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代理：太后摄政的另面梳理（下）

发布时间:2023-08-19 18:30:05 来源:网友投稿

赵映林

摘要：太后摄政是家天下皇权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太后摄政的出现是皇权在某一阶段的转移，因此太后在摄政时期的角色是以皇权代理人的身份走到前台。在男权社会从没有过女性从政的制度安排。女性能听政、摄政完全是由于在某一个时期出现“主少”或皇帝愚庸的政情，而后妃又具有从政的欲望与能力，于是女后摄政的现象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至于女后摄政的程度对王朝盛衰的作用以及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如何，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女后自身的政治能力与个人品格，一是当时朝廷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

关键词：太后摄政；
良莠并存；
天下晏然；
先进文明

北魏冯太后摄政推进了少数民族的文明进步

冯太后（439—490），北魏文成帝皇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父亲冯朗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秦、雍二州的刺史，后因事受到牵连被杀，年幼的冯氏被没入宫中。北魏太武帝正平二年（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之后不久，14岁的冯氏选为贵妃，太安二年（公元456年）立为皇后。

和平六年（公元465年）文成帝驾崩，12岁的拓跋弘继位，是为魏献文帝，尊冯皇后为皇太后。丞相乙渾乘机专揽大权，诛杀异己，图谋篡位。冯太后“密定大策”，设计巧杀乙浑，掌握朝中大权，开始临朝称制。[31]魏献文帝亲政后，与冯太后政见不合，遂禅位给4岁的太子元宏，是为孝文帝。献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才18岁，但实际上对军国大事仍要过问，直到孝文帝延兴六年（公元476年），冯太后再次摄政。冯太后两次临朝摄政，其对历史作用与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

冯太后首次摄政，在平定乙浑叛乱后，采取措施稳定政局，使北魏政权渡过一次严重政治危机。其时人心恐慌，尤其是曾依附乙浑为逆的大臣。冯太后下令一概不予追究，很快稳住了政局。她在这场平定政治反叛的斗争中，初步显露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胆识和才能。平定叛乱后，鉴于皇帝尚小，朝中无人主持的局面，冯太后作出重大决策，自己临朝听政，执掌北魏政权。这次临朝摄政，约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她重用和提拔拥戴文成帝有功的元老重臣陇西王源贺，令其由冀州刺史入朝，迁升太尉，牢牢地控制军权；
同时擢用在乙浑擅权期间，对北魏皇室仍忠心耿耿的汉族大臣如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和贾秀等人入侍禁中，参与大政。这样，冯太后凭其政治谋略，并依靠鲜卑老臣和汉族官僚的支持，迅速稳定了政局，使北魏政权渡过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此次摄政期间，冯太后开始重视儒学教育，推进恢复礼乐，尊崇儒经，严禁巫谶。她接受中书令高允的建议，在大郡建儒学，设博士2人、助教4人，招学生100人；
次郡儒学设博士2人、助教2人，招学生80人；
中郡儒学设博士1人、助教2人，招学生60人；
下郡设博士1人、助教1人，招学生40人。地方儒学的设置推广了汉文化的传播。

皇兴元年（公元467年，此年两个年号，前为天安二年）八月，拓跋宏出生，冯太后以祖母“躬亲抚养。是后罢令，不听政事”[32]，归政于献文帝。

第二次摄政，施行改革，推动了北魏的汉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承明元年（公元476年，此年两个年号，前5个月为延兴六年）冯太后第二次摄政。这次她面临的仍是政局动荡，社会不安，这是因为宫廷权力斗争导致的恶果。对此，她的措施与前一次极为相似，没有采取高压手段，而是施行安抚政策，笼络和稳定人心。如献文帝的亲信娄提，时任内三郎（皇帝的武装侍卫官）侍卫宫中。献文帝被害（《北史·后妃》上说为冯太后所害），他对人说：“圣上升遐，安用活为！”[33]遂拔刀自刎，被人救起。冯太后知道这一事情后，不但不怪罪娄提，反而亲自诏令褒奖，赐帛200匹，使得娄提与献文帝余党了解太后不会追究他们而不再心有疑惧。恒州（今山西大同东北古城）人王玄威，听说献文帝被害，就在州城门外盖一草庐，“衰裳蔬粥，哭踊无时”。到了献文帝忌日，他又变卖家产，设百僧道场超度献文帝。地方官报至朝廷，冯太后非但没有治罪，反在大除之日，“诏令白袴褶一具，与玄威释服”，事后又令地方官予以“表异”。[34]冯太后的这些做法，说明一个政治家一定要具有胸怀，豁达大度，能容忍不为自己所喜的行为与意见。为了迅速稳定政局，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献文帝被害两个月后，冯太后亲自导演了一场超度亡灵的大法会，目的是借助盛行于世的佛教征服人心。为此，《北史》作者称赞她“多智”“能行大事”[35]。

