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慧，张玉坤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数字技术已经渗透进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的20年里，移民通过多种方式来支持和促进移民进程，手机和互联网接入的低成本，以及移动网络和手机应用程序的激增，使得移民之间的“数字连接”(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结合)得到普及，移民对信息通信技术(ICT)的使用对移民过程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
以数字化与智能化为特征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崛起与发展，也对移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计算机及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为移民提供了大量从事自由职业的机会，越来越多的移民选择了灵活就业，为不止一个雇主远程工作，但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使移民在线下工作中面临被“替代”的风险。此外，越来越多国家致力于探索数字技术在边界管理的使用，从更广泛的移民管理过程来看，管理者将数字技术与生物特征识别相结合，用来降低管理成本和加强移民管理系统集成与协调，使移民决策更加程序化与专断化。正如K Iqbal(2020)所说，移民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都要受到科学技术重要影响[1]。但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国际移民？当下的研究脉络如何？在现有的文献中，鲜有人对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的文献进行梳理。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migrant*”和“digital technology”作为检索主题收集了近11年来的1 123篇相关文献。采用VOSviewer共现网络分析与CiteSpace可视化方法对搜集文献进行分析，包括时间分布、研究机构合作、主题词突现、共被引和主题词聚类分析，总结概括2010-2021年来，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的研究进展和热点，梳理该研究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脉络。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Web of Science作为检索平台。Web of Science 是全球最大、覆盖学科最多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库，收录了多个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多种核心学术期刊，支持关键词、主题、作者、摘要等多种方式的检索，有多种文献细分方式，如年份、引文索引数据库、文献类型、语种、研究领域、文献来源、研究方向等，并且可以检索引用了个人著作的参考文献[2]。首先，使用“*”功能符和“or”命令，检索含有“migrant”单词段的所有相关文献；
其次，以“digital technology”(主要包含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作为主题词搜索标题、摘要和关键词，检索2010 年至2021年的英文文献；
最后，使用“and”命令对两次检索结果进行整合，获得包含主要关键词的文献1 223条。但该主题研究涉及学科较广，部分文献与主题无关，对文章进行二次筛选，删除不符合要求的文献，最终获得1 123条有效文献。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3]，采用工具为VOSviewer和CiteSpace。VOSviewer是基于Java的一款免费软件，主要用于文献计量分析，其图形展示能力强，适用于大规模数据[4]，在文中主要用来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CiteSpace是目前较为常用的绘制知识图谱软件，通过可视化文献中的潜在联系来分析学科前沿发展路径[5]。
(一)年度文献数量演变规律
年度文献发布数量通过WOS平台基本计量分析功能生成，从图1可以看出，相关文献在2011年至2013年处于增长态势，从2015年开始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图1 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新技术影响了所有领域、经济体和行业[6]。特别是在2015年，日本率先推出《机器人新战略》，随后我国也出台了十年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各个国家积极出台政策。正如王喜文所说“全球正出现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2015 年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元年。”另外，据联合国统计，2015年世界移民总数高达2.4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3%。其中，欧洲的总移民人口估计为7 600万，亚洲为7 500万，而美国共接收了4 700万国际移民[7]。正是这些原因，带来了自2015年开始，国外学者对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的关注。
(二)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要进一步了解“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研究的主要科研力量，还需要对核心机构进行统计分析。将检索到的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以“institution”作为分析因子，设置显示频数为5(机构发表5篇及以上论文才会显示机构名称)，以此对该研究领域内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可视化呈现。合作图谱生成 345个节点，261条连线，网络密度仅为0.004 4。整体上，该主题被较多研究机构所关注，多数研究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但网络密度很低，机构之间没有形成密切联系。
