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琦，刘婧娇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迈入“十四五”发展阶段，如何“积极应对老龄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成为中国养老事业建设的核心指引。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养老事业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倡导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1］。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引入则为社会成员自主参与养老事业建设和践行积极应对老龄化策略提供了实现路径，一定程度上有益于缓解日益突出的养老照护服务供需矛盾。作为养老服务供给的新思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借鉴国外既有理论文献的基础上，国内学者结合不同学科背景、理论视角以及本土实践，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整体上以“时间银行”的引入与实践历程为主轴，形成了“模式可行性探析——经验借鉴——实践推广——路径优化”的研究路径。但已有成果对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特质内涵、本土化实践模式、本土化特点等方面的概括并不充分，尚缺乏系统化的阐述。鉴于此，本研究梳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特质内涵、运行机理、实践类型和本土化发展特色，并从制度主体、制度中介、制度环境三个方面审视、剖析和提炼中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与未来推进重点，有利于对其本土实践状况形成宏观层面的认识和把握。
“时间银行”是一种互助互惠的服务模式，其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 年初日本旭子水岛女士所倡导的自愿义工网络（The Volunteer Labour Network）——以“ 时间”为媒介的群体内部劳动服务交换组织，该组织把以爱心为主导的单项给予转变为社会成员间的互惠互助，服务供方每次提供的志愿服务都会以积分的形式进行记录，并且所储存的积分可以在其自身年老或有其他需求时从他人那里获得相关服务（通常涉及照顾生病的亲戚或孩子等家庭护理服务）来作为先前劳动时间付出的回报［2］7。20 世纪 80 年代，为避免经济滞胀时期人们劳动技能与时间的闲置浪费，弥补公众先前依赖的传统货币以致购买力不足的缺陷，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正式提出了“时间银行”（Time Bank）和“时间货币”（Time Dollar）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种互惠服务模式开始推广。该服务模式以“时间”为锚定物，巧妙地构成一种“互助互惠”的交换关系，即志愿者通过自身的劳动服务获得时间货币，每提供一小时志愿服务就可以获得一小时的服务回报，继而将“时间货币”储存起来待自己未来需要时进行服务兑换。志愿者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积分捐给亲朋好友或者普通基金①，帮助那些无法获得积分的个人或团体［3］28。近年来，“时间银行”已风靡全球30多个国家［4］41-42，并在全球老龄化态势的影响下，开始融入养老事业建设，作为积极老龄化的新型尝试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推崇。可以看出，“时间银行”在不同时期发挥多元化的作用，充分体现出其应用弹性，对积极响应社会问题大有助益。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时间银行”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特质内涵和系统化的交换机理。
（一）交换互惠：“时间银行”的特质内涵
从本质上看，“时间银行”是一种“投资—回报”机制，它以“互利互惠”为理念，将“时间”作为服务的酬劳并将其货币化，倡导参与主体协作互助，从而实现互利互惠的目标。具体来说，“时间银行”具有以下几点特质：第一，作为互助互惠服务，“时间银行”具有交换特质，它强调劳动交换的回报性。当主体A 向主体B 提供服务时，会积累一定的时间货币，待日后从主体C 处将其兑换成自己所需的服务，获得当年自己提供服务的“回报”，即“以现期利他行为来实现未来利己目标”。第二，作为第三方存管平台，“时间银行”需要维持服务供方与需方的平衡。当服务供给小于服务需求时，即提供服务的人少于兑换服务的人时，“时间货币”的“存”少于“支”，形成收不抵支、供不应求的局面，一定程度上会挫伤参与者的主动性，存取系统的运转将难以为继。当服务供给远大于服务需求时，虽然可以完全满足需求方的诉求，但也会带来资源的闲置，因而维系供需双方的适度平衡极为重要。第三，作为货币存取系统，“时间银行”储存的是以服务时间为表征的时间货币，这与商业银行储存货币资产不同。“时间货币”的获得与存入需要服务供方提供真实的劳动服务，这些劳动服务经过“时间银行”管理体系的量化换算和运行管理，成为其未来需要时进行服务或商品支取兑换的凭证。第四，作为交换媒介，“时间货币”（服务时间）自身蕴含一定的货币属性，具有贮藏手段、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货币职能。在“时间货币”进行存储、管理运营和提取时，这些货币职能将会充分体现出来。其中，流通职能一般取决于“时间银行”的统筹层次。第五，作为劳动所得，“时间货币”具有财产的继承性。作为付出劳动的财富积累成果，“时间货币”在部分发达国家不仅可以被转赠给亲朋好友或普通基金，还可以将其作为遗产由子女后代继承，体现出回报的多样性。第六，“时间货币”超越传统货币的一点是它推动了传统货币所不能实现的目标进展。譬如：推动社区建设，提升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或中和了由于过度追求利润而产生的负面外部性影响，发扬了互助互惠精神。
