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冲冲， 林冬冬， 欧建猛
（1.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13；
2.海南大学 经济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3.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072）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交汇，使得创新成为企业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驱动要素。相较那些易使企业陷入“追赶—落后—再追赶”循环中的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由于更具探索性和前瞻性，在助力企业获取长期市场竞争优势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1]。此外，突破式创新往往会在技术原理和观念上带来显著性和根本性的变革，能同时对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改变竞争态势，甚至创造新的市场机会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因此，突破式创新通常被企业视为构建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取超出市场平均利润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就具体的企业实践而言，单个企业很难拥有实现突破式创新所需的全部资源。为确保突破式创新能取得预期的绩效，企业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打破既有边界，有策略地从外部获取创新活动所需的知识资源[2]。
为了更好地辨析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所产生的作用效果，部分学者从知识搜寻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既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当前关于开放式创新研究中聚焦搜寻策略的探索还存在如下三方面的不足：第一，尚未就外部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达成共识[3-4]，对于外部知识搜寻无法有效促进创新绩效的现实困境，已有的研究大多只是基于过度搜寻的视角探索搜寻范围与程度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而关于企业如何基于自身的资源属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搜寻策略的选择以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则缺乏深入探讨。第二，现有相关研究虽然尝试着从环境动荡性[5]、网络位置[6]、联结强度[7]等企业外部因素探究了知识搜寻发挥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而针对受企业内部特征影响的外部知识获取、转化与利用过程的关注仍然不足[8-9]，进而限制了关于开放式创新模式下搜寻策略的进一步研究。第三，尽管已有研究呼吁在探讨开放式创新的有效实施过程中要将企业内部知识资源与知识应用能力相结合[10]，然而目前仍然鲜有研究关注到影响外部知识搜寻的权变因素间可能具有的协同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深入探讨“企业如何依据其知识资源基础与吸收能力禀赋选取有效的搜寻策略，进而提升突破式创新绩效”这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结合知识基础观与吸收能力理论，围绕外部知识的获取、转化与利用，探究外部知识搜寻、企业知识基础与实际吸收能力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本研究在分别考虑企业知识基础与实际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将探究搜寻策略、企业资源与能力的不同组合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试图进一步解析外部知识搜寻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作用边界。
（一）理论基础
不同于强调基于已有技术基础来持续开展局部改良的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更加强调对现有技术与市场的颠覆和突破，因而被认为是推动市场格局与产业结构实现再造与重塑，以及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11]。尽管该类创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但其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以及更长时期内的优势维持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技术迅速发展、市场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企业更需要通过那些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突破式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以取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收益。随着创新活动日趋复杂，企业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创新所需。通过开放式创新，企业能够在外部创新渠道中获取丰富的知识元素[12]，实现组织内外部技术、信息与知识的整合，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投入并减少创新风险[13]。然而在管理实践中，并非所有实施开放式创新的企业都能取得创新绩效的增长。一些基于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甚至表明，过于强调某一种搜寻策略反倒会抑制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14]。而另一些基于本土企业的研究则显示，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的创新知识与发展仍处于上升阶段[15]。针对外部搜寻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先前的研究也已关注到环境动荡性与竞争强度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5]。值得注意的是，外部知识作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以及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资源，只有得到有效的转化与利用才能帮助企业通过创新实现突破，而已有研究对企业在开放式创新中消化、重组与利用知识的关键过程仍缺乏充分探讨[16]。