由表1可知，对该主题感兴趣的多为高校机构，且有近一半的研究机构是在2015年之后开始发表主题相关的文献，其中，Univ Utrecht(乌得勒支大学)在2017年首次发表有关数字技术和国际移民的文章，短短4年时间里有关文献发文量就达到15篇，在众多研究机构中发文量排名第一。Univ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大学)，La Trobe Univ(拉筹伯大学)和UCL(伦敦大学学院)的中心性为0.04，在技术与国际移民主题中的中心性较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表1 研究机构列表
演进路径可依据关键词的突现强度、起止时间和语义进行概括，在CiteSpace生成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中，分析被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节点文献，也有助于梳理该研究领域的重要作者以及其重要演进路径，本文通过这两个方面探讨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的演进路径。
(一)关键词突现分析
运用CiteSpace设置“Brustness(突发性节点)”来分析探索研究主题随时间变化的特点。突现强度越高表明该主题词的关注度越高，通过突现起止时间可以总结在某一时间段的研究热点。文中选取突现强度排名前二十的关键词。其中以“关怀”的突现强度最高，而突现的起止年份为2017年和2021年，说明了自2017年开始，移民关怀问题就开始成为研究所关心的热点问题，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表2 突现关键词相关信息
按照2015年对时间进行划分，可以看到在2015年之前相关研究出现了移民策略、移民状态和移民劳工三个突现关键词，其中移民劳工的突现强度最高。在突现强度排名前20的关键词中有17个关键词是在2015年之后开始突现的，以突现起始时间进行划分，2015年移民风险和阻止移民成为研究主要话题，2017年移民关怀问题开始作为研究者的研究重点，2018年注意力转向移民共存、移民沟通等研究方向，移民就业与移民边界关键词在2019年突现，热度一直持续至今，是当下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对于移民就业来说，在早期，主要是电力驱动的机械化模式影响劳动力就业，而在现代则是受到计算机化、自动化带来的影响[8]。技术的变革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常规密集型工作由计算机完成，从事这类工作的工人就业份额下降[9]，而自动化促进了认知密集型工作就业份额的增加。由于常规密集型工作集中在底层，而认知密集型工作集中在顶层，这一现象促成了移民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10]。
对于移民边界来说，先进的信息系统和技术被视为管理人流和物流的解决方案，边界管理利用从移民记录中收集的数据，促进自动化分析机制，来识别“高风险”移民。与传统的人工控制相比，自动控制使边境当局有更大的能力来发现和阻止危险进入。但移民风险在于，通过自动控制系统，政府可以很容易发现和跟踪无证移民，阻止其流入本国，使移民的汇款和迁徙都面临新风险[11]。
(二)文献共被引分析(1)文献共被引分析，仅为分析关键节点文献，梳理领域内的重要作者，文献以及其重要演化路径，暂不考虑其他因素对于文献被引的影响。
共被引是指两篇文献同时出现在另一篇文章的参考文献中，那么这两篇文献就是共被引关系，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可以得到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通过被引次数可发现该领域内的关键节点文献。关键节点文献是某一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运行软件，节点类型选择“reference(引用)”，整理共被引图谱，按发表年份对节点文献进行排序(见表3)。
首先从高被引文献中发现，在引用频数最高的前5篇文献中，有4篇文献来源于Global Networks(全球网络)期刊，该期刊是一本开创性的期刊，致力于社会科学对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理解，涉及的主题包括全球化、跨国主义、边界、移民、技术、社会科学等。Global Networks(全球网络)期刊对数字技术与移民主题的文献研究有重要贡献，可以被看作是该主题发育的“摇篮”。从表3可以看出，Madianou M(米卡·马迪亚努)是文献共被引数量最多的作者，其研究主题主要包括数字技术、移民和跨国家庭，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媒体，新媒体以及信通技术对于移民生活的影响，总计文献被引4 560次。
表3 高被引文献列表
高被引文献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息通信技术提高跨国家庭的“远距离共存”能力。Mihnela N(2016)在研究中以在瑞士的罗马尼亚移民家庭为例，发现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媒介的移民家庭，会产生一种新的“家庭空间”，同时具有跨国家庭的正常功能和突破地域限制的国际化功能[12]。同样以跨国家庭为研究对象，Madianou M(2016)提出了一种“环境共存”的观点，即通过移动通信技术，能够部分地重建移民父母的角色，父母不在身边也能对子女进行一定的关怀[13]。Baldassar L(2016)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可以提高家庭成员跨距离共同在场(情感上彼此“在场”)的能力，这种新形式的共同存在增强了现有的相互关系和义务[14]，并认为将面对面和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交流和共存形式视为相互排斥，甚至是在竞争中的观点是错误的[15]。
