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莺
摘 要：
刘慈欣短篇科幻小说《诗云》中的“李白”与历史上真实的李白之间，存在着一种依托科幻乌托邦小说语境的、虚构的亲和关系。一方面，《诗云》中的克隆诗人“李白”肆意破坏人类文明，却又试图以现代高科技手段留驻古典诗艺的矛盾行为，揭示了这一特殊文学意象的辩证本质。另一方面，刘慈欣借“李白”之手掀起的一场“造诗（史）运动”，与《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经由辩证意象概念对历史—救赎关系所进行的历史性哲学考察，于本质上展现出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聚焦现代性对个体经历与记忆的异化，并指出“诗性历史”是突围的唯一途径和必然结局。因此，《詩云》塑造的科幻诗人“李白”并非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盛唐诗人李白的转生，而是刘慈欣借中国古典文史原型人物之名创造的一个颇具后现代意味的反乌托邦意象。这一写作策略在经典化底色下探索了诗人对传统的眷恋与重造，质疑了科学技术允诺人类的浪漫未来，打破了这一虚幻泡影，进而引导读者对当下社会盛行的理智祛魅进行复魅思考。李白的诗人形象不再与西方对中国固化的现代想象密不可分，而是成为观照文学现代性、解构机械复制时代文艺危机与诗史焦虑的新契机。
关键词：
刘慈欣；
本雅明；
李白；
诗云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3）04-0110-（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4.011
前言
海德格尔将语言视作人类赖以存在的家园。本雅明接过海德格尔的初心之炬，以粗暴的翻译理论体系为框架，构筑了一座理想化的“纯语言”乐园，1 目的亦是杜绝语言救赎以外的一切可能，以期对人类文明施行一种“更[宏]大的精神关怀……更为重新寻回人类失落已久的纯语言精神家园”。2 在本雅明看来，即便以擅长感性模仿的诗性语言的样貌出现，作为人类文明根基的元语言依然能够凭借其内在神性与经由翻译重获新生的再生语言划清界限，“绝对客观”地存在着。1 著名文学理论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代表人物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曾借爱因斯坦之口倾吐对现代人盲信人工智能、废置精神家园的不满与悲戚。2 在《翻译与后殖民研究的传承》一文中，她曾间接援引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世俗的翻译》（Secular Translations）一书中约翰·朗肖·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在《如何用语言做事》（1962）中的观点，以明确表达自己对语言救赎的好感与信任：“语言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语言，也取决于我们使用语言时，它在我们的外在与内在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3 在此语境下，开启“诗”与“思”之对话，不失为人类回归存在本源、实现历史的弥赛亚救赎的一条有效途径。4 为此，重新审视能够彰显语言神性的诗性思维对当今社会的价值与作用，便显得尤为必要。
在刘慈欣的短篇科幻小说《诗云》中，时空神明幻化而成的科幻诗人“李白”与盛唐诗仙李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虚构的亲和关系。若将“李白”毁灭人类文明，却又以高科技手段探研、重铸人类诗词经典的矛盾行为，置于科幻乌托邦小说的传统语境之中，不难发现克隆诗人这一文学意象的特殊意义与辩证本质。刘慈欣借“李白”之手掀起一场“造诗（史）运动”，其目的实与《拱廊街计划》（The Passagen Werk or The Arcades Project）中本雅明借助“辩证意象”（dialectical images）这一重要哲学概念对历史—救赎关系所完成的考察相仿。两者均直指个体经历与记忆被现代性异化这一典型现代社会现象，并指出“诗性历史”是从这一异化过程中突围的唯一出路和必然结局。
忽闻歌古调：自我颠覆与范式创新
如果说海德格尔与本雅明的科技观皆是浪漫主义的，5 那么刘慈欣借助科幻叙事考量虚拟未来世界中“诗人”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所呈现出的科技观，则是一趟完整的“返魅”之旅。从某种程度上说，刘慈欣对科技主义的浪漫化跟本雅明是极为相近的。他们一个生活在科学理性与形式化主义主导的21世纪，一个生活在马克斯·韦伯定义下理性日益占据统治地位，被空洞、冷漠的“末人”（Last Man）阴影支配的祛魅时代。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对“人”与科技之间关系更为人性化的思考，抑或说是，一切文明发展至一定程度后，对人类是在作为遵循诗意的、有温度的人而存在，还是冷血的、纯理性的人而存在这两种可能境遇中做何抉择的思考。6
