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17篇

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17篇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示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示

　　[摘要]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重温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理解其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基本思想，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重大。

　　[关键词]文艺批评标准理论与实践统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对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通过重温《讲话》经典，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对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实践需要和文艺发展规律双重视角重新审视《讲话》的历史背景

　　从时代背景看，新民主主义革命迫切需要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支持。到1942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进行了5年，中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敌人的进攻之下，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倾向在加重，对人民的革命要求进行压制，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为了鼓舞抗战军民斗志，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文化上的大发展。

　　从革命文艺自身发展状况来看，革命文艺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战线，主要是资产阶级新

　　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化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和革命战争完全结合起来，没有摆正革命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位置，以致没有能够很好地服务于革命事业。

　　二、从整体上准确把握《讲话》的基本思想

　　《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文艺运动的矛盾问题，内容非常丰富，其基本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立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文艺路线——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立场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该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其实不然。毛泽东认为，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坚持这一文艺路线，在实际行动上背离了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表现在文艺创作中，要求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最广大人民服务，就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十分广大的国家，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非常浓厚，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关注和表现的也主要集中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立场也就往往站在小资产阶级上，对于工农兵群众的缺点冷嘲热讽，结果是不能引导和教育群众。《讲话》批判了这一错误倾向，重新确立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4.阐述文艺是从属于政治——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部分作家存在不同的认识，文艺座谈会第一次开会，就这个问题

　　讨论很激烈。在这方面，萧军是一个典型，自1938年到延安，他就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2]P54因此，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同时也对政治产生极大的反作用，没有脱离政治的艺术，没有超阶级的艺术。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党的文艺工作服务于党的整个革命事业，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艺术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主张。由此，毛泽东也提出了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在抗日、民主、创作风格上与非党文艺界人士团结合作，并进行必要的斗争，以解决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

　　三、《讲话》的现实启示

　　《讲话》捍卫了文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当时延安和各根据地流行的错误文艺理论，为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新形势下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领域也处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借助网络、影视、报刊、经贸往来等多种途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及一些具体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价值观和社会思潮有相当市场，文化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日益盛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终结论、淡化论时有浮现。

　　“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3]，等等。

　　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的内部原因，也有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进攻和文化渗透的外部原因；既有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干扰，也有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遵循文化发展规律、还不够科学所导致。面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坚持为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出反映波澜壮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伟大作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满足人们快速发展的精神文化需要。

　　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这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就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创作方向反映着文化创作生产的根本立场，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要真正坚持“二为”方向，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允许多种表现手法、多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存在和发展，满足社会各个群体阶层的不同需要。针对价值观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社会心理多变化，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特征的整体态势，一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采取理性、开放、包容的态度，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各种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新媒体文化，在尊重社会思潮的差异性和合理性基础上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形成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社会思潮多样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在文化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抵制和批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各种腐朽文化。“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说理的方法”[5]P231，用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高地。

　　2.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着力提高创新能力

　　重读和学习《讲话》，我们应当学习的不仅仅是它的具体结论，更应该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的字句。《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也正如《讲话》中所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P858。

　　3.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文化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主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利用其在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控制，使其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所以工人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虚假性，不但进行经济和政

　　治斗争，而且进行文化斗争。列宁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反对工人运动的经济主义倾向，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工联主义，提出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列宁更是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确保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因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6]P326—327。巩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领导人民展开不屈不挠的全方位斗争，不但在军事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在文化上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新民主主义，“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4]P698。正如《讲话》中所说，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军队，然而单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一支文化军队，党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文化领导权。时至今日，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过程中文化建设实践探索的基本结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丰富和深化，鲜明回答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这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这一道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是必然要

　　求。为此，我们一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应对西方意识形态进攻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二要正视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阶层分化，积极稳妥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牢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物质利益基础，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三要积极顺应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文化发展规律，不断改进舆论引导机制，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发展现代传媒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四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管理体制，大力培养造就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做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繁荣发展社会科学，培养造就包括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在内的思想文化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文艺人才队伍、党员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三合一的人才格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篇二：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再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而延安文艺整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文艺界的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文艺界整风的一个关键步骤，其召开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此。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艺界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正是文艺整风的矛头所向。而随着文艺界“灰色思潮”的出现，直接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背景1943年4月份，延安的新华总社在“党务广播”上播出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广播说到：“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的文化人，它们脱离实际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环境相当的沉闷，而且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也在增长，其中有些文化人对革命的认识态度比较模糊，另外还有内奸及破坏分子在其中作祟，因此延安的部分文化人就暴露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有的人主张应将抗战和革命中的‘黑暗’予以暴露，而写光明的东西就是公式主义（又被称作歌功颂德），有的作家提出了还是‘杂文时代’的口号。而且这种偏向的代表作品在《解放日报》及其他的文艺刊物甚至包括党报上都相当兴盛。”“党务广播”认为，于是“中央因此特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有以上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结论中做出了解决”。

　　延安“党务广播”是由当时驻在延安的新华总社播出的关于交流與通报中国共产党内的工作经验和相关情况的特殊的广播形式。当时这份广播稿是由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的艾思奇经手处理的。“延安‘党务广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在当时的确曾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甚至是较大的混乱，妨碍了全党整风学习的进程，其中有些不恰当和极端的作品还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搜集到并利用其来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

　　胡乔木也肯定了这一说法：“这份广播稿讲到：‘从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肯定是对的，比如指出了‘有的人想当然的认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甚至有的人还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等就会极大地妨碍他们的写作’等等。这些想法恐怕不全是写在文章上的，有的可能是毛主席找一些作家谈话时听到的。‘还是杂文时代’，是有这篇文章。说现在要‘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颂德’，也是有的人在同毛主席谈话时提出来的。这里面说得比较笼统。‘代表这些不良偏向的作品在《解放日报》和其他文艺刊物甚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如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身为党员的作家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家和其实际生活之间的问题，作家如何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提高同时如何普及的问题，对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的纠纷，作家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矛盾和纠纷也是层出不断。’广播稿讲座谈会的背景，这些话是实在的。”

　　文艺工作者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1940年之后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的波折。延安的许多剧团，由于不考虑边区存在的现实条件，他们演出了许多的国外戏剧、大戏和古装戏剧，由于演出的这些剧目同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之间相差太大，大部分老百姓都不喜欢观看，就向他们的演出舞台投石头和杂物。

　　延安鲁艺搞所谓“正规化”、“专门化”，大讲托尔斯泰，有的女学生把衣服染黑，以安娜·卡列尼娜自况；音乐会上，有人从头至尾唱“啊……”——不看对象地唱美声。鲁艺关起门来排“大戏”时，群众隔墙就往里扔石头。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直接原因1942年初春，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下的延安，一场以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思想影响为目标的运动，在拉开了序幕。2月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三风，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几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进入了普遍整风的时期。正当中央各机关单位普遍传达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并且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动员、制定学习计划之时，热情而又敏感的延安文艺界就躁动起来了。2月15日，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共展出了华君武、张谔、蔡若红三人的70余幅画。这些讽刺漫

　　画主题是针对延安新社会中残存的弱点和不足，三位画家坦诚地说：我们能看到新社会的光明，但也看到了的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附着在新的社会上从而新的社会产生着腐蚀作用。

　　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教条与裤子》，以极富号召力的语言，热切呼吁人们鼓起“脱裤子”的勇气，切实割掉“三风”不正的“尾巴”。从3月9日以后的二十多天里，《解放日报》在其《文艺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充满着浓烈火药味的文章。

　　3月9日，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女性的尴尬与痛苦；3月11日，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指出：我们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艾青接着说道：因而作家不应该而且不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在边区存在“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现象。这些文章，尤其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为代表，在延安引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在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拍着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打电话批评了报社。后来贺龙看到了这些作品，他气愤地说：“我带着八路军保卫延安，他们这些人却要暴露延安的丑恶、黑暗，这简直是在瓦解延安的民心！他们这样搞下去，我可就要班师回朝了！”

　　与此同时，各机关、单位、学校纷纷创办壁报，尤其是中央

　　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王实味在上面发表了文章更是在延安引起了轰动。3月23日，王实味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文章。之后，王实味在第三期墙报上又发表了《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一文。文章中，他说，“我们绝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致全党”，“我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等等。这些偏激的言论引来了很多人的观看，后来还贴在布上，挂到南门外的闹市区，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王震看后气愤地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后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晚上提着灯来看，看后说：“这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又了目标。”

