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涵,罗思东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自20世纪80年代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国际交往与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民族国家到国际社会，都开始重视全球风险问题，并希望通过构建合理的制度、规则和治理模式来应对全球风险。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立足于西方社会，对全球化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当代社会正逐步走向全球风险社会的判断。学术界对于人类是否已经进入全球风险社会虽然还存在意见分歧，(1)有学者认为，全球风险社会虽然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私生子”，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类必然进入风险社会。对中国而言，风险社会所论述的内涵、风险社会的根源性等与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风险并不一致，风险社会所对应的“平常社会”更应是中国当前社会的基本常态，因而在中国的实际社会环境下，应该对风险社会理论的解释限度做相应的调整。请参见庄友刚：《挑战与反思：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载《探索》2006年第3期；
张广利、黄成亮：《风险社会理论本土化：理论、经验及限度》，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高小平：《风险社会与危机治理理论的限度及其辩证思考——兼评〈邻避冲突及其治理模式研究〉对制度创新理论的贡献》，载《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5期。但一致认为人为现代性风险、风险全球化、理性主义的分裂等现象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已逐步造成了风险治理机制的瓦解和传统制度的解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针对现代性风险在全球范围的延展，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为我们认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其对现代化的批判聚焦于工具理性层面，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改良色彩。实际上，全球风险未能打破现存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系，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也并未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因此难以真正建构起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秩序和相互协作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来应对全球风险。中国提出的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承认人类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坚持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不仅对当下的全球安全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同时也为摆脱全球治理在安全维度上的困境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径。
全球风险社会是在西方工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风险社会借由全球化的推动，影响扩展至全球而形成的。当前全球正在进入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时代，这个时代改变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和规则，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由此被系统地重构[1]。解析“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厘清其理论观点，是构建全球安全治理意识、文化和机制的必要前提。
(一) 现代风险的全球化
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促使原本单纯的地域性风险延展至全球。人为制造的社会性风险逐步增多，相伴着自然生态风险，冲击着现存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给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风险的超国界特性使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置身事外，人类被连接成为一个“全球风险处境的客观共同体”[2]43。建构主义认为，风险的扩散性不仅打破了社区、国家的区隔与界限，同时还具有“回旋镖效应”[2]29，即制造风险者最终也可能受到风险的反噬。不仅如此，由于空间保护功能的丧失，全球任何地方的空间地理都不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威胁与保障将不再由强大与弱小所决定，它们均演变为跨区域的问题，不再可能在区域内得到解决[3]。因此，现代风险将打破传统的阶级和政治层级，冲击现代社会及其所构建的民族国家体系。从全球性金融危机、核污染、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影响范围和涉及人群来看，当前全球风险的影响将所有国家、所有人群囊括在内，现代风险制造了新的利益对立[2]46，从而为新的共同体凝结提供了动力。在政治空间上，现代风险全球蔓延的现状表现为一种“脱域”现象，在应对全球风险冲击的压力下，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进一步瓦解。
(二) 理性的分裂与自反性现代化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现代性发展的进程中，以理性主义、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工业社会在造就现代性的同时，也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使启蒙理性异化与分裂，逐渐演变为工具理性，从而导致人为现代风险的产生，引发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理性主义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快速进步的哲学方法，一直是引导西方社会不断进步的思想圭臬。但理性在促进人类达到人性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形成了一个社会关系物化与异化的世界，理性主义遂简单化约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一方面指引政客们保护地方利益，另一方面却无法同等地改变地方和全球的现实，最终亦无法保障地方利益[4]。这个结果促使建构主义开始反思现代化，并提出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他们认为，在现代风险全球化的压力下，个体将反思现代性的发展，且这种反思性将被组织起来，形成亚政治系统[5]。反思现代性便是自反性现代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自我否定，也是现代性逐步迈向全球性的一个过程。风险社会理论认为，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对工业社会形态的抽离并重新嵌合的过程[6]，是对现代化的改良与再造。通过对工具理性的反思、个体化向共同体的再嵌入以及现代化民主制度的变革，自反性现代化实现了向新现代化的演变。
(三) 传统制度的解构