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济慈、雪莱、曼斯菲尔德等人笔下，“垂死的结核病人总被着意赋予美貌、灵魂乃至生命的至高意涵”。7 刘慈欣对生命极限的探索欲和对生命潜力的研几探赜，决定了他在创作手段上的浪漫倾向以及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话修辞手法和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人的疾病隐喻话术的执着与模仿。或许是考虑到现代文明从根本上倚仗理性思考而非诗性思考，略迟于《诗云》面世的《三体2：黑暗森林》亦以致命病毒意涉人类肉身生命的脆弱与有限性，更将精神的不朽与无限性视作现代文明消极面向的默认疗药。1 当然，作者创作意图的背后自然也不乏人类对他者与未知本能的恐惧与好奇的推波助澜。2 无论出于何种考量，这些意象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影射与反思，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理念的继承与发扬如出一辙，也促使刘慈欣在其后期作品中反复围绕诗性语言和人的本源这样沉重深邃、富含哲思的话题偏锋行笔，继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之所以说刘慈欣笔下“诗人”的存在是把解决“人”的困境作为目标，引导作为“人”的读者完成从语言到哲学层面的复魅之旅，原因在于以《诗云》为代表的刘氏科幻作品系列所构建的格局，是建立在整个科幻文学史的祛魅传统之上的。随着“独立战争”“西部蛮荒”“迷幻的60年代”等潮语在美国文学界频繁涌现，美国科幻小说惯以真实国族史为背景构建文学想象中的家国未来。3 而当代西方科幻小说开始在中国青年作家圈流行，则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以吴趼人《新石头记》（1905）为代表的晚清小说常以科幻描写为媒介，凸显西方进步科技的优越性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正统性。这些小说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力共同勾勒出一个被科技幻梦武装起来的“未来中国”，并合力将其推举至一个高于现实中其他一切文明存在的“文明境界”。4 《新石头记》中，作者将贾宝玉从红楼梦魇尽头的混沌世界中唤醒，令其以补天遗石的身份重新担负起修天补裂的神话使命；
宝玉所经历的种种困惑与磨折，象征着作者对未来中国“人”境遇的严峻拷问与辩证探索。学界普遍认为，《新石头记》中近乎抽丝织锦的文学想象机制实为19世纪末西方流行的乌托邦叙事和现代科幻文学流派共同影响中国文坛的结果。而这一现象的形成，多是由于晚清工业发展与现世社会变革之间激化的内在矛盾，在中国作家译介的西方乌托邦叙事文本中找到了宣泄渠道与和解出路。著名当代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将晚清乌托邦小说对未来世界的文学想象描绘成畴昔锈迹的艳泽中开出的繁花。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王德威将此创作模式比作一种以“时间的飞跃”为着力点、永恒行进在“将来完成时”中的幻觉机制，并点明采用此创作手段的作者，目的多为抚慰彼时中国较迟进入全球现代化阶段而在国人内心催发的自秽心态。王德威认为，这种写作范式会促使作者对中国的社会伦理和文化过往产生一种缥缈虚幻的自胜情愫；
其代价则是以复制西方国家先进当下的方式提前预支本国的未来——即便那是一个虚构的未来。
与《新石头记》中晦暗不明的视域分岭不同，刘慈欣在《诗云》中构建的是一个近乎绝对黑暗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抑或说，他始终试图在构建乌托邦神话与摧毁乌托邦神话这两个制衡点之间为人的境况寻找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5
《诗云》讲述了一则并不复杂的故事：未来地球因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不得不屈居于外族治下，成为吞食帝国主要的食物供应源；