篇三：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

　　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唐旭斌【摘要】摘要: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8)004【总页数】6【关键词】关键词: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0引言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自《讲话》发表以来,周扬就不遗余力地宣传、阐释和贯彻《讲话》精神,他由此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周扬的文艺人生与《讲话》有着无法割舍的互动关系:既有虔诚的膜拜,也有清醒的反思。2012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是为文,以飨读者。

　　1《讲话》发表的背景及价值

　　1942年春天,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为主要载体,延安文艺界涌现出大量批评

　　性杂文,掀起一股颇为壮观的批判性思潮。这股思潮发轫于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丁玲的一篇文章。1941年10月23日,她在自己负责的专栏上发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文章号召:“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1]574”第二年春天,越来越多针砭时弊的杂文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出现: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1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3月12日,罗烽发表《还是杂文时代》;3月13日、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连载刊发。这些文章,或联系自身发泄不满情绪,或提倡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或感叹杂文的短剑已经锈蚀,甚至直接抨击延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除此之外,3月15日,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谷雨》第1卷第4期上刊登。这篇文章的措词更为犀利泼辣。王实味写道:“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2]596”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青委的墙报《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也都热烈地加入到了这股批判性思潮中。其中,尤其以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引起的社会效应最大。1941年3月23日,王实味在《矢与的》创刊号上一人发表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另一篇是《零感两则》。在前一篇文章中,王实味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在3月18日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猛烈批评。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则高调指出:“同志,你的骨头有没有毛病?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3]139-140”中央研究院的整风

　　墙报《矢与的》顷刻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4]17”上述思潮的出现已然超出了整风运动的初衷,也触及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所能承受的底线。为彻底而系统地纠正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份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文艺工作会议。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权威地揭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原因。这份党务广播稿指出:“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①引自《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原文此处似有掉字。,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为了清算这些偏向,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作了报告与结论,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5]78-79”由此可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为了整肃已显露不良偏向的延安文艺界人士。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为匡正这些不良倾向而提出的理论原则。所以,历史地看,《讲话》本身是延安整风时期文艺界整风的产

　　物。它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其适用的时间和空间是有既定范围的。《讲话》涉及的文艺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从属于政治。关于第一点,就革命政治的向度来说,符合革命内在规律,因为革命的文艺自然要为革命的主力军服务,但就历史演进的向度来看,工农兵文艺的提法当然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显得不合时宜。关于第二点,就集中力量推进革命事业而言,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文艺自身发展来讲,这种规定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胡乔木所言:“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了。[6]59”

　　2周扬对《讲话》的定位和宣扬

　　《讲话》公开发表后,中共中央立刻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对《讲话》正式进行定位。第二天,即1943年10月20日,延安整风时期成立的特别机构中央总学委播发了要求学习毛泽东《讲话》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7]102”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该文件强

　　调:“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8]107”从上述两个文件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历史地位的基本认识就是:《讲话》是延安整风必读的重要材料和纠正文艺界偏向的指导方针。但是,三个月后,周扬对《讲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大幅度的突破和提升。1944年3月,周扬编辑了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籍。他在该书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读本。……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9]1”如果概览周扬这本书的主体内容,就会发现它的实际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也就是说,周扬把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共产主义革命导师的论述相提并论,从而昭示毛泽东的《讲话》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一部分。可以说,周扬的这本书及其序言为确立毛泽东《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周扬的这篇序文大为赏识。他给周扬回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

　　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10]228”1949年7月,在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周扬对解放区文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在总结过程中,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他回顾和展望中国文艺工作的标杆。他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1]512”基于革命胜利的既定事实,周扬紧接着又指出了今后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他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1]513”建国初期,周扬曾三次分别通过讲演、报告和专文重点论及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1951年5月12日,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了一次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讲演。讲演中他提出:“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12]50”这里,周扬把《讲话》的历史意义纵向上推至近代文学革命的范畴,并且认为其意义已然超越了“五四”文学革命。1951年5月15日,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以近乎崇拜的口气说:“我们的文艺工作,历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有一种特别幸福的、

　　特别好的条件,就是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好的条件。[13]65”紧接着,周扬竟然以压低马、恩、列、斯等革命先驱的方式来抬高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注意文艺工作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作品,仅仅有几封信。列宁发表过一些文章,如《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论托尔斯泰,但这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以后列宁就没有可能来写文章了。斯大林对文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写过信,也发表过很多意见(在苏联有许多重要的文艺问题都是由他提出来的),但是他也没有发表过长篇文章。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13]65-66”1952年5月26日,周扬为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他指出:“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著作不但成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战斗纲领,而且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文艺运动发生了指导的影响和作用。[14]141”这样,周扬把《讲话》的影响力又横向上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3周扬对《讲话》的拓展与修正

　　随着历史的发展,面对日益嬗变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周扬不得不对其曾经奉为经典的著作进行反思。这种反思,表现在对《讲话》中的主要观点作出一些拓展乃至修正。下面,笔者择其要者加以介绍:第一,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讲话》强调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

　　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5]863”周扬根据《讲话》精神,多次撰文肯定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但到了1961年7月28日,在一次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职工、商业工作者等等,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16]47”不仅如此,周扬还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服务范围更广阔了。文艺的方向是一个,由于时代不同,文艺的具体任务也不同了。[16]47”1962年5月23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周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的标题就十分醒目——《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彰显了周扬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上的重大转折。文章中,他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周扬写道:“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革命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工农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17]151”这样,周扬依据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进行了拓展。第二,在文艺要服从于政治的问题上。《讲话》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

　　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15]865-866”对此,周扬在其后的多篇文章中吸收并阐释了该观点。但从建国初期开始,周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试图修正这一观点。1952年5月26日,在纪念《讲话》十周年时,周扬提出:“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我们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借口之下一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够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的。[14]149”1953年9月24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再次指出:“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18]242”1961年2月22日,在参加《文学概论》编写讨论会上,周扬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是说分析作品看有几分政治,几分艺术,更不能用今天的政治标准去分析古人。[19]235”1961年6月22日,周扬在与日本作家访华团谈话时大胆地重新规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全部文化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自觉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这就是文艺的根本的政治目的。[20]365”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周扬进一步阐述道:“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只有一个,即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是限制和缩小文学的范围,而是无限地扩大这种范围,各种题材、风格、形式的作品都需要,要充分发挥作家的才能。[20]365”到了1961年下半年,周扬连续在三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尺度的修正。这三次讲话分别是:《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和《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称:“我觉得文艺为政治服务,从根本上说只有两点:提高人民的觉悟,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战争时期把文艺当作宣传鼓动的工具,是好的传统,但现在把它绝对化,以为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唯一方式,从而限制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不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不同了,服务范围也应该扩大。[21]24”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周扬说:“对文艺创作的中心要求,就是要表现社会主义时代,表现新社会的生活、理想,表现人民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而不只是表现具体的任务和政策。这种片面的了解,……把政治了解得狭隘了,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的教育作用了解得狭隘了,以为政治口号就是政治。[16]43”在《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承接上两次讲话的基本观点,继续修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次,他从文艺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的角度来修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涵。他认为,人民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物质需要,一种是精神需要。精神需要须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第一位是物质需要,第二位是精神需要。人民的精神需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是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这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服这个务[22]103-104。“文革”结束以后,周扬继续撰文或讲话,从解放思想、繁荣文艺的角度基本上抛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这些文章主要有:1979年11月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80年2月的《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1980年9月的《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5月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周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的本质属性。他说:“在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

　　用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23]177”在《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中,周扬石破天惊地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他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24]213”在《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周扬干脆直接提出要摈弃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他说:“文艺服从政治这个口号,我认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现在不提为好,也不要去批评它,可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25]348”《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是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一篇讲话稿。在此讲话中,周扬最终比较系统地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他指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26]409”参考文献

　　[1]丁玲.我们需要杂文[G]//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G]//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3]王实味.零感两则[G]//朱鸿召.王实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G]//温济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G]//选编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8]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9]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10]毛泽东.致周扬[G]//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4]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周扬.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8]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9]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0]周扬.与日本作家的谈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1]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周扬.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3]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4]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5]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6]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2.04.008基金项目:2012年度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谐文化建设视域中的周杨研究(SK2012B193)【文献来源】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ournal-north-university-china-

　　social-science-edition_thesis/0201233916243.html

篇四：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毛泽东正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普及是人11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继承和借鉴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民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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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

