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
两宋至明清时期的书法发展是中国古典书法理论发展的后一阶段。两宋书法致力于突破唐代书法以严谨为特征的风格，更倡导自由个性和意趣。整体上，两宋书法风格以天真、自由、个性为基本特征。元代书法倡导“古意”，更倡导繁荣和发扬晋唐传统，在书法品评这一方面，强调审美趣味和道德品格的良好结合。明代书法理论更丰富，这一时期书学理论以董其昌为代表。清代书法首先总结了前人的书法学说，之后又开创了更具活力的碑学理论。从两宋至明清，中国书法传统理论体系逐步完善。
两宋时期书法以唐代“精研规矩”“致力法度”的书法风格为基础，着重探讨有效突破书法的规则限制，极力赋予书法创作自由、天真的特点。两宋时期书法创作和书法品评融合了较多主观性因素。有学者认为，两宋时期书法风格的特征是“尚意”。尚意指的是书法家们在书法创作的过程中，融合了较多的主观性因素，更强调书法作品的神韵、意趣。
北宋时期书法理论的形成，受到了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人的影响，这些书法家注重书法实践，四人并称为北宋时期“书法四大家”。他们的书法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显现出特色。北宋书法四大家对书学理论问题的见解非常深刻，他们的观点构建起两宋时期书法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蔡襄的书法观点主要集中在《论书》《评书》中，他特别推崇晋代书法的神韵，认为书法与绘画一样，都有形有神，书法的重点和本质就是抓住内在的“神”和“意”，特别强调书法中精神韵味的重要性。蔡襄在《论书》中指出“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其中“神气”一说就是指书法艺术追求“神韵”。这也体现出两宋时期书法风格对唐代书法追求“规矩”“严谨”风格的突破与创新。苏轼进一步完善了“神气”“尚意”的书法理论。苏轼在《东坡论书》中充分抒发了个人的书法理论观点。苏轼强调在书法中抒发个人的个性、意趣、兴致，在书法评论方面提出了“书如其人”的主张。苏轼提出了“天真烂漫是吾师”和“我书意造本无法”的主张。他坚决反对死板书法，反对墨守成规，之后又倡导自由书风，强调“清新自然”。苏轼在注重书法风格自由、天真的同时，也详细论述了书法“意兴”和“法度”之间的关系。黄庭坚的书法理论主要记录在《山谷题跋》之中，他的书法理论与苏轼的书法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庭坚特别重视表达自我，强调书法风格直抒胸臆。他的书法理论有两方面特点：第一，他特别看重笔法韵味；
第二，他强调以禅喻论。这些观点受到了后续学者的尊崇。米芾将书法理论记录在《书史》和《海岳名言》等书中，他追求表达书法的“真趣”，书风以“天真”“率直”为主。同时，他在书法品评方面，也强调天真自然的表达，充分体现了对美学的追求。北宋书法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还有朱长文。朱长文的《续书断》强调在书法品评时从“神”“妙”“能”出发，既强调对书法家的精神气质的评价，也强调书法家的道德修养，注重对书法家主观能动性的评价，强调发挥书法家学识、修养、悟性这些主观因素的作用。
元代书法家一方面反思两宋时期书法理论一味强调“尚意”“神气”的偏颇，重新推崇晋唐时期的传统书法特点，崇尚“古意”；
另一方面，也对两宋时期“书如其人”的观点加以延续，注重书法品评人格品德的重要性。赵孟頫是元代书画大家，尽管他没有创作出专门的书法理论，但他作为元代突出的书画领袖，许多观点都成了中国书法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来源。赵孟頫崇尚“古意”，尊崇魏晋书法传统，在书法理论实践中深入体现了这一特色。《兰亭十三跋》中详细清晰地反映了他的观点，其中包括“古法终不可失”“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等，对后续的书法理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郝经的书法理论非常有特色和独创性，他提出了“内游”论。他指出，艺术家在探索外在世界时最终总是会受到限制的。但是，艺术家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探求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艺术家必须在精神世界的探求中探索出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要汇通古今。所谓“内游”，指的是要将书法家外在的观察、学习和内在的精神感悟相结合，特别注重书法家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感悟。这一观点影响了艺术创作者主体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郝经在内游理论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心法”的观点，他认为书法的最高品级就是书法家精神品格的外显。郝经的观点与元代文人画的观点契合，特别强调艺术家内在的精神气质和品格在艺术价值体系中的作用。
元代书法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郑杓的《衍极》、陈绎《翰林要诀》、盛熙明《法书考》。郑杓《衍极》一共包括五卷，主要对书法历史进行梳理，还整理了笔法碑帖，对晋唐以来的书家的得失优劣展开了品评。郑杓颇注重推崇隶书、篆书中的古意，郑杓作品文字较艰涩，但颇具深度。陈绎的《翰林要诀》也延续了传统，他主张“字字有来历”。陈绎自身对书法的研究非常精妙，他整合学习前人的书学经验，结合自身的书学体会，创造出许多独有的见解。他主张“变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反对僵化沿袭书法学习模式，他坚持“变中求法，以变为法”。盛熙明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的背景出发，创作了《法书考》，他对千代名家进行评价，还整合了古今名帖，对书法理论作品目录也进行了编写，有非常强烈的理论研究意识。盛熙明同样追求古意。
明代的书法理论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这一时期书画兼论，互相启发；
第二，这一阶段特别强调书法风格的自由和奇巧。明代初期书学发展的代表人物是陶宗仪，他创作的《书史会要》注重以史论书。陶宗仪非常详尽地梳理了书法发展史，记录了从远古时期再到元末时期众多书法家和不同的书法理论，除了对每位书法家介绍小传以外，还结合了作者对书法作品和理论的评价。陶宗仪特别注重对书体演变的研究，谈论和评价了各位书法大家在书体演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也体现了他的历史观。陶宗仪主张在书法品评时紧密结合书法艺术形式和书法家的品格修养，并对“书如其人”的观点进行了延续。陶宗仪还在书法批评方面补充了“清劲”“遒媚”的观念，在书法创作中强调差异性的形式语言的重要作用。解缙创作了《春雨杂述》，并倡导“工夫”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强调书法家要有意识地磨砺技巧和积累知识。