因地球文明曾经的辉煌成就而颇为倨傲的地球人，更被太阳系中最为强大的太空“神族”视作孱弱低贱的“虫子”。比此番光景更为糟心的是，人类曾引以为豪的诗歌艺术开始沦为一门“枯燥无用”的学问。吟诗作赋不再被统治者视作风雅之教，而是如冬扇夏炉般百无用处，甚至成为“改善[食物]肉質”的辅助手段。作为恐龙特使赠予“神族”的“礼物”，人类诗人伊依为了捍卫中国古典诗歌的尊严，奋起挑战“神族”权威。在好奇心与求知欲的驱使下，对科技威能极度自信的太空“神族”以编程技术能否代替人脑作诗为局向伊依发起挑战。为证实伊依的说法是狂妄而荒谬的，太空“神族”强压下对人类的蔑视与偏见，化身克隆诗人“李白”，并暗中策划用计算机程序编造一朵无须诗性思维干预便能写出绝佳诗篇的“诗云”。然而“李白”和伊依的对赌之局最终以诗词艺术（伊依）的胜利告终。人类诗性思维独有的艺术模式重创了科技“神族”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自信心，却也极大地满足了它对新知的渴求。由于克隆“李白”所隶属的高级文明对人类诗意栖居的生存理想产生了敬畏之心，被当作食物豢养的地球人和吞食帝国的恐龙们得以从后人类智能的奴役下解脱，并被允许在吞食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家园。
显然，《诗云》中太空“神族”的傲慢独断正是在其首领和人类诗人看似力量悬殊的赌局中被逐步瓦解的。它沉浸在李白描绘的壮阔盛景之中如痴如醉，主动将吞食帝国建国以来漫长时期的停滞不前与恐龙特使翻译人类诗歌时所表现出的愚昧无知联系起来，甚至在对手面前毫不掩饰自己面对诗词语言惊世魅力之时的震撼、词穷与“挫败感”。它开始反思太空文明所崇尚的纯粹理性、发达科技和地球文明没落以前所推崇的诗性思维究竟有何不同，且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永远无法替代擅长诗性思辨的人脑。
与大多数晚清科幻小说类似，《诗云》开篇即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根植于过去”的社会政治未来图景。1 作为三个不同星际文明的代表，克隆诗人“李白”、恐龙特使大牙和人类诗人伊依通过一盘名为“终极吟诗”的浩瀚棋局得以无限“靠近对方”，却始终跨越不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鸿沟”，更无法超越科学技术本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诗性思维与诗性想象层面尤为明显。于是刘慈欣所创造的由拥有科技神力的太空“神族”伪装而成的“李白”，被迫陷入了一个身为神明却被迫屡屡质疑自身神格的悖论漩涡。
“李白”归来：语言、文本性和历史的辩证重释
将《诗云》置于20世纪80年代科学—人文主义之争的大语境下考量，2 刘慈欣笔下的“李白”从纠结到迷惘、再到释然的心路历程，不仅可被视为一名技术主义者信念动摇之际的惶然，更可被看作作者借助外星生命的他者身份，对不顾伦理道德的技术冒进提出的质疑和反思。《诗云》叙事中有关诗歌艺术的争论刚展开时，借用李白身份的太空“神族”曾向恐龙特使大牙和诗人伊依毫无保留地展现出自己对高科技的热衷和迷恋。但当伊依恶作剧般地怂恿它用冷酷的技术手段残忍拆解河边嬉戏少女的肢体，鼓动它以毫无人性的方式“探索”（摧毁）她们的“美”时，这名极度鄙视人类的太空“神族”竟一反常态地皱起了眉头，甚至对伊依的提议表露出明显的“厌恶”。而在故事开篇，作为超级外星智能与科技之“神”的它，可是毫不在意“区区几只蝼蚁”的生死的。诗词艺术中的诗性思维显然同化了这名外星神族，令只会理性分析、冷冰冰的克隆人也奇迹般地萌生了人性中独有的同理心。
然而与吴趼人的宝玉不同，刘慈欣的“李白”自始至终是一个毫无历史根基的太空克隆人。它没有《新石头记》中宝玉的丰盈经历，不像宝玉能够亲眼见证科技伦理被日渐关注与重视的艰难历程，以及在此前提下“文明境界”以先进技术为助力的日趋繁荣。如果说《新石头记》中的宝玉在吴趼人为其织就的“红楼续梦”中经历了九曲回环的心境转变与精神成长，那么《诗云》中克隆“李白”的处境则是孤独的，甚至是以游移与矛盾为主调的——因为“李白”缺乏宝玉的历史记忆。换言之，《诗云》中的“李白”代表的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延续和变革，而是历史记忆的断层。这便使得克隆“李白”具备了贯穿本雅明毕生著述的雅努斯辩证双面意象——“弥赛亚”（Messiah），抑或“进行修复的人”——所拥有的一切特质。3