冯太后摄政期间，对外与柔然、高丽、吐谷浑等周边国家结好；
同时以武力抗击南方齐朝萧道成的侵扰；
对内组成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统治集团，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从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开始，她在北魏实施汉化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虽叫孝文帝改革，实际上前期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进行的。其主要改革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冯太后是汉族人，她所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儒家的传统文化。为了清除鲜卑族的氏族制度残余，所以在太和七年首先下诏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有利于人种进化。

二是实行班禄制。北魏前期，吏治混乱，地方官员不论政绩好坏，任期都是6年，官吏没有统一的俸禄制。攻城略地时，往往是“将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36]，造成武将们“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37]。所任官员到任后只要向朝廷缴纳一定租调，就可以任其搜刮民脂民膏。针对这种现象，冯太后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实行班禄制，即百官俸禄统一由国家发给，官吏不得再通过抢掠等方式自筹，从而扭转了这种原始地落后地无限制地残害百姓的掠夺方式。实行俸禄制后，冯太后主持制定了惩治贪污的措施，规定凡贪污绢一匹者，一律处死刑。[38]同时她还下诏：“俸制已立，宜时班行，其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一个季度根据官职大小发一次俸禄，具体标准是百姓承担的赋税（租调）的30%作为地方官员的俸禄，于是“内外百官，受禄有差”[39]，改变了爵而无禄，吏多贪墨的现象。为了保证班禄制的有效贯彻执行，冯太后不时派出监察官员到各地巡视，检举违法官员。实行班禄制这年秋天，对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的官员毫不犹豫地予以处罚，先后处死了40多名敢于以身试法的官员。处死的官员中有献文帝的舅舅，即孝文帝的舅公李洪之。李洪之时任秦、益二州刺史，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对实行班禄制后的廉政规定，根本不加理睬。处死李洪之之举震惊了朝野上下，收到了以儆效尤的目的。吏治开始改善。

推行班禄制不仅仅是汉化政策的一项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澄清吏治，改变了以往通过掠夺民间商人、民人财富为收入的规定，有利于百姓安定生活。倘若百姓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生活没有安全感，岂会关心国家安危？有恒产始有恒心。

三是推行均田制。太和九年十月，“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40]，开始在全国实行均田制。

均田制实质是计口授田，使无田少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也有利于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均田制获得的成功影响到日后的隋唐，更是漂洋过海，为日本等国所效仿。

四是实行三长制，这是基层组织的汉化。北魏建立之初曾实行宗主督护制，犹如一个个小独立王国。在宗主督护制下，政府根本无法弄清人口的准确数字，中央政府既无法按户征税，更不用说均田了。这样整理户籍就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北魏开始在地方实施“三长制”以取代宗主督护制。三长是邻长、里长、党长。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一人，五邻为一里设里长一人，五里为一党设党长一人。[41]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审核户籍，配合县衙分配土地，征发徭役、兵役。三长实为北魏的基层组织。三长制实行后，均田制得以顺利推行，也抑制了豪强大地主的势力。北魏政府还颁行了新的赋税制，一夫一妻每年缴纳一匹帛、粟二石即是完税。这样的赋税比之过去大为减轻。

冯太后的上述改革，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但在实际效果的证明下，守旧派不得不心悦诚服。

