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

发布时间:2023-09-12 20:54:02 来源:网友投稿

杨雪

〔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为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敞开了新的思想视野和实践方向。从人类文明的演变逻辑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具有深刻的内在依据，即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当代文明发展困境的积极回应，体现着对资本主义价值话语的扬弃和超越，契合了人类文明层次跃迁的内在趋势。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西方价值话语的狭隘保守阻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倾向损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认同，后发展国家的文化焦虑制约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土转化。针对这些现实困境，需要全面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传播的内在张力，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变革，着力增强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发展，全球普遍交往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3）03-0032-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1〕63。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实现人类文明新发展之间的本质关联，指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方位和弘扬路径。本文拟立足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演变逻辑的深刻揭示和当代文明发展的处境，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逻辑及其先进性，剖析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深刻的内在依据

价值是文明的精神内核，价值理念的自觉更新和超越构成了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价值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力图以先进的价值理念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的崇高追求。那么，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是一种更具优越性和引导力的价值理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的依据究竟何在？对这些前提性问题的解答，一方面需要立足当代文明发展面临的困境，从中透视引领得以可能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借助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演变逻辑的深刻揭示，从中透视引领作用发挥的合规律性。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了当代文明突破困境的价值要求

当前，面对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不平衡发展加剧、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越发显现出固有的历史局限，不仅无法有效应对国内的诸多矛盾，而且不断向全世界转嫁危机，阻碍着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跃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说，资本扩张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正在危及人类的生存底线，没有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说，财富占有关系的狭隘性和负面效果愈发凸显，商品交换关系对精神交往、文化镜鉴和伦理确证关系的宰制愈发深入，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愈发抽象和片面。从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关系角度说，西方国家妄图通过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持续掠夺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成果，使非西方社会一直受到西方的控制。

现实的生存困境往往与价值理念上的分裂冲突相生相伴。在危机的刺激下，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加速分化和重组，个体意识与类意识、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之间的张力不断凸显，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群体认同变得愈发碎片化，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的互动不断强化，人类文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价值困惑和精神迷茫。这种精神状况表明，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进价值理念的引领，以此来凝聚超越文明发展困境的精神动力和历史合力。但在全球普遍交往中，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越来越成为消解共识、制造对立的意识形态工具，表现出对当代文明突破发展困境的阻碍作用。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最实际的呼声。”〔2〕203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迅猛发展和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多次强调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此来消解西方价值理念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阻碍作用，凝聚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的价值共识。我们看到，这种旨在凝聚共识的价值主张回应了当前文明发展的现实困境，因此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大后发展国家的认同，成为引领当前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追本溯源，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展现出不可遏制的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超越了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历史局限，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敞开了新的前景。

（二）全人類共同价值超越了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历史局限

在内容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资本主义所表达的价值理念是一种辩证扬弃的历史性关系。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的文明形态，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价值也是首个具有现代文明意蕴的价值体系，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这些价值理念体现着现代人追求自由解放的要求，对超越传统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狭隘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这些价值本质上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无法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受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此外，启蒙理性在赋予这些价值理念以普遍性形式的过程中，也植入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信念，使其坚信这些价值的全部内涵都包含在西方文明中，其他文明只能被动地重复和落实这些价值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因此，这些价值理念往往同资本逻辑的扩张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歧视、打压非西方文明的话语工具。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征和文明经验而提出的全球性价值理念，它既秉持中华文化胸怀天下的高远立意，又体现着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作为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资本主义价值理念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思维方式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价值话语对抽象同一性的设定和追求，它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方式有效协调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体现了对不同文明价值内涵的共通性理解，体现了对不同国家探索价值实现路径的尊重，体现了对不同国家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支持。在价值立场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特别凸显了不同文明在发展中的平等地位以及人类文明转型的共时性，而且更普遍地代表着广大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诉求和文明追求，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看到，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追求的“同”是“异中之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而非形式和结构上的机械同一，它突出强调的是基于人的类本质和共同生活经验的价值共享性和融通性。在实践路径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各国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来占有现代文明成果，反对先验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价值理解及其制度实践。因此，追求和占有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不会消解人们在文化、意识形态和精神信念上的特殊性，相反，差异性和多样性都会在实践中得到承认和伸张，这对后发展国家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过程中保持精神独立性至关重要。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人类文明层次跃迁的内在趋势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又蕴含着向更高文明形态跃迁的超越性追求，因此，它展现出与西方话语夸大“文明冲突”、强调“历史终结”截然不同的思想方向。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文化和价值层面强调“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是因为它在制度层面蕴含着不可克服的结构性压迫。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决定着资本主义是一种制造对抗和分裂的文明，只要作为“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3〕79的劳动和资本关系不被彻底改变，那么资本主导的文明格局就会呈现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普遍与特殊等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与之相应，资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虽然被冠以普遍性的话语表达，但是这仅代表资产阶级和少数国家的特殊利益，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无论是对“文明冲突”的夸大，还是对“历史终结”的强调，无外乎是力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将资本主义文明设定为文明演变的终极界限。这代表着一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保守态度。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判断，资本主义文明非但不是历史的终结，反而必将因其固有矛盾而走向灭亡，并最终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取代。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一种与马克思所追求的文明发展目标和人类解放理想相契合的价值理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机器大生产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封闭僵化的结构，使人的存在方式从“人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4〕538。但是，人们在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物的普遍依赖中重新陷入“物的依赖性关系”，面临着更加深刻的异化，人与对象、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此，人类必然会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中创造一种高于“物的依赖关系”的存在方式，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5〕107-108。这种自由个性的生存方式克服了由私有财产制度所引发的诸多对立，代表着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将其命名为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185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一种旨在消解人的存在方式和全球普遍交往关系中诸多对立的价值理念，它内在地契合人类文明扬弃异化的必然趋势，其不可或缺性正在于从内部凝聚发展共识和历史合力，共同摆脱资本主义文明的消极后果，推动人类文明向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层次跃迁。