以“饮中八仙”（又称“醉八仙”）之一的李白为《诗云》故事的主角，兴许是刘慈欣在向后启蒙时代提倡恢复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的哲人尼采（Carl Ludwig Nietzsche）致敬。也许正因此，刘慈欣笔下这一充满矛盾与异质性的文学意象的存在“李白”，其实是有不可替代性的。首先，《诗云》的故事主线虽然架空了历史，却也扭曲了现代启蒙理性思维所依赖的线性时间。作者凭空捏造出一个19—21世纪时代表征交叠的“当下”，使得整个叙事站在了以进步历史观为根基的现代性计划的对立面。这一计划也是本雅明倾其一生想要反抗和超越的存在。当然，该叙事立场也为《诗云》中的人物从拥护现代理性计划并以此为荣，到试图挽救已产生的恶果这一戏剧性转折，做了宏大的哲学铺垫。其次，《诗云》叙事浩荡的开场、巨大的时间跨度，以及以连续对话方式完成的世界观的铺陈，无不从侧面印证了自我沉迷于现代性时间漩涡的作者想要在自己构建的科幻王国里找寻投射自身诗史焦虑代理人的迫切愿望。他创造了拥有创世能力的太空“神族”，却又剥夺了它的“上帝记忆”，将其贬谪为克隆诗人“李白”。1 整个叙事过程中也并无其他小说中十分常见、为引导读者刻意出现的上帝视角和画外音。读者只能紧跟故事的发展节奏，不断与“李白”共情，与之共进退。而在这一过程中，“李白”也从带有他者视角、单纯满足于模仿作诗技巧，获取诗艺知识的异族“评论家”，成长为热衷从艺术作品的“物质内涵”中发掘“真理”、拥有更为广袤视野的“批评家”。2 读者在“李白”意象的引领下回溯诗文中的表征世界，并在所获得的“世俗启迪”中最终完成对“作为真理诞生事件”的起源的探寻。3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克隆诗人“李白”真真切切地反映并代表了其创造者面对“当下”危机，欲对历史提出要求，对过去进行拯救的焦虑心态与精神诉求。《诗云》中“李白”的人为“失忆”以及某位中古诗人莫名遗失却又转嫁至现代诗人伊依身上的诗史记忆，影射了以科技为驱动力的现代性计划迫使人类远离起源，不断舍弃、遗忘过去，进而导致人类的历史观与精神世界逐渐碎片化与荒漠化这一不争事实。但这一串联式的设计也迫使“李白”代替无知的亚当以毁灭他者文明的方式提前发动了“灾难”，于无意间承担了源初修复者的原罪。然而，也正因为克隆“李白”身上兼具毁灭者与修复者的双重身份，使得弥赛亚时间中的张力通过诗史记忆碎片中的“星丛式”（constellation）寓言和隐喻凝聚起来，以动态、创造的方式与“过去”一同融进了“当下”的危机之中。4 如此一来，作者设计克隆“李白”对以展示技术为借口滥伤无辜感到厌恶这一情节就很值得玩味了。
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科幻小说面对“‘人的神话在市场法则全面支配下”5 的全面崩解，曾将以人性“感化”智能列为应对危机的普适办法之一。但《诗云》中的太空克隆人“李白”显然不在能被人性感化之列。6 严格来讲，它对人性的理解甚至还未达到及格的水平，否则也不会为品尝伊依所谓“有咸味的烤肉”而在人类饲养场四处收集尿碱。感化克隆“李白”的只是诗词之美，抑或说是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的魅力。刘慈欣不仅在《诗云》中造了一尊神，还借克隆人“李白”发动了“终极吟诗”的革命性壮举，而后者本质上类似于现代诗人陳大为以诗文重造文学史的文学“造街运动”。7 《诗云》中的“李白”本身或许并非诗学记忆和个人印象的载体，但其旺盛的求知欲与强烈的好胜心确实为重现古典诗语的盛景创造了一个契机。更确切地说，克隆“李白”以曾经鄙视的人类诗人身份对诗艺展开寻访和求索，这本身就是一场自我建构的“造史运动”。克隆“李白”只是在现代诗人伊依的助攻下体验了一番古典诗词中的诗意和以诗性思维思考的乐趣，便从冷酷暴躁的“非人”转变为“有人情味”的“人”，这并非作者突兀的安排。8 “李白”与李白之间“非人”之于“人”的二元对立也未因中国特殊国情的介入而被动担负起历史的重压。换言之，《诗云》中的吟诗赌局实为中国科幻作家摆脱自欺欺人的乌托邦迷梦创造了条件，也为他们的创作困境开辟了新的出路。克隆诗人“李白”拾起了诗仙后人为谋求生存发展而逐渐丢失的自然原始的“前社会道德驱力”和“低级文明”的温情，以及来自人类文明本源的人道主义初心，在看似无解的矛盾死局中重新建构起一个“诗人”的神话；
而此间的功臣，却并非“他人面”的情感辐射所引起的共情，1 而是中国古典诗歌诗性语言中残留的神性召唤。2 只不过“李白”这一辩证文学意象虽借助“诗人”的复活冰释了“人”与“非人”间的对立，却也走进了文本“可译”与“不可译”的另一个二元死局。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李白”和“诗歌”这两个名词均在《诗云》中变为了抽象的文化能指，因为此处的“诗歌”仅指代中国古典诗歌，而不是整个世界诗歌体系。它仅代表不能为外来艺术形式和文化价值体系“超越”和取代的本土艺术形式与文化价值，3 其文化独异性甚至令其难以被包括吞食帝国使者大牙在内的外族理解甚至转述。事实上，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最终归属权与解释权只掌握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手中——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上是不可译的。而从文本间性的角度来看，《诗云》叙事中的两位主角伊依和大牙所代表的世界体系与吴趼人笔下的“文明境界”和“野蛮境界”可谓大同小异。