　　[摘要]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有70多周年了，这是一部在中国新文化上具有伟大历史功绩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讲话》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新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部著作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社会主义与科学而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思想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十八大精神

　　一、《讲话》的发展起源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继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两个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1至1942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1]也就是说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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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4年，毛泽东又说明那时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2]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时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就是敌人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进入黑暗时代；要就是以人民势力为主导的自己阵营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走向逐渐光明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形容这一时期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具有划时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较成熟的主要标志。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3]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最重要、最丰富的精神探索的艺术样式，拥有与人类同样漫长的历史。文艺对于社会和个人两者的功用从文艺艺术活动的伊始就为人们所意识。文艺是某一种文化区域的人利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对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独特表述，它必然受制于该文化区域历史时段的生活样式。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整个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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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4]二、《讲话》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同时也

　　是一个方向问题，一个立场问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一切其他文艺问题，形成文艺理论体系，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特色。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文艺确立了正确方向――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第二，从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讲话》中，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文艺理论的根本标志。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利用。”[6]“什么是人民大众化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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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7]毛泽东从革命的实际出发，明确的阐述了我们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原因和宗旨，这样就可以让文艺工作者从非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型的思想以及观念移出到工农兵、无产阶级中来，成为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根据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文艺实践，首次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既富有独创性，又富有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要想我们的文艺路子永远走下去，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方向，要始终坚持和完善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功能，这是一个长时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根本指针。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8]人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体、主人，所从事的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它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亦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即为社会服务，两者辩证统一关系。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服务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它是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文艺方向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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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现了历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既是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坚持文艺的源泉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没有人民就不会有文艺的发展，没有人民文艺创作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没有人民文艺工作者，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命。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体验，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这样的文艺才能体现出群众的真实生活，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才能深受群众的欢迎，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讲话》是如何去服务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就要解决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了，是努力于普及还是努力于提高呢？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文艺创作中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9]由于群众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受教育权被剥夺，造成广大群众文盲，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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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毛泽东提出应当先以普及为主，“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10]普及和提高的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及和提高工作不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随着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地向前发展，对艺术鉴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种提高，为普及多决定，提高也是为人民的提高。”无论是写普及还是写提高的作品，只要出发点是为人民大众的，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好的东西，好的作品。毛泽东的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的理论，深刻揭示了文艺自身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怎样批判继承和借鉴的问题上。《讲话》中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板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1]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继承和借鉴，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民族新文学。在批判地继承与借鉴问题上，通过经验教训，他认为拒绝接受和全盘照搬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并且说这两种倾向在过去我们都犯过，而且是“吃过大亏的”。我们学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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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继承与借鉴的思想和理论，只有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学、新艺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使我们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向前发展。

　　四、《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在《讲话》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人民大众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始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提出了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正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2]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诚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处于“不熟，不懂”的状态，那就势将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作家不仅写自己熟悉身边的事情，还要结合适应历史的发展，把后来不熟悉的变成熟悉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只是他的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情和态度。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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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认为仍然是我们使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多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这篇重要讲话，对于现代研究工作者来说，《讲话》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其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是不可动摇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将我国的文艺事业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1][2][5][6][7][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页，第941页，第857页，第848页，第855页，第861页，第862页，第860页，第860页。[3][4][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附件：王艳红（1988-），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篇五：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浅谈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认识

　　文化是民族血脉中生生不息地流淌着的血液，始终是民族生存繁衍和国家繁荣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之源。建设文化强国对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重大战略目标郑重提出，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文化强国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八大报告则提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基础更加坚实。”

　　首先，先了解一下文化强国的内涵。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其次，再浅谈一下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重要性：（1）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顺应世界潮流，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2）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必然要求。（3）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紧迫性：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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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伴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文化发展整体水平还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比，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相比，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的要求相比，还不完全适应。《决定》深入分析了文化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从8个方面指出了当前文化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1）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

　　（2）当前社会道德领域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理想信念淡漠、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以权谋私、造假欺诈、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损害正常经济社会秩序。这些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现象，已经到了亟待正视和解决的地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

　　（3）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4）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5）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6）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7）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8）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作源泉充分涌现、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具体来讲，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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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2）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3）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4）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5）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二）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1）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

　　（2）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3）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4）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5）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三）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1）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

　　（2）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

　　（3）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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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

　　（5）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开展“扫黄打非”,抵制低俗现象。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1）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2）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3）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4）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繁荣文化市场。（5）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

　　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反映了我们党已经充分看清楚了我们伟大事业的前进方向和光明未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为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设文化强国，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会，从提升国家软实力角度看，也是打造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以经济强大为标志，还必须以文化强国作为灵魂，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强盛。我们相信，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一定会焕发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一定会让中华文明再现辉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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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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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温经典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毛云龙2017201014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的要求，近些天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重温阅读，虽已过去了75年，再读这篇对新中国文艺事业影响深远的文章，仍感觉受益良多。有些经验和理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沉积，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正如同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正确的处理这个问题将会使得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良好的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共同进步，那么反之，二者的脱离、分裂会造成文化工作如同脱缰的野马无法得到控制；革命工作如同失去润滑油的机器而无法正常运转。

　　那么何为艺术呢？艺术可以是宏观概念也可以是个体现象，通过捕捉与挖掘、感受与分析、整合与运用（形体的组合过程、生物的生命过程、故事的发展过程）通过感受（看、听、嗅、触碰）得到的形式展示出来的阶段性结果。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对于我们来说，即是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的。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先在会议中提出了目前革命工作和文化工作中存在的大问题，即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剥离，随后又从细微的角度列出了哪些问题会导致这个大问题的产生。在随后的会议总结中，毛泽东又由浅及深，由小到大的总结了在根本上出现的问题并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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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相应解决方法。这次会议过后，新中国的文化工作面貌和革命工作面貌都有了新的改变并不断结合，为党和根据地的建设谱写了新的篇章，为新中国文化工作和革命工作的相辅相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文艺是牵动人心，能给予人巨大能量的一剂强心针。在大敌当头的当时，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和灾难。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扛起全民抗战的大旗，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曲《义勇军进行曲》为抗战军民注入了一股热血，无数的抗日英雄们前赴后继，为保卫国家洒下了鲜血，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关键时刻，抗日将领们的阵前演讲总能让战士们热血沸腾，决不退缩。由此可见，文化艺术对于革命工作的作用是巨大的。

　　既然艺术对于革命工作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革命对象是谁，革命的领导者，跟随者又是谁。只有搞清楚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艺术工作才能有目标的开展并起到助力的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革命来说，首先可以明确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跟随者是最广大的人民，即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那么革命的对象是谁呢？自然是地主阶级，侵略者和大资产阶级。这个根本的问题搞清楚了，那么的我们的艺术工作自然就要与我们的革命者们相结合，这就需要艺术工作者们了解我们的革命者们并在他们的文化基础上不断深化、升华，总结并创造出能够深入人心的艺术作品。

　　然而，在当时，很多艺术工作者，甚至毛泽东都承认曾经认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脏的，有很多的缺点，他们不愿意扑下身子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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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他们，研究他们。但是正如文中所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不断对我们的同志们的文化艺术进入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并总结升华，“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而后来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无一不证明毛泽东的先知先觉，只有为我们社会主义、为我们的人民服务的文化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

　　文中另一个亮点就是毛泽东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对当时的艺术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和讨论——即对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阐明。第一点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对人民和人民的对立面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第二点是如何去服务，即提高还是普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并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又提出：“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在这个部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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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中，他还提到了较为敏感的功利问题，他说：“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他毫不避讳的从相对的角度提出所有人，所有阶级都是有功利主义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要适应于我们的阶级，我们的社会主义。第三点是党的整个工作和党的文艺工作的问题以及党和非党的文艺工作问题，他认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同时，我们党的文艺工作应当同其它抗日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批评的方法进行团结；第四点问题是文艺工作的批评问题，即批评的标准问题。首先他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他认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接着，他又对文艺的歌颂和暴露进行了讨论，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当用相对、辩证的眼光去看待歌颂和暴露的问题，这二者并没有绝对的好和坏，黑和白之分；总结中的第五点是针对文艺工作者们的思想作风问题的提出和分析，他认为“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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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迟疑”，“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只有不断的适应新的现实问题，不断与面对的人民群众相结合，与变化的时代相结合，艺术工作才能不断推进，才能正确作用于革命和发展。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７０周年座谈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７０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胡锦涛强调，７０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胡锦涛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重温《讲话》精神，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尊重文艺规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70多年历史的讲话对于我们在现在的社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认为，首先，虽然时代改变了，但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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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变，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仍然是适用的。如今的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文化自由度也越来越高，用辩证的眼光来看，这个现象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很容易看出：人们的思想更加活泛，更加自由，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有趣，生动，同时能了解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另一面呢，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和危险思想也不断涌现，成为我们当下和谐社会的一个隐患。因此，我们如何正确面对这些言论与思想，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而正确的思考就成为了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党员同志们的思想问题更是需要注意；其次，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作者们要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也仍然适用于如今的党群关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紧紧围绕群众，真正的团结群众。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永葆青春，永远朝气蓬勃。