二、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的现实困境

全球普遍交往使人类文明发展进入命运共同体的全新阶段，在这一命运共同体中，“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4〕566。人类命运与共的生存处境必然要求新价值理念的指引，协调好不同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仅有效回应了这种命运与共的生存处境，而且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敞开了新的实践空间。但从现实处境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毕竟是一种新生的价值理念，它仍处于固有世界体系和价值理念的重重包围之中，西方价值话语的强势渗透、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以及后发展国家的文化焦虑仍制约着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人类文明新发展的有效引领。

（一）西方价值话语的狭隘保守阻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

资本主义在现代化早期占据文明发展制高点的同时，也为这种生产方式打造了一套系统的价值话语。这套价值理念曾经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成就，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但随着当前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所推行的价值话语非但没有为突破文明发展困境提供指引，反而越来越具有狭隘性和保守性，成为制约全球普遍交往和加剧文明危机的消极力量。普世价值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将基于西方文化和现代化过程的价值认知固定化、永恒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以抽象人性论假设来敉平不同文明之间的实质性差异，消解、打压后发展国家的精神自主性，维护資本主义对现代文明的主导权和解释权。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自由、民主等现代性价值虽然是由资本主义最先提出的，但这些价值作为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并不能为资本主义所独占，而且西方对这些现代性价值的探索和表达也不能穷尽其全部内涵。但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主义却将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性价值从现代文明的整体结构中抽离出来，妄称为代表现代文明成就的唯一价值表达。在此意义上，非西方社会似乎只能按照普世价值的内涵和实践路径来改造自身，否则就不能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所谓的普世价值，则只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特殊的价值观念、制度实践和规则规范，根本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这就是西方价值话语在理解共同价值及其实现路径方面的片面性。正是基于这种片面性，西方价值话语在文明转型发展中变得愈发保守和消极，它无法突破大国争霸的殖民主义思维，接受“东升西降”或“南升北降”的历史事实，更无法包容非西方社会更先进的价值表达和文明话语。

因此，非西方社会虽然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陷阱和思想迷雾，但在西方资本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狭隘和保守的西方价值话语仍表现得极为强势且充满攻击性，总是力图通过打压和改造他者的方式来确证自身的合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权力意志几乎总是把自己装扮成是好意地关心他人，是无私地希望改善社会或世界。于是伴随对帝国之渴求的便是如何让世界更美好的高尚动人的意识形态”〔6〕11。这种制约或打压是在两个层面实现的：一是在具体内容层面，西方价值话语往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来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或者将其任意裁剪或解构，或者将其看成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所表达的价值理念的外在否定。这样一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内容就变成了西方价值的注脚，丧失了它所本有的整体性和穿透力。二是在价值旨趣层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经常被置于零和博弈的解释框架内来看待，从而被曲解为中国对意识形态霸权的争夺，或进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输出。可见，在国际传播格局仍受西方主导以及西方价值话语的重重围困之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空间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倾向损害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认同

当前，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危机，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急剧增加。但是，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却越来越表现出失效的倾向。具体表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将凝聚各国力量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作为摆脱危机的迫切任务，反而越来越大肆推行身份政治条块化，大搞山头主义和集团政治，将立足一己私利和实力优势而制定的国际规则凌驾于国际交往的共识性原则之上，阻碍全球普遍交往的合理化。在此意义上，西方所谓的多边主义已经退化为“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其实质并不是推动全球治理的完善，而是借助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划线，构造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以此来维持不平等的全球治理秩序。