理性主义的现代化在促进人类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方面跃升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为性的社会风险，尤其是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权力与知识极度追求现代化所带来的红利，回避和掩盖了诸多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因素。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大众媒体日益深入的社会影响，传统意义上科学对风险认知的“垄断”局面不复存在，民众认识风险的能力得以增强，逐渐对权力和科学的有效性产生了不信任，进而导致个体不确定性的回归。全球风险带来的不可控、不确定因素引发民众个体不确定性回归的同时，权力与科学知识又没能在制度方面及时“填补”这种不确定性漏洞，导致在全球风险的压力下，个体的安全由自己的选择来负责的局面，使民众产生了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结果，现代性基础上的权力与知识的结盟关系被瓦解，现代社会逐渐显现出“流动性”特征，即传统规则、规范、框架、制度等“生活政治”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7]，展现出不断“瓦解传统”的力量，并成为“现代性的永恒特征”[8]8，即稳固的系统性结构将遥不可及，生活政治呈现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8]12。因此，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加速了现代性“瓦解”的过程，并促成了传统制度的解构。
(四) 风险治理机制瓦解
工业社会所构建起来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寻找风险根源，并遵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来对风险治理的责任进行分配。但面对人为制造的现代风险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工业社会所构建起来的治理机制失灵了。制度主义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观点，即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诸多现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建立起一套话语体系来推卸制造危险的责任，从而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危险转化为所谓的“风险”[9]。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现代风险的跨时空性及后果的难以计算性，导致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制度安排失灵，使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有理由不负责任；
其二，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以风险的话术来阐述作为客观事实的危险，便产生了不负责任的可能。可以说，全球化使风险确实难以依靠以往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继续使人们获得确定性与安全感，国际机制也难以要求民族国家对全球风险负责，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又将原本应承担的治理责任通过规训转嫁为由个体自行承担，最终导致社会性风险治理机制陷入瘫痪状态。
(五) 世界主义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的全球化扩散为世界主义的到来创造了条件。现代风险的全球化压力，导致共同面对风险的人群形成共同应对风险的意识，促进了风险共担理念的形成[10]21。当风险随着全球化蔓延至全球时，人类将不可避免地共同应对风险，从而激发人的“类”意识，形成风险共担的责任。这种风险共担的责任意识恰恰是世界主义原则中将他者视为平等的人来看待的理念所形成的前提和基础[11]18，也只有建立在承认他者的他性基础上的世界主义价值体系，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世界主义的自我改造。世界主义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即承认他性的价值理念以及创造并能稳定体制化集体他性的政治机制[11]21。通往世界主义价值体系的路径在于文化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即在全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营造出公众能积极参与决策的自由政治制度来向“世界主义民主”靠拢。在世界主义条件下，全球风险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将被由公众、专家和政治家组成的决策者一同协商解决[12]。
综合而言，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由风险社会、全球化和世界主义三个层次构成，通过风险社会的溯源和全球化维度的思考，展示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给风险以世界主义层面上的体制与机制的回应。
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全球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我们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困境提供了新路径。不过，作为立足于西方社会建构起来的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存在天然的局限性。(2)有论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方法论与世界主义并未跳脱出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且就现代社会而言，风险生产、分配逻辑与阶级概念无法分离，而全球治理的行动主体仍是民族国家，寄希望于理性沟通难以根除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风险社会理论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改良，并未真正触及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国具有不同的文化基础、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特殊风险结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及中国发展道路，在中国“新常态”下处理和应对社会风险问题，是当前中国解决风险问题的路径。参见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
张广利、黄成亮：《世界风险社会启蒙及反思与批判》，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王伯承：《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困境与中国本土化启示》，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年第6期。风险社会学者认为，由于“压缩的现代化”广泛存在于非西方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应在不同语境下进行解构和重新定义[12]。因此，剖析全球风险社会的理论局限，有助于更加清晰地把握该理论在全球范围的适用性。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试图以风险分配逻辑取代阶级分析。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贫困是分等级的，烟雾是讲民主的”概念，并指出“阶级”一词太“柔软”且“过时”，从而将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扩散的阶级性消弭了。若是阶级的驱动力表示为“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表示为“我害怕”，那么它们仅仅是不平等问题的两个维度，并不是一种替代关系，我们不可能接纳了“我害怕”而忘却“我饿”。在国际关系中，西方构建起的国际秩序以西方国家为本位，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国际关系主体间关系并不平等，占据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优势明显，身处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以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参与国际分工，两者因发展程度不平衡而在收益分配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形成了国际社会的阶级性。在全球风险的压力下，作为“被剥削阶级”的“边缘”国家承担着“我饿”与“我害怕”的双重压力。在有待建立公平与平等秩序的国际社会，阶级性不应被风险分配逻辑所取代。希望通过风险分配逻辑取代阶级分析，以风险分配逻辑来凝聚各方进行理性的沟通与合作是不可能的。就如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如果不顾国家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异，平均分担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责任，就不可能有行之有效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因此，就安全的维度而言，“我饿”与“我害怕”同等重要，即安全不能取代平等，平等可以促进安全[12]。