“时间银行”应用于我国养老服务领域后，其概念内涵更加具体化。综合而言，“时间银行”是以低龄老年人和青年群体为服务供方，以高龄老年群体为服务需方，由前者为后者提供涉老助老服务，并将服务时长进行储蓄记录，待前者有服务需求时再从存取平台进行提取兑换的互助养老服务交换模式。该概念包含以下要点：第一，属于交换行为，即由参与双方来承担养老服务的交换任务，是服务供求双方借助第三方平台进行的对接交换行为。第二，突出互助互惠，它以互利为激励、多劳多得为鞭策，倡导人们利用闲暇时间提供服务，实现劳动成果从互助到互惠的转化，形塑了参与成员间的伙伴关系。第三，服务内容具有层次性，涉及服务和精神两大层面，参与者用以交换的养老服务主要包括服务层面的照料护理和家政服务，精神层面的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等，为服务享受方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关怀。
（二）储存提取：“时间银行”的运行逻辑
“时间银行”作为“时间货币”交易流通的媒介，为服务供给方和服务需求方搭建互助交换平台，进而实现养老服务供需的有效对接。“时间银行”的运行逻辑和商业银行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为：第一，工作业务相似。“时间银行”机构工作人员的职责同商业银行柜员较为相似，主要面向用户开展柜面操作、查询、咨询、管理等业务，具体是对参与成员的服务时间进行存储业务办理，包括发放存取凭证和记录兑取实况。第二，功能作用相仿。“时间银行”和商业银行都是供需双方进行交换流通的信用中介，前者是服务的兑取流通，后者是资金的融通。除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外，二者均承担支付中介的职能，通过“时间货币”和“货币”在账户上的转移，代理用户进行支付服务和资金流通。第三，运作机理近似。两者都是由“用户注册—（时间）、货币存储—（时间），货币提取”三个主要运行环节构成。“时间银行”的具体运行过程如图1 所示：供需双方参与者在完成用户注册之后，“时间银行”平台将双方需求进行匹配、对接，供给方根据自身技能和闲暇时间为需求方提供相应护理照料服务，“时间银行”平台则会实时记录其服务时长，并将服务时间、服务内容、服务类型记录在案，形成“时间货币”存单，即供需双方存储和提取劳动成果的信用凭证。当供求双方服务对接完成后，“时间银行”系统会从服务需求方的账户中扣除相应的“时间货币”，并将其存入服务供给者的账户。参与者的供需转换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时间货币”通过“时间银行”平台完成有效对接，满足了一定时期内参与者的养老服务需求。
图1 “时间银行”的运行机理
“时间银行”作为舶来品于20 世纪末引入我国，其核心价值理念与我国“互助互惠”的传统文化思想较为契合，这为其扎根中国实践提供了文化沃土。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时间银行”本土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18 年6 月民政部正式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并争取在试点的基础上获得突破，建立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运行模式［5］。在诸多因素合力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获得长足发展，截至2019 年，我国“时间银行”机构共有146 家（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实现了大陆地区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覆盖［6］10。在发展过程中，“时间银行”实现了与居家和社区养老的有效对接，成为老年人正式和非正式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有机结合的重要尝试，并逐步探索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类型，呈现出本土化实践特点。
（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本土化实践模式分类
依据管理主体的不同，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可分为五种：第三部门管理型、社区管理型、市场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混合主体管理型。
一是第三部门管理型“时间银行”模式，在非营利组织力量支持下建立，以政府投资和社会筹资为运行资金保障，呼吁社会力量参与，为老年群体提供帮扶服务，以中国台湾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金华婺城区八咏楼社区乐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参与者来源的多样化，参与人员不再局限于所在片域的居民，其成员覆盖范围逐步向非营利组织内外延展，吸引着更多社会成员投身于互助服务事业建设。
