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茂峰， 傅慧芳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现代化是现代世界始终围绕的主轴，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科学概括与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接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以其显性的发展成就和愈益凸显的全球贡献，拓辟出一条异质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加以明确，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这实际上就提出了历史主动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逻辑关联的时代课题。这里提出的“历史主动”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奋斗的应然状态，体现着党对现代化追求的自我觉解、行动自觉与对理性本身的价值估判，孕育着百年求索的精神气质。如何理解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内涵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融通的关联，如何看待历史主动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深刻价值，这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亟须回答的论题。
任何一种社会实践的运转与维续，都与普遍的、原则性的社会文化精神息息相通。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摒弃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下物质主义膨胀和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精神品格，以其全新的理论释说和实践演绎，成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鲜明精神密码和价值规约，这对塑造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全方位深层次的深远影响。
(一)主动把握历史规律的科学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历史规律是历史发展所沿循的最本质和普遍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和运动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力量同自然力是可以等同的，在人类尚未认识或考虑到它时对事物发展起着盲目、强制和破坏的作用，但如果以客观规律来规约自我主体行为，则“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3]，这一观点意在强调社会历史过程实质上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本质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历史的发展遵循自身内在的、固有的客观规律，人们只有对客观规律予以精确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同主体选择性有机贯通，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资本全球扩张日益重构世界秩序，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占据了绝对权力，西方现代化也因其时间的先发性构成所谓唯一的永恒普世的现代化方案，但资本主义导引的西方现代化以资本的运作为逻辑，使其内蕴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无法根治的诸多顽症痼疾，与此相伴随的必然是资本逻辑钳制、雇佣劳动异化以及“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立基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迭宕的演变机理创造的全新现代化形态，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形成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我国从现代性边缘向中心的位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围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逻辑主线明确提出“九个必须”的历史启示和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百年决议又围绕十个坚持凝练了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系统揭示了党百年奋斗始终能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因，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这也成为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突出表现。
(二)主动尊重历史主体的首创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性诉求
人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的核心，也是历史主动精神的主体力量。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导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丧失，对此，马克思认为，“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5]马克思始终将世界视为现实的人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在世界中引入了人，更进一步来讲，是世界缘起于人，因人而生，因而世界是生成性存在，向未来敞开”。[6]马克思始终将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把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世界历史的终极价值追求，强调人应当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身全面的本质，人的主体性和个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彰显。具体而言，生产关系历史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之外的全部生活及各种交往关系。1817年，新生的红色政权巴黎公社面临着反革命武装的镇压，公社社员没有被吓倒，而是以武装起义来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对此，马克思在致库尔曼的信中评价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7]列宁后来在谈到巴黎公社经验时也说，“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8]马克思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的理论高峰上，认为人类在通往自由道路上的现实任务就在于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挣脱一切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之于个人身上的枷锁，进而构建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原则的理想社会形式。就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其本质是以人的现代化为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的。2022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省考察调研时强调“我们已经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接着要奔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这一观点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立场的形象写照，体现着党追求物质的客观尺度和人民的主体尺度相统一、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相统筹的价值要求。
(三)主动担当历史使命的实干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保障
马克思以以往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方向为基底，创造性地将实践的观点引入物质本体论和世界可知论，形成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实践，它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5]。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实践的本体价值和地位的确证，才有了在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价值取向和实际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实干精神始终发挥着重要导向、凝聚和保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在主动抉择中推进全面现代化，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成就，生动演绎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和“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局势乱与变交织，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成为影响国际格局最关键的变量，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们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兼顾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并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走出一条通过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发展、造福世界的现代化新路。
(四)主动提振历史自信的民族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根基
历史自信是行为主体对自身发展历史的充分认同的情感态度和精神状态。只有建立在历史自信的基础上，历史主动精神才能拥有更为坚实的底气与力量，进而上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历史自信是对中国走现代化道路坚实基础和历史底蕴的自信，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的自信，体现着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多维聚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探索中，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能够树立和坚定党的历史自信。一方面，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文明从未中断的民族，“四大发明”等科技成果的问世、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等一系列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明成果，以有力的能量塑造了独步世界上千年的东方古国，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理想的社会思潮登上历史舞台，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初步探索到不断深化发展，始终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19世纪中叶，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发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了人类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跨越，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自由解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从此，科学理想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可以说，历史自信是我们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也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现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这一论点深刻体现出我们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信心以及面向未来所秉持的昂扬勇毅的精神状态。
“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9]。鸦片战争后我国走的是被动输入型的非自主性现代化之路，这一阶段的现代化探索虽经历以器卫道—制度牵引—文化改造为主线的逻辑标准，但“它只是在地域意义上重新复制一个西方”。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一个在现代化标尺上显得迟滞孱弱的古老民族，如何在西方强势的压力中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成为近代中国谋求复兴的核心主题。中国共产党将历史主动精神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有力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深刻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进程，彻底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的囿限，赋予了现代化新内涵、新的结构—功能和新的发展境界。
(一)秉持浴血奋战和百折不挠的主动精神创造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社会条件
亨廷顿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10]。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外来现代性挑战，被卷入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之中，社会发展呈现出贫弱积聚的态势。民主革命是世界各国现代性事业的序曲与前奏，尽管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深受西方现代化话语规约的影响，但实践表明“外部反思”无法解决中国内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根除阻滞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旧的国家机器和上层建筑，进行广泛社会革命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尽管如此，党丝毫没有忘记和忽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索。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运用现代化的观念分析和观察问题，尤其是关注了中国军事和军队方面的现代化。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的观点，要求把以现代化的技术增强军事武装力量。直至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从建设新中国的战略高度明确把国家现代化的任务提了出来，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1]。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党既着眼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不断达成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宏愿，又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进而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飞跃，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成就，这一历史成就的取得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上成功拉开了序幕，为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