　　今天，我们重温70年前的《讲话》，就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讲话》的基本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文化积极反映人民心声并深入人民内心，使文化事业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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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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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

　　作者：王勇来源：《神州·下旬刊》2019年第08期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座谈会。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5月23日第三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结论》，《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讲话》的历史地位

　　一、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

　　二、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讲话》将会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产生指导作用。

　　三、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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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

　　1945年12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讲话》单行本。70多年来，《讲话》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

　　《讲话》的现实意义

　　一、“一切人”与“一切材料”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

　　《讲话》的最大意义是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这个以人民为根本的文艺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方向。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的文艺事业仍然必须坚持的最根本的原则。这既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文艺的规律决定了只有最广泛地占有对人和生活的了解，才能带来艺术创造的巨大空间与丰富可能。今天的文艺要建设先进性、重视群众性，需要更加全面地贯彻“一切人”、“一切材料”的群众观点。全面认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范畴的新变化，让文艺全面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诉求和进步社会理想，有助于增强社会的民主团结。全面贯彻“一切人”、“一切材料”的思想，也有利于文化建设在开放环境中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精神财富，有利于文艺的创造活力，防止文化观上的片面与偏激。

　　二、认清发展阶段，求真务实的精神

　　《讲话》突出体现了求真务实的态度。文艺面向人民群众，不仅使人民受惠，也使文艺受益。优秀作品和艺术成就，只有在与人民的密切关系中才能产生。文艺家不仅应该在艺术上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关系，而且应该在社会生活、在精神上代言人民。今天看来，我们的文艺在这方面还有很大距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需求、超越阶段的文化，总会伴随着千篇一律，伴随着粗制滥造，从根本上也会伤害国家、伤害文化、失去民心”。文艺坚持“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样并存，科学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活跃文化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下社会现实审美的客观要求。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

　　《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最重要的是文藝家要掌握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既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上坚定不移，又在坚持文艺自身规律上保持清醒头脑。文艺坚持实事求是、写真实，不仅是勇气的问题，也是艺术良知的问题;不仅是能否正确对待金钱、名利、荣辱进退的问题，也是科学的艺术观念问题。现在有些创作生产存在脱离实际生活、价值观错位、回避矛盾、讲空话套话、为名利牺牲精神、低俗化的倾向;有的在观念上表现出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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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把艺术的歌颂与批判、继承与创新、精神与形象、崇高与滑稽对立起来，造成违背规律的片面性，失去艺术的真实的魅力和信誉，都需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提高。

篇八：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试论《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实意义

　　是什么原因使《讲话》具有如此的魅力？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确确实实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用活了、发展了。《讲话》的意义，已超出文艺的范围，它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讲话》虽说是当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文献，但它对一系列问题的阐释已成为我们党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座丰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①。此时此刻，我们学习《讲话》，纪念《讲话》，应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应当如何理解《讲话》的现实价值这里，之所以先谈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有些人认为《讲话》的精神和思想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所谓“过时”的说法，就是指它现在“没有用”或“用处不大”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我国文化和文艺领域诚然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各种思想观念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和剧烈，但是，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说得好：“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①。七十年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讲话》在思想文化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说到《讲话》的现实价值，我认为至少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其一，《讲话》提出的“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②这一思想，依然是我国文艺和文化方针的坚实基础。《讲话》主张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发展道路依然具有指导和引领的作用。《讲话》指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②。这一见解，对我国现实的文艺状况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讲话》彻底颠覆了旧有的文学法则和书写经验，以其鲜明的姿态和指向，形成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其中强烈的底层关怀和底层叙事意识，至今仍是一个号角和昭示。其二，《讲话》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是我们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榜样。《讲话》主张：“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②我们党始终号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讲话》可谓这方面杰出的楷模。《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道路，这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其三，《讲话》所形成的文艺理论系统，有许多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创造性阐释，它使得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文艺观念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贯彻，使得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得到极为有力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③。《讲话》可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十分突出，它在文艺观念和思想方法上实现的变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讲话》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学者梅·所罗门曾这样讲道：“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④这位论者谈到文艺的“大众化”、“民族性”、“人民性”、“现实主义”以及“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等观念，无疑触及到了《讲话》理论的核心。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曾深有感触地说：“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两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的解答。”⑤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

　　论》一书中，认为“毛泽东也描述了艺术作品生产过程的一种模式，用普通的词语论及了它的原料和创作手段”⑥。他还说：“延安《讲话》也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⑥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译本，译者为该书撰写了长达43页的“导言”，并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重要地位的人”，其许多论述都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⑤上述这些国外学者的意见，对我们理解《讲话》的现实意义还是深有启发的。

　　二、应该怎样看待《讲话》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同如何看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是相一致的。我认为，认识《讲话》的历史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谱系当中去考察。《讲话》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进行文学理论活动的，其创造性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中生发出来的。不妨用一个比喻性说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那么，毛泽东文艺思想无疑是这条河床中水面最为宽广、流量最为宏大的一段。⑦只要研究过近一百七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对比一下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从宏观上讲，毛泽东一生对文艺问题关注的持久和深入，涉

　　及面的广泛与博大，著述和言论的数量之多，内容更具新时代人民文艺运动经验总结的特点，并善于把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本身又是杰出的诗人，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是极为罕见的。荷兰著名学者、美学家佛克马就曾经针对《讲话》等文献说过：毛泽东在战争年代那样紧张复杂的工作条件下来抓文艺理论，说明他十分重视文艺。并且说道：“在西方，还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对文艺有如此高的期望。”⑤

篇九：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

　　史影响分析

　　作者：李瑞青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16期

　　李瑞青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1942年的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多年来，毛泽东的《讲话》）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重温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温讲话的发表过程，思考讲话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影响，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历史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167-02

　　1942年的5月2日到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一次延安文艺工作者盛会，也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年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政治立场正确、内涵深刻、艺术魅力感人的优秀作品，推动了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

　　1.1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提

　　（1）从革命背景来讲，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已经3年，正是这场民族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再加上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物资等方面的封锁，这时，我们急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需要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给内忧外患的人民带来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2）从现实问题来讲，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需要及时厘清与解决。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的自由、开放、民主、平等，社会风气清明吸引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来到延安，并从延安走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血祭上海》)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但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群众看不懂、也不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时有发生，有的人心中瞧不上工人农民，即便是穿着农民的衣服表演，演出来人物还是说着、做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话和事。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被带到了根据地。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各根据地具有普遍意义，是“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片面理解，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不被重视的集中体现。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3）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时的延安急需要一位，既熟悉党的领导工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兼具文人气质，懂得艺术运作规律的人，把复杂的文坛统一起来。这一责

　　任只有毛泽东能担负起来。而且早在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文艺工作，到这时，他的文艺思想已经基本成形。

　　从政治环境来讲，整风运动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到1942年，毛泽东思想基本成熟，用之统一全党思想开始提上历史日程，这一年2月1日，以此为根本任务的整风拉开了序幕。整风对象包括各个部门的各级干部，中央领导在分工时，文艺界的整风由毛泽东负责，这是召开座谈会的直接原因。

　　1.2毛主席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准备

　　（１）现实的准备，座谈会前毛泽东约请了三四十位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在非常宽松的谈话氛围里他收集了大量的文艺方面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文艺观点。和艾青、刘白羽他就分别有过三次深入的谈话。

　　（２）理论的准备，毛泽东当时委托《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翻译了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以及马克思、列宁关于文艺的经典著作。座谈会期间，在《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刊出，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配合了座谈会的召开。

　　1.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历程

　　4月27日，以毛泽东和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个人的名义，发出请柬。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的文艺界工作者。