二是社区管理型“时间银行”模式，以社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为主导，倡导社区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合力助推养老服务活动发展，是社区互助养老的一部分，以南京市兆园社区、新乡市五陵村、衡阳市石鼓区下横街社区和易赖街社区为代表。该模式的优势在于依附熟知社区成员需求与人际网络的核心组织，利用其凝聚力和地缘优势进行宣传动员，有助于参与者队伍规模的扩充，消除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隔阂，改变现代邻里相处模式，实现社区场域内互助互惠，提高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推动和谐社区构建。
三是市场管理型“时间银行”模式，由市场部门主导实施，利用市场化机制构建交换平台，以期达到互助互惠和养老资源优化整合的目的，以广州白云区寿星大厦民办养老机构为代表。“市场管理型模式”强调高效的运行效率和专业的服务水平，是市场化运作方式与标准化服务指导的有机结合，能够促使“时间银行”运行实操和服务供给质量的提高。
四是政府管理型“时间银行”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为实施主体，用财政支出购买服务提供给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以广州南沙区为代表。此模式的特点是依靠政府全权负责的公信力，基于政府的公信力，服务供给质量和运行资金可以切实得以保障，但该模式对政府财政要求较高。
五是混合主体管理型“时间银行”模式，主要以政府机构为牵头，联合企业或公益团体等社会力量共同建立长效互助互惠机制，旨在为社会减负、为老人解难。开封油坊社区与至善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成立的“时间银行”、上海浦东区政府部门联合幸福9 号居家养老公司创建的“O2O 时间银行互助公益模式”、南京鼓楼区委宣传部及民政局联合承阳养老事业发展事务所与南京爱普雷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时间银行”是单一化管理主体向混合化管理主体转变的典型代表。
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地方实践模式表明，“时间银行”的管理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从单一化向混合化转变，逐步与所在地区的周边社群（如地方高校、社工组织、社会企业、地方政府部门、公益团体等）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时间银行”的运行，促进其长远发展。
（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本土化特点
表1 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本土化实践模式
纵览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各地区在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一些立足具体国情、顺应时代发展的本土化实践特色，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般情况下，产品品质与包装设计关系不大。但当产品包装设计出现偏差，成为干扰因素，甚至酿出事故时，那原本不是短板的“短板”就上升为主要矛盾，其对产品品牌和营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百草枯调料”的出现就是活生生的实例。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产品的品质是个集成的概念，包括产品的功能部分与辅助部分。“百草枯”除草剂品质没有问题，但其产品包装和设计的“抽风”，对其形象和销售，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
第一，“时间银行”覆盖领域日渐宽泛。“时间银行”最初是以养老事业为着力点，逐步与志愿公益服务、人力资源开发、大学生专业实践、社区治理以及社会工作等领域结合。湖南衡阳市石鼓区以青山街道下横街和易赖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实施场域，联合南华大学护理学院建立“医养结合”型“时间银行”，就是在互助养老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学生专业实践，充分整合高校专业资源，实现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有效对接，满足老年群体的护理服务以及大学生的专业实操需求。浙江金华市八咏楼社区乐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导建立的“时间银行”借助浙江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浙师大”）社工专业师生力量，通过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工专业人才为支撑、以社工组织参与建设的方式形成三社联动机制，这种社区、高校与社工组织的有效对接推动了“时间银行”专业化发展，缓解了社区资源动力不足的问题，也为浙师大师生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达到互利共赢的良好效果。河南新乡市五陵村在党支部书记的号召下，以“心连心五陵梦”志愿者服务队为依托，建立了国内首家农村“时间银行”。这种“农村社区志愿者互助+时间银行”的模式实践为农村困难群体养老服务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加快了乡村社区治理步伐。“时间银行”的多领域覆盖既缓和了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的供求失衡状态，又顺应了时代发展，为志愿服务推广、人力资源开发、大学生实习就业以及社会工作实践等提供了新的互动路径。