一方面，在外部知识向企业内部转化的过程中，存量知识构成了企业认识、理解和融合外部新知识的先验基础。作为企业在各个领域中涉及信息、经验与技术等知识元素的总和，知识基础通常被划分为知识宽度与知识深度两个维度。其结构差异决定了外部新知识与存量知识间的协同与互补程度，进而能够影响外部知识内化的效率与成本。另一方面，在应用知识的过程中，企业能否将外部知识转化为可利用的新想法并将其恰当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会影响最终的创新绩效[17]。实际吸收能力作为企业通过内部流程与惯例实现知识利用的能力保障，其水平高低会影响企业内外部知识整合的利用效果，进而可能对不同维度外部知识搜寻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作用。此外，在近期研究中，有学者指出开放式创新的有效实施需要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相匹配[10]，且企业知识基础与吸收能力间还存在相互促进的协同作用[18]。然而，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中，企业的外部知识搜寻策略是否会受自身的知识特征与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影响，现有研究仍未作出相应的回应。换言之，由企业内部的知识特征与吸收能力所构成的情境如何影响外部知识搜寻策略的效果，仍需进行深入的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
（二）研究假设
1.外部搜寻与突破式创新绩效
根据维度的不同，外部知识搜寻通常被划分为搜寻宽度（search breadth）和搜寻深度(search depth)。搜寻宽度代表企业探索资源所涉及领域的广泛程度；
而搜寻深度则代表企业在开发外部资源中表现出的强度与重复性[19]。外部知识搜寻是企业补充资源、激发创意、推动创新并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策略[13]。搜寻宽度能确保企业从更广的范围获取具有异质性的知识，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创新方案[20]。此外，多源异质性知识的获取也为企业的知识整合创造了条件。通过“变异的选择效应”，搜寻宽度能促进新想法或新创意的产生[21]。此外，搜寻宽度还有助于企业及时把握市场趋势，拓展企业视野，增强企业柔性，从而提升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3]。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搜寻宽度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
与搜寻宽度不同的是，搜寻深度能够使企业通过反复高强度的探索加深对已有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在特定的知识领域凝练出高效利用知识的范式和规律[3]。在深度维度的搜寻还具有较低的管理复杂性，能够降低创新活动的风险与成本[6][15]，进而发挥出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积极影响。因此，搜寻深度能够使企业在有限的知识束上得到提升，降低突破式创新过程中出现错误与遭遇失败的概率[22]。此外，对特定概念集合的重复高强度探索也有利于提升企业对知识的预测能力，进而增加从常识性概念中提炼获取高价值知识的可能性[23]，这将为提升突破式创新绩效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搜寻深度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
2.知识基础的调节效应
企业当前所拥有的知识是其开展创新活动和维持竞争优势的基础，为了有效适应环境变化并实现突破式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尝试通过外部搜寻以获取新知识。在此过程中，已有的存量知识构成了企业认识新知识的基础，当外部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基础实现整合时，企业更能有效促进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创造[24]。
知识宽度（Knowledge breadth）反映了企业拥有跨领域知识的多样化程度[25]。广泛的知识储备在提升企业知识异质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外部知识与自身原有知识发生关联的可能性，有利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实用性进行准确识别[26]。其次，多样化的存量知识还有利于企业发现并掌握新旧知识间的关联点和结合点，为内外部知识的跨领域重构创造有利条件[27]。最后，在多领域积累的问题解决方法有利于企业探索新的创新路径[28]，更可能将特定的外部知识资源投入到有前景的创新活动中[29]。在搜寻宽度中，较高的知识宽度能够使企业依托知识间的相关性提升知识识别的准确率，使搜寻具有更高的效率。在搜寻深度中，较高的知识宽度亦能通过促进特定领域外部知识向内的融合重组以及跨领域应用，使深度维度的搜寻对提升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知识宽度越高，搜寻宽度与深度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知识深度（Knowledge depth）反映了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内拥有知识的熟练化与专业化水平。对特定领域的熟知更有利于企业建立起解析、传递新知识的组织惯例与程序[30]。其次，对关键领域知识的透彻理解还能够降低创新活动中出现错误的可能，有利于实现知识的有效利用[31]。因此，在搜寻宽度中，较高的知识深度有利于企业通过编码等方式降低知识异质性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内外部知识的融合。同时，在特定领域内的知识积累也将为广泛的外部知识提供更高水平的利用基础。在搜寻深度中，较高的知识深度有利于企业建立相应的符号和语言，从而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与所在领域相关的高价值知识[32]，使搜寻效率得到提升，最终加快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b：知识深度越高，搜寻宽度与深度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3.实际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企业消化、整合与运用知识的能力是实现外部知识向创新成果转化的关键。