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依
(中国矿业大学 人文与艺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近代以来, 女性报刊作为最重要的载体记录了近代女性解放与发展的过程, 传达了当时女性的思想变化。
20世纪20、 30年代, 上海场域不乏女性刊物, 但1929年《真美善》发行的特刊“女作家号”在文坛“发扬开来后, 舆论哗然”[1]。
据编辑张若谷统计, 招致的批评文章有31篇。(1)实际统计到涉及批评“女作家号”的文章有50篇。对于“女作家号”的研究, 以往学者更多关注于解读“女作家号”刊物本身的缘起及在其推动下产生的对女作家介绍的热潮。
然而, “女作家号”作为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 本文从其出版前后招致的争论文章切入, 20、 30年代上海文坛的编辑、 男作家、 女作家等不同身份下对于这批崛起的群体的态度分化。
经过分析与归纳, 这一时期文坛对女作家的态度可概括为对女作家的提携、 消费及遮蔽3种态度。
冰心回忆自己是被“震上”文坛的。[2]133不仅是冰心, 这也是对“五四”一代女作家迈进文坛的极其形象的表达。
女作家期望在文坛出场, 或多或少需要依赖男性的提携。
而“女作家号”作为以女作家为创作主体的首次亮相的刊物, 编辑的宣传与调整以及男作家对女作家的引领更是证实了这一点。
“女作家号”编辑张若谷崇拜法国文学, 早在1928年《真美善》第4卷第2期中, 就对法国娄曼德(Lemaitre)著的《法国的女诗人与散文家》做了翻译, 这标志着张若谷对女作家群体关注的开始。
“女作家号”出版前一天, 张若谷发表的《中国现代女作家》对《法国的女诗人与散文家》进行了一部分的效仿。
在文中, 张若谷依次罗列了目前中国文坛上比较活跃的24位女作家, 并且在文中表达了“女子宜于文学”的观点。
这篇文章选择在“女作家号”出版的前一天发表, 张若谷此举旨在对于即将面世的女作家的前期铺垫。
不仅如此, 张若谷借好友朱应鹏在《申报》之便, 早在1928年就发表了《真美善的女作家专号》《神秘之女作家》《女作家号预约》《对女作家的要求》 4篇文章, 1929年又发表了《真美善女作家号出版》《女作家杂志发售预约》《女作家杂志优待预约订户》《女作家杂志将出版》 4篇文章, 朱应鹏本人并答应为“女作家号”作封面。[3]通过张若谷、 朱应鹏对刊物前期的舆论造势, 足以见得编辑们对此次“女作家号”中女作家们第一次以集体形式亮相的用心与重视。
除了对“女作家号”前期对外的宣传与造势外, 编辑对于刊物内部的调整也可谓用心良苦。
张若谷将刊物里24位女作家名字后均署上“女士”二字, 这种特别标识表达了迫切希望文坛对女作家的关注。
但此举不免招致文坛诟病, 《大公报》称:“言作家而特标女子。
此非作者所能测矣。”[4]《晶报》的雪因调侃道:“署着冰心女士庐隐女士的名, 我们只知道是一位女士, 却还不知道她们的姓咧。”[5]对于张若谷此举, 鲁迅认为:“在医学上, ‘妇人科’虽然设有专科, 但在文艺上, ‘女作家’分为一类却未免滥用了体制得差别, 令人觉得有些特别的。”[6]162《民国日报》更是反问张若谷:“难道从前的人曾经竭力提倡过男作家吗?”[7]与鲁迅等人不同的是, 《真美善》出版商曾氏父子与张若谷的初衷都是希望文坛能对女作家这个群体给予特别关注与提携, 曾虚白曾感叹道:“中国荒凉紊乱的文坛上, 几年以内却已有好多位天才的女作家向着我们发出异常可羡的光辉, 这是我们简短的新文化历史上最可自傲的一点。
然而, 感觉不十分灵敏的群众对于这种现象却淡漠得很, 这也是我们老大民族的老脾气, 没有人大声叫嚷, 他们的耳朵永远是聋的, 眼睛永远是瞎的。”[8]长久以来, 文坛对女作家们的介绍都是零星极个别地提及, 导致女作家在文坛的崛起一直处于边缘且松散的状态, 而张若谷正是在做这第一个“大声叫嚷”的人。
