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长江在安徽境内全长416千米，俗称“八百里长江”，上接湖南、湖北，下经江苏、浙江出海，流域面积达6.6万平方千米，被称为“皖江”。唐朝，皖江丰富的水资源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航运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成为富庶的“东南八道”中迅速崛起的水上通衢和重要的航运黄金水道，带动了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促进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发展，尤其是对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皖江水运网的崛起
隋朝修通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等主要水动脉，皖江流域的水运事业由此逐步发展，在唐朝更是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再加上当时皖江流域的舒、池、宣、和、庐、滁六州下管28个县，地域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带动了皖江流域的水运事业迅速发展。
随着皖江干流水运的发展，各支流水道都得到了整治，通航范围迅速扩大。据史料记载，唐朝，经过修治，皖江及其支流可連通的水路有很多，包括皖水、大雷池水，枞阳水、濡须水、肥水、运漕河、横江、泾水、滁水、贵池水、秋浦水、青弋水、芜湖水、姑熟水、桐汭水共15条。这些水路又连接沿江各州县的支流细渎，形成了庞大的皖江水运网。
有些州县还在境内修凿了许多小型的人工运河和水港，以满足当地水运的需要。如和州开挖了长7000多米的人工运河韦游沟，由乌江浦港通皖江，可供境内舟船进出。此外，还建设了申港，当地漕船及各类运输船只皆聚散于申港，由申港入新妇江，转通皖江。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皖江水运网也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航范围不断扩大。
皖江属于长江下游，水面开阔，水势平缓，是长江最佳的水运段。往往水运活跃的河段，都会形成许多自然水港。唐朝，皖江两岸港埠迅速发展起来，大大小小的港、津、坞、浦、镇、渡、埠等，有数十处。其中有许多是著名的水港，如唐贞观年间设置的宣州当涂县的采石戍及其对岸的横江渡，是当时隔江相对的两个天然良港。由于两港之间的江面比下游京口江面窄，所以“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多次往返江上两港并写有《横江词六首》，记述了当时横江渡馆驿、津吏的设置和港运景象。
在横江渡下游不远处，还有安阳渡、乌江浦两港，都属于乌江县的通江口港，与横江渡同为当时的江北三港。含山县境内的濡须坞港，处于濡须水流注皖江的水口。早在三国孙吴时期，吕蒙守濡须，“夹水筑坞，形如偃月”。唐朝，随着江淮漕运发展，濡须坞港成为沟通巢湖流域和皖江水运的重要水港。
自宣州南陵县江岸的鹊头镇港沿江而下40千米，有鹊尾洲港，是当时良好的天然港埠。鹊头、鹊尾之间的江岸被称为“鹊岸”，唐咸通六年（865年），置鹊头镇，设兵驻守。鹊头镇的利国山（今安徽铜陵市矿区）产铜，附近又有铜井山、战鸟山，皆濒临大江，蕴藏着丰富的铜矿。唐朝时，开采冶铸的铜，都是从这些港口运出的，发达的皖江水运和鹊头等港口对地方冶铸业的促进作用是很大的。李白曾有诗写铜井“炎炉敲九天”，反映了这里冶铸业的繁荣。
随着皖江水运事业的发展，唐朝的水运管理机制也逐步健全。除了在重要水口设有馆驿和津吏以外，自唐玄宗开始，还设置江淮转运使，皖江水运便隶属于其下管辖。此外，朝廷派驻各地的节度使及驻军也担负起保护当地水运的责任。唐朝后期，朝廷还专门设置了游奕船队，负责保护江上水运船只不受阻劫，巡查长江河道的水面汛情水情及安全救援等。
当时皖江共有两支游奕船队，分段巡查。“淮南游奕至池州界首，浙西游奕至宣州界首，江西游奕至鄂州界首”。当时的游奕军均由善“解弓弩及谙江路者”组成，素质较高。“每一百人置游奕将一人，须清白干强稍有会见者充”。每队有“船五十只，一百人分为两番”轮流巡逻。这既是皖江水运系统管理机制加强的体现，也反映了皖江水运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皖江成为通衢要道