较强的实际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使企业能够充分展开对外部知识的价值挖掘与应用转化[33]。一方面，搜寻宽度所获取的外部知识往往较为分散，需经过有效的知识管理以实现转化和应用，方能形成最终的创新绩效[34]。较高的实际吸收能力意味着企业能依托搜寻宽度获取的丰富的异质性知识，通过知识元素的重构打破原有的知识组合，促进新知识的创造。由于搜寻宽度下的外部知识源常常具有差异化的标准、规则与惯例，若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水平较低则难以实现内外部知识的整合。同时，分散的知识结构将进一步增加企业知识管理的成本与难度，使得搜寻宽度的实施难以有效促进技术、产品的突破。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实际吸收能力越强，搜寻宽度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另一方面，通过在特定技术领域内进行深度搜寻所获取的知识往往更加复杂和专业，且知识间的凝聚力较弱[8]。当实际吸收能力较强时，企业更易于发现或建立内外部知识之间的联系，从而充分发挥新旧知识间的协同作用以获取新的创意。同时，对于在特定技术领域通过反复挖掘获取的外部知识，企业亦需要拥有完备的内部流程与组织惯例来实现新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扩散传播。较强的实际吸收能力还能保障企业系统性、程序性地在较长时间内持续应用知识，通过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激发出新知识的内在价值，进而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积极影响[35]。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b：实际吸收能力越强，搜寻深度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强。
4.知识基础与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
除了单独的调节作用外，企业的知识基础与实际吸收能力对外部搜寻与突破式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还具有协同效应。企业已有的存量知识构成了理解、重组和转化外部知识的先验基础，而形成知识基础的处理程序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26]。企业的知识基础越完备，越易于形成成熟规范的组织内部流程和惯例，进而能够长期系统地将内化获取的新创意付诸实践。同时，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越强，越能够促进外部知识与存量知识的整合，这将有利于在创新活动中进一步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使企业的知识基础得到拓展与完善。因此，企业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吸收能力存在较强的协同效应。
当企业知识宽度较高时，丰富的知识基础为企业以更多元的方式实现跨领域的知识整合奠定了基础，这对于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当前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重组、整合与应用知识能力（即实际吸收能力）的提升也将使企业在创新活动中进一步扩展自身知识的宽度[36-37]。因此，知识宽度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有利于通过发现并掌握内外知识元素间的依存关系[38]，为外部复杂、专业知识的内部融合与转化创造更多可能。在知识宽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下，通过搜寻深度的增加，在特定方向上的重复试验与试错能为突破式创新所需的关键知识资源提供补充，激发出突破原有知识路径的新产品、新技术与新服务，最终提升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搜寻深度、知识宽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三项交互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正相关。
企业知识深度较高时，对特定技术领域知识的反复高强度使用，可促使企业标准化、系统化其解析、传递与利用知识的流程与制度，从而使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得到增强[39]。较高的实际吸收能力有利于企业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凝练出新的知识，从而加深企业在该技术领域的知识储备。因此，知识深度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企业识别技术的动态性与前沿性，通过外部异质性知识的获取与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的知识储备形成协同与互补，降低企业因路径锁定而陷入不良循环的风险。在知识深度和实际吸收能力的协同作用下，通过搜寻宽度的拓展，企业能从丰富的外部知识中识别出拥有潜在应用价值的知识元素，同时依托成熟的知识管理流程，从新旧知识的重组中获取突破原有知识路径的新创意，最终提升突破式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b：搜寻宽度、知识深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三项交互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正相关。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团队在正式调研前，以西安地区30 家制造业企业为调研对象开展了预调研，根据预调研获得的反馈与建议对问卷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与调整。数据收集以面访为主，寄信与电子邮件为辅。为确保被调研对象对所在公司情况的充分、准确了解，所选取的被调研者均为在企业供职五年以上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避免同源方差问题，调研采用A/B 卷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共发放问卷530份，回收378份，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有效问卷251份，有效回收率为47.4%，具体的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
（二）变量测量
