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笑笑 李智瑛
摘要：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重要的古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也是中国艺术品收藏重镇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该馆的重要馆藏，时代跨越千年，藏品琳琅满目，体现出青铜纹饰与造型的演变，展现出青铜艺术的发展由草创经繁荣直至衰落的过程。以往虽有文章涉及该博物馆部分中国青铜器藏品的分析，但大多停留在历史层面与技术层面，并未涉及艺术设计层面。本文将选取该馆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青铜器藏品，通过纹饰、造型、工艺等方面来探析其艺术之美，望能夠为我国当代文化创意艺术设计的创新提供些许思路与素材。
关键词：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中国青铜器；
纹饰造型
引言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始建于1883年，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东南部，是当地融艺术、音乐、文化于一体的大型艺术博物馆。该馆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以及当代艺术五大部分，藏品超过9万件，堪称美国最好的百科全书式艺术收藏之一。1977年，该馆的亚洲艺术系部成立，涵盖近5000年历史的17种文化体系，藏品超过1.68万件，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和伊斯兰艺术的文化遗存。而在亚洲艺术系部，有十几个展厅陈列着6000多件来自中国的艺术品，包括建筑、家具、青铜器、玉器、漆器、书画等，将中国古代匠人独特的艺术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在全美均名列前茅。
近年来，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逐步尝试突破传统博物馆的局限性，以崭新的方式呈现该馆的收藏，让古代艺术走进当代人的生活。2017年6月至9月，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组织了展览“永恒的祭品：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的中国青铜器”，展示了从中国商朝到清朝的近80件青铜器，将该馆所藏年代跨越数千年的中国青铜艺术品第一次展示在人们眼前。2022年2月至8月，该馆再一次组织展览“不朽的传承：中国古代青铜器”，展出近100件青铜器，包括晚商时期的鸮尊、西周时期的青铜簋，以及罕见的车马器等，同时也陈列了受到青铜时代影响的后世艺术品，如玉器、青花瓷和景泰蓝。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的青铜器精品不仅数量多，在品相方面更胜一筹。许多青铜器造型、纹饰栩栩如生、极富特色，为历史爱好者、艺术迷和广大公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欣赏国宝级青铜精品的机会。笔者认为对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中国青铜器进行探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风貌，从艺术层面进行分析，有助于中国古代青铜器元素的传承与发扬，亦有助于中国当代设计的创新。
一、中国青铜器概述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中国青铜器达200余件，其中大部分藏品皆由当地富豪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Alfred F. Pillsbury）等人捐赠，通过走私或买卖的方式于20世纪上半叶流入美国。通过对其造型、纹饰、工艺、铭文等多方面的比较与研究，专家认为大多数器物的年代为商周时期，且装饰纹样极具特色，也有少部分为战国、秦、汉等时期，皆能体现出相应时代的文化特征和观念意识。中国古代青铜器大多是奴隶主们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祭祀祖先的礼器，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因其器型多样、纹饰丰富、工艺精湛，因此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或粗犷有力，或精细秀美，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展现了人类劳动文明的成果，在国际上声誉极高。