明中期，书法理论的核心人物包括祝允明、文徵明、王世贞等人。祝允明是吴门书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明代代表性的书法家之一，祝允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书法理论观点。首先，祝允明极力反对死板，致力于突破规矩，强调书法理论的个性化创新。其次，祝允明倡导师法古人之长，他强调书法理论要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并不意味着失去根本，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祝允明在《论书帖》中提出了一个辩证观点，强调“功”和“性”的辩证关系。祝允明强调书法家传统技艺的积累，同时，也强调书法家个人性情的熏陶，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在不脱离传统的同时有效创新。他的观点也受到了后续书法家的推崇。文徵明和祝允明的书法观点大体上有趋于一致的地方，同样强调师法古人和自主创新的结合。祝允明和文徵明两人在明代书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书法中规矩和意趣的折中，深刻影响了后世书法的发展。杨慎的书论有很多，如《书品》《丹铅总录》等。他在品评书法作品时强调“风韵”，特别崇尚晋代书法作品的风韵，贬抑唐代书法风格，反对颜真卿。尽管杨慎的观点十分极端，但也恰恰彰显了明中期书法艺术的自由活跃之风。
王世贞是明中后期的代表人物，他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坛领袖，极其重视对书法理论的研究，创作了《艺苑卮言》。王世贞特别强调师法古人，强调质朴、淡雅的书法风格，在书法品评中强调“大巧若拙，书家之上乘”的观点，极力反对造作的书法风格。他收集整理了前代的书法理论和绘画理论，创作出《王氏书苑》《王氏画苑》，直接影响了后世书画界领域的发展。
明晚期的代表人物是董其昌。他的论书言论非常丰富，独创性很强，作为明代书法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独立思索和创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理论的发展。首先，在审美方面，董其昌更注重“天真”“清淡”，他在《诒美堂集序》中指出“淡”是最高的审美范畴，这一观点丰富和更新了书法品评的理论范畴。董其昌还提出了书法绘画“离合”“生熟”的观点。他认为书法与绘画不同的是，书法需要“熟后生”，并提出了“善书家所谓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观点。董其昌深入地思考和讨论了书法理论传统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讨论了绘画和书法的共性与差异。此外，董其昌还系统地研究了书法史的内容，对历代书法风格进行了精练的概括，为后世对中国书法的研究提供了可供讨论的文献。
清代书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阮元、康有为、傅山等相关书法家。傅山在书法品评中贡献了“四宁四毋”的观点，他曾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傅山的观点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对立统一，强调自然，主张“奇巧”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反对矫揉造作。傅山的观点在极力纠正明晚期荒怪的书法风格。冯班是清代重要的书法大家之一，他的书法理论更注重对审美范畴的探讨。冯班的著作《钝吟书要》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指出，用笔、结体这两者是书法的根本所在，他特别推崇晋唐时期的书风，对蔡襄、赵孟頫的书法风格也有所研究和认同，但对明代书法的观点颇为偏激。尽管如此，他的“一字看不得，看了误人事”的观点却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书法意趣。冯班对后天的书法实践极为注重，他强调书法的“规矩”，对宋元时期书法家强调“心意”“情趣”的观点加以纠正，提出了“功夫”“本领”等有关书法的命题。他从自身的实践经验出发，针对时代问题展开了讨论。王文治在书法理论上也有独特的观点，他提出了“品韵”论，指出“书家品韵，望而可知”。他还提出了“真鉴”的观点对“品韵”加以解说和补充。他认为，艺术欣赏与心灵的关系十分密切，艺术欣赏的本质在于心灵直观，而不注重考据。因此，他在书法品鉴上与两宋时期书法家的观点有相合之处，他强调个体本身内在的感悟与理解，注重研究艺术欣赏内在的心灵直观和心理规律。康有为、阮元作为清代中晚期碑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书法领域方面有极高的建树。阮元是著名的经学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尽管有关书论的文献并不多，但是影响极为深远。阮元创作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为书法理论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出“南北书派”的观点，对书法风格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梳理，重构了书法史，创造了一个极具独创性和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他的南北书派的观点，本质上是“崇北抑南”，他对北派书法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旨在为复兴碑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康有为是清朝末期最重要的书法理论家。他创作了《广艺舟双楫》，该书篇幅很大，对书体源流演变、笔墨技巧等做出了极详尽和系统的论述，该书内容十分丰富，且风格博学。《广艺舟双楫》全书共六万多字，他坚持以进化发展观为基础系统论述，许多观点非常先进，该书持续影响中国书法，是中国美术史和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他在推崇碑学的同时，也提出了碑帖的融汇互通，注重创新，对碑学地位的正统化进行了理论上的详细阐述。
本文通过对两宋、元、明、清时期的书法理论和相关人物的阐述，详细分析了中国古典书法理论的发展的后半段，旨在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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