第二，“时间银行”参与对象日趋多元化。近年来，“时间银行”在发展的过程中吸引了诸多年轻群体的加入，这为其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以“青年群体及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为发展方向，以“成功老龄化创新实验室”为载体，创建了“中国志愿服务军”时间银行项目，呼吁在校大学生积极参与“时间银行”，促使“时间银行”从老年群体间互助向青年与老年对接互助转化。共青团南昌市东湖区委积极探索“时间银行”居家养老志愿服务，着力发挥当地大中专院校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技术优势，与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市卫校团组织合力建立“区校共建”模式，发动高校青年志愿者参与到养老志愿服务民生工程之中。开封油坊社区与河南大学至善社工服务中心联合成立的“时间银行”以辖区党员为主力，组建公共单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辖区内学校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五支志愿者队伍助力护老志愿服务，形成“5+1”的特色模式。“时间银行”与青年志愿服务相融合的举措确保了服务者来源和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也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动力。
第三，“时间银行”技术保障不断完善。随着科技水平提高，“时间银行”开始逐步依托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运行管理，进入了“互联网+时间银行”时代。这为“时间货币”通兑接续、“信息数据”共享畅通等难题提供了可行性解决方案。广州南沙区于2013 年率先将互联网技术引入社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为供求双方服务时间的存取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化操作平台。2014 年，上海“时间银行”和幸福9 号居家养老公司的联合，实现了养老服务线上和线下互动衔接，形成了方便、高效、快捷的O2O老年互助公益网络。全国首家以电子社保卡为载体的电子“时间银行”于2018 年12 月底在山东青岛市正式启用，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搭建“时间银行”养老服务交换平台，构筑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互助服务运行管理机制。2019 年南京建邺区桃园居社区“时间银行”参与者/服务供给方可以在支付宝存取具体服务时间，整个存取兑换流程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账户数据的安全性。2020 年中国银行主动开发推出“时间银行”养老互助公益平台，为志愿者参与助老活动提供信息渠道和储蓄账户，并致力于解决“时间银行”在过往实践中遇到的技术与运营困难，打造全国流通性“时间银行”平台。
第四，“时间银行”兑换激励方式趋于多样化。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影响下，“时间银行”的兑换激励方式不再局限于物质激励和服务激励，而是逐渐开始关注参与者的精神激励，形成了内外融合、多元化、有层次的兑换方案。具体而言，物质奖励或硬通货兑换缓解了中青年群体“养老服务兑换遥遥无期”的等待疲惫感，服务激励满足了参与者当下或近期养老服务的需求，精神鼓励成为鞭策社会公众长期参与“时间银行”养老互助服务的内在动力。例如，广州南沙区“时间银行”参与者可以使用时间货币在其网站“全部礼品分类”一栏选取心仪的生活用品、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特色农副产品、教育课程、居家电器、本地票劵等，并且可以获得志愿者表彰。南京兆园社区“时间银行”通过统计参与者的服务时长，对其划分荣誉等级并进行物质嘉奖（金钱）、服务兑换和挂牌名誉表彰。此类“物质+服务+精神”的多元化激励方案成为其后期扩大参与者规模的重要推力，也为“时间银行”的长远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服务供给来源。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作为我国非正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实践，在低龄老年群体人力资本开发、养老服务供给、互惠和谐社区构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社会养老服务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思路。然而，在实践推广的过程中，“时间银行”也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困境。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明确其现实困囿和未来发展重点，具体应围绕制度主体、制度中介、制度环境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审视、反思与突破，坚持多措并举、区域联动，进而促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实现高质量、可持续与规模化发展。