五是推进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人们历来追求的，但在家天下、极权政治体制下这只能是一厢情愿。中国古代历史上主张法治最强音的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也仅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最高统治者的国君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所以能做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老百姓就烧高香了！在这方面，冯太后倒是做到了。刑律制定后，民众犯法者少，当时首都一年判死罪的不过五六人，地方上也不多。对于专横跋扈的宗室诸王，冯太后的处罚是严厉的。安乐王拓跋长乐在定州为非作歹，冯太后令其自裁。二年后，汝阴王拓跋天赐和南安王拓跋桢犯贪污罪，冯太后按律将二人废为庶人，“禁锢终身”[42]。冯太后对贪赃枉法的懿戚权贵，没有存亲以毁律，而是灭亲以明法，严惩不贷。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常为人所忽略的事情，这就是冯太后在刑法中明令禁止对女性犯人实行“裸形处决”，坚决维护了女性最起码的人权。

六是重视教育。冯太后在首次摄政时曾在地方兴办郡学。她尊崇孔子，下诏祭祀孔庙，封孔子的第28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她还废止鲜卑族的原始巫术一类落后习俗。第二次摄政期间，她又在皇宫内开办学校，专门负责教育与培养皇室与贵族子弟，说自己是“自非生知，皆由学诲”，而“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求新，盖有缺矣”，遂下令在宫内“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43]。其时孝文帝的几个弟弟拓跋禧、拓跋干、拓跋羽、拓跋雍、拓跋勰、拓跋详都在宫学中接受儒学教育。这一措施为她死后孝文帝的继续改革，尤其是推进汉化政策减少了上层阻力，也培养出一批崇敬儒家学说与思想的上层官员。对孝文帝，她作《劝戒歌》300章教育他严格自律。在冯太后引导下，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
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44]，并逐渐参政听政。正是在冯太后的悉心引導下，孝文帝全盘接受汉文化传统，加上自己的天份与努力，最终成为少数民族君主中的佼佼者，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

七是广开言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古今中外有作为的统治者，尤其是杰出的政治家，很少有独断专行拒绝不同意见，听不得逆耳之言的。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冬，冯太后下诏百官，上自公卿，下至吏民，都可以上书，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太和元年（公元476年，是年两个年号），河南怀州发生民变，杀死地方官。冯太后大怒，下令尽诛一城居民。殿中尚书张白泽上书谏阻：“明王重民之命。杀一人而是取天下，仁者不为，何况尽杀合城无辜。”冯太后接受了这个谏阻。冯太后当政期间，鼓励极言直谏，朝中风清气正，大臣们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如有“良牧之誉”的中书令高闾“敢直谏，其在私室，言裁闻耳，及于朝廷广众之中，则谈论锋起，人莫能敌”。冯太后非常器重他。[45]武将苟颓，以功被大臣推举入朝为官，进爵河南公。他“方正好直言，虽文明太后（冯太后）生杀不允，颓亦言至恳切，未曾阿谀”。他所提建议，冯太后虽未接受，他也坚持不改，最后得以晋封为河东王。[46]类似例子颇多，反映出冯太后的政治智慧较为成熟。

冯太后生活俭朴，反对奢华，不喜金银饰物，所用衣服被褥只是一种素色缯帛而已。她吃饭用的一小桌，只一尺见方，饭菜数量仅为过去皇帝的十之一二，一改过去宫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食谱。她生前对自己的丧事做过安排，只用普通棺椁，不用任何随葬品，棺室二丈，坟不得过30步，如依山陵而建，也不准超过60步。[47]。此规制应是历史上所有皇后陵墓中最小的。每遇灾荒，她就下诏减免赋税，开仓救灾赈贫。她还和孝文帝一道，几次视察代郡，了解民间疾苦。总之，冯太后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女改革家。她的改革促进了北魏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汉化与文明进步，加速了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九月，冯太后病故，时年52岁（《魏书》说她终年49岁，不确），谥号“文明太皇太后”。

辽代萧太后推进契丹族汲取汉民族先进文化

萧太后（953—1009），契丹族，名绰，小字燕燕，宋人称雅雅克。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辽圣宗（公元984—1031年在位）耶律隆绪的母亲。她在辽代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整整40个春秋，其中临朝称制27年。

耶律阿保机创立辽朝后，立下法律，皇族只能与后族通婚，所以辽代历史上皇后大多为萧姓。萧太后出身于一个家世显赫的家庭，父亲萧思温系北府宰相，加尚书令、封魏王。萧思温是一个汉化较深的契丹贵族，精通儒家经典，对自己的3个女儿精心培养，尤其是对萧燕燕特别用心。萧燕燕聪明好学，又有姿色，被称为“细娘”，这是契丹民族对绝色女子的赞誉。