(二)秉持自力更生和发愤图强的主动精神奠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和制度基础
所谓现代中心主义国家，就是由现代社会的中心力量，即政府主导的中心国家。从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来看，现代化的推展与实践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心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为前提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开启的。而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且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为启程现代中心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步伐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场景转化中以历史主动的优良传统追寻现代化理想所映射的层累递进和迭代更新特征，表征着与所谓经典的现代国家构建路径的差异与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逐步萌生了“走自己的路”的道路自觉，创造性地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个核心要素有机结合，实现了中华文明演进、社会主义发展和世界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生动聚合。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担负的一个艰巨历史任务，就是要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富裕强盛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2]。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在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现代化的三维基础上增添国防现代化，由此，毛泽东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内容，这也随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的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无论面对西方帝国主义肆意封锁干扰，抑或是中苏关系恶化招致的隐忧，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思考解决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问题，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明确提出“两步走”战略，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具象化为合理可行的发展步骤，建立起较为独立的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推动经济落后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实现了从“工业化”向“现代化”的拓展和深化，塑造了一种与近代中国现代性迥然相异的现代性叙事，为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提供了重要思想准备和实践基础。
(三)秉持解放思想和锐意进取的主动精神提供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保证和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探索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结合这一时期的新特点和新要求改革封闭僵化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摆脱集中式—运动式的治国理政方式，搭建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邓小平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3]，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在于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特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突出强调了生产力标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地位，同时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束缚中剥离出来，实现了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重释。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维持世界稳定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两极格局轰然倒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解决了现代化建设的主体问题，特别是围绕执政党现代化目标作出了一系列实践探索。进入新世纪我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党中央继续将历史主动精神一以贯之，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方针，明确了现代化建设要着力构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相协调的现代化格局，系统形成了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这一历史时期，党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在恪守和遵循世界现代化普遍性规律的基础上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组织化权威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内核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基本成型，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表征着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四)秉持自信自强和守正创新的主动精神提供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证、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更加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驰而不息进行具有许多历史特点的新的伟大斗争，积极妥善应对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有效化解国内改革发展矛盾，围绕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战略，制定和完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不断延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意涵，有效拓宽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明确调整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两步走”战略，这一顶层设计超越了西方政治宣传式、远景声明式战略规划。同时，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极大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着重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及外交工作等13个方面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生动书写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如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其科学的理论、合理的体系、包容的胸怀和崭新的思路实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成功飞跃，在这一事实面前，“‘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攻自破，西方文明模式‘元叙事’论调悄然终结”[14]，为人类文明演进和世界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集制度、物质和精神于一体的系统性保证，推动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2]要将历史主动精神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在推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日愈成熟定型的历史主动中培植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
制度作为“立国之本和事业之基”[14]，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成败的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呈现出的鲜明特点。通过构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制度，“可以将存在于不同地区与领域中相对分散的因素整合起来，充分挖掘和动员一切潜在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力量”。[15]首先，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抓紧制定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改革不合时宜和“边际效应减弱”的原有制度，确保不同领域的制度、规范与机制沿着正确方向进行改革，并实现制度之间的衔接与机制之间的互动，保持各领域改革步调的一致性，形成更加契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科学完善的制度结构。其次，积极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扭转传统政策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观念，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切实提高运用制度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在全社会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加强法治思维，引导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进而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再次，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效防范化解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政府和国家公职人员权力不作为乱作为的风险。最后，要适应现代化进程，重视发挥制度优势，把制度自信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积极引导全体人民更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不断提升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效能。
(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主动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其剥削的低劣本性，强调作为生产力的现代形式工业是人内在本质力量的公开彻底展示”，唯有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独立的个体人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摆脱种种来自民族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的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是从根本上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16]。可以说，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及其成果的转化与循环，构成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层次动力，也成为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驾驭资本的全新现代化模式，呈现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生产和发展逻辑。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承续历史主动精神，为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坚实物质基础。首先，仰赖创新驱动塑造发展新优势，不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富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科技攻关，高质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同时构筑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实现生产力水平内涵型提升。其次，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高质量推进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要“在资源配置与社会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减弱自发分工的盲目性”[17]，在发展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最后，通过互利共赢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主动性不断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三)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主动中涵养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根柢
一个民族只有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为强大的显性力量，才能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辨识符号造就更多的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应运而生，在奋进图强的历史奋斗中涅槃重生，究其根源就在于“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18]。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保证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面临的形势，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掌握精神主动，以此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层规律及其本质性和连续性的认识。其次，深度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塑型。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在现代化深度发展的进程中凝魂聚气和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把弘扬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构筑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重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汲取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夯实全民族全社会休戚与共、团结奋进的思想道德基础。再次，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统筹整合城乡优质资源，着力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提质扩面和提档升级。最后，要顺应全球价值观和共同体的变革，在国际关系秩序维护和国家形象对外传播过程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摆脱文化霸权主义和价值独断主义的行径，追求在多元之间寻求和平、和睦、和谐，进而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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