通过标识“女士”二字, 将女作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从文坛中区分出来, 推动文坛的焦点聚焦在这个群体上。
正如张若谷在《编者讲话》的末尾坦言道:“能够引起读书界方面的注意, 也算对于鼓吹女子文学运动的呐喊的这一个小小的使命在可能的范围内总可以算是已经略尽过一点责任了。”[3]“女作家号”出版后, 文坛因势利导地掀起了女作家热潮。[9]290
实际上, “女作家号”中男作家的作品屡见不鲜且在刊物中起到引领作用。
“女作家号”中, 曾氏沙龙的男性成员几乎集体亮相: 邵洵美的《希腊女诗圣萨佛》、 曾朴的《诺依亚夫人》、 崔万秋的《才媛九条武子夫人生前》均是介绍西方女性文学; 曾朴的《虞山女作家》详细梳理了虞山地区明清之际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各位女作家的生平概貌, 这些文章似乎昭示着男作家们作为女作家的引荐人和导师的积极意愿。
综上看来, 对于“女作家号”, 不论是编辑、 出版商对刊物的前期造势, 还是男作家们对女作家的关注。
究其原因, 一方面, 虽然当时的男性作家也大都用自己的创作控诉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 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 但男作家始终站在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将女性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方面予以反映。
而女作家以自己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控诉封建礼教。
正如冰心说:“女人的心理的确不同于男子的地方, 女人的写作也与男子自有绝对不同的观点与描写。”[10]女作家的作品中真实地书写女性情怀, 这是一般男作家不易窥探到的。
如沈端先说:“我们现在需要女性的作家, 需要女性的作家用她们特有的敏锐的感觉, 来勇敢地暴露一切男性作家所不能感得的真实。”[11]对“女作家号”中的女性作品, 《生活》的编者邹恩润称, 很欣赏“女作家号”中露丝女士的诗“的确是动人的”[12]。
他又称赞绿漪女士的《烦闷的时候》:“随意写来, 楚楚动人心弦。”[12]在《读女作家号笔记》称:“绿漪女士的四篇随笔最好, 能够使人读后的心境与未读前不同。”[13]当女作家的情感活动真切、 细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男作家读后也会为之打动, 乙斐对“女作家号”女性作品整体评价道:“我们总是说女性们太不爽气, 没有胆量写出她所愿表示于众的情绪。
关于‘男女之爱’的平常事情, 从未敢坦白地露过丝毫的意见。
难怪有人竟以为女性是不应从事文学的了。
现在这本女作家号中, 露丝, 舞心……等的文字, 对于‘爱恋问题’各都有诚恳的心情的自述, 任许她们所写的是离事太远的梦境, 任许她们的小说的结构松散疏忽, 但是我相信这些都是久已蕴蓄于她们的深心中的‘爱之哲理’。”[14]乙斐等男作家体会到女作家的创作所要表达的感情并从中体味出一部分女性的生存面貌和心理真实。
他们对待女作家的态度是欣赏且包容的。
另一方面, 男知识分子对女作家的提携, 也不排除个人喜好因素。
张若谷曾通过黄警顽认识苏雪林, 又将苏雪林引荐给了曾朴, 苏雪林算是曾氏沙龙唯一的一个女作家, 张若谷写了《中秋黄昏曲》叙述他和苏雪林的爱好相投与私下频繁交往。
不仅如此, 在《中国现代女作家号》中也看得出张若谷对苏雪林的偏爱, “新旧文学都有相当的成功”“精通法文”[15], 可谓“极尽捧的能事”[16]。
甚至, 上海小报曾一度传闻张若谷对苏雪林的追求逸事。[17]但对张若谷的“偏爱”, 苏雪林是十分不满的, 原是因为“苏雪林告诉他不要瞎捧, 而登出来时, 还是大捧特捧, 于是雪林女士再也忍不住了, 就在北新半月刊登了一篇启事, 把这件事的真相尽量披露, 而张若谷先生, 就此默默无声, 大概又是算若谷的无耻”[18]。