（一）参与推广困境的突破点：提高制度主体认知度，构建长效信任机制
制度主体参与率和认知度是“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规模化发展的首要影响因素。在本土化推进中，“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仍存在宣传力度不够、引导工作欠缺、认知环境匮乏、模式体系存在质疑等堵点难点，制约着养老服务供给来源坚实基础的构成。上述堵点的疏通有赖于制度主体认知度的提高、社会成员参与动能的激发以及长效信任机制的构建。
首先，为提高制度主体认知度和参与率，应该持续加大“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宣传力度。具体而言，“时间银行”主办单位可以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政府文件引导、主办机构专题宣讲、用户分享推荐等方法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运行机理、价值优势和实施成效进行宣传报道，让制度主体切实了解“时间银行”，从而吸引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到互助养老事业建设中来，为“时间银行”的长远发展夯实群众基础。
最后，“时间货币”的提取方式具有延期兑换性，在实际运行中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可持续运行能力、公信力等多元因素影响而难以为继。有鉴于此，为减少社会公众的参与顾虑，“时间银行”作为服务交换的重要枢纽，应注重长效信任机制的构建与形塑。信任机制的构建需要以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等内在制度为精神指导，培养发挥成员间自觉自愿意识，以防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与此同时，还需以强化外在制度建设为重点，以营造社会信用环境为保证，以第三方监督为突破，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支撑，形成内外融合协同，推动信任体系构筑落实［7］1。
（二）存兑与服务安全困境的突破点：提高制度中介规范度，设计标准体系
制度中介规范化是“时间银行”良性运行的关键所在，标准化的模式体系是其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现实却是，“时间银行”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制度中介失范化的状况，主要表现为统筹层次低、通存通兑机制欠缺、计量换算标准失范、风险管控机制不健全。这一系列运行困境制约着“时间银行”可持续、规范化、程序化发展，为突破上述发展壁垒，应依据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制度设计、健全标准化存兑、换算与风险管控体系，具体纾困路径如下：
第一，较高的统筹层次和健全的通存通兑机制是“时间银行”规模化推行的重要保障。在人口高速流动的背景下，一旦参与者搬离参与地，以“社区片域化”为单位的存取系统将难以保障劳动服务成果的跨区域兑换，原有的服务储蓄等同作废。对此，提高统筹层次是实现“时间货币”通存通兑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国家可以设立“时间银行”总行，由其对各地区试点分行进行统筹综合管理，借助互联网、区块链技术搭建用户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用户信息全国联通对接。另一方面，应该注重建立健全“时间货币”赠予和继承制度。在参与者离世或存储过多的情况下，可将账户留存转赠给贫困老年群体或作为遗产由亲朋好友继承，打破储蓄留存僵局，使劳动成果效益最大化，实现“时间货币”通存通兑与转移接续。
第二，“时间银行”作为社会服务交换活动，其顺利进行的前提蕴含着服务等质性与交换公平性。我国“时间银行”的计量换算标准沿袭了埃德加·卡恩所倡导的“等时异质”思想，即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论执行服务的性质如何，服务所储蓄的时间都是等值的，同时也以等值的“时间”作为服务的酬劳［4］43，这一衡量标准忽略了不同性质服务的劳动强度与价值差异，继而出现“道德风险”和“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有鉴于此，完善、优化计量换算标准是确保参与者劳动成果合理兑现的重要保障。具体来说，应改变“等时异质”交换思想，秉承公平公正原则，由相关部门制定严格的量化标准和精细的评估换算体系。全面考虑参与者的服务性质与服务受益，对不同技术含量、劳动强度的服务类型予以科学标准化分类，使其劳动成果得到同质的回报，避免低质服务充斥交换场域。