二是试图以世界主义来解决所有风险问题。全球风险社会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面向，难以通过向世界主义的跨越来解决所有的风险问题。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为解决风险问题所开具的“药方”是具有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民众积极参与到相关的决策与立法过程中，通过广泛的探讨与交流来对风险进行有效评估，进而抵御风险，但该“药方”并不能解决由贫困而引发的风险问题。因此，发展也是解决风险问题的核心要素。有学者观察到，中国当前现代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压缩的现代化”特征，导致风险在类型上具有多样性，在来源上具有多元性，通过发展来解决风险问题仍是重要的路径之一[13]。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平常社会”的背景下，更应坚持平稳发展的“新常态”来有效应对风险[14]。在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全球应对风险问题，仍需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三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所构建的自反性现代化，是基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而建构起来的，并未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痼疾，并认为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价值观以及发展理念将工业社会推入了风险社会。但这仅仅发现了问题的表层，而没有真正触及现代性冲突与矛盾的根源——“资本逻辑悖论”[15]。因此，无论是贝克所提出的世界主义下的文化民主化与政治自由，还是吉登斯为应对全球风险社会而给出的四个制度维度，都很难驱动国际关系行为体为应对全球风险而进行积极沟通与务实合作。因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前提下，资本的扩张具有必然性，社会无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引发普遍的竞争关系，造成了“零和博弈”，导致国际社会被竞争性的关系所主导，一方面迫使国际关系行为体相互争夺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得国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形成国际社会的“公地悲剧”。因此，在应对全球风险时，如何促使国际政治由对抗转向合作，如何从“零和博弈”转向“猎鹿博弈”，才是解决国际社会出现的沟通与合作困难的首要问题[16]。风险社会理论所提出的世界主义和四个制度维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人的沟通与合作，并有效地应对全球风险，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若不触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前提来谈构建国际间合作的话，结论并不乐观，即如果双方或是多方在进行合作时地位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公平，就很难促成长久且稳定的务实合作。
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人类社会难以在风险分配逻辑的驱动下形成真正的世界主义意识，从而也就难以通过向世界主义的跨越来实现对全球风险问题的有效应对。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局”时代，只有应对好全球风险，个人、国家乃至全人类才能在“大变局”的时代中享有安全。作为对“大变局”时代风险挑战的回应，习近平代表中国在2014年博鳌论坛上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在“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下，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实现人类社会共存的共同安全、复杂形势中的综合安全、平等对话下的合作安全以及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可持续安全。在2019年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与塔吉克总统的会谈中，习近平首次将中国的安全观凝练为安全共同体理念，倡议中塔之间率先构建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
2020年上合组织峰会上，中国提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构建安全共同体，初步界定了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准则。实际上，安全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概念，而是建立在地缘政治现实中的安全理念与发展架构。2022年的博鳌论坛和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在安全与发展的相互统一中，将安全共同体与人类社会相联系，认为整个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将安全共同体的政治命题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之中。至此，安全共同体的关系范畴由双边到多边、再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为应对全球风险贡献了中国方案。
中国认为，安全和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构建安全共同体关乎各国的核心利益。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有效地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17]。从政治层面看，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人类社会面对复杂的安全问题时，超越传统安全观的零和博弈视角，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协调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的理论[18]。人类安全共同体所秉承的总体安全观将视野始终定位于全人类，将人类共处于“地球村”、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作为维护安全的前提预设，形成了全人类共建、共享安全与发展成果的基本主张。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主张，“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认为“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础，安全是促进发展的条件，只有在安全观的总体性和平等、合作、发展等原则要求上达成共识，方可把握人类安全共同体作为政治理论所包含的主要观点。
首先，人类安全共同体倡导总体安全。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平衡了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国家安全的首要职责便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9]。安全共同体理念摒弃了传统安全观中个人安全与国家安全相互矛盾的观点，即“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国家也会成为威胁个人安全的来源之一”[20]39，论述了国家主权与人民集体安全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基础上，将人民与整个人类社会相联系，站在人类整体安全的高度把握国家安全，强调安全应该是普遍的，每个国家均需享有同等的安全，不能将安全绝对化。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获得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只有每一个国家都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安全，才能真正使人类整体享有共同安全。