二是信息技术促进移民社会融入，政府监控抑制移民社会融入。在移民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信权变得越来越重要，Koen Leurs(2017)以智能手机的使用作为媒介，发现缺乏移动手机的年轻移民，孤独感和沮丧感会增加[16]。Zijlstra J(2017)的研究也指出，信息技术通过扩大移民在旅途中获取在线信息的渠道和整合现有移民网络来提高移民的流动性，有助于促进移民新社交网络的发展[17]。Wall M(2017)从叙利亚难民的角度出发，发现信息通信技术是难民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政府的持续监控，破坏了这种社会支持[18]。同样的，Rianne Dekker(2018)发现移民通过利用社交媒体决定是否移民，更喜欢来源于现有社会关系和基于个人经验的信息，获得技术的困难程度和对政府监控的恐惧会限制移民使用社交媒体的能力[19]。文献共被引分析表明，高被引文献主要围绕信通技术对于跨国家庭的影响展开，慢慢深入，研究主题逐渐过渡到信息技术对于移民生活的影响。
主题聚类分析的基础是关键词共现分析，一组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说明关键词联系越紧密，可以归为一个聚类[20]。在VOSviewer中，同一聚类中的关键词颜色相同，可以直观看出该主题各个聚类，鉴于文献包含关键词总量较多，选取出现次数大于等于5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基于VOSviewer软件聚类分析关键词共现的结果，并结合已有研究讨论的相关部分[5]，这些关键字主要构成了边界控制、数字鸿沟、移民就业、社会支持以及移民生活共5种聚类。
(一)边界控制
对该类别的聚类进行分析，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为边界(border)，在分析数字技术与边界控制的关系时，将边界(border)作为该聚类的中心关键词，与之存在共现关系的关键词有边界控制、信息技术和移民管理等。
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移民边界扩大化”。“移民边界扩大化”是指政府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用大量数据(包括大数据)来推断移民未来行为，并且基于这些推测减少移民的“未来选择范围”。这意味着移民在提出正式申请之前，检查和筛选就已经开始了。Kerr(2013)把它称作为是一种“危险的先发制人的新哲学”，是基于移民个人信息对他人做出假设，依赖算法来预测某些行动及其可能的后果，以期规避风险和预防不必要的行动[21]。
例如，加拿大在移民和难民管理中使用了自动决策系统[22]，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OECD)成员国的国家，如孟加拉国、尼泊尔和马来西亚，利用数字技术自动化移民管理系统[23]。瑞典当局也使用了基于机器学习等技术的“移民算法”来预测未来的移民流量[24]。
此外，《移民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目前，国际移民管理正在探索区块链数字身份应用，以解决移民的合法身份问题。该数字身份应用旨在创建个人、便携、持久和私人(需要持有人同意的访问)的合法身份[25]，为国家提供了一种新形式的“数字力量”，使政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了解移民，并为其附上永久身份”[26]。移民的数字身份在将来会作为移民通过的主要凭证，这远远加大了非法移民的难度，移民更加制度化，大部分不符合移民标准的人将无法移民，造成“移民边界的扩大化”。
(二)数字鸿沟
该聚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为障碍(barrier)，作为该聚类的中心关键词，与之存在共现关系的关键词有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教育和数字鸿沟。
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称作“数字原住民”，而那些在网络时代之前成长起来的学习者被称作“数字移民”[27]，加拿大学者Tapscott称之为“Net Generation”[28]。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经合组织(OECD)把数字鸿沟定义为，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信技术和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
移民将数字技术视为学习、融入社区、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重要工具。但正如Hamel(2009)所说的，在国际移民之间存在“数字鸿沟”，移民获得和使用不同形式的信息技术的能力在国家和某些社会群体之间是分布不均的[29]，并且不同族裔群体内各代人之间也存在“数字鸿沟”。年轻移民作为“数字原住民”能够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在数字媒介与移民父母之间担任“新闻翻译”的角色[30]。对于不能用移民国家语言交流的移民父母来说，年轻移民作为中介与媒体建立联系来弥补父母有限的新媒体文化，并利用这些媒体将他们的家庭与当地资源联系起来，使家庭能够充分融入新的当地地区[31]。
移民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是基于获得数字技术的物质机会、数字技能方面的不平等以及支付服务费用的能力[32]。对难民群体相关的研究也证实这一观点，虽然数字技术被认为对他们有帮助，但如果费用高昂且难以获取，数字技术也可能成为障碍。年轻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能够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更依赖传统的交流形式[33]。Judith Zijlstra(2017)利用轨迹民族学的方法也发现，教育背景和外语技能的差异对移民实际使用移动技术并从中获利的能力有重要影响，使用者的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影响了他们的“数字素养”，即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网络提供机会的能力[17]。
(三)移民就业