彼时的苏雪林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任教于暨南大学, 似乎正需要融入上海文坛, 借张若谷的“提拔”或许是可以完成她的一次亮相。
但从苏雪林在“女作家号”中发表的文章来看, 也印证了苏雪林的抵触。
这些几乎是苏雪林存放在曾朴那里的旧稿, 不仅苏雪林, 包括冰心, 庐隐等作家寄去的都是旧稿,[19]这样看来部分女作家并不想“出名”, 不过是用来“敷衍”编辑的邀稿罢了。[19]
对于文坛编辑和男作家的有意提携, 一些女作家的态度似乎并不买账。
究其原因, 一方面, 当时文坛上已有声誉的女作家是不在乎男作家的提携, 甚至对这一行为是抵触厌恶的。
正如冰心对张若谷的邀稿称:“若有作品, 不必人家, 我自己会四散发表的。”[20]124-125丁玲更是“婉言拒绝”因为“不懂得在文学创作中还要分什么性别”[21]。
另一方面, 女作家的态度也不乏“五四”时期文人群体对立的因素。
丁玲本身看不上海派, “自以为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
在我那时比较简单的直觉中, 尽管他们在上海还是有点名气的一派, 也不过比鸳鸯蝴蝶派稍胜一筹, 是地地道道的海派。
我呢, 还说不上有什么派, 那时我不是党员, 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作家, 在上海没有熟人, 又很穷, 是只靠微薄的稿费为生的年轻人。
可我却早就认为我同这些海派没有关系, 所以我很矜持”[21]。
而同为文研会成员的冰心和庐隐, 她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创作, 都从“问题小说”起步探索社会和人生的究竟, 自然也看不上颓废风气的海派。
“女作家号”出版以来, 被称为“文坛上的奇迹”。
“销路之光广, 竟破了以前的记录。”[22]几家新文化书店的老板称:“这《女作家号》一大堆安放在玻璃柜台上, 顷刻而尽。”[5]“女作家号”成为社会热潮,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市场上的热销程度。
正如沈端先说:“我想, 各杂志的编者, 谅来也不会歧视女作家的。
人同此心, 编者也在欢迎她们的作品哩!”[12]
“女作家号”并不是一本简单集结女作家作品的刊物, 编辑张若谷为这28位女作家、 女画家都配上了“玉照”。
对此, 雪因表示此举是在“迎合读者的心理, 大家都以一识荆”[5]。
“识荆”一词本意是“初次见面”, 以杂志上女作家的“玉照”作为与文坛的初次“相识”, 在当时的语境下无异于满足男性猎奇心理的。
对此, 苏雪林是拒绝提供照片的, 最终张若谷“把雪林一张和人家合影的照片拿去, 切去另一个的一半, 而把雪林个人登出来”[18]。
耐人寻味的是, “女作家号”中的男作家们的作品却并没有登载照片。
就这一点, 几年后, 冰心在《妇女青年》上刊载的《今日中国女作家的地位》一文, 对女作家的介绍显得更加客观且公正。
冰心作为女作家群体的成员, 对女作家的介绍自然是站在男女平等的视角下的。
如此以来, “女作家号”一时沦为迎合社会男性“窥探欲”的“花边期刊”。
《民国日报》竞文在《文人的丑态》中称:“男性对于女性的龌龊心理, 最丑态露骨的要算是所谓现代文学家了罢!其实那些三妻四妾与乎拈花惹草的堕落男子, 或许也同具有这种龌龊心理; 可是他们还不敢张扬露骨……。”[23]由此看来, 对女作家的窥探的主体包括一大部分男性知识分子。
中产阶级拥有消费力水平的同时, 也拥有着文坛的话语权, 换句话说, 这些“窥探”的男作家同时也是女性文学的主要消费者和读者, 他们的阅读趣味和欣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能影响女作家的写作路径。