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青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就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而言，恐无出其右者。中国青铜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世纪。根据青铜器的发展情况，人们将青铜文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鼎盛期、转变期[1]。其中，鼎盛期又被人们称为青铜时代，与历史上的夏、商、周时期相仿。夏朝时，发现有青铜容器和兵器的使用痕迹。在农业和手工业较发达的商朝，青铜器制作已有重大成就，各种拥有精美器型、纹饰、铭文的器物以及大型青铜鼎已经诞生。西周时期，青铜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影响了当时艺术、工艺等各个领域。春秋时期，青铜器的风格从原来的庄严肃穆朝着轻巧实用的生活化方向发展，呈现出一派“钟鸣鼎食”的新风尚。器物的礼器特性、礼器功能逐渐淡化，造型、纹饰、铸造工艺、装饰手法等各个方面均与商周时期大相径庭[2]。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变，秦汉两代青铜器的设计与制造基本上已完全抛弃了以往制度化、神秘化和权力化的色彩，汉代的青铜灯、铜镜和铜熏炉已成为市井商品。
二、中国青铜器艺术之美
（一）夏商周时期
根据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多次展出的藏品来看，不难发现该馆所藏夏商周时期的中国青铜器造型奇异、纹饰繁复，其中不乏与动物相关的元素。动物题材纹饰主要分为幻想性动物纹饰、写实性动物纹饰，以及几何抽象纹饰和人面纹样，这些纹饰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先民对于不同动物所赋予的意义和认知。研究者们为保证对同种纹饰的整体性认知，将平面纹饰和立体造型归为一体，认为青铜纹饰应当包含以某种动物为原型的整体造型、局部造型及平面纹饰三方面内容。
首先，以某种动物为原型的青铜器整体造型。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所藏商代青铜鸮尊（图1），是典型的以“鸮”为原型独立成件的器物。鸮俗称猫头鹰，外形凶猛，习性诡谲，成为商周时期人们崇拜的神鸟。和鸮科有关的青铜器种类众多、器型丰富，与之相似的有出土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妇好鸮尊、大司空鸮卣，以及现藏英国菲茨威廉博物馆的鸮卣等。这件青铜尊整体以草鸮科鸮鸟为原型，头部是盖子，可移动，体壮丰满。头部圆而大，桃心形面盘，面盘的对称线部分隆起；
双目圆而靠近面盘对称线，眼窝凹陷；
坚硬的鸟喙向下弯曲；
头两侧有一对耳朵，耳簇羽较细上翘；
颈部粗而短；
两足站立于地面，四只爪强锐弯曲，前三后一形式排列；
尾短、下垂、展开呈方形。鸮尊器身以鳞片状纹为底，翅膀前端呈涡旋形，排列紧密，具有浮雕般的肌理效果。另一件以“鸮”为整体造型的是鸮形提梁卣[3]，与前述鸮形尊不同，它的整个器体呈两只背靠背站立、似鸮形的有翼动物，被称为“背靠背”式青铜鸮形卣。该器有提梁，佚失。有盖，盖面饰两鸮形首相背，两侧有兽头鼻；
盖上有钮，呈四阿顶形。此鸮眼睛圆大凸起，目外一圈为细窄的鳞状纹，喙尖而突出。器身为两鸮形身相背站立状，敞口，鼓腹，且饰涡旋状的纹饰以表现翅膀，卷翅之上加饰鸟纹，底饰蛇纹，翅尾微上翘，饰有鳞纹。翅膀末端呈向下内钩状，似为鸮尾。四足内空呈柱状。
其次，以某种动物为原型的局部构件，简称部件，包括青铜器的足、钮、耳等。如“亚戈父己”青铜鼎（图2），其名称来自其腹部四字铭文“亚戈父己”，通高19.5、口径15.9厘米，器型偏小，为半球形圆鼎，浅腹，立耳，扁足。从纹饰来看，它以腹部所饰的一圈蝉纹和鸮形足为特点。腹部的蝉纹，刻画细致精美。足部形制独特，十分引人注目。三足作侧视的鸮形，鸮头顶鼎底部，与腹部扉棱相连。圆睛，钩喙，耳簇羽下垂，胸部突起，卷翅。鸮以卷尾撑地，足抵在尾尖[4]。而鸮形钮提梁方卣，通高39.5厘米，有盖有链，系于提梁内侧。盖上立鸮钮，作展翅状。鸮耳簇羽似猫耳竖立外翘，大喙钩曲。鸮双翼展开，与平伸的鸮尾呈一横面，鸮双足合一为柱状作全身的支撑。鸮身以鳞纹为底。此鸮以双耳羽中点和柱状足的连线为轴，作左右对称构图。这件方腹圈足卣与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的“亚矣方卣”极为相似[5]。除鸮形钮之外，其器身布满繁复纹饰，亦具特色。肩折角处有饕餮兽面纹装饰，云雷纹填地；