　　(1)会议的经过及《讲话》的发表

　　座谈会分三次召开：议题分别是：提出问题，广泛讨论，归纳总结。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座谈会、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先后有40多人次发表意见，相互争论，畅所欲言。毛泽东作主旨讲话和最后总结，也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探讨的语气进行的。

　　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了主旨讲话（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这次会议的气氛还有些沉闷。5月16日第二次会议，争论得就很激烈了，也很活跃。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话，没有正式讲话。争论之后，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发扬了艺术民主。5月23日下午第三次会议，因为来的人太多，会议临时将会场移到了外面的广场上，依旧是讨论。到了晚上，在三根木椽支起架子挂悬的汽灯下，毛泽东一气讲了4个小时。也就是《讲话》的结论部分。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座谈会后的5月30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鲁艺文学院提出了“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

　　(2)《讲话》的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事先只有一个提纲。后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和一个阶段的实践检验后，为适应当时的形势要求，深入贯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由毛泽东经过认真地思考、修改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并发行了单行本。

　　1953年4月，中共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第3卷收入了这一讲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它和1943年最初发表的文本相比，在篇幅、内容、文字方面进行了266处修改。

　　1944年、1945年，1946年讲话先后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海的《新文艺》、及香港发表，将讲话的影响扩大到了国统区，极大的促进了国统区革命文艺的的发展。1945年直到建国后，讲话先后被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讲话也由此成为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文献。

篇十：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价值［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70年了，这篇讲话不仅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关键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当代价值1942年5月，我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受敌人封锁、战事频繁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加之文艺工作者自身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和一些错误观点。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两次出席会议并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问题，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起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的强大作用。《讲话》的发表距今虽已过了70年，但它的基本精神和所揭示的文艺创作基本规律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一、《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文艺属于人民的首要前提。“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组成部分，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而存在，世界上没有所谓抽象的、孤立的、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的艺术发展史。伟大的艺术，无不因其深入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而获得在艺术史上的牢固地位。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讲话》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新文化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统一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巩固了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地位。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确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前进方向。

　　二、《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可以说，文艺的人民性正是党的这一核心

　　价值取向或宗旨在文艺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文艺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孕育、萌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前进而不断进步、发展。坚持文艺的人民性，也就是在文艺领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党的文艺人民性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涵，也使党的人民性思想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文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毛泽东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历史性地回答了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提出的“谁是人民大众”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表明，人民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就必须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去观察、去体验、去描写、去评价。这就首先要文艺家能够真正在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真正地、自觉地把自己改造成人民中的一员，“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

　　毛泽东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的缺点之所以产生并且难以克服，主要在于客观上没有解决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是可以达成新的世界观和文艺立场的确立的。这样，文艺工作者在描写人民群众的同时方可真正做到文艺与群众的结合。当前，我们的文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

　　三、《讲话》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继续指导着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1.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

　　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碰撞异常激烈，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浮躁、盲从、过分张扬自我的虚无主义和不正常的浮夸风、戏说风、滥情风，以及所谓的“另类文学”和“私语小说”等内容苍白、低下、颓废的不良倾向，我们应予坚决抵制和反对。同时，积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

　　2.普及和提高的统一。《讲话》明确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今天，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遵循《讲话》精神，普及广大群众的文艺知识，才能有普遍意义上的提高，才能实现文艺的繁荣昌盛。

　　3.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

　　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创新是文艺工作的生命和活力，创新是文艺工作的发展动力，离开了创新，文艺工作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就会走入死胡同。”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离不开对各国有益文化成果的学习与借鉴。同时艺术家也应有创造意识，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创造新形式，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创作出精品和传世佳作。

　　4.批评与竞争的统一。《讲话》提出：“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社会生活是丰富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经历，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使人们能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

　　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5.个人和群众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艺术家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知识指导、帮助群众，一方面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他们中间吸取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业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才能教育人民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看做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20世纪末，文艺领域出现了“个人化”和“私语化”写作时尚，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作家割断了文艺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丧失了表现伟大时代和为人民、为人生而写作的激情，

　　而闭门造车。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讲话》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无疑是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直接思想资源之一。因而，倍加珍惜这一重要的理论遗产并作出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发展就成为我们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6.文艺与生活的统一。这既是文艺创作论问题，也是文艺本质论问题。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文艺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这样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南，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文艺社会本质的概括和揭示，肯定了生活对文艺的最终决定作用，确立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一艺术社会学的论断。“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只有植根于生活的沃土，创作才能根深叶茂。○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2—17.［3］涂途，吴开英.邓小平文艺理论读本［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责任编辑万强

篇十一：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P>　　《讲话》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从实践出发而升腾为系统化的文艺理论，体现出作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文风。他不作空泛的理论表述，而是针对创作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深入调研，有的放矢地进行理论剖析，提出科学的结论，所以能令人折服。如政治与文艺的制约关系，作家对待生活源泉的态度，主观愿望与创作效果的差异性，等等，这样才能处置好文化机制各方面的策略性调整，建构了解放区文学秩序的纲领性文献。其实，在《讲话》发表之前的4月已经开始筹划召开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分别致信肖军、欧阳山、草明、舒群等征求意见，又邀请丁玲、艾青、罗烽、刘白羽、何其芳多人谈话，当面交换对文艺创作的看法。艾表还将与毛泽东交谈的要点，写成一篇专论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造成一种必须在文艺界开展“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的强大声势。在此前后，以丁玲、艾青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群，在小说、诗歌、散文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认为今天看所谓“政治标准”，应该去掉其政治色彩，将之理解为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观念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看，无论经历了多少朝代变更，多少兴衰战乱，她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忠孝等优秀品质已经作为民族精神世代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一个政党的执政主张必须符合并能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一部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和受众的检验才能成为精品，时间的延续和受众的层面是无法预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它就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使人感觉隔膜或因受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感，在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能引起共鸣，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应该从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艺的“政治标准”，文艺的“政治”属性不是空洞的传播工具，而应该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观念的体现，它也应该是民族的、社会的、大众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重读《讲话》，感受最深的毛泽东对于“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很显然，强调艺术与时代的结合，最终就是要归结为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大命题。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某个特定时代生活的本质呈现和精神映射，有着历史教科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的纪念碑意义，如泰纳所说的：“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中，文学不应缺席，作家不应失语。一方面，真实的生活会比想象和虚构更丰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学需要色彩缤纷的表现形式适应一个全新时代。这意味着作家的选材与叙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宽阔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艺术选择。作家不应局限于书斋与想象，走向远比虚构更为复杂、厚重的社会生活，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以海纳百川的超越姿态真正抵达文学现场，为写作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种体现时代气质的人文担当。

　　，“延讲”精神历久弥新，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内涵丰富，应予广大；重温《讲话》精神，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纷纷表示，将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将达州建成秦巴地区经济文化强市而努力奋斗。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这篇著名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艺创作的宗旨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新时代的文艺精神应以什么为主旨，我认为讴歌的主旋律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不管创作的什么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应渗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的这一主旋律。要通过文艺作品的宣传，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引领人们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被一时的逆流所诱惑，社会上的逆流总是存在的，但必竟不是主流，就像高尔基在《海燕》中所说：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久经考验的党，是一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党。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健的肌体，因为党的理论在时时创新，党的监督机制全面而有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能够带领人们从富裕走向富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应满怀信心，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杜绝靡靡之音登台，扭曲人的灵魂，毒害祖国的花朵。

　　每每提到延安，想起延安整风运动时创作的经久不衰的红色作品，有如饮清泉般甘甜，仿佛在清风习习的林间漫步。当意志消沉时，听听红色歌曲，读读红色作品，身上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当春风得意时，唱唱红色歌曲，看看红色电影，让人心清气爽，戒骄戒躁。延安精神，可谓时代丰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有力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

　　（一）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

　　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此后，春节成了解放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还发展到各解放区，并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广，为坚持抗战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连续以《一切为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讲话》将会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产生指导作用。他们还以各种形式发表《讲话》内容，使《讲话》精神得到广泛传播。

　　（三）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70年来，《讲话》精神不断丰富发展。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

　　1945年12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文译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讲话》单行本。随着毛泽东著作以各种文字翻译出版，《讲话》传到世界多个国家。美国梅·所罗门教授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摘录《讲话》内容并作深入分析，给予高度评价。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参考80余种《讲话》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并写了43页的长篇导言，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70年来，《讲话》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示

　　《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而奠定了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确定了党的文艺工作的

　　基本方针，指导和推动了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讲话》阐明了文化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要自觉坚持“二为”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作为繁荣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作为开展文化工作、繁荣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根本保证