比如, “女作家号”上金光媚发表的《不知为你洒了多少眼泪》因大胆的写法就引来了不少文坛对其本人的揣测。
金光媚无奈之下“逼”着《申报》的华写信去把作品要回来。
但“自己去要了几次”“若谷哪里肯轻易还她呢”[24], 最终, 华因为看了艺术界的书报介绍, 其中提到金光媚这篇, “我也未免有点后悔, 恐怕要闹出毛病来了”, 华才不得已表示“但事以如此, 没有法子, 只好由我来负一种解释的责任”[24]。
由此可见, 女作家的“个人化写作” 并没有在文坛为女作家的书写开辟新的天空。
相反, 女作家们却以不自觉的方式参与了以男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猎奇想象和秩序的建构中, 为一场集体“窥探女作家”的文化行为作了贡献。
苏雪林是“女作家号”中发文最多且被张若谷给予高度褒奖的一位作家[15], 她同时也是曾氏沙龙出现的第一位女作家。
张若谷的影射小说《黄昏独奏曲》将苏雪林与沙龙男作家的私下交往一一道来, 惹得文坛一度流传张若谷与苏雪林的逸事。[17]一个优秀的女作家的目光, 决不是满足于猎奇者的目光, 苏雪林最终在《一个声明》中对张若谷约法三章, 称“以后无论间接直接都不许张提到她的姓名和作品”[16]。
由此看来, 不论是金光楣的索稿还是苏雪林的声明, 此时的文坛只要把“女作家”与私人空间联系在一起, 就在某一层面落入了男性对女性窥视的目光中。
对此, 冰心曾归结为:“用好奇心来看女子的作品。”[10]这种“好奇心”其实就指他们不满足于文本本身, 而是通过女作家的文本开始揣测女作家的情爱心理, 甚至进行恶意的想象和建构。
除此之外, 读者对于女作家文学表达的恶意想象实际成了出版商的商业卖点。
奚苏表示:“虽然五角大洋买这本薄薄的杂志, 觉得有些不值得; 但是淡绿色的封面上题着的女作家杂志几个字, 和一张婀娜多姿的李女士像片, 使我鼓着勇气, 用五角大洋把她交换得来了。”[25]女作家成了一件陈列在都市文化色相市场橱窗中的高档商品, 是可以用钱“交换”得来的。
20、 30年代前后, 曾氏父子来到上海, 在“法租界”大搞文艺沙龙, 通过运作文化商业资本, 编辑出版图书杂志, 试图在上海获得公共层面的话语权。[26]1929年, 张若谷在曾朴客厅的“随口一提”[8], 让本来想做陈季同专号的曾朴立刻嗅到了商业气息。
两个月后, 转而寄信委托张若谷出任“女作家号”编辑一职。[8]彼时的上海, 各个出版机构对于这一文坛新崛起的群体, 都想分一杯羹。
正如沈端先所说:“我想, 各杂志的编者, 谅来也不会歧视女作家的。
人同此心, 编者也在欢迎她们的作品哩!”[11]
“女作家号”作为杂志专号, 作家投稿、 编辑邀稿本应是分内之 事, 可却被有心者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1928年, 邵洵美主编的《狮吼》“金屋谈话”连发两期《冰心庐隐与张若谷》:“听说冰心庐隐两女士则因公忙不克作文, 已写信来道歉了。”[27]紧接着“金屋谈话”刊登的《对不住若谷》, 文中表明是对上期的澄清:“上期本栏曾说张若谷编《真美善》杂志女作家专号, 冰心、 庐隐因公忙不克写文; 那知后来又打听到庐隐已有最近之得意杰作寄来, 冰心也有。”[28]冰心、 庐隐当时在文坛是早有声誉的女作家, 《狮吼》主编邵洵美通过这一来一去的解释公之于众, 让其成为了文坛上一则文学公共事件, 不免被关注成为谈资。
及英也曾揭露其经营手段:“开头冰心的一首诗, 是张若谷万恳千求所得不到而从别处转录来的, 他更得意洋洋地把这两封冰心的来信登上了, 仿佛冰心这名字会把此书的价值抬高似的。
多么鄙劣![29]”不仅冰心, 就连“当代二三流女作家莫不兀兀自危, 单怕不中选, 似乎攸关名誉”[27]。
一时间, 文坛的女作家似乎都在争相抢着为“女作家号”投稿, 生怕“名誉受损”。
除了对女作家的“经营”外, 张若谷对女作家吹捧甚至神话。
“女作家号”开头的“代卷头语”节录了武则天开女试招、 李汝珍镜花缘, 对此, 同为女性刊物的《新女性》称其“荒谬”[30]。