立足马克思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深刻批判，全球治理体系表现出失效倾向的重要原因在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与资本逻辑的深度合谋。与资本逻辑扩张高度契合的西方中心主义理念，不仅力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36，而且“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8〕285。基于这种以改造与同化为目的的秩序建构，非西方社会的自主性和发展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后果往往是参与者越来越退化为只顾一己私利的主体，极端的各行其是此起彼伏，负面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思潮大肆流行。越来越走向失效的治理结构和畸形的主体认知相互作用，加剧了一些国家对他者和共同性的敌视，使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来矮化、歪曲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强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倾向同时意味着全球合作共识遭到严重损害，很多参与主体对各种国际公共产品和共识性价值理念缺乏基本的信任，严重阻碍着世界各国在价值层面的相通、相连和相容。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关键是要最大程度地获得广大全球治理主体的认同，增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协调性。基于此，全人类共同价值要充分发挥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就需要重塑基于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意识和治理观念，打消一些国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偏差和刻板意见。但因为当前不公平的全球治理體系并没有将广大全球治理参与者的主体性和正当权益容纳其中，所以不同参与主体也对共同价值存在各种各样的猜疑和误解，武断地认定共同价值不过是大国博弈和意识形态争夺的话语工具。这种对共同价值的不信任反过来强化了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一方面制约着后发展国家对现代文明成果的吸收转化，另一方面制约着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文明对话。在此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扬弃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它在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认同仍需进一步增强。

（三）后发展国家的文化焦虑制约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土转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打破了以往各民族文化原本自然而然的演变逻辑，“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35。在当代信息技术的助推下，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都被推向世界历史舞台，被迫与异质性文化传统交流竞争已成为常态。这给后发展国家的精神自主性和文化自信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一方面，资本逻辑的普遍性、同一性和扩张性特点虽然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选择空间，但也导致文化形式上的机械趋同，大量非西方社会的优秀文化基因正在萎缩甚至消亡；
另一方面，并不平衡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也相应造就了不公正的文化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将政治经济上的强势地位直接置换为文化和价值观上的优越性，从而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种情况导致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焦虑、困惑和迷失，难以实现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究竟是坚持自身文化特色来实现现代化，还是彻底否定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对现代性价值的预设？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困惑和迷失自西方殖民扩张开始就广泛存在，并且随着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深化而愈发凸显，不仅制约着后发展国家的文化现代化进程，而且内在制约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土转化。

作为人类确证自身存在意义的活动形式，文化并不是外在于生活的，相反，它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并内在地引导生活向更高层次提升的精神机理和图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163在此意义上，文化传统往往以微观的、弥散的、内在的方式调节和引导着社会生活，为社会生活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方向。而在重大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的背后，文化传统总是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机制而发挥着浸润和调节作用，从而使各民族吸收和创造的文明成果获得内在的统一性和历史的延续性，进而孕育和迸发内生性的活力。基于这种文化再生和精神重构来看，后发展国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收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移植或外在的嫁接，而是一种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现代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就必须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在近代以来西方长期的文化殖民下，后发展国家的文化传统往往无法在现代性建构中确证自身的位置和价值，这无疑制约着后发展国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主探索和本土转化。

三、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9〕487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的重要体现，对中国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实践上看，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需要立足当前全球普遍交往的现实，针对制约全人类共同价值发挥引领作用的现实困境，从国际传播、主体认同以及本土转化等不同层面展开。

