未提高海南岛的行政地位，对琼州进行整体的建制规划。据学者陈平殿考证，首倡海南岛建省的是1912年由陈治安、陈发檀兄弟倡导的琼州改行省运动，此距台湾建省已有28年。
(三)治理效果的差异
刘铭传抚台与张之洞治琼均促进两地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从整体上来看，刘铭传抚台成效既全面又颇具近代色彩。
刘铭传继承和发展沈葆桢、丁日昌时期的开发大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及工商业。因为台湾经济落后，“不饶给才用无能革新”[6]534，所以刘铭传“清丈田亩 赋收倍经额。而诸所创土田、茶、 盐、金、煤、林木、樟脑之税，亦充羡府库。始至，岁人金九十万,其后至三百万。因益筑炮台，购火器，设军械局、水雷局、水雷学堂。要以兴造铁道为枢纽，辅之以电线邮政……迹所已效，威名树立，如其初志”[6]534。简而言之，即以近代化为手段，实现富国强兵。
刘铭传在台湾创办军械机器局、机械所、枪炮厂局等近代新式军事工业，其可以独立制造和修理各类枪炮，初步解决了军事装备匮乏的问题。同时，还设立水雷局和火药局，为军队提供各类军火。上述军事工业采用机器生产，基本满足了军队对新式武器的需求，实现台湾军队军需的自给自足。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台湾防务，刘铭传还设置了电报局和邮政总局，服务于台湾军事需求，其“设立之原意，主要为配合军政之需要对于一般民众之利用并未普及”[7]353。刘铭传设置西学堂、电报学堂，选取学生，聘请外国教师，以育人而资器使，培养洋务人才。西学堂前后共培养了64名学生，他们大多数成为台湾新式企业的栋梁之材。这些现代化举措业推动了台湾海防事业的近代化，亦促进了台湾地区的开发。
在自强的同时，刘铭传以全台商务总局为基础，开展兴办近代工商业。上述措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实行硫黄樟脑专卖，出口硫黄、樟脑砂糖等农产品,“江、浙、闽、粤之人，多来贸易，而糖、脑、茶、金出产日盛，收厘愈多。”[5]387设立台湾煤务局，将基隆煤矿改为官督商办，至1889年，日产煤炭达100吨左右。同时，还创设硫黄厂、机器锯木厂。(2)发展公共事业，大力发展铁路轮船运输行业。至1890年，“则帆船减为八艘，而轮船增至百二十六艘，计有十七万七千五百余吨……铭传既筑铁路，筹疏基隆港，以连陆运”[5]326。通过几年努力，台湾的财政收入从每年的90万两增长到300万两。6年时间内，台湾的财政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作为推动台湾近代化建设的资源，使其建省、治番、经济、海防、外交等方面成效显著，深刻影响着台湾的社会面貌及近代化进程。
张之洞治理琼州也具数千年未有之成绩，然而治琼的方式较为传统，且主要贡献集中于治黎和海防建设。通过强力镇压，1887年5月，客、黎之乱基本被肃清，“东、中路及西、南路擒斩拿获逆酋匪目百数十名”[8]198，作恶多年的乱黎和近年来倡乱的客首，相继被官兵擒获或诛杀，“统计全琼已无抗拒之黎，可剿之匪”[8]198，造化归册达到了8万余丁口其中各峒，“东路丁口三万余，北路一万余，西路四万余”[8]198。张之洞颁布《抚黎章程十二条》，通过开发黎区来促进汉、黎民族融合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黎族叛乱大幅下降，自始琼无黎患。与刘铭传相比，张之洞的抚黎措施较为保守，未能在海南岛引进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治理海南岛的近代性思维及手段，诸如设置抚黎局、伐木招垦等，未能如刘铭传在台湾设置大型的机器厂、招商局等。
关于海防建设，张之洞多以西方军事技术为手段，铺设电线和修建新式炮台等，新式炮台等，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海防体系。秀英炮台是“琼州数百年未有之大建筑”[11]，其五个炮台相互呼应，均进口于德国的克虏伯兵工厂，是洋务运动在海南岛最大的成果。在文教方面，刘铭传除关注传统教育外及士子科举外，还提倡大力培养新式人才，而张之洞则仅仅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除设立义学外，张之洞建议清廷“将广东乡试民卷中额八十三名内拨出三名，编定玉字号，每科就琼州府属取中三名。会试人数在十名以上，恳恩于广东中额拨出一名，取中若不及十名，临时毋庸请旨，以示限制其武乡试、会试，亦拟请照文闱名数编定中额”[4]24。张之洞设法保障琼州士子的仕途，扩大科举考试名额，但缺乏培养海南近代新式人才的思维及举措。张之洞离任后，上述编订琼州府会试名额方案并未实施。
刘铭传抚台与张之洞治琼，分别在台湾岛和海南岛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下笔者将简要分析其治理异同的原因。
(一)刘张治策共同点之原因
在海防的大背景下，清廷及刘张二人均极其重视辖区的战略地位，因此，两者都即采取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原则，必须解决生番问题才能巩固海防。二人的治番策略为恩威并施，剿抚并用，但实施的先后顺序有所不同。张之洞认为黎地与台湾的生番地势夷情类似，但琼州的抚番难度“与台湾判若霄壤”[4]33。所以张之洞采取的是先剿后抚、以剿为主的措施，而非刘铭传的以抚为主策略。两者以开山抚番为突破口，对少数民族聚集地进行大规模治理，基本实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地化，这为两岛的大规模治理奠立了基础。两者以抵御列强入侵为目的，采取一系列近代化手段，以加强两岛的海防建设。刘铭传的海防建设较张之洞更为全面，近代化程度更高。两人都有构筑新式炮台、架设电线等措施，但刘铭传则运用修筑铁路、创办邮政等新式交通通信手段，强化台湾与大陆及台湾内部间的联络。在对外方面，两者均主张中西恪守条约，以条约为依据处理中外交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在中外实力差距悬殊的近代，西方社会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测，所以条约便成为强政府维护国家利权的重要手段，这既是二人的务实之举，亦是无奈的选择。
(二)刘张治理效果差异之原因