皖江水运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皖江地区丰富的物产，吸引了各地商旅入境交易，皖江流域出现了商旅成群、贸易活跃的繁荣景象，皖江也自然成了水运通衢要道。
皖江水运网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处在长江下游与扬州邢沟运河的衔接河段，西通潭州（今长沙）、鄂州（今武汉）、巴蜀，东连苏州、浙江东道，南至赣州、闽州、交州、广州，北至汴京、宋州、洛阳，在全国水运交通中，公私商船及南北杂货都可以经过皖江而通达四方。广州的犀角、象牙、珠宝，两湖的稻米、木材，四川的锦、麻等都可沿长江而下，经过皖江集散于江淮，或由皖江继续北运，销往洛阳及北方各地，北方的商船也可顺汴水、淮水、运河而下，经皖江而运至大江南北。
大运河沟通南北，形成江淮水运新系统以后，“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由此，皖江在全国水运网中成为商业运输的水上通衢，商旅十分活跃。武则天时期，水上商旅贸易盛况空前，“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唐宪宗时期，往来于皖江的商贸更多，“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显然，当时有大批私船以商运为业，常年活跃在皖江上下。
在长江沿线的经济交流中，皖江的地位更为突出。当时，长江沿岸出现许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相互交流十分密切。彼时，长江上游发达的大城市有四川成都，湖北鄂州、江陵（今荆州），江西洪州（今南昌）、江州（今九江）等。成都等地盛产丝、麻，与长江下游交换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所谓“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鄂州、洪州都是当时的造船基地，水上商贾辈出，有“洪、鄂之水居颇多，与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的记载。这里的商人顺江而下，过皖江，向升州（今南京）或京口（今镇江）、扬州等地往还贸易，逐市趋利。江州“江涵九派，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江陵城外，更是有“四方之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景象。
长江下游也出现许多经济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皖江地处东西之间，因此商业运输空前繁荣。张籍的《贾客乐》一诗，非常生动地描述了途经皖江商旅的水上活动：“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皖江水上贸易兴盛的景象。
皖江水运的开发对扬州经济发展影响巨大。隋唐时期，扬州经济崛起，成为全国瞩目的工商业都会。《资治通鉴》中记载：“时人称扬一、益二，言扬州居一，益州为次也。”扬州工商业经济发达，吸引全国各地商贾乃至海外番客竞趋扬州，扬州雄厚的经济实力也辐射至全国。皖江与扬州颈连，成为扬州对外交流的主要水上通道。
当时，扬州由皖江通向全国各地及各地经皖江通向扬州的商运十分兴盛。长江中上游地区，大批商旅顺江而下，经皖江到扬州交易。四川“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江上来往于扬州的商贾众多，著名的有浔阳贾任华往复长沙、广陵间贸易；
“吕用之者，鄱阳人，世为商侩，往来广陵。”扬州“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四面八方由皖江云集扬州的商船“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远近几十里的水面聚集了大量来往贩易的商船，水面上船只十分拥挤，扬州的商贸繁盛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皖江流域又以其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而成为扬州工商业经济原料的重要基地和商品销售的广阔市场。皖江流域有滁、和、庐、舒四州直属扬州总府管辖，赋税徭役均由扬州调遣。当时，庐州每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轴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直抵扬州。唐朝廷又规定，整个“江南之运积扬州”。皖江以南的宣、池、歙三州，赋税租米也顺江而下，输于扬州。扬州成了皖江流域财富的集中地，皖江流域的经济也随着扬州经济的强烈辐射而迅速发展起来。