本文的测量题项主要参考国内外的成熟量表并依据预调研结果进行了适当调整。对潜变量的测量题项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要求管理者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打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突破式创新绩效主要参考Arnold等[40]的研究，主要通过4个题项进行测量，典型题项包括“我们开发的新产品是行业内的首例，并显著增加了收益”。外部搜寻主要参考Li等[41]和Danneels[42]的研究，搜寻宽度通过5 个题项进行测量，典型题项包括“我们经常参与专业协会活动”；
搜寻深度通过8 个题项进行测量，典型题项包括“我们投入大量人力去收集潜在有价值的信息”。实际吸收能力主要参考Jansen等[43]的研究，采用7个题项进行测量，典型题项包括“我们能够容易地从外部新知识中抓住机会”。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参考Zhou 和Li[25]的研究，分别采用4 个题项进行测量，典型题量包括“我们的研发领域涉及多种不同背景的知识”“我们对本产业内的技术拥有全面的知识”。
为了降低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类型、环境不确定性、环境竞争性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年龄用企业存续年限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企业规模采用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企业类型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采用虚拟变量进行测量。环境不确定性主要参考Tsia 和Yanig[44]的研究，通过5 个题项从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进行测量。环境竞争性参考Bouncken等[45]的研究，通过5个题项进行测量。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对变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进行了检验，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各测量题项均来源于成熟量表，因子载荷均大于0.6。所有变量的Cranbach"s α值均超过了0.7，且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值均大于0.8，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时，各变量平均变异抽取量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行和列上的相关系数，能够满足研究对各变量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的基本要求。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4，排除了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此外，由表2 的分析结果可知，外部搜寻、实际吸收能力、知识基础与突破式创新绩效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为分层回归分析提供了合理依据。
表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二）回归分析
本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的过程中，为避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对自变量与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 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表4 三项交互回归分析
表3 为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 表明搜寻宽度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0.437，p<0.001），假设H1a得到支持。模型2表明搜寻深度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0.352，p<0.001），假设H1b 得到支持。模型3、模型4 检验了知识宽度对外部搜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搜寻宽度与知识宽度的交互项对突破式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β=0.090，p>0.05），而搜寻深度与知识宽度的交互项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139，p<0.05），因此假设H2a被部分支持。模型5、模型6表明知识深度与不同维度外部搜寻的交互项均与突破式创新绩效无显著关系，假设H2b未得到支持。模型7表明实际吸收能力在搜寻宽度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中无显著的调节作用（β=0.094，p>0.05），因此假设H3a未得到支持；
而模型8显示搜寻深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交互项与突破式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0.157，p<0.01），假设H3b得到支持。
表4 进一步检验了不同维度外部搜寻、知识基础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不同组合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模型9 显示搜寻宽度、知识宽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组合对突破式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β=0.124，p>0.05）。而模型10 则表明搜寻深度、知识宽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三项交互与突破式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0.190，p<0.05），H4a得到了支持。同时，模型11显示搜寻宽度、知识深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三项交互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52，p<0.05），而模型12 表明搜寻深度、实际吸收能力和知识深度的三项交互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无显著关系（β=0.141，p>0.05），因此H4b得到了支持。