移民就业聚类中出现次数最高的为增幅(increase)，但对聚类整体分析发现，labor(劳工)和labour(劳工)的出现次数总和在聚类中排名第一，可作为中心关键词来理解数字技术与移民就业的关系，与之存在共现关系的关键词有技术移民、劳动力市场、移民创业和自动化等。
在移民劳动力市场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技能移民对于自动化系统应用的反映比高教育水平的高技能移民更加强烈[34]。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来说，计算机及自动化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市场份额，相反地，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移民来说，计算机及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他们的劳动市场份额。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会显著提高经济生产力和活力，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可能会取代土生土长的工人，从而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35]，对于移民国家来说，高技能移民的受欢迎程度远高于低技能移民。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移民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业。“移民就业”主题聚类分析中，“移民创业”关键词出现次数较多，数字化的进步和信通技术的发展为新型创业活动创造了机会。这种类型的创业活动之一是数字创业，它被定义为一种由信通技术(互联网、移动技术、社会计算和数字平台)产生的新的商业创造机会，在数字创业中，创业多是以数字方式进行的[36]。在移民国家，移民的资历和语言技能的不足会限制移民的就业能力，但这种新型的创业模式更多依赖在线业务，与移民的资历和语言技能关系甚微，更容易被移民接受[37]。
虽然数字创业被大多数学者研究，但其在移民实践过程中的效果不佳。Melnikova J(2019)利用专家访谈法对波罗的海国家移民的数字创业机会的研究表明，受访者指出他们对数字创业机会非常感兴趣，但缺乏这方面的知识[38]。相反，数字创业的障碍很可能与本土缺乏数字创业文化有关。基于此，Wentrup(2020)提出缩小数字创业差距的关键因素在于聚集技术人才，将他们与本土人才融合，并赋予技术人才决策权[39]。
(四)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聚类中各主题词出现次数相对于其他聚类团来说是较少的，缺少中心关键词，研究者通过主题词出现次数高低来寻找主要关键词，主题词包括社会关系、当地社区、援助和信息通信技术。
移民在移入国的社会支持包含多个方面，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不同的信息和交流渠道对移民的支持作用是不同的。在移民流动中，传统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非正式网络(如家庭成员、朋友)和社区两方面的支持。非正式网络促进了移民情感支持[40]，当地社区通过提供有形资源和公共服务促进了移民工具性支持，作用更广泛，它可以为移民提供社会化和社区参与的机会[41]，也可以促进非正式网络带来的情感支持。
移民通过信息通信技术能够迅速建立新的支持网络，打破其他沟通障碍，特别适合移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会支持(Computer-mediated social support，简称CMSS)的概念由此产生，对于缺乏面对面社会支持的移民来说，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会支持尤其适合。因为一个人的在线环境可以保持相对稳定，即使是在人口流动的环境中(如跨国学习或移民)，仍可以保持一种稳定感。CMSS提供了更广泛的社交网络，伴随着这种交往连续性而来的身份认同会提升移民幸福感[42]。在网络环境下，移民们会选择最适合他们需要的社会支持类型。在移民的最初阶段，与已建立的社会网络的隔离和在新环境中的不安增加了移民对各种支持的需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并逐渐习惯和熟悉周围的环境[43]。
CMSS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发生作用，在移民群体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到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使用CMSS来补充他们传统的线下社会支持，特别是在他们移民初期[43]。到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由于要维持和扩展社交网络而依赖于CMSS[44]。以计算机为中介的社会支持也可以为教育带来好处，即使是来自困难家庭的学生，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使用计算机的经验，并且刚刚开始学习目标语言，CMSS能够缓和他们的羞耻感和不安全感，并提供其个人学习途径[45]。
(五)移民生活
对于移民生活聚类，同样缺少具有代表性的中心关键词，通过主题词出现次数高低来寻找主要关键词，关键词为迁移策略、生活环境、移民预测和信息通信技术。
信息通信技术通过社交媒体将移民、前移民和非移民联系起来，通过友谊、亲情和共同的社区来源联系起来[46]。它为移民提供获取信息的渠道，促进汇款，帮助移民与家庭保持联系[47]。这种跨国联系赋予信息时代新媒体形式以认同感，并允许人们通过情感和身份进行联系[48]。并且，信息技术有助于移民在做出移民决定之前获得更平衡的信息和理解，来旅行、保持联系，或者获取有关移民国家的信息[49]，以避免发生任何风险[50]。Enticott(2018)[51]和Wilkes(2017)[52]的研究表明，信息通信技术的确可以补充传统的信息渠道，如口碑、当地宣传的工作机会以及自己移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的经历。在非法移民中，信息通信技术在其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它很好地解决非法移民中的信任问题。Triandafl lidou(2012)指出，社交媒体和移动技术的使用可以帮助移民对信任谁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成功地将移民运送到首选目的地的走私者将被视为更可靠的人，因此通过前客户的社交网络获得信息会提高移民的成功率[53]。信息通信技术通过扩大移民在旅途中获取在线信息的渠道和巩固现有的移民网络，提高移民的流动性，它改变了非正常移民发展的基本动力，使走私者能够比以前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和交流信息。