方腹四面均设有分解式的兽面纹，回形雷纹填地；
肩两侧有带状提梁，两端有兽头，中脊有扉棱，浮雕感强烈。器内铭文二字，内容不详。
再次，以某种动物为原型的平面纹饰。随着铸造工艺和装饰技术的不断精进，使得装饰纹样愈加多样繁复，青铜器更为精美。如西周早期的庸伯簋（图3），器型并无独特之处，与常见双耳簋相仿，但其所饰平面纹饰特殊。器身饰一对面对面的凤鸟纹，异常流畅华丽，头羽分叉饰以心形结，结处还有长羽毛，如同孔雀翎一样，彰显出此时的工匠精神，设计华丽、制作精良，为后期纹样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类似其器身所饰的特殊纹饰，仅见于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的“邢季卣”和首都博物馆馆藏的西周早期“攸簋”。另外，其器底有45字长铭文，十分罕见。凤鸟纹提梁卣（图4），以凤鸟图案为主体，以扉棱为正中，呈对称状分布。盖为母口，盖顶中央有花蕾状捉手，盖缘两侧有犄角状凸起。器身为子口，颈部附有一道“U”形带状提梁，提梁表面饰简洁夔龙纹，两端装饰兽首，双目突起，狞厉威严。高圈足，平底，也飾有“十”字扉棱，接地处起素面高台。该卣体现出西周凤鸟纹工艺发展的高度，一部分继承了商朝及西周早期的一些造型特征，一部分则体现出该时期明显的时代风格特色，鸟的形象复杂化、体态丰腴饱满。
（二）春秋战国时期
战国早期青铜器以高浮雕和繁复的镂空花纹为突出特征，中后期又流行起素面镶嵌的纹饰手法。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馆藏的两件战国车马器，便体现出战国早期青铜器的装饰特点。车马器是古代车马上的青铜配件，中国发现最早的车马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可追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所藏战国车马器中有一件为轴饰，具体时间不详，位于车舆和毂之间的轴上，一般成对出现，左右各一件。轴饰具有两方面的功能，稳定伏兔、保护车毂以及避免泥土的积聚。从装饰上看，这件青铜轴饰采用高浮雕和部分弧面雕刻而成，在圆柱底座上有一个写实的立体牛头，身体雕刻在头部上方的弧面上，沿中轴线对称铺开，呈八字状，简洁的线条刻画出身体的骨架轮廓。底座两侧弧面上各有一跪姿半人半禽图，为人首兽身，或是某氏族的图腾，抑或是记载人们祈祷的画面。另一件为车轴头（图5），圆筒状，套在车轴的两端，成对出现。该车马器由四种半浮雕式的纹样组成，或写实或抽象，正面看像是一个戴面具的人，但无论是人或是面具，均双目凸起，并镶嵌绿松石作为装饰。面具上有一对夸张的角，抽象简洁。背面由两个高浮雕、抽象的动物组成，上面有一对夸张的兽角，下面搭配一只象鼻，四目凸起，以绿松石点缀。总体来看，其表面纹饰极具雕塑感和趣味性，器表装饰使用镶嵌工艺，使器物显得更为华丽、精美。该馆所藏车马器，除此之外，还有战车翅鸟、连接马缰绳的皮革带的装饰物、矛帽、木轴装饰配件等。
（三）秦汉时期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变，秦汉两代青铜器的设计与制造基本上已完全抛弃了以往制度化、神秘化和权力化的色彩，越来越多的青铜制乐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许多青铜器物已成为一种市井商品。如青铜钟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打击乐器，最早可追溯至商朝，西周时期已形成固定形式，春秋战国之际达到成熟与鼎盛。青铜钟常以纹饰、形制和铭文定名，从形制上可分为编钟、匾钟、甬钟、钮钟、特钟等。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钟为“编钟”，由若干个大小不同的钟有次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编成一组或几组，每个钟敲击的音高各不相同。最早的编钟一般为3枚一组，到春秋末战国初编钟数目逐渐增多，最多达到13枚。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所藏编钟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年左右，为战国末秦初时期。该形制为甬钟，扁长体，直甬，胎薄，无附加纹饰，类似《宣和博古图》卷25所记载的巴式甬钟，钲部短鼓部长，枚部为三层圆台形，鼓部有枚状乳钉。但是，从钟枚数量、尺寸和重量上来看，又有出入。因钟体型偏小，所以钟架尺寸也较小，木制框架固定在一对彩绘神兽陶器中（也可能为方便展示后期组成）。甬钟这一器型在西周灭亡后并未随之消失，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继续沿用发展，后来著名的秦公钟、曾侯乙编钟里也有甬钟的身影。