　　《讲话》阐明了文学艺术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包括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学习文艺创作，而且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艺术事业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工作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艺术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使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源泉

　　《讲话》阐明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才能创作出真正反映群众生活、为群众所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人民群众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获得灵感、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散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四）文艺创作要自觉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特征

　　《讲话》阐明了文学艺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革命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服务，动员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积极抗战的文艺，就是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日益多样的传播手段、人民群众多样的文化需求，文艺创作只有把握时代特征，融进时代元素，弘扬时代主旋律，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文艺工作者只有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今天，我们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重温《讲话》，就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讲话》的基本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文化积极反映人民心声，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篇十二：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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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作者：杜梅来源：《世纪桥》2014年第09期

　　摘要：延安文艺座谈会是近代中国文艺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决定了建国后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导向。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发表了众多的见解，披露了大量的历史史实，研究可谓是纷乱杂陈了。本人通过多年的旧址讲解经验，翻阅大量的原始资料，形成了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背景、原因的自己的一些看法，现著文予以表述。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背景；直接原因；准备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而延安文艺整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文艺界的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文艺界整风的一个关键步骤，其召开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此。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文艺界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正是文艺整风的矛头所向。而随着文艺界“灰色思潮”的出现，直接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一、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背景1943年4月份，延安的新华总社在“党务广播”上播出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工作的经验介绍》，广播说到：“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的文化人，它们脱离实际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环境相当的沉闷，而且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也在增长，其中有些文化人对革命的认识态度比较模糊，另外还有内奸及破坏分子在其中作祟，因此延安的部分文化人就暴露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有的人主张应将抗战和革命中的‘黑暗’予以暴露，而写光明的东西就是公式主义（又被称作歌功颂德），有的作家提出了还是‘杂文时代’的口号。而且这种偏向的代表作品在《解放日报》及其他的文艺刊物甚至包括党报上都相当兴盛。”“党务广播”认为，于是“中央因此特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有以上的这些问题都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结论中做出了解决”。延安“党务广播”是由当时驻在延安的新华总社播出的关于交流与通报中国共产党内的工作经验和相关情况的特殊的广播形式。当时这份广播稿是由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的艾思奇经手处理的。“延安‘党务广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在当时的确曾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甚至是较大的混乱，妨碍了全党整风学习的进程，其中有些不恰当和极端的作品还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搜集到并利用其来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1]胡乔木也肯定了这一说法：“这份广播稿讲到：‘从延安的文化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肯定是对的，比如指出了‘有的人想当然的认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甚至有的人还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等就会极大地妨碍他们的写作’等等。这些想法恐怕不全是写在文章上的，有的可能是毛主席找一些作家谈话时听到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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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文时代’，是有这篇文章。说现在要‘暴露黑暗’，‘不搞歌功颂德’，也是有的人在同毛主席谈话时提出来的。这里面说得比较笼统。‘代表这些不良偏向的作品在《解放日报》和其他文艺刊物甚至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如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身为党员的作家与中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家和其实际生活之间的问题，作家如何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提高同时如何普及的问题，对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的纠纷，作家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矛盾和纠纷也是层出不断。’广播稿讲座谈会的背景，这些话是实在的。”[2]文艺工作者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1940年之后的延安，文艺界出现了许多的波折。延安的许多剧团，由于不考虑边区存在的现实条件，他们演出了许多的国外戏剧、大戏和古装戏剧，由于演出的这些剧目同边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之间相差太大，大部分老百姓都不喜欢观看，就向他们的演出舞台投石头和杂物。延安鲁艺搞所谓“正规化”、“专门化”，大讲托尔斯泰，有的女学生把衣服染黑，以安娜·卡列尼娜自况；音乐会上，有人从头至尾唱“啊……”——不看对象地唱美声。鲁艺关起门来排“大戏”时，群众隔墙就往里扔石头。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直接原因1942年初春，在国民党重重封锁下的延安，一场以肃清王明“左”、右倾错误思想影响为目标的运动，在拉开了序幕。2月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三风，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几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进入了普遍整风的时期。正当中央各机关单位普遍传达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并且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动员、制定学习计划之时，热情而又敏感的延安文艺界就躁动起来了。2月15日，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在军人俱乐部举行，共展出了华君武、张谔、蔡若红三人的70余幅画。这些讽刺漫画主题是针对延安新社会中残存的弱点和不足，三位画家坦诚地说：我们能看到新社会的光明，但也看到了的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附着在新的社会上从而新的社会产生着腐蚀作用。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教条与裤子》，以极富号召力的语言，热切呼吁人们鼓起“脱裤子”的勇气，切实割掉“三风”不正的“尾巴”。从3月9日以后的二十多天里，《解放日报》在其《文艺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充满着浓烈火药味的文章。3月9日，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透彻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女性的尴尬与痛苦；3月11日，艾青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指出：我们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艾青接着说道：因而作家不应该而且不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3月13日和23日，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在边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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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现象。这些文章，尤其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为代表，在延安引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在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拍着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打电话批评了报社。后来贺龙看到了这些作品，他气愤地说：“我带着八路军保卫延安，他们这些人却要暴露延安的丑恶、黑暗，这简直是在瓦解延安的民心！他们这样搞下去，我可就要班师回朝了！”[3]与此同时，各机关、单位、学校纷纷创办壁报，尤其是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王实味在上面发表了文章更是在延安引起了轰动。3月23日，王实味发表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文章。之后，王实味在第三期墙报上又发表了《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一文。文章中，他说，“我们绝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致全党”，“我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等等。这些偏激的言论引来了很多人的观看，后来还贴在布上，挂到南门外的闹市区，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王震看后气愤地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王震看后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晚上提着灯来看，看后说：“这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斗争又了目标。”三、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准备面临着延安文艺界出现了大量的复杂问题，3月31日《解放日报》社召开了改版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讲话：对于整顿三风，我们党内各部门已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同时也些人从错误的立场站出来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是冷嘲暗箭的办法。最近以来，有些人倡导绝对平均主义，他们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工作中是存在不少的缺点，必须要加以改革，但如果倡导绝对平均主义，则不仅是现在，就是将来也是不可能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同时，毛泽东对王实味等人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批评确是应该严正和尖锐，但同时应该是诚恳、坦白和与人为善的。这种批评态度才是对我们的团结有利的。”贺龙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说：“我们将士们在前方出生入死打仗，你们却在后方骂我们的总司令。”[4]4月初，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的讨论会议上又说，我们的整风发动阶段中存在着广大干部思想不一致、青年的不��

篇十三：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P>　　2011研究生Monica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感想

　　2012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他深刻指出,《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重温《讲话》精神的过程中对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规律形成更为清晰正确的认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讲话》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阐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导和推动了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70年来,《讲话》的精神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讲话》发表70年来,

　　党的文艺队伍不断壮大,当代中国文艺事业不断繁荣发展,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一批又一批高扬民族精神、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相继涌现、催人奋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纪念和重温《讲话》精神,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尊重文艺规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线,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群众真情实感,讴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旋律,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70年来,《讲话》所阐明的“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指引了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为推动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到人民中间,就是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尊重文艺规律。今天,广大文艺工作者踊跃投身“走转改”活动,也是与这种精神一脉相承的。艺术家们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切实为广大人民送去大批优秀的精神食粮,极大丰富了基层文化生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以“为人民服务”为神圣天职,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一定能从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中汲取营养,深刻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深邃博大的精神世界,创作出大量精品力作。

　　国运昌盛,文运必兴。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记人民的嘱托,响应时代的呼唤,尊重规律,改革创新;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必将群星灿烂、百花争艳,在文化强国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作为祖国的党员代表着党的形象和党风，我们必须以身作则，建造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篇十四：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P>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

　　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

　　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

　　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

　　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矾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容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工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

　　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他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

　　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

　　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认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止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

　　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于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

　　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共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下和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三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臵，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

　　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

　　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四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环，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

　　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

　　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看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

　　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

　　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五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

　　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他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同说：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

　　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注释[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6]。[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劲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三见

　　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一212页）[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

　　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臵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十五：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化强国建设的启示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为《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讲话》是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文艺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认为文艺工作者通过切实体验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讲话》启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为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标签：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强国建设；启示意义；

　　一、关于《讲话》的历史背景

　　《讲話》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是整风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宗旨是为解决在现实生活、生产中文艺界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为工农服务。它为当时文艺界的文艺发展方向点亮了一盏明灯。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了位于保安县吴起镇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7日，中央机关也随之到达瓦窑堡，而后经过长时间部署和考虑中央领导陆续进驻延安。