辽应历十九年（公元969年），辽穆宗耶律璟被弑，耶律贤在萧思温等人的拥立下登基称帝，是为景宗（公元969—983年在位）。景宗登基，因萧思温拥立有功，其女萧燕燕又有姿色，遂将她选入后宫，封为贵妃，3个月后册封为皇后。这在萧燕燕的政治生涯中是至为关键的一步。从此以后，她的名字就和辽朝的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了。乾亨四年（公元982年）九月，景宗病逝，刚满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景宗临终遗诏：“军国大事听皇后命。”[48]萧太后即临朝摄政。

这时的辽朝是寡母少主，一些契丹权贵蠢蠢欲动，尤其是那些手握重兵的王公大臣，无不把眼睛盯在皇帝宝座上。形势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对年仅29岁的萧太后是严峻考验。而萧太后还在景宗病危之机，已开始留心观察朝中的不同势力，并注意联络握有重权的两人：官拜南院枢密使（视同吏部，掌契丹民政）的韩德让与节制辽朝西南诸军的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景宗一死，她立即将二人予以升职。二人对萧太后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49]有了二人的支持，萧太后站住了脚跟。与此同时，萧太后对一批文武老臣安抚与重用并举，稳住了他们的情绪。老臣们纷纷为之出谋献策，促进了朝中形势趋向稳定。萧太后通过他们又团结了一批官员，形成了一个以她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在最终稳住了朝中形势后，萧太后接受韩德让的建议，开始对握有重兵的王公贵族“夺其兵权”。几番操作下来，萧太后完全控制了朝政。

萧太后临朝称制阶段，也是契丹民族受汉民族先进文化影响的时期。景宗之前，契丹贵族叛乱与皇室内乱不断；
除了权力之争外，政见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政见不同主要表现在是保留并继续维持契丹的旧制度（传统说法是保留奴隶制度），还是接受先进的汉文化。[50]萧太后的青春期生活在燕京（今北京），加上其父的教育引导，受汉文化的熏陶较深。她仰慕先进的汉文明，时时处处以儒家学说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可以说，她虽没有完全摆脱契丹文化的影响，但却是受到汉民族儒家文化浸染最多的一代新人的杰出代表。在她摄政时期，汉文化的影响被凸显出来。当时在朝中助萧太后掌权的韩德让是辽朝汉人势力的一个代表。萧太后信任韩德让，让其掌控行政大权。这标志着汉人势力的增长，也表明萧太后决心效法汉人制度，推行改革政策的决心。

萧太后重视法制建设。辽代的法律原是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制定的；
而在建立辽国之前，契丹族还完全是部落联盟性质的治理形式。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国家政权，其官制反映出它于转变时期的过渡性。辽国当时实行两套政治制度，“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1]。“国制”即契丹官制，统称北面官，管理契丹8个旧部落（简称旧八部）的两个集团；
汉制官职统称南面官，州设刺史，县设县令。《辽史·百官志》说：“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52]。总之是两种制度并存。

契丹原来的法律制度，极为突出的是刑罚野蛮残酷，特别是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制裁，简直令人发指。鉴此，萧太后下诏：主人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其奴婢（家奴）不得告首（这是反对告密）；
如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主人不得擅杀。依据这一改定的法令，家奴虽然仍处在受奴役的无权地位（这是奴隶制度在契丹族的遗存，此残余直到有清一代也没有完全消失），但主人已不能任意杀害奴婢了。辽圣宗亲政后，又进一步推进这一改变，他下诏说：“如贵贱异法，则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惟内（皇）族、外戚多恃恩行贿，以图苟免，如是则法废矣。自今贵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并令所在官司按問，具申北、南院复问得实以闻；
其不按辄申，及受托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53]萧太后对法律的改革削弱了契丹贵族对小民和汉人的某些特权，即不能擅杀奴婢；
官僚贵族违法乱纪也要依法论处，不再有特权。而之前汉人与契丹人斗殴至死，治罪轻重不同的旧律至此改为同等治罪，契丹人犯大罪也与汉人一样依法同律制裁。她甚至有时亲自审决冤狱滞案，劝导圣宗“宜宽法律”。她摄政时期的司法建设，大大缓和了包括民族矛盾在内的社会矛盾，社会秩序较前安定，犯罪人数大为减少，甚至在不少州县出现了“狱空”现象。史称萧太后摄政时期所修改“法令凡十数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详慎”[54]。