毋庸赘言，刘慈欣笔下的“李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双面角色。它既是科学技术的忠实崇拜者，又极度痴迷于“搜集”和“钻研”包括中国古典诗词在内、存在于宇宙中的一切艺术形式。作者缘何不仿效吴趼人重塑宝玉的手法，让人物保持原有的眼界、个性与灵魂，令其逐步适应新环境重生，反而重塑成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多元化形象呢？援引学者宋明炜的话来说，从故事情节来看是伊依取得了赌局的最终胜利，但“李白”却以实际行动宣告了科技的全面胜利。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大获全胜”的“李白”并未流露出赌约得胜的喜悦，而是一反常态地展露出对科技手段能够复原诗文却无法还原、解读诗意的失落与遗憾呢？假若科学技术真如伊依所言是“反诗意”的，那么文中虚（重）构的李白形象究竟是诗意的还是反诗意的呢？
前人的引证将《诗云》版李白的诞生导向了另一种可能性——一个影响诗史书写痕迹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儒家思想曾被广泛定义为“科学主义的缓冲剂”，人们普遍认为儒家能够“在科技入侵的时代，引导人类回到原始的、‘诗意栖居的生存状态”。面对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现代性对诗性思维与传统人伦的轮番冲击，刘慈欣似乎在尝试通过科幻写作寻求一条取代儒家思想的道家之路——“天人合一”。
事实上，《诗云》中的克隆“李白”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诗仙”李太白在毕生追求上是完全能够产生共鸣的：在“艺术的赐礼”与人类现实命运之间可能存在内在联系这一命题上，二人在不同文化传统中人文主义意识的具象表现方面看法几近一致。学者范轶伦即指出，人类诗人伊依对太空文明盲目信奉技术力量的批判，和克隆“李白”对中国古典诗艺从最初鄙夷到最终敬畏的态度转变，促成了人文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之间衔接点与平衡点的最终成型。4在《诗云》这样一个架空历史却又依托于史实的虚构叙事空间里，后现代主义孕育了“后人类”，将真正的人类幻化成浩瀚星空里一串“诗意的怀旧”符号，因而《诗云》中的“李白”或许不是一个怀旧的存在，却必然是一个诗意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诗云》中的克隆“李白”欲从正主诗作中捕获诗意的强烈意愿并非偶然。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以感官认知为主要特点，认为思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决定了在中国主流思维模式中，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既不是从归纳中获得的，也不是从某些普遍规律的演绎中获得的。它是感官能够直抵的自由想象和对世内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控与统摄。1 这就为《诗云》中的“李白”究竟是诗意的还是反诗意的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那便是，“李白”作为文学意象是诗意的还是反诗意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毕竟刘慈欣重塑李白这一举动的辩证内核早已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比诗性—反诗性二元对立更为宏大的命题——人类所擅长和引以为傲的现代技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终极规划与计算，真的可以帮助人类免于良知的溃散与诸神的逃离吗？技术与数字时代的人类真的能够凭借诗意的让渡占领与掌控未知领域的所有高地，并依此摆脱生存的难题与对未知的恐惧吗？《诗云》中讲述的简短故事虽然只是思索了语言与文明、生存与发展，乃至人与非人、凡人与神明之间的对峙关系和隐秘联系，却明显为《三体》系列中人工智能武器所涉及的现代技术伦理等问题做了暗中铺垫。又或者说，《诗云》中的“李白”引出的不仅是一个从语言、文本到整个文学传统乃至文学史的可译性问题，更是一个反科技乌托邦、反思现代性的复魅问题。
救赎失败的“李白”：《诗云》中的造诗（史）运动
和弥赛亚时间