　　此后，延安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的政策也激发了民族进步分子的爱国热情。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彻底沦陷后，这些民族进步分子也集体赶赴延安。“据统计：在1938年5月到8月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至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人数巳达十多万。”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使得延安热气腾腾，朝气蓬勃，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和全国革命的总后方。在1940-1942年期间，延安文学界里出现了一股带着强烈启蒙意识的文学思潮，代表人物主要有萧军、王实味、丁玲、艾青。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关心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这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热情地接见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当时涌进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在各方面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与工作很不适应，感情上有点格格不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看到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对抗战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利，也阻碍着文艺事业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进行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当年5月2至23日，中共中央在党内以整风运动为基础，并在延安召开了关于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进行了发言，针对当时局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清晰明确的回答，其后提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国内外公开发表。”

　　《讲话》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以及在思想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毛泽东坚定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确的解决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种种复杂的问题，科学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开辟了中国文艺运动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新阶段。

　　二、根据《讲话》内容的分析和理解

　　（一）毛泽东提出所谓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中首先尖锐地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我们党需要的新中国新文化应该是与无产阶级大众站在一起的文艺创作。

　　早在1905年，列宁就明确指出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但是，许多同志理解的并不彻底。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需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并指出，我们要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并向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人民大众”即最广大的人民，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工人，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部分是农民，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部分是作为革命战争主力的武装队伍工农军。第四部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是能够长期的和我们合作的。我们的文艺就应该为这四种人服务。”毛泽东还要求出身小资产阶级和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创造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文艺。文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并且是一个根本问题。国家中人民群众占主体地位，简言之，国家即人民。离开此根本基础，所谓的艺术是假大空的。

　　（二）文艺工作者通过体验群众生活去创造优秀文艺作品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要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就必须到群众生活中体验，去感受人民群众才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只有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一点一滴的观察，亲身去体验，才能反应出人民大众的实际情况。通过分析群众的生活形式、斗争形式、还有一些文学材料才能创作出原汁原味的作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学习不同的社会阶层，研究每个阶层不同的状况及相互关系，了解了基本的问题，我们的文学作品才会有丰富的内容，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这样说的，“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应的产物，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最生动、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东西，任何的文学艺术都将来源于生活，离开物质的意识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要学习工农兵，去了解工农兵的需要，了解工农兵喜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创作，普及的工作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达到；而提高更是应该沿着工农兵自己的方向前进，前进方向上必定会

　　有提高，真理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也是在前进的，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这个耐心。”三、《讲话》对现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启示

篇十六：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P>　　传承民族血脉建设精神家园

　　——回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回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这一论断，距离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近70个年头。回顾过往，不难发现，文化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昨天与今天，留下了鲜明而又特殊的印记。历史以其壮阔浩瀚的进程印证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一科学的论断。一个民族，唯其拥有振奋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坚定的意志，才能凝聚力量、成就伟业，也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环顾当下，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涌，我们必须焕发文化的力量，激活熔铸于我们血脉中的优秀文化基因。展望未来，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更要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用文化的力量传承民族血脉，建设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文化自觉凝聚兴国之魂，以文化自觉凝聚兴国之魂，指引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奋力前行5月的延安，草木欣欣，河水潺潺。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旧址，人头攒动，热闹非常。如潮的游客排队进入一幢石砌的二层小楼，寻访那段流传至今的讲话——时光倒流70年，那是1942年的5月，在小楼清爽的会议室和楼门前的小广场上，从各地赶来的文艺工作者先后参加了三次全体会议，探讨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两次讲话，最终整理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之际，，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讲话发表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千千万万将士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文化界名人和知识分子陆续来到延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最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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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年仅１７岁的于蓝就是其中一员。她期待着在革命圣地，用艺术奉献表达爱国之志。然而，很快，她发现，当地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表演。今年已届８７岁高龄的于蓝回忆道：“当时搞文艺的很多人来自上海的亭子间，我们已经感受到与老百姓在思想感情上存在的差异，却苦于寻找不到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毛泽东的讲话拨云见日，廓清了文艺工作者的困惑。他们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沸腾的生活，走入人民大众之中。《南泥湾》《翻身道情》……一句句激情洋溢的歌词在当时年仅２０岁的贺敬之笔下喷涌而出，他仿佛一夜间找到澎湃于心的灵感。此后，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诞生了。７０年过去，这部歌剧从延安演到全中国乃至世界，影响几代中国人，成为经典。今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的白墙上，一幅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老照片吸引着游人的视线——那是１９４３年２月５日，正值春节，两万多军民聚集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观看这部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新编小戏。这次演出一改鲁迅艺术学院的传统风格，以陕北秧歌的鲜活灵动、黄土高坡的浓厚气息与农民熟悉的诙谐风趣深深感染了延安军民，产生了大大超出人们预料的轰动。一种新生的文化理念由延安出发，以文学、歌曲、戏剧等文化形态承载起革命的斗志，形成强大而不可逆转的政治精神力量，穿越战火硝烟，传遍华夏大地，为抗战发出怒吼，为人民谱写呼声。我们必须记起这个民族存亡的特殊时刻，才能更深切地体味讲话在全国掀起的文化巨澜。鸦片战争以来，一小部分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探索“西学东渐”“师夷长技”、，以“文化救国”，却终究事功未达，究其根本还是未能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也未能冲破传统文化的樊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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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曹光章说：“五四运动”开启了文化启蒙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第一步，却依然局限于一批知识分子的觉悟与观念，没能真正形成贴近民众的、系统成熟的文化理念表达。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文化的力量，提出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主张，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文化救国的道路。”７０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的文化救国之路，指引着中国先进文化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在民族兴盛的历史轨迹中留下耀眼的光芒。７０年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先进文化前进之路，在新时代新的历史高度有了新的阐释——“文化自觉”醒目出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这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从“三个面向”到先进文化，从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到提高文化软实力，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继承和发展着讲话提出的文化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愈加坚定、愈加清醒、愈加自觉。“必须牢记，我们是为人民写，写人民，请人民评判。”年近九旬的贺敬之说，“必须牢记讲话教导我们的精神，才能更深切地体味它之于文化、之于中国的意义。”虽然也曾有过曲折，但７０年穿梭，灯火不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前，站在保存着当年模样的油汽灯下，毛泽东发出的论断依稀回响在后辈耳边——“……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讲话中有关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尤其是文艺为什么人的论述，较早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白烨说，“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它依然散发着思想的光芒。”让文化自信辉映华夏文明，注入１３亿国人的智慧创造让文化自信辉映华夏文明，注入１３亿国人的智慧创造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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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年前，讲话发表后，延安成为一片激扬艺术生命和人格力量的文学沃土——诗人们开展街头诗运动，《东方红》《王贵与李香香》等诗作经与陕北民歌相结合，经久不衰。作家们纷纷进入创作高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的、《荷花淀》历经岁月洗礼，成为传世名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看来，７０年前，讲话唤醒了“文化自觉”；７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实践中，给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注入更多的信心与活力。白烨说：“在不同时期，党都高度强调文化在整个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遵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切合实际和具有人民性，而具有显见的权威性、内在的引领力和强烈的感召力。”如果说７０年前的讲话在“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一重大认识问题上实现突破，那么十七届六中全会则为中国文化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展示了一种日臻成熟的文化自信。今天，延安凤凰山麓，一座三层小楼内一间狭小的办公室，人声鼎沸。“延安是个小地方，经济比较落后，但延安的文学传统一直没有丢，我们这里有高品位的文学期刊，还有一流的文学创作队伍。”忙碌的《延安文学》杂志总编辑魏建国自豪地说。１９７９年１月，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刚刚掀开一角，延安诞生了一本文学杂志《山丹丹》，也就是《延安文学》的前身。３０多年过去，《延安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印证了一点：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和坎坷，中国文学始终沿着讲话既定的方向和路径，在文化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不断调整、不断前进。事实上，不仅是文学，中国人对文化的畅想与表达也异常活跃：“草根”上春晚、ＤＶ拍电影、发微博成明星……“近年来，人民群众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需求日益强烈，党对文化属性和功能的认识逐步深化，在文化产品生产和供给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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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了过去按计划统一生产和供给的模式，采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无偿供给，个性化文化消费市场供给相结合的方式……”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副主任祁述裕说，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为人民服务”的方式。仿佛是一种热切的回应——多年来，中国文化事业不断发展：１７００余家展览机构免费向公众开放，乡镇综合文化站覆盖全国所有乡镇，广播电视村村通覆盖全部已通电行政村和２０户以上自然村……“十一五”以来，中国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翻一番”，人均文化事业费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０．２３元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１．９元，同比增幅１１４．０７％。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壮大：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１年，中国电影年产量和票房分别飙升７倍和１３倍，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大国；“十一五”时期，新闻出版业总资产、总产出、总销售比“十五”时期翻了一番……文化部部长蔡武说，“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幅２０％，预计２０１６年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曾几何时，“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大国”的评判，让中国人难以辩驳，陷入沉思。而今，中国井冈山的风光画卷淋漓展现在纽约时代广场户外屏幕，中国创意产品出口悄然占据全球市场五分之一，中国人的春节成为世界各国熟知的“中国新年”……“具有９０多年建党史、６０多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意识到，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掌握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和领导力，将会获得人民的信赖和认可。”曹光章说。将文化自强写入时代命题，将文化自强写入时代命题，建设伟大的文化强国５月，正是播种的好时节。３９岁的延安市安塞县沿河湾镇边墙村村委会主任高万雄一边忙着自己果园的活计，一边组织村民为修建公路作准备，一边还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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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正在国外演出的村腰鼓队……在陕北，有着千百年历史的安塞腰鼓是一门家家喜欢、几乎人人都会的民间艺术。“打腰鼓就是我们的生活，腰鼓往下一放，自己又是一个黄土地上靠劳动吃饭的农民。８岁开始学鼓的高万雄人称”“鼓王”，担任村腰鼓队总教练。边墙村腰鼓队早已舞遍全国。２００９年，高万雄带着村腰鼓队第一次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６０周年方队表演。２０１０年，他们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意大利罗马参加中国文化年演出……将古老的传统继承与发扬光大，是立志复兴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底气。在曹光章看来，伴随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文化的不断积累，中国人正在从认识和理念层面深化文化自觉，从心理和气质层面展现文化自信，从战略和实践层面推进文化自强——从７０多年前创造了长征伟大史诗的红军战士，到当代的“人民公仆”杨善洲、“中国好人”郭明义……一个又一个感动中国的平凡人物，不断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从联产承包到经济特区，从载人航天到北京奥运……一次又一次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强化着共同理想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从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水墨”印象到上海世博园区的“棋盘”规划，从荣登世界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昆曲到遍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中国文化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吹响了号角。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下，“中华文化走出去”显现成效。２０１１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近１９８．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４％；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７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６％。如今，一个文化强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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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内表现为文化创造活跃，人民有文化热情，享受丰富多彩、积极乐观的文化生活，为中国文化而自豪；对外表现为中国文化及价值观为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了解、尊重、接受以致喜爱，中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出，文化产业占据全球市场重要地位……中国正在以其特有的“和而不同”的理念深刻影响世界。海外舆论纷纷评论说，中国正在通过改革发展实现和平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使中华文明更显厚德载物、会通天下的品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精神支柱。背靠文明古国的丰厚积淀、坐拥文化大国的现实资源，全球化的时代赋予中国一道新课题：如何在萃取与借鉴的基础上，创新中华文明，从而贡献人类未来福祉？又一次，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答案——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九次、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７０年前，从革命圣地延安出发，从讲话发表的那一刻起，中华民族开始了一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一条文化重塑与振兴的“中国道路”。７０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文明与中国历史纵横交汇的坐标上，历经盛衰荣辱的中华文明正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满怀自信，扬帆起航。