重用贤能是萧太后摄政时期的又一亮点。官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安危，所以萧太后对吏治的整饬，始终坚持“任贤去邪”。一般说来，太后临朝称制，依靠父兄掌权，形成外戚专权，是后妃政治的痼疾、皇权制度的肿瘤。即使如前面所述颇有作为的吕后也是如此——起用的都是吕氏子弟；
邓太后虽对外戚加以强力遏制，但仍用其兄邓骘掌权。北魏冯太后摄政没有任用外戚，没有形成外戚专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这方面萧太后与冯太后颇为相似，确实难能可贵。萧太后有个弟弟萧继先，姐弟感情很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宋朝趁辽圣宗刚继位，政局未稳，派军北上收复失地。萧继先奉命率军抵抗，击退宋军，“上（指圣宗，实为萧太后）嘉之，拜北府宰相”[55]。萧继先虽与太后最为至亲，可从不敢仗势妄为，《辽史》本传说他“虽处富贵，尚俭素，所至以善治称……名重戚里”。故终萧太后摄政期间从未发生过外戚专权。

为了广求贤才，萧太后采用唐宋的科举制度。统和六年（公元988年），她在辽朝首开科举取士。据学者研究，当时有名有姓可查的登科士子，有2479人。[56]萧太后的科举取士，为契丹世袭王公大贵族之外的中小贵族子弟打开了入仕大门，引导了社会读书风气的兴起。在她摄政时期，辽的更多官员来自于荐举，鼓励文武百官向朝廷推荐人才，使得不少才德兼备的士子入朝为官，如张俭、邢抱朴、王继忠、乌不吕等一批人，都是经百官推荐而进入朝廷，并在实践中受到嘉奖鼓励。萧太后对他们的超拔任用，使他们得以发挥才干。如在宋辽对峙中，来自宋朝的降将王继忠就于其中积极斡旋，促成澶渊之盟（1005年）。

萧太后自小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能够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她临朝称制以来，努力推进契丹族去汲取先进的汉文化。她不仅向宋王朝学习开科取士，在典章制度、伦理道德、房屋建筑方面也仿造汉人。她的目标是“追唐超宋”。在她摄政时期，对外强兵扩地，多次率军亲征，扩大了辽国版图；
在与宋军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及时把握时机，与宋朝签订了有利于辽的“澶渊之盟”。由此宋辽两国保持了40多年的和平共处。这一阶段双方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信使往来不绝，商贾络绎于途，促进了两国的共同繁荣。这一时期也是辽的鼎盛时期。

鼓励臣子谏诤是萧太后集思广益，避免政策失误的又一举措。君主唯我独尊，臣子惟命是从，是皇权政治的特征。由此造成君主昏庸，官场腐败，政治黑暗。萧太后对此深恶痛绝。她鼓励臣子谏诤，反对一味曲从，三令五申告诫文武百官，不得阿谀媚上，并以自己闻过即改，“闻善必从”的行为昭示朝臣。[57]她常读《贞观政要》，并指导辽圣宗也读。萧太后的虚心纳谏，使朝中风气为之一变，并影响到各级官员。她摄政的辽圣宗统和年间（公元983—1012年）、到后来的开泰年间（1012—1031年），是辽朝最为强盛的时期。《魏书》本传概括她摄政所为：“明达治理，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掌罚信明，将士用命。”而辽圣宗时辽走向兴盛则是由于她“教训为多”，所以辽圣宗能称之为“盛主”。[58]

孟太后于南宋建立有贡献

除上述四位外，太后摄政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有二位，即唐中期的武则天与清初的孝庄皇太后。武则天还一度称帝，不过最终还是回到李唐。这二位世人太熟悉了，本文不赘。在两宋时，太后摄政颇多，共计有8位；
不过其中7位在政治上均无建树。宋代第一位摄政的皇太后是宋仁宗时的刘娥太后（真宗皇后），摄政11年，无任何建树，只是承袭宋真宗后期的各项政策。其次是宋英宗皇后高氏。神宗继位，尊生母高氏为皇太后。神宗在位19年，1085年病逝，其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时祖母高氏被尊为“太皇太后”。哲宗继位时才10岁，由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政治上十分保守，她摄政后尽废王安石新法。