《诗云》中的克隆人“李白”和“诗云”，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诗词艺术的辩证重释。在刘慈欣的反乌托邦书写下，化身克隆“李白”的太空“神族”为洞悉人类诗人伊依所提出的不可译性问题，竭力模仿诗仙李白的行为举止，想要以此复刻人类精神世界所独有的诗性思维轨迹。而这一举动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却意外激发了一场以本雅明“可译性”概念为解构中心的德里达式延异游戏（play of différance）。2 换言之，《诗云》叙事中被定义为不可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并非真的不可译，而是只有在被置于诗文的“来世”（Nachleben [afterlife]）之力所形成的张力场域中构想与揣摩时，才是可译的。3
小说中，恐龙特使大牙试图用吞食帝国的“吞噬”语来翻译和解读中国古典诗歌。4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门虚构的本土语言本质上是外星生命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吞并、殖民地球人类的抽象符号与缩影，它代表着更为强大的科技实力，而非与诗意传承相匹的文明境界。很显然，吞食帝国的恐龙族裔与克隆“李白”所代表的太空“神族”5朗诵的古典诗歌，因剥离了原本生发的土壤和温床而不再完整。仅此一点，便挑战了古诗原作借由文本可译性继续存活的可能性。因此，尽管有可译性这一不容小觑的内在潜力加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典诗歌始终逃不开不可译性这道枷锁。在技术主导的时代，后者更是成为文本传承与延续不得不面对的桎梏。而正是从文本性与可译性的视角，我们才得以理解和共情人类诗人伊依对化身李白的太空“神族”看似自相矛盾的吁恳：就算中国古典诗歌在科技时代是不可译的，它所承载的言语玄妙与厚重的文化底蕴仍值得被传播至宇宙的各个角落，以待泽福后世。
一般而言，独立文本若要幸存乃至存活，就必须存续于一种已被超越的狀态之中，或者一直处于潜在的变化之中。这就意味着诗性文本总是已经置身于来世。刘慈欣笔下的“诗云”这一超然存在，则是覆盖了人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整个过去以及所有可能或不可能的未来”。“诗云”这一概念的诞生使太空“神族”化身的克隆“李白”成为以真实李白为起点的一段本雅明式、非线性的历史的“进步”，6 也使得前者存在的意义更加饱满而合理化。在《诗云》故事结尾，克隆“李白”与诗仙李白形象的短暂重叠与融合，为太空“神族”通过两枚晶片为伊依和大牙描绘“未来生活”1 蓝图的人性化举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解读空间：从它试图模仿盛唐诗人李白时所采取的“相似转移”（displaced similarity）2 策略可以看出，化身人类诗人的太空“神族”显然将“李白”的辩证身份视作一种阅读模式与历史对话模式，以期读者借之破解中国古典诗词中玄妙无穷的语词意义与人情况味。
一如本雅明在《拱廊计划》“N”字卷中所言，“意象即是过去和现在于一瞬间汇聚所形成的星丛。……是停顿的辩证法”。3 而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又有别于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后者是纯粹“暂时的”和“连续的”，前者是“辩证”“非递进”的“意象突现”。刘慈欣笔下“不合时宜”的“李白”正是这样一个辩证的意象，因为它除了超脱于历史轨迹之外，还主动摧毁了伊依和大牙存于世间的起源，然而它却又带领他们收集历史消解的残片，在对起源的集体回忆中创造了人与事物之间最“直接、剧烈的关系”。4 在《诗云》叙事当中，当来自吞食帝国的大牙未能共情中国古典诗词文本中所蕴含的特定情感时，站在星际科技水平巅峰的太空“神族”运转自己的超级大脑现场分析了诗词文本，并当场吟诵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的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示怅憾。在随后的故事发展中，也正是这番遗珠之憾促使这位太空“神族”决意践行与诗人伊依的约定。在其意识与记忆完全融入克隆体，正式降临伊依所在的赤道草原之前，5 它又再度化用了陈子昂的诗句，以抒发作为星外来客的自己对于人类躯体能够清晰感应祁寒溽暑的喟叹。6 如果说该诗句出现在前文中只是他者文明借诗人原身对原文本进行的一次无甚干扰的窥探、拓印与模仿，那么此处的二度援引便是背负着历史承重和现代意念的“伪作者”截断时空长河，对陈子昂诗句进行的一场辩证重释。行文至此，刘慈欣已然就重新定义文本性的“来世”这一颇具争议性的话题与本雅明和德里达展开了一番跨世纪对话。
对于本雅明和德里达而言，翻译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整个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皆在于文本的可译性，也即在于文本被译以及被阐释的潜力，而非翻译或者诠释行为本身。7 克隆“李白”在《诗云》故事尾声所陷入的短暂迷惘诚然是其经由他者差异重识自我的绝处逢生之局，却也是一个可译性问题引发的困境与迷局；