图1更直观地描绘了搜寻深度、知识宽度和实际吸收能力的三项交互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当知识宽度与实际吸收能力中任意一者的水平较低时（线2与线3），搜寻深度的增加难以发挥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甚至会阻碍突破式创新绩效的产生。只有当企业知识宽度水平较高且实际吸收能力较强时（线1），搜寻深度与突破式创新绩效间才具有更高的斜率，开放式创新才能有效形成更高水平的创新绩效。
图1 三项交互作用图（a）
图2 描绘了在知识深度与实际吸收能力的影响下搜寻宽度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当企业的知识深度与实际吸收能力中任意一者的水平较低时（线2 与线3），搜寻宽度的积极作用受到抑制，难以充分发挥开放式创新的积极作用。仅有当企业知识深度较高且实际吸收能力较强时（线1），搜寻宽度与突破式创新绩效间才具有更高的斜率。
图2 三项交互作用图（b）
（一）研究结论
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外部搜寻、企业知识基础与实际吸收能力的不同组合对突破式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的影响；
（2）当企业知识宽度较高且实际吸收能力较强时，增加搜寻深度获取的复杂、专业知识能够与企业内部丰富的知识元素实现交叉创新，并在恰当技术领域的应用中显著提升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而在此情境下，搜寻宽度的拓展会导致知识元素过于分散，从而增加企业内部建立共同知识的难度，使企业难以完成外部知识吸收向原有知识结构的整合；
（3）当企业知识深度较高且实际吸收能力较强时，搜寻宽度获取的外部异质性知识能得到更好的转化与应用，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提升。在此情境下，搜寻深度的拓展将导致企业陷入“熟悉陷阱”从而更多的是对相似知识的重复挖掘，最终抑制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提升。
（二）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于以往聚焦于外部搜寻的范围与程度对创新绩效产生的直接影响，本文基于权变观引入关键变量，进一步明晰了外部知识搜寻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作用边界，拓展了已有关于开放式创新的研究[14-15]，为解释和避免外部知识搜寻无法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现实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相关研究结论也为企业如何基于自身的资源属性有效地进行搜寻策略的选择以更好地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第二，针对先前研究在权变因素选择中的“重外轻内”现象，本研究将企业外部环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模型，重点关注了企业内部知识基础结构与实际吸收能力对不同维度的外部知识搜寻产生的权变影响，在外部知识获取、转化与利用的过程中，探索了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禀赋对外部知识搜寻的调节作用，响应了已有学者关于在开放式创新中应加强对外部知识消化吸收过程关注的呼吁[16]，相关研究发现为企业依据其内部特征选取有效的搜寻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本文在关注企业知识基础与实际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强调了搜寻策略、知识基础与吸收能力间的协同作用。在拓展相关学者关于开放式创新模式中企业资源与能力协同作用研究的同时[10]，也为特定知识资源与吸收能力情境下的搜寻策略选取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拓展了新兴经济体中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理论内涵。
（三）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知识作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核心资源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中，企业已有的知识基础并不一定能提升外部知识搜寻对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为了实现对内外部知识资源的充分利用，企业还应特别重视转化与利用新知识的能力培养，以期在开放中形成知识识别、获取、转化与利用的完整闭环，提升创新绩效。第二，针对外部知识的转化与应用，仅关注知识管理能力的培养亦难以完全发挥开放式创新的优势。存量知识构成了企业识别与应用外部知识的基础，因此对企业而言，积极积累和拓展企业知识库将能更有效地促进外部知识搜寻以发挥积极影响。第三，创新搜寻的有效实施会受到企业内部存量知识结构与整合利用知识能力的联合影响。在尝试从外部获取新知识时，企业应先行评估自身的知识基础与吸收能力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宽度搜寻或深度搜寻，以获得预期的创新绩效。
（四）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外部知识的获取、转化与利用过程并非同时进行，因此更加理想的做法应是采用面板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可改进调研方法，对时间序列数据加以跟踪，从知识流动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开放式创新研究的内涵。第二，本研究的样本企业均为本土的制造业企业，相关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行业依赖性，对于其他行业类型的本土企业是否具有普适性，仍需扩大样本范围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在开放式创新中仍存在其他情境变量可能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尚未关注到外部环境因素在知识获取、转化与利用的过程中对企业内部特征可能具有的影响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就特定行业展开纵向数据的跟踪调查，关注更丰富的关键情境变量，使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适用性得到扩展，进一步丰富完善权变视角下的搜寻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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