其次，人类安全共同体的价值体现为包容性和平等性。习近平不仅在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倡导理念中彰显“总体性”意蕴，在方法论上也坚持了“总体性”。安全是普遍的，没有所谓的绝对安全；
安全进而是包容、平等的，在承认世界各国的差异性及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的安全关切的同时，各国均享受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和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在当前的国际安全体系中，在零和博弈思维的主导下，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陷入对“绝对安全”的争夺中，国际安全机制与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中随处可见的依附关系及其导致的不平等，致使国际安全体系中充满了“安全困境”。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结构通常是寡头式的，安全体系受数量相对较小的大国间关系所左右[20]147；
然而真实而稳定的安全却只有在不剥夺他人安全时才能得到[21]，只有认识到权利的相互性，才能真正保障个体的安全。是故，只有坚持包容、平等的安全观，才能最终获得可及的安全。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要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推动权利、机会、规则平等，在全球治理规则中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与利益[22]。在本质上，安全的普遍性与安全的包容与平等性是一致的，只有尊重各方安全利益与维护各方平等参与安全事务的权利，才能获得普遍的安全；
只有在安全观上承认安全的普遍性，才能在方法论上坚持包容性与平等性。
再次，以合作塑造总体安全的实践路径。习近平人类安全共同体理念在坚持价值观与方法论“总体性”的同时，论证了推动“总体性”安全实现的途径，即在总体安全模式中构建合作式安全。西方学者发现，国家是内嵌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将竞争与自助视为生存的前提条件[20]63。国家体系决定了国家将会寻求对邻国的优势来保障自身的安全[23]2。在零和博弈的观念里，国家只有不断以竞争的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方可获得绝对的安全，这是国际体系“安全困境”的根源。对此，习近平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24]225。总体国家安全观针对国家利己主义导向的竞争性国际关系，着眼于合作式的安全，将视野转向各国共同的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培育合作意识，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在实践中以合作促安全。在这方面，上合组织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范例。上合组织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地区性的集体认同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工具性认同和价值性认同，并在情感性认同方面亦日益获得成员国的认可[25]。虽然成员国之间相互合作仍基于彼此间的相互博弈，并以利益和价值为衡量合作是否成功的标准，但趋向于“猎鹿博弈”的合作为推进实现共同体范畴的归属性认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在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安全问题的外延不断扩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越来越无法单独应对错综复杂的安全威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之增强。“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只有合作式安全才能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也只有合作式安全，才能应对无政府体系中的“安全困境”，将以竞争求安全转化为以合作促安全。
最后，以发展奠定总体安全的现实基础。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将“总体性”安全的实现与维护纳入发展的轨道，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贯彻与实施提供了根本的保障。在安全的范畴内，“我饿”与“我害怕”同等重要。如果对无家可归者说给予他们更多自由，那么这样的自由便是无意义的，没有经济地位的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21]。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视为辩证统一关系，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国家安全的绝对化必然影响国际安全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只有以发展求安全，实现国家在发展基础的相对安全，才能最终促成国际总体安全的实现。习近平提出，世界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一些国家愈发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困落后，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大家发展才能发展大家，也只有谋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才能保证各国共享发展成果[24]232。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在论证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时，坚持“总体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统筹了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实现了发展安全观由国家安全向国际安全的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合作，以经济发展为抓手，将发展由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推进，为以发展促安全理念的落地提供了样板。“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务实合作，由经济领域内的合作实践为主，逐步扩展至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反恐与警务合作、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粮食安全与减贫合作等重要领域不断取得进展，安全合作求同存异，由易及难，以发展实效培育共同安全理念，再以“可持续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最终促成“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观的形成。
作为旨在应对威胁及风险的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与全球风险理论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一方面，二者在价值观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全球风险理论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主张通过重塑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对世界主义立足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行反思，构建陌生者和他者平衡的综合交往方式来超越当前工具理性的价值观[11]22。在“共同世界”中，人类只能共同分享世界，没有“外部”“出口”及“他者”[12]。人类安全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阶段性目标，秉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精髓，即国际社会应摒弃零和博弈的陈旧冷战思维，构建人与人相互尊重并共享尊严的价值理念。无论是承认“他者”还是人民共享尊严，其本质的价值意蕴在于承认人类社会同舟共济的客观现实，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自我”向“共生、共在”的价值跨越。