第三，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控制机制是解除“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长期运营后顾之忧的必由之路。“时间银行”可以从风险预防和风险监测两个维度共同发力。一是完善优化承兑机制，加强事前风险防范。针对供需双方进行风险教育，提前告知涉险后果，以签订协议的形式对服务交换的顺利进行加以约束，并为参与双方提供人身事故意外险，防患于未然，减少其参与顾虑，从而实现养老服务的有效对接。在支付风险预防方面，“时间银行”可以使用财政拨付建立风险准备金，在出现支付高峰时面向市场从第三方机构处购买服务，确保参与者劳动成果顺利兑取。二是成立监管委员会，构筑服务监测体系和申诉机制，实时追踪服务供给过程，动态把握服务质量，实时处理事后服务纠纷和反馈问题，进而防范服务双方道德风险的产生。
（三）“制度—技术—服务管理”困境的突破路径：加强制度环境支持度，优化配套设计
法律法规、信息技术、专业队伍作为制度安排的重要保障，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实施推行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完善的法律法规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稳定发展提供了“硬制度”约束，是秩序化发展的题中之义；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长远发展指明了建设重点，是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发展的有效保障；
专业化的队伍组织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持续运营提供了职能技术指导，是管理专业化、服务高质化的重要支撑。囿于制度环境支持力度不足的影响，我国“时间银行”规模化发展受阻，主要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参与者权益较难保障，信息弱势群体技术可及性、服务时间存兑技术以及服务、管理水平相对不足等。上述状况的改变，亟须从营造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完善模式配套设计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首先，加快“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法制化进程，提高运营模式公信力，切实保障参与成员权益。具体而言，国家应在“时间银行”主办单位规章文件、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参考《志愿者服务条例》《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等相关条例办法，加强“时间银行”立法保障，逐步颁布实施全国适用的法律规章，切实扭转目前无法可依、法制不全的现状，使各地实践在统一制度规范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实现有序运行，进而强化运营模式公信力，为“时间银行”的全国统筹和持续运营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石。
其次，加大信息技术支持力度，突破信息可及性和技术发展瓶颈。在提升信息可及性方面，“时间银行”的未来建设应更加注重特殊群体（主要指老年群体和残障人士）信息操作的简化，建立简易操作系统，加强信息无障碍建设，为特殊群体疏通存取障碍。在推进科技赋能“互联网+时间银行”融合发展的同时，坚持传统存取方式与智能化应用创新并行，坚持普遍适用与区别推进相结合，予以其合理的现实关切。在区块链技术引入方面，应从完善技术、降低成本、提高运行效率三方面着力，使区块链从理想状态转化为实践应用，实现“时间货币”通存通兑、用户信息数据共享与相关资源的有机整合，将“时间银行”打造为智慧化互助养老服务共享联通平台［7］2。
最后，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完善服务供给者和管理人员培养体系。对于服务供给者，“时间银行”主办单位需要加强专业知识技能培训，使其在基础护理、生理伦理、急救知识、心理慰藉等方面有所涉猎，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需求。与此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及时对服务供方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估，以保障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得到实质性的提升。除了引入专业化培训外，“时间银行”主办单位可以考虑与康养中心、居家养老公司、日间照护中心、医疗机构等第三方组织构筑合作伙伴关系，定期为服务供给方提供学习交流机会，使其服务更贴合专业化标准。对于运行管理人员，应该加强岗前专业知识与操作技能培训，与经验较为丰富的“时间银行”进行联通交流，为专业化管理水平的提升提供现实镜鉴。
注释：
①普通基金是指非营利组织机构的没有特定用途项目的资金和负债。参见李虹：《国外现代会计常用词汇简明释义手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3 年版，第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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