此外，数字媒体对移民青年的文化融入起重要的作用。移民在适应多元文化的生活过程中，特别是对于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长大的青年移民来说，数字媒体可以成为理解他们多元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和资源。数字媒体允许青年移民探索多元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54]。但不同的意见认为数字媒体并不能积极促进青年移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入。Leurs(2015)指出数字空间是“技术决策和大多数用户偏好相互作用”的结果，移民人口在其中可能仍然处于边缘地位，数字媒体不仅与线下的不平等(如种族和性别差异)产生共鸣，而且会强化国家边界和民族主义[55]。
本研究主要通过基本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的分析手段，探讨数字技术和国际移民领域在过去2010-2021年间的发展过程与变化规律。总的来说，现有研究者多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ICT)对于国际移民的影响，基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研究ICT在移民决策、生活、社会支持以及社会融入的作用。对于一些新兴的数字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各国仍在探索过程中。
对于我国来讲，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度阶段转变为高质量阶段，新技术发展对农民工群体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难以达到创新性、协作性、知识性等要求。笔者对国外数字技术与国际移民文献梳理过程中，总结了对我国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几点启发。
首先，控制“机器换人”边界。2014年，随着我国《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及各项扶持政策的出台，全国掀起了一场“机器换人”的浪潮。国内农民工群体与国外移民面临相同的处境，“机器换人”首先对劳动密集型工作产生巨大冲击，再加上农业现代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三重打击，低技能农民工被逐渐赶出劳动力市场，形成农民工“留不下”和“回不去”的窘境。如富士康昆山厂区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自动化建设，厂内出现“工厂关灯”“机器换人”现象，工人减少至原人数的45%，并由此产生大量的劳资纠纷，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无论是对于国内农民工还是国外移民群体来说，掌控“机器换人”的边界会对农民工或移民就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工作人数少、技能要求高的技术密集型工作，实行“机器换人”并不会对现有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也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和示范作用。高危工作可以考虑优先进行“机器换人”，可以有效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符合产业发展标准。对于劳动密集型工作，工人需求量大，对个人技能要求不高，可以放缓“机器换人”的脚步，由此来减缓低技能农民工的失业速度。
其次，开展农民工数字创业。由于“机器换人”和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大量农民工面临失业和择业问题，特别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大的传统行业受到了重创，我国劳动力市场受到巨大冲击，大多数农民工失去工作。线下消费活动转移到线上，突破地域限制的数字经济优势尽显，数字经济借助互联网平台，凭借其灵活性、及时性，在精准防疫、保障就业等方面功不可没。数字技术创新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农民工再就业、返乡创业以及乡村振兴赋能。电子商务平台，如淘宝、拼多多以及京东等，凭借其进入门槛低、用户数量庞大、网络资源丰富等特点，吸引一批又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
外卖平台，如饿了么和美团，骑手收入较农民工收入更高，且工作灵活自由，收入稳定，骑手工作成为多数农民工再就业的选择。截止2021年我国已有7 023个淘宝村，70%以上的骑手来自农村。
最后，农民工管理现代化。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国内农民工管理应借鉴国外移民的管理方式，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来构建农民工管理平台，通过去中心化，创新农民工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解决传统农民工薪资管理中的欠薪、拖薪问题，实现主体间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壁垒。此外，将区块链技术用于农民工技能提升服务中，可以有效提高培训体系内信息流通速度，刻画出每个农民工技能提升画像，将使整个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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