由此可见, 为了商业炒作, 编辑将女作家推向了“神坛”并非“文坛”。
张若谷拉稿的过程更是被夸张描述。
邵洵美称:“远的写信去讨, 近的亲自去求。”[29]“张先生有一天慨然地对我说道: ‘做编辑的人向作家拉稿子, 好像孝子磕头!’”[12]张若谷把自己拉稿比作“磕头”的“孝子”, 不免更惹得文坛同情了。
“他编这期专号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居然拉到了二十余万字的好作品, 包括了三十几位的中国现代女作家, 可算是神通广大, 他到底磕过几次头, 我们无从查考, 但他用力之勤, 却是很可以佩服的。”[12]东生调刺到:“你看大编辑的应酬是多么周到啊!”[1]东生话中的“应酬”耐人寻味。
张若谷把一切动向放在公共空间里讨论, 在“女作家”上做起了“动人的生意”的行为, 对此女作家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 “甚至在当时的新闻纸上, 竟登着袁昌英、 苏雪林等的启事, 说, 什么近有无耻之徒, 假借女作家的名字, 到处招摇, 利用文学来骗钱等等”[31]。
丁玲更是一语道破:“我卖稿子, 不卖‘女’字。”[21]
由此看来, 对于这些浮出历史表面的声音, 出版界和编辑们无疑看中了“女”字刊物的有利可图, 直呼“女作家三个字有很伟大的吸引魔力”[25]。
张若谷不仅在刊名上做文章, “女作家号”问世之前, 这24位“女作家”就已经被编辑所“经营”了。
为博文坛对女作家的关注, 有意将“女作家号”的动态放进公共话语中进行讨论。
对此, 文坛诟病张若谷把女作家当作一种“投机事业”[7], “营业的一种策略”[32]。
静因更是表示:“人家出这个专号正为了‘女作家’三个字, 有了三个大金字, 谁还能和他竞争得了!”[33]沙生直接指出:“大概是为《真美善》老板的荷包帮了忙吧!”[19]
长此以往, 女作家们陷入两方面的困境, 即在读者的恶意窥探性质的消费眼光下和编辑商业市场的过分经营中, 女作家只能在一个受欲望和商品支配的文化市场里被不断地消费和吞噬。
从1901年至1911年, 留学的知识妇女先后在国内外创办妇女报刊近30种。[34]49女作家们将受过的教育转化成生产力从而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 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 一部分男作家顺势而为, 他们并不刻意诋毁女作家, 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将其“遮蔽”在自己的男性领域中。
对于“女作家号”中郭佳玲发表的《一个同性爱的失恋者》, 雪因是这样称赞的:“郭佳玲女士听说是叶灵凤先生的小姨, 今年总不过十四五岁, 乃有此大胆的文学天才, 多少也受了些‘新女性’的熏陶与感化吧。”[5]而对于编辑张若谷, 静因则称:“自今以后, 张先生又要成为‘女作家’的‘领袖’了!”[33]不免使人意识到, 女作家的出现不管是裙带关系还是其独立发表, 在文坛“女作家”背后必定有“男作家”属性。
不仅如此, 在曾氏沙龙的一些文学活动中也能看出在男性话语空间中对女作家的遮蔽。
马斯南路的曾氏沙龙里“女主人”一直是缺席状态, 对于苏雪林的出现, 曾朴刚开始表现出了特别的重视和鼓励, 苏雪林在《真美善》杂志发表过 6篇文章, 也是在“女作家号”中刊载文章最多的女作家。
但苏雪林性情火爆, 批评人时更是毫不留情。