而后者实际上也是构成诗词文本性最基本的条件之一：语言现象的瞬间和永恒在人类文明独有的诗艺中臻于统一，又以古典、新奇却又始终如一的诗仙形象定格在了克隆诗人“李白”这一科幻文学意象之上。原本高高凌驾于地球文明之上的科技之神被禁锢于本雅明辩证意象的郁悒情怀之中，在历史的辩证图像和诗词歌赋的辩证影像间腾挪辗转，试图唤醒语言的古老魔咒，又惊惧于神秘星丛的悖论力量——“李白”无法超越李白，与其说是科技力量的局限性使然，倒不如说是语言本质使然与历史的必然。当然，这也是本雅明“唯有辩证的意象才是真实的意象（亦即辩证的意象永远不会成为苍老、过时的意象），而人们与之相遇处，即是语言”8 的精义所在。
余论
在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经典想象中，盛唐诗人李白向来是永恒诗意的象征。称其为象征，本质上无异于说在西方异域叙事的现代性想象中，李白一直是以符号的身份为历史所铭记。1995年，阿拉斯加桂冠诗人汤姆·塞克斯顿（Tom Sexton）正是循着这一众人心照不宣的诗史传统在现代诗集《直驾仙豚归紫清》（Li Bai Rides a Celestial Dolphin Home）中一路驰骋，1 将李白送上了一段“（浪漫的）归途”。2 在与笔者的一次对谈中，塞克斯顿曾明言自己完全不懂汉语，对李白也未曾着意深入了解；
促使他作成此诗的，是他对中国古典诗人和中国古诗词由衷的敬意。3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诗云》对历史人物李白的重新塑造，却是当下李白形象过度浪漫化风气下的一个例外。
在同美籍华裔科幻作家、《三体》译者刘宇昆（Ken Liu）的邮件往来中，刘慈欣如此评价自己对意象的痴迷：“在我的理解范围内，能以光年来衡量的距离、宇宙直径等抽象概念皆可化作令人敬畏的具体意象。”4 这些意象自然包括能够用编程语言创造出凌驾于生命极限之上、游离于时空束缚之外的科幻诗人“李白”。于本雅明而言，弥赛亚结构作为一个同时具备内向性与外向性的“永无止境的运动过程”，是“既不指向实体的未来，也不单一地要求回溯到过去”的时间存在。5 该时间结构中的张力既是“反思现代性的入口”，亦是“历史[书写]本身的动力来源”。6 《诗云》中的克隆“李白”亦是以其既面向过去又面向未来的雅努斯双面特性，阻止了一场时空灾难中古典诗史永无止境的变形、碎裂和解体，在对其进行“星丛式重新表征”的过程中，令其免于虚无化的崩解和历史主义的遗忘。7 《诗云》故事结尾，大牙和伊依分别收到存储了描绘他们未来生活种种可能性的晶片礼物。这些晶片正是“李白”圆满完成刘慈欣赋予它的语言哲学任务，在时空裂隙中召回隐身于古典诗文褶皱与碎片里的中古诗人记忆，并将其重新凝聚成起源语言形态的佐证。如果说本雅明着眼的是整个人类史与救赎的关系，刘慈欣聚焦的则是文学史、诗史乃至整个人类精神文明史与救赎的关系——尽管肩负其现世焦虑与乌托邦期望的修复者“李白”只是完成了探寻起源的任务，并未如约完成对历史的修复。《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副主编约书亚·罗斯曼（Joshua Rothman）曾敏锐地指出，“刘慈欣笔下诗意情结的核心所在，是对极限问题的终极哲学探索”。8
如果回溯2007年刘慈欣与科技史学家江晓原的一番对话，我们便会发现，9 作为刘慈欣自我意识投影的太空克隆人“李白”，在自我定位层面或许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认知偏差，而《诗云》叙事中“李白”的辩证形象亦开启了一个同时包蕴过去和未来的崭新的可能性。10 “李白”们对科技—人文关系的认知焦虑为历史的续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也将“诗云”诞生后的未知未来定格在一个开放式的、“携带着希望的他者时刻”。这无疑将《诗云》的终极议题——人类生命固有的局限性与超越局限的可能拨转向了不那么悲观的一面：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而持剑挥向哪个目标却是由剑客自己来决定的。是肆无忌惮地进行科学实验，将全人类置于危险境地；
还是利用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实现诗意栖居的梦想，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答案不言而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应当继续背弃还是回拥我们存在的本源？刘慈欣塑造的未来克隆人“李白”并非作为传统文化符号的盛唐诗人李白的转生，而是作者借中国古典文史原型人物之名创造的一个颇具后现代意味的反乌托邦意象。其目的是在经典化底色下探索诗人对传统的眷恋与重造，同时质疑科学技术允诺人类的浪漫未来，并打破这一虚幻泡影，引导读者对当下社会盛行的理智祛魅进行复魅思考。在《诗云》中，李白的诗人形象不再与西方的中国现代想象密不可分，而是成为观照文学现代性、解构机械复制时代文艺危机与诗史焦虑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新契机。