除青铜钟外，该馆馆藏的青铜镜数量颇多，装饰构图多样，纹饰造型大气。青铜镜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繁荣，隋朝衰落后至唐朝又达到顶峰，但随着玻璃镜的出现逐渐式微。汉代青铜镜包罗万象，镜铭内容丰富，纹饰蔚为大观，形制较为厚重但不显笨拙。该馆藏有一件汉代流行的铜镜品种——四神规矩镜（图6），又被称为“TLV纹镜”。规矩镜的基本构图是以镜钮为中心，钮外设方框，方框的四角、中点等处饰有“TLV”形规则符号，并在其中间灵活安排神仙和乳钉、羽人、瑞兽等纹样。“四神”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里表示四方的神灵，“规矩”之意源自“TLV”，其中“V”和“L”与古代木工行业中用来画圆和校准的直线的“规”“矩”非常相像，因而得名[6]。该馆所藏铜镜与西汉流行的四神规矩镜，在形制和布局上相仿，以镜钮为中心，钮外设方框，饰有“TLV”形图案，其中可见龙、凤、虎和龟等神兽纹样，以草叶纹环绕装饰，并以吉祥铭文作祝福，愿父母健康、子孙繁衍。
结语
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所藏中国青铜器，或粗犷有力，或精细秀美，在国际上获得极高的赞誉。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有着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皆能反映出相应时代的工艺特色和成就，为青铜器在历史长河中的演进提供了有力证据。古人的创造力、想象力、表现力都值得我们去研习、借鉴，并运用于艺术创造中，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的需求。
文化是艺术创造和审美行为的基础，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青铜器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载体，其本体证实着历史的存在，铸刻的铭文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记载，展示着过去时代的风貌以及民族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的研究学者们通过分析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希望能够读懂它们所蕴含的精神含义，通过各种方式在保护中进行传承。青铜器中超高的工艺表现手法，无不体现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工匠精神，反映中国文化的坚定自信。在当代艺术设计中，“让文物活起来，为美好生活赋能添彩”已经成为每一个文物爱好者、文化创意设计师的追求目标，我们该如何去做，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常雪.简述先秦时期青铜文化与古代人类文明的关系[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7（03）：35-38.
[2]杨夏薇.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的装饰手法[J].数位时尚（新视觉艺术），2012（01）：19-20.
[3]华夏.商代“背靠背”式青铜鸮形提梁卣的时空特点[J].艺术品鉴，2020（26）：6-8.
[4]郭军涛.商周青铜扁足鼎特点简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06）：107-123+160.
[5]王荣辉.日本藏先秦青铜器撷英[J].东方收藏，2013（09）：63-65.
[6]沈爱凤，董波，陈建军.中外设计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蒋笑笑（1996—），女，汉族，河南商丘人。天津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
李智瑛（1978—），女，河北石家庄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历史与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