这与曾朴理想中的“女主人”显然不一致, 曾虚白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父亲所悬盼出现的女作家, 并不是像苏女士这样学问渊博的作家。”[35]“这个女主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 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 因此, 它就由文艺家大家共同的爱人转变而成文艺活动的中心人物。”[35]如此看来, 曾朴期待中的沙龙女主人, 第一要懂社交, 其次才是文艺, 除此之外, 张若谷的《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中显露出的对女作家的真实期望:“你们如其能够一方面做了作家, 另一方面却还能作男子作家的鼓励者, 那是最好没有的事了。”[3]张若谷表示:“因为你们对于文学上的情绪与势力是具有异常巨伟的力量的!你们的谈话, 你们的酬酢, 你们的交际, 你们的友谊, 你们的信札……这些都要比诗歌或小说的手抄稿卷要来得更有价值, 更有魅力。”[3]
除了对女作家的遮蔽外, 部分男作家甚至对这一群体恶意排挤。
他们有的对女作家作品性质加以否定:“女士——你的处女座, 已很受青年男子们的赞许, 大概是‘处女’量子的魔力!”[36]有的恶意揣测女作家写作的目的:“于是做而成家, 家而再作, 名声大, 稿费入, 目的远矣。”[7]“凡是被人戴上高帽, 自己竟然摆出作家的态度的人也趁势凌人, 这才是可笑”[7]。
更有的直接否定了女作家的觉醒能动性:“女作家……是做傀儡反被利用的”[25]。
一时间, 女作家落入了“被说”的困境, 也又陷入了男作家的话语体系。
另外, 女作家研究的文学领域也早早被男知识分子所划分。
张若谷的《中国现代的女作家》中称:“女子有女子的文学, 男子有男子的文学, 两者各有自己的特殊的范围领域, 彼此不得侵犯干预。”[15]对此, 沈翔九表示:“从来没有知道有这样的一条规!”[37]张若谷在《中国现代的女作家》里的言论揭示出文坛的结构关系。
在文坛的话语权力中, 一部分男作家将女作家另眼相待, 长此以往, 女作家成为了文坛的“边缘化的人物”。
究其原因, 一方面, 上海文坛是长久被男作家们所霸占的, 而这批接受过教育、 拥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 甚至有留学经历(2)这批人中陈衡哲1914年-1920年留学美国, 袁昌英1916年-1921留学英国, 冰心1923年-1926留学美国, 苏雪林1921年-1925留学法国, 白薇1925年前在日本上学, 冯沅君、 庐隐、 凌叔华受过北京高等教育。的女作家在“女作家号”的“号召”下集结起来, 愿意主动流露出自己的个性与性情, 流露自己对社会的感触。
冰心甚至表示:“社会上急切需要的是男子写不出的作品。”[10]如此以来, 文坛好像再也不需要男作家来替女作家发声。
另一方面, 涉及到更实际的问题, 编辑、 出版商甚至书店都倾向女作家的文稿。
“书店的人看到是一位女作家来了, 都很欢迎, 而且她的文是一篇小说, 那是欢迎上加欢迎, 再加以题材上又合时, 离婚的描写与浪漫的情史, 这篇小说就因此获了选。”[38]这一时期, “以男作家冒充女作家的事也常见的”[10]。
由此以来, 女作家不仅获得了经济来源, 甚至威胁到了男作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
“女作家号”的出现将文坛对女作家的关注推向了一个高峰, 通过编辑、 出版商、 男作家等对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提携、 消费或遮蔽三种类型的态度可以看出女作家在20、 30年代文坛崛起的复杂过程。
具体来说, 从文学层面上展现了编辑、 男作家对女作家的提携, 加速了其参与文化建构的社会效果; 从商品社会层面看, 消费者对女作家私生活的“窥探”, 编辑对“女”字的贩卖炒作, 使女作家写作有明显的被“消费”的倾向; 同时, 由于文坛话语的主动权长期掌握在男作家手中, 也显示出男作家对文化资源的控制, 进而对女性话语的遮蔽、 排挤甚至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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