由此可见，随着皖江水上交通运输业不断发展，皖江发挥重要的水运通衢枢纽的作用，在全国的水运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带动区域商贸繁荣
唐朝皖江流域水运事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使沿江区域的工商业也蓬勃发展。
皖江以北的庐、滁、和、舒等州由于水运事业活跃，工商业也很快繁荣起来。
庐州，州治合肥。北有淮水，南有巢湖，境内有长江、淝水、施水沟通南北，交通便利，成为四方物产交易的中心。廬州出产的花纱、交梭丝布被列为上交国家的“土贡”，茶叶、蜡、酥、鹿脯、生石斛等也都是地方上的名产。其下辖的庐江县檽山、白茅山产出的铜也经水路外运。
舒州，下辖5县，其中怀宁、望江、宿松三县濒临长江，水运兴盛，境内出产的火麻、纻布等，通过水运外销，酒器、铁器等手工业制品及石斛等物产还作为贡品上交国家。
滁州，靠近长江与滁水，水运事业开始发展以后，其纺织业和冶铸业也逐步兴盛。滁州生产的赀布、丝布、纻、■等各种纺织品通过水运进行广泛的交流贸易，并作为“土贡”上交国家；
“有铜坑二”，属于国家的产铜地点之一，产出的铜也通过水网运至全国各地。
和州，境内水网纵横，沿皖江有三大港口，港运发达。境内农产品、纺织品广泛对外交易。据《唐六典》载，和州盛产赀布，与庐州生产的赀布同被列为全国第二等，交易全国。
随着皖江水运事业的发展，皖江南岸的宣州、池州，经济也日趋活跃，成为两个新兴的工商业城市。
宣州，汉朝为丹阳郡治，晋武帝改置为宣城郡，唐朝改为宣州。唐玄宗时，著名的漕运改革家裴耀卿任宣州刺史，改革漕运，改善和加强了对皖江水运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了宣州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与联系，宣州的经济日渐繁荣。唐乾元年间设宣歙观察使，宣州成为总管府，下辖宣、歙二州及20个县，宣州由此成为皖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李白有诗咏宣州：“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
宣州有富饶的资源，物产众多，都是通过皖江水运网运往全国，下辖的南陵、当涂二县皆滨大江，水运便利。南陵县的利国山、铜井山出铜；
凤凰山出银，宁国、当涂县出银。这些地区的矿产，在唐朝都得到广泛的开采和冶铸。朝廷在这里设有宛陵监和梅陵监，每年为国家铸造钱币达5万贯，均由皖江运出。唐玄宗时期，全国共有99个铸钱炉，宣州占了10个，每年每炉铸钱3300缗。宣州丰富的铜铁资源，也是制作军用器械的重要原料，宣州的军械作坊由此兴起，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军用器械。
宣州的纸、笔与歙州的墨、砚，作为当时特殊的手工业产品享誉全国。宣州的其他物产也都大量外运交易，有白纻、五色线毯、兔褐、箪、薯蓣、黄连、碌青等，都被列入贡品运往京师，或作为精品运销各地。五色线毯，又名红线毯，是当时负有盛名的纺织品，供宫女跳舞用。大诗人白居易在《红线毯》一诗中详细记载了宣州红线毯的制作工序、种类、质量和在当时的影响力。
池州原是宣州的辖地，唐朝以前尚未建州，有贵池、秋浦二水通皖江。由于皖江水运事业的发展，池州的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唐永泰二年（762年），朝廷为了加强对皖江水运的控制与管理，在秋浦县的基础上建置池州，下辖秋浦、青阳、至德、石棣4县，使池州迅速发展为一个兴旺的港口城市。
池州境内物产丰富，有鱼、米、竹、木和各种矿藏。早在南梁时期，“昭明太子以其水鱼美，故封其水为贵池。”境内所产竹木，不仅是良好的建材，也是优质的造纸材料。池纸十分著名，远销四川，可敌蜀笺，同时运销京城，并成为向国家上贡的名品之一。
池州矿产富饶，有铁、铜、银、铅等矿。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当时全国的铅矿只有7处，池州即是其中之一。唐朝廷在这里设置了铅坑矿冶，每年开采冶铸作为铸币的合金原料，通过水路运出。李白有诗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写的就是秋浦县日夜冶铸金属的繁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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