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桐 刘宗灵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如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如期实现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阔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值此时代契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飞跃的重要内容。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实践路径、创新价值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形成科学系统的共同富裕机制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理论学说的产生都不是无垠之水、无根之萍，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也不例外。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研究，虽角度不一，但基本都从理论溯源、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理论溯源研究。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大同小异，基本上认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在继承二者的合理内核之上，基于现实条件进行了创新发展。首先，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剥削压榨、实现社会财富平等化的科学逻辑，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提供了价值参考。罗明忠认为，列宁、斯大林厘清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同时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内涵、路径的重要理论支撑。[1]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共同富裕理论的探索发展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形成的更为直接的理论源泉。陈鉴、聂家华认为，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和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思想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2]郭瑞萍、李丹丹认为，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规划共同富裕实践路径的思考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3]蒙慧、赵一琛认为，习近平与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思考在时代主题、文化底蕴、理论基石、实践指向上一脉相通，与此同时，基于时代命题的转变，习近平在内涵、战略、实践三个层面进行了创新发展，其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更适应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需要。[4]施文认为， 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分别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载体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实现了共产党人共同富裕观在不同时期的创新性发展，奠定了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结合时代需要继续探索的理论延展传统。[5]可见，从理论源泉来看，学者们肯定了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入革新，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同时，马克思主义前辈们的理论之光也照耀着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创新之路，奠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牢固基础。
第二，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文化土壤研究。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成长沃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是中国人民朴素社会主义思想、共同富裕理念的滥觞。这对人们理解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有着一定的哲学启示。刘长明、周明珠认为，从上古文明的天道均平思想到先秦诸子的抑强扶弱思想再到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军朴素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逐渐内化为一种高尚的核心价值渗透进国民的血脉中，成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思想来源。[6]丁春福、王静认为，儒家的“天下为公”“和”思想的价值导向以及“协和万邦”的原则等都是涵养习近平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土壤。[7]但同时，学者们也主张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影响，因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是对传统均平思想的扬弃与超越[8]，是在坚守本源中走向新高度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理论。
第三，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2021 年，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10]众多学者结合习近平讲话以及学理分析，从国际、国内两个环境来分析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就国际环境而言，“两个大局”背景下全球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问题突出；
就国内环境而言，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为推动共同富裕开创了良好条件。在这一基础上，刘文龙、张倩认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回应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11]胡鞍钢、周绍杰从政治保证、经济基础、发展阶段、主要途径等八个方面详细说明了当前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条件，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提供了细化的学理支撑。[12]
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是脚踏实地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讲话中进行了总括性阐述，“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10]。这一重要论述全面地揭示了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学界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深入探索，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来看，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处理解把握当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方世南认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同时也符合马克思群众史观的理论内核，是消除社会两极分化、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13]
第二，从政治逻辑来看。汪仕凯认为，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绝不单指经济建设，更包含政治意涵，而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内涵就是指要打破基于权力形成的各种利益固化，促进中国社会健康发展。[14]易伍林也认为，当今一部分先富起来群体缺乏反哺社会的意愿，甚至借机掠夺社会财富。如何创造条件引导先富群体回馈社会，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15]
第三，从经济逻辑来看。胡承槐、陈思宇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是“财富富裕状况，即整个社会的财富产出足以让全体社会成员摆脱贫困超越小康的状况”[16]。史晋川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两方面论证了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强调当今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高质量发展和分配制度。[17]钟贞山、颜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指出，我们要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8]