　　杨一苗）（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吴晶赵超杨一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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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七：结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背景以及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谈谈你的认识?

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始末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发了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为当时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今，这篇讲话的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和繁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它的研究仍情有独钟、持久不衰的情况下，理清其发表的来龙去脉，对从多角度研究该文献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具重要意义。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

　　除了上述社会大背景以外，座谈会的召开还有直接的动因。

　　３月３１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地、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当时的到会者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王实味，也是表态了。这表明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对文艺界出现的不良偏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问题了。

　　皖南事变后，艾青、欧阳山、草明、罗烽、白朗、张仃、严辰等陆续从重庆来到延安。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１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的前沟绕到后沟，沿着山坡小路爬上萧军等人所住的后沟半山腰，拜访了萧军及艾青、罗烽、舒群等几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名作家以及住在附近的“文抗”的同志们。后来应邀，他们又去毛泽东的住处，谈了很多问题。此后不久，萧军就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

　　１９４２年初，边区的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发表了许多与抗日战争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４月份，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由毛泽东、凯丰与博古负责。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毛泽东又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毛泽东赞赏欧阳山提出的意见很好，并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打算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工作对象问题。４月９日与１７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请他们就“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同样的信，艾青、萧军、舒群、罗烽都曾收到。

　　４月间，毛泽东也修书一封给艾青，邀请商谈一些问题。见面后，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话。”毛泽东担心自己讲话没人听，艾青说至少他自己是愿听的。

　　４月中旬，毛泽东又邀请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作家与戏剧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严文井与姚时晓等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也约请刘白羽（时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支部书记）谈话三次。刘白羽问作家写作犯了错误怎么办？毛泽东说犯了错误就改，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从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起，在毛泽东、凯丰的召集主持下，党内外的文艺家开了三次座谈会。开会的引言和结论都是毛泽东作的，合在一起发表后统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让周扬和舒群草拟一份参加者名单，由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刷的请柬发出邀请：“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因为博古每天要审阅报纸的稿件与签发大样，不能每次到会，故辞掉了“召集人”，但大多数会议他都参加。５月２３日作结论那天，他还亲自通知报社采访科长黄钢等人去听。

　　５月２３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发言，毛泽东始终认真听取，并作记录。朱总司令在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批评了划不清“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的界限的错误观念。朱老总的讲话简短有力，切合实际，很受欢迎。朱老总讲话后，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这次座谈会，报纸上没有正式发表消息，只是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４日《解放日报》发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时，用编者名义写了几句按语：“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

　　会后，为了深入贯彻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在纪念鲁迅逝世７周年时，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讲话》全文。

　　中央总学委（当时领导全党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引者著）于次日发出通知：“《解放日报》１０月１９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２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典型示范。”对《讲话》作了客观、合理的价值评判，并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在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中进行广泛的宣传。

　　１０月１７日，中宣部也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不但对《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别指出，这个文献的精神不仅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部门，也完全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整风以及对《讲话》的广泛宣传和学习，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２月６日，延安文艺界２００余人举行了欢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座谈会。会上文化界一致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向他们学习，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３月１０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后，文艺界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延安音乐界、戏剧界根据中央号召，也纷纷下乡下厂，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演出，使戏剧进一步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农村去塑造农民的形象。

　　３月１０日的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各地区的党委、文艺团体都进行了认真的讲座研究，订出了日后的工作办法。

　　晋察冀边区５月６日至１０日由边区文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成绩予以肯定，对缺点进行了反思。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地区，也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讲话》和中宣部的决定。

　　在国统区，尽管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讲话》的宣传广度和深度都受到限制，但是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讲话》还是得到了大力的宣传。

　　尽管《讲话》在国统区的学习和宣传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状态，对《讲话》的研究和实践也不能与解放区相比，但《讲话》还是获得了日渐深入的传播，加上解放区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渐渐有了向前行进的正确方向。

　　《讲话》发表后，很快也在国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有３０多个国家用数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其中绝大部分出版的是全译本，有的同时还出版了多种译本，也有不少国外报刊介绍了讲话的内容或选择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尽管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其思想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公认它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文献。

　　国外最早翻译出版《讲话》的国家是朝鲜。其次是在日本、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以及东欧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等。此外，翻译出版过《讲话》的还有苏联、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家。

　　１９５０年，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英文单行本；英国《现代季刊》第４卷第１期差不多同期也曾刊载《讲话》的译本。意大利《再生》和《新生活》也发表了《讲话》译本，不久即出版了单行本并连续发行三版。同年，《讲话》在印度出版，除了英文全译本，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多种单行本，有的版本还多次印刷。

　　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实“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延安文化沟口上还建立了“街头艺术”台，节假日，那里张贴着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摄影新闻等，此外还有街头教歌、街头音乐、街头诗朗诵等活动。各文工团深入部队、乡村演出，如１９４３年，鲁艺的秧歌队曾轰动延安一时，群众大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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