宋代太后摄政，政治上大多虽无成果，但她们的个人品德却是无可挑剔的。如刘太后摄政，朝中一些官员想拥护她做武则天，遭严词拒绝。时有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则天故事，立刘氏庙”。知制诰程琳呈献《武后临朝图》，刘太后将此图扔在地上，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59]仁宗即位时13岁，刘太后让亲信大臣兼任皇帝师傅，选派名儒每天按时给仁宗讲课，令人采摭历代君臣事迹编成《观文览古》，把本朝前面三代皇帝的重要诏令集成《三朝宝训》，教育皇帝记住祖宗家法，培养皇帝的道德情操。她见太宗的两个公主服饰普通，就赏给她俩各一副珠玑帕首。真宗的弟媳李氏见了也想要，她说，两位公主是太宗的女儿，先帝真宗的妹妹，你怎么能攀比？她严禁宫中贵重物品进入她本家；
[60]平日里则注意维护赵家的皇室地位，提高皇帝的威望。

前叙高太后生活俭朴，注意约束外戚，严守妇德，极力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從不取一物给外家亲戚，被誉为“女中尧舜”。[61]

在宋代摄政的8位皇太后中，唯有一位在政治上有贡献，这就是所谓“再造”宋朝的孟太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孟氏在16岁上被高太后相中，选入宫中立为皇后。孟皇后一生历经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四朝，受尽磨难，数度被废。哲宗无子，死后由神宗第11子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蔡京掌权时，孟皇后再次被废。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东京，徽、钦二宗被俘，金兵根据名单将皇室所有成员，包括皇子后宫嫔妃全部掳掠押解北上。而孟氏被废，住在东京相国寺对面侄子孟忠厚的家中，成了“漏网之鱼”，逃过此劫。

金人攻陷东京后，为了便于统治中原地区，立了个傀儡，让张邦昌做儿皇帝。张邦昌知道此举不得人心，登基后不敢称“朕”，所下文书不敢称“圣旨”。他在别人的劝说下，把元祐皇后孟氏迎入宫中，尊为宋太后。但孟氏深明大义，绝不与认贼作父的张邦昌同流合污。当她得知康王赵构在济州（山东巨野县南），遂不计前嫌，立即派曾反对自己复皇后位的尚书左丞冯懈为奉迎使，与自己的侄子孟忠厚共同前去迎接康王入京，并派副都指挥使郭仲荀率军作护卫；
又将自己的手书布告天下，劝康王登基。[62]康王赵构遂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坛受命，改元建炎，是为高宗。高宗即位，孟太后撤帘，还政于高宗。高宗则尊孟氏为隆祐太后。正是孟太后在宋朝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才保住了宋王朝的延续。赵构有“恐金症”。倘若没有孟太后的努力，赵构是否敢登基嗣承宋政权，不得而知。

有宋一代，8位太后摄政，是历朝历代中较多的，但从无外戚干政，也无宦官专权。

注释：

[31][32]《魏书》卷十三《皇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8页。

[33][34]《魏书》卷八十七《节义·娄提传》，第1891页；
同卷《节义·王玄威传》，第1891页。

[35]《北史》卷十三《后妃上·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96页。

[36][44]《北史》卷二十七《公孙表》附《公孙轨》，第975页；
卷三《魏本纪》，第121页。

[37][38]《魏书》卷三十三《公孙表》，第784页；
卷七上《高祖纪》，第154页。

[39]《北史》卷三《魏本纪》，第100页；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154页）。

[40][41]《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156页；
卷五十三《李冲传》，第1180页。

[42][43]《魏书》卷十九上《汝阴王传》，第450页；
卷二十一上《咸阳王禧传》，第494页，并参见卷十九中、卷十九下。

[45]《魏书》卷五十四《高闾传》，第1210页、1198页。

[46][47]《魏书》卷四十四《苟颓传》，第994页；
卷十三《皇后列传》，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