第四，从社会建设角度来看，学者们将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内涵放在社会政策、社会结构等框架下进行了思考。李静波、祁静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理念更重视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要求合理拉开收入差距、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刘培林、钱滔认为，共同富裕的社会内涵最明显的特征是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主体的和谐而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20]
第五，从综合性来看，学者们认为共同富裕是囊括各方面的整体概念。葛道顺认为，“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总体成果，是包括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福利的全结构福祉”[21]。曹亚雄、刘雨萌也认为，共同富裕内涵是综合性范畴，“涵盖了人民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体现和反映美好生活的多领域的发展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成果的综合体现”[22]。
习近平在2022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同样，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也注定要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如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等。这些问题只能在具体实践中加以解决。目前，关于共同富裕实践路径的研究已成为学者聚焦的重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主要路径方面已形成了共识。
第一，夯实制度基础——“两个坚持”永不动摇。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践前提是建立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没有这两个坚持，共同富裕的实践将只是空中楼阁。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作用，认为“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李智娟认为，党的领导与共同富裕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否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能力的检测和考验。坚持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实践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共同富裕实现的政治保证。[23]可见，党的领导既是共同富裕的前提要义，也是共同富裕实践的执行保障，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才能确保共同富裕相关政策落地见效。其次，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支撑。坚持并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周文、肖玉飞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维度探析当今共同富裕实践路径的观点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从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关键点入手进行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独特的制度优势，有利于破解效率与公平的难题、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协调发展 。[24]刘伟强调，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应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方能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25]
第二，做大做优“蛋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政治论断为我们更好落实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推进高质量发展，尤其要注重发展的高质高效和协调平衡。
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是象征社会总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这背后需要经济的持续向好增长。当前，经济增长要体现新发展理念，就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国民经济长远向好，确保共同富裕源头活水不竭。杨彤彤、王春娟重点论述了创新、绿色等新发展理念对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向好的关键作用，强调在全过程、各领域都应贯穿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6]在具体的发展内容上，多位学者都关注到了数字经济部分，认为数字经济将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影响社会要素、财富分配，提出应抓住这一技术变革，将其正确运用到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中来。总之，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新的生产方式，尤其是虚拟经济模块方面，这为拓宽经济发展样态、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思路。
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补齐短板、缩小差距，避免“木桶效应”。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关于协调城乡发展，学者们多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来阐释农村发展思路，强调要把脱贫与振兴衔接起来，最终实现乡村整体富裕，以防止城乡差距加大、相对贫困问题突出，直接影响到共同富裕的战略全局。关于协调区域发展，方宁从区域产业优势、区域间良性互动、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三个方面阐述了区域协同发展思路。[27]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也是近年来学者热议的话题。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到的促进共同富裕第一原则即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习近平要求全体人民对实现共同富裕要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这是从根源上解决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良药。杨静、陆树程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的理论认识；
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应从实际层面出台激励政策，如树立致富典型、坚持教育扶贫等，发挥物质帮扶、精神帮扶的共同作用。[28]总之，唯有打破不平衡壁垒、激励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畅通向上流通渠道、创造更多致富机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第三，坚持共享理念——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对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习近平阐释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四个方面，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努力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的价值分配制度：一方面重视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
另一方面重视社会福利的全面覆盖。对此，我们党需要从顶层设计着眼，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多社会公益服务，切实增强人民获得感，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要求。学者们也立足时代痛点，就分配制度与社会福利体系展开了思索。