Making Way Out via Literature：
Re-reading Liu Cixins “The Poetry Cloud” in Dilemmas of Technology Overkill
XIONG Ying
Abstract：
The contradistinction between a romanticized Li Bai （701-762） that transcends our literary past and the poet as a historical figure registered in purified native Chinese critical terms has long been debated si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But this does not impede the poet from being turned into an icon that fulfills modern sci-fi writers imaginations. In Liu Cixins sci-fi short story “The Poetry Cloud” （1997， 2003， 2014， 2018）， “Li Bai” is no longer the center of debate in modern literary discussions but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to understand the notion of modernism not as inextricably bound up with Western modernist imaginings of China， but as an invertible paradigm based on the aforesaid imaginings being reimagin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By contextualizing the fictive affinity between human intelligentsia and the post-human future of mankind in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and a Chinese utopian fiction tradition that dates back to the late Qing period， which tends to retrofit Chinas past in order to anticipate future in the discursive space of artistic imagination， this article seeks to unpack the appropriated image of Li Bai in Lius short narrative as dialectical：
a witness of the inexplicable charm of poetic thinking that magically curbs the ongoing erasure of humanity being carried out by interstellar colonizers， Liu Cixins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impersonated “Li Bai” functions both as a dystopian trope that undoes our rosy prospect of future as promis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Heideggerian antidote for the disturbing side effects of the modern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Liu Cixin; Walter Benjamin; Li Bai; “The Poetry Cloud”
（責任编辑：陈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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