（一）全面彰显价值话语传播的内在张力

广泛而有效的国际传播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获得主体认同进而实现本土转化的基础。作为一种面向全球的指导性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传达出一种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狭隘性和保守性的更高文明追求，更广泛地代表着全球治理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因而具有获得广泛国际传播的可能条件。但在现代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仍属于新生的价值理念，它的理论阐释仍不够深入，话语表达尚不够清晰，传播路径还不够多样。因此，面对西方话语霸权所造成的传播困境，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需要着力拓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话语空间。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刻的调整和变革之中，全球普遍交往和多元利益交织使全人类共同价值获得了更为有利的传播条件和空间；
与此同时，作为新一轮智能技术革命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处于当今科技发展和传播革命的前沿，这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前，提升国际传播的有效性需要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内在张力。目前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比较重视政治话语的宣传和灌输，传播的感染力和亲和力还有待提升，这种传播方式容易遭到拒斥，并且也容易被纷繁复杂的信息流稀释、消解。因此，首先需要特别为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注入更多的文化特色、生活色彩和伦理元素，使之产生穿透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隔阂的浸润效果。其次，还应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张力来完善澄清与阐释、批判与建构并举的传播机制。全人类共同价值仍将同西方价值话语进行长期的竞争、交锋和博弈，在这个长期斗争、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必须不断增强自身的话语权，这一方面需要针对西方价值话语的误解和歪曲进行反驳和澄清，另一方面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和文明成果来表明自身的意图、宗旨和追求。在此意义上，需要建立一种澄清与阐释并举的传播机制，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再次，还应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的议题设置框架，使其充分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文明追求。西方价值话语之所以在人们普遍意识到问题之后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备针对不同传播对象和时机的议题设置框架。在这种预设好的话语空间中，讨论什么议题、以何种话语展开讨论、以及将讨论引向何方都是相互衔接的，比如，西方经常会将政治是否透明民主、恐怖主义是否危害和平稳定等话题作为西方价值话语的核心议题，这就使它一方面能够无视或回避自身存在的社会问题和内在局限，另一方面又能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他者进行攻击抹黑。在此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也应当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进行相应的议题设置，以此来消解西方价值话语的解构效应，凝聚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价值共识。

（二）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变革

在引领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意义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当前，与西方价值话语占据强势地位的状况相对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政治和经济关系方面，这一体系主要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意志，其根本特点是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基于此，世界各国发展所遵循的“游戏规则”长期由少数国家垄断，规则非但没有体现后发展国家的利益诉求，反而成为强化大国霸权的工具。在政治经济霸权和意识形态打压之下，后发展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缺少表达自身发展诉求和价值追求的话语权。在多元主体的价值需求并未得到重视的情况下，文明发展的整体性困境很难突破。因此，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必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10〕129，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蕴含的平等、开放原则有效渗透到国际规则和国际交往中，从而为新文明建构提供良好的体系保障。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推动全球治理变革，首先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完善。联合国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重要平台。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联合国理应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推动国际关系走向公平正义的主导力量，这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是内在一致的。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11〕但在实践中，联合国所提供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规则并不能满足全球治理的真实需求，它在化解地区冲突、构建良性国际秩序方面愈发显现出保守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制约着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有必要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所体现的平等、开放、对话原则融入联合国的运行机制中，使其向着更高的文明目标演变。其次，还需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调动全球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中国始终主张真正多边主义，致力于各国“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合理化”〔12〕11。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并没有体现真正的多边主义，治理主体间的不平等致使后发展国家参与共治共建的积极性遭到压制，治理主体间的误解和摩擦往往得不到妥善处置，因此难以在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现代价值上展开对话并形成共识。因此，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文明新发展，就需要通过调动全球治理主体广泛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能够真实地体现后发展国家的需求和声音，使全球治理体系能够更广泛地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共识。

（三）着力增强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是当前全球普遍交往的重要维度，也是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跃迁的内在支撑。只有在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地获得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能力，进而获得一种健全、向上的延展方向。缺少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生活样式之间的相互镜鉴，人类文明将失去向更高层面提升的内在精神动力，甚至走向衰落；
更重要的是，“对多样性和平等性充分尊重，不仅是创造丰富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限制过分的思想野心和防止抽象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恐怖的必要条件”〔13〕。人类文明的发展繁荣和层次跃迁需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但是，西方倡导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不仅容易使不同国家在文明发展路径上失去多元借鉴和反思的能力，而且与人类文明的共时性转型和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因此，在文明发展的高度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需要着力增强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自觉，提升后发展国家吸收、转化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主性，从而增强人类文明转型的精神能力。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14〕22。对全球化时代后发展国家的民族文化而言，文化自觉的本质功能在于提升民族文化自身的选择能力和转化能力，增强文化发展的自主性和精神能力。通过文化自觉，后发展国家能够明确自身文化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有效协调价值理解和实践中普遍与特殊、形式与内容、本土与外来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反思性文化能力的基础上，现代化才能获得坚实的精神基础，才能向本土扎根并向未来绵延展开。或者说，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自觉不仅使其能够实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土化理解和实践，而且有助于唤醒和重塑后发展国家的文化自主性，激发后发展国家改变现存状况的创造力和行动力，化危机为自身文明转型的契机。在此意义上，每个后发展国家都应按照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特殊性来吸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核，使其一方面能够向人民的内在福祉转化，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文明互鉴。基于这种文化自觉，自由、平等、民主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在不同国家中获得“具体的普遍性”，实现为契合本国人民生存方式的价值表达形式，并最终沉淀为人类文明新发展的多样化要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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