推进共同富裕，构建起完善的分配体系是基础。李海舰、杜爽从宏观层面阐释了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三个环节，强调初次分配应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再分配应体现公平优先原则，第三次分配应以自愿为原则、以道德文化为引导、以机制创新为驱动，详细说明了构建完善的分配体系的全过程要素。[29]唐仟伍、孟娜、叶天希则从分配主体入手，构建了一个基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的“三轮”共同驱动模型的走向共同富裕的分配机制。[30]张雷声从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基本原则、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构建橄榄型分配结构三个方面提出了通过分配手段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31]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都强调要重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近两年来，学界也在拓展这一问题的研究边界。江亚洲、郁建兴对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十分具有代表性。他们通过分析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新时代在实现第三次分配时要从慈善捐赠、社会企业、志愿服务、文化艺术等方面着手，实现社会机制主导下的第三次分配。[32]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不但指引着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而且代表着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其中蕴含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继续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维度来看，朱品儒、韩璞庚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角度进行探究，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在主体、内容、条件上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尤其在内容上更“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共享共富内容广泛性的时代弘扬。[33]张春敏、吴欢认为，新时代共同富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立足社会现实进行继承和发展，具有突出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34]曹永栋着重从时代性维度论述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深化了“共同”范畴，也丰富了“富裕”内涵。[35]从实践维度来看，孙智君、范嘉旭等人认为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实践创新体现在发展高技术产业、缩小城乡差距、发展高质量服务业、区域协调、构建公平合理分配制度以及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六个方面，从各方面、以各种方式探索了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36]最被学界重视的实践创新是精准扶贫，其中，万建武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特色扶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是中国对人类减贫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形成了反贫困的中国方案。[37]
新时代以来，学界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研究投注了巨大热情，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深化相关专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必要支撑，但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第一，基础研究有待深化。从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基础研究还不够深入，其中解读宣传性的文章居多，从学理性角度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且研究成果中论文远多于专著，表明学界对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研究亟待走向深入。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并非纸上谈兵，它涉及一场关系政治、经济、民生的全社会改革。如何从学理角度确认共同富裕基本概念、如何科学化梳理推导共同富裕实践路径，都是学界亟需回答的要点。
第二，研究视野有待延伸。当前的相关研究多从应然角度对新时代共同富裕进行理论层面回答，试图用思维思辨方式回答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疑难问题，而缺少从实然角度探索答案。这显然是不够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的研究层面上。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践已有相当长时期的前期探索，例如脱贫攻坚就是前期重要一环，但是学界对二者的联系、实践层面的探究并不充足，还存在研究空白，值得深入挖掘。另外，当前研究方向大多集中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政治学方向等，缺少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研究内容泛化、研究路径单一的问题。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深入研究绝不只是某一学科的“私家园林”，而是众多学科领域的“新大陆”。我们只有立足共同富裕时代课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拓展实证性研究、打破学科壁垒，才能探索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共同富裕实践之路。
第三，研究体系有待完善。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目前的相关研究多局限于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某一内容，如理论来源、实践路径、价值意义等。这种同一定点不同阐述的研究固然体现了丰富多样的理论表达，但是也暴露出研究成果碎片化、研究体系有待完善的问题。当前，学术界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探究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理论建构仍处于初步阶段，研究成果呈现各说各话的现象，对于基础性问题、具有共识性的基本理论体系的认识建构问题、共同富裕与其他相关课题之间的联系问题等较少进行研究，使得当下的共同富裕研究呈现“孤岛化”现象。质言之，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大厦还需要在基本架构上深入探究，而构建整体理论框架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石。
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研究课题，学界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走向学理研究。随着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详细阐释共同富裕理念后，学界对共同富裕课题格外关注，相关研究各点开花。但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问题导向、实践路径上还需要进行充分的学理阐述和全面研究，如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量化标准、数据逻辑等都需要科学的论证，进行可视化的论证分析。如此，才能挖掘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学理深度，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前瞻性建议。
二是走向实然视角。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吹响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探索的号角，一切理论也应归于现实运用，如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的研究就急需与具体案例相结合。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的发布，意味着浙江将作为共同富裕实践的先行者，这为新时代共同富裕在更多省域落实提供了一方试验田。学界应把握这一创新范例，对具体实践问题展开针对性研究，从实践中找寻方法、从个性中找寻共性、从可能中找寻确证，才能形成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一般理论规律，为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探索出一条成功路径。
三是走向多样视角。新时代的共同富裕课题囊括多个方面内容、涉及多学科概念，如新时代共同富裕核心的经济内涵就绕不开经济学的范畴，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概念也脱离不了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科学逻辑。此外，多学科交叉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既扩大了研究视野，也为具体实践提供了更科学全面的理论指引。因此，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研究必然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多领域、多维度，才能真正回答好“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共同富裕”与“怎样建设新时代共同富裕”这一时代课题。
四是走向整体思维。面对共同富裕这一庞大的时代课题，唯有坚持整体思维才能构建起科学系统的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框架。在形成系统体系上，首先应连点成线。学界对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形成历程研究还较为缺乏，无法展现其思想理论的发展轨迹，不利于长远的理论延展。其次，应连线成网。学界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研究多专注于共同富裕自身，较少与其他相关问题联动思考，虽在论著中多有提及，但缺乏深入讨论研究。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与精准扶贫、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轨迹，我们只有将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放到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进行探究，才能构建起网状系统的理论体系、形成研究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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