台湾建省后，政治地位优于琼州府，政府的各种资源开始向台湾岛集中。刘铭传为台湾巡抚，常驻于台湾，可自主、专注地推行新政。而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常驻于广州，虽关心海南建设，但亦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亦。因此，两者职位及职责的差异，导致刘铭传抚台是他全部的工作，而张之洞治琼只是他督粤工作的一部分。从内容来看，两者均制定了通盘的治理规划，然而刘铭传抚台以经济建设为枢纽，带动全台政治、经济、文教、民族和军事等方面发展。张之洞治琼以治理番区为枢纽，带动琼州的经济、文教、民族和军事等方面发展，这是两者根据两岛各自情况，因地制宜采取的，基本符合两岛的实际情况。从治理效果看，刘张二人的抚台与治琼均推动了当地的发展。但就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上，台湾的进步远甚于琼州。刘铭传的近代化成果涉及经济、军事、文教等多方面，而张之洞仅在海防上采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
台湾的政治地位和两者的治理效果为何会有如此差异，笔者拟从治理的思想及实践方面做一探讨。
一是两人的际遇导致的思维异化。与张之洞相比，刘铭传对洋务的认识既时间早又体悟深。刘铭传出身行伍而成为封疆大吏，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亦深受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实践的影响。早在同光之际，刘铭传已意识到西法的重要性，“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亦”[6]491。刘铭传抚台后，将其洋务思想在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实践。张之洞科甲正途出身，前期以清流自居，在甲申战败后，张之洞的思想才发生较大转变，“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
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12]。督粤后，张之洞开始在广东进行大规模的洋务实践，诸如筹建新式企业、设立枪炮厂、机器局和矿务局等，还设立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然而，上述新式器物，主要集中于广东省府，未能在琼州府实施，这便使其思想使然。受历任两广总督影响，张之洞仍认为“琼在偏隅，省为根本”[3]245，这导致张其海南岛的认知具有一定局限性，未能将琼州的建设放在整个广东区域进行规划。两人的治理思维均重视西学器物，主张“西学为用”。
二是治理实践的差异。政府缺乏治理海南岛的决心与勇气。由于清政府的重视，弹丸之地一跃成为台湾省，各种资源向台湾岛集中。反观琼州府，行政级别在整个晚清始终未能提高，“台湾因受国际政治环境的刺激,得到清廷的重视,而后来居上，于建省后，有大规模的开发……所以，政府的决心，对边疆地区的发展，实有绝对的影响力。”[13]反观琼州，因历史发展和特殊地理位置，海南岛已自成为特殊的区域经济文化共同体。作为广东省的下辖行政区，琼州府无专员驻扎，给管理带来诸多不便，效率低下，“与本岛的位置、面积资源等不相适应……近世海禁既开，本岛地位日形重要，而行政建置并无改变，这非但不合时宜，也极大地削弱了它的优越地位，妨碍了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14]。
三是与张之洞相比，刘铭传任期较长。任期的长短确定着两者执政理念的推进程度。晚清台湾设省并取得较大进步与刘铭传任职时长关系密切。刘铭传抚台任期为7年，如从其抚闽算起，则有8年的时间思考治理台湾；
而张之洞督粤只有6年时间。四是两人在做治理实践受遭受多方掣肘和任期的制约。1889年8月，清政府严诏责其固执己见，率意径行，究其根源在于刘铭传的抚台行为与清政府的政策发生抵触。1891年5月清廷谕准其开缺。6月4日，刘铭传离开台湾乘轮船回大陆。刘铭传的继任者邵友濂先后裁撤新式学堂及伐木等局，台湾近代化进程放缓，“邵友濂任巡抚，新政皆罢，而台湾之生机一挫矣……其足以阻台湾之进步者大矣”[5]136。
张之洞督粤期间，虽未如刘铭传专注于台湾一般，但在省府的洋务事业得罪了广东洋商，其被洋商以巨款运作，调离广东。李鸿章认为张之洞在广东刚愎自负，不熟悉洋情，担心引起外交纠纷。醇亲王奕譞唯恐张之洞锋芒太露，被人掣肘，“必将不利，不弱调往内地以资保全”[15]。张之洞调离两广后，琼州的洋务事业亦如台湾般难以为继。
刘铭传抚台与张之洞治琼囿于封建制度的束缚，所以在两人任期内两地的发展具有极强的挑战性和艰巨性。清政府对海疆治理缺乏一定的勇气与决心，但刘铭传与张之洞凭借二人的智慧与努力，使两岛的近代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两者间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知海疆建设的复杂性，其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方合力，凝聚共识，不能半途而废；
再次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政府治理两地的矛盾性，一方面重视两岛的海防建设，另一方面又囿于种种制约，加以限制。最后有助于我们了解刘铭传与张之洞对两地的历史贡献。从历史维度来看，两者的治理果实在中日关系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局面。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所以刘铭传的新政果实被日本独吞，“铁路、商论、屯垦、开矿，新政备举，今日所经营尽美者，皆本铭传之旧以为扩张者也”[16]。反观张之洞所筑之秀英炮台，在中日侵华战争中，数十名清军老炮手利用此炮将日军炸的晕头转向，打响了琼州抗日战争的第一炮。当然，两者间的比较还有其他内容可以探究，诸如吏治、与当地士绅关系、新政命运和本质等问题，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比较其中的细微差异，为海疆治理提高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