另一方面，二者在交往方式上具有共通性。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对未来人类沟通交往模式的建构落在了“要对话，不要对抗”上，其主旨是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前提下，积极地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新世界主义主张摒弃传统等级化的支配—从属关系，承认并积极评价个体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关系将呈现一种既承认集体的关联，又包含个体意义的模式[11]18。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将构建起一种在承认“他者”价值基础上积极对话合作的共同生活方式。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秉持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摒弃零和游戏、你赢我输的旧思维，把合作共赢理念落实到对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合作与交往的实践中去。同时，积极谋求一个“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秩序[26]，即不以牺牲别国安全来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这代表了中国意图构建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是以对话合作为基本的互动模式，追求的目标是合作共赢的国际安全秩序。
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在目标与价值上与风险社会理论发生同频共振，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个方面跨过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实现了对该理论的扬弃。一方面，由个体本位向人类本位的跃升。从起源上看，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观来自启蒙思想中的个体本位思想。反思的世界主义虽然提出了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并希望在调适两者良性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共同世界”的构建，但其内核仍是通过个体化向“利他个人主义”转变，塑造一种“合作个体主义”，即“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而活，必须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重新协商共同生活的约定”[27]。因此，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是在现代风险社会全球化的范畴内来变革“个体”与“他者”的关系，仍然割裂了个体与人类之间的一体性，以个体本位的视角，忽视有别于个体及其部分群体的独立的人类整体利益，忽视了强调人类主体角度审视和确立指导行为的独特的人类观念与价值[28]。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核出发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既秉承着“共同体”的核心意涵——“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29]，又继承了社群主义、国家主义及世界主义的内在张力，表现为以社群主义为主线，始终凸显着集体主义的价值[30]。在实践当中，安全的主体边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已然拓展至全球层面，安全在价值与行为主体上提升至“类主体”层次，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安全价值已然成为人类共同价值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由相互依存向合作共存迈进。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强调，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已经取代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变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10]5。贝克认为，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历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型，它在催生人类共同命运意识的同时，使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纳入了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之中[31]。正是借由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以及代价与责任的二重性，全球意识才得以形成。但是，相互依存的格局导致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产生，即随着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依存度越来越高，解除这种依赖关系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17]。与此同时，相互依赖关系很多时候建立在国家间力量极不对称的框架之中，发达国家依靠产品交换的不对称性、技术的不对称性及霸权国家的体系优势，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倒性优势，致使发展中国家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相互依赖的本质仍是霸权国家依靠政治经济等手段，使其他国家紧密依附于自身而建立起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社群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陈旧思维，建构集体主义的合作共存。一些国家越发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越发贫穷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在安全领域，应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反对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中国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在对相互依存的扬弃过程中，提倡各国面对挑战要同心协力，只有建构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能真正解决安全问题[20]225。实现人类安全共同体由相互依存理论向合作共存理念的演进，不仅是在坚持集体主义价值的基础上建构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更是为了兼顾小国、弱国对安全与稳定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推动安全合作，以实现全球各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共存。
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实现了对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扬弃的同时，更在应对全球风险实践路径上完成了对旧理论的超越。如果说全球风险理论为我们认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野，那么，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则针对当下全球性安全问题，以及全球风险对人类社会越发严重的威胁，提供了理论解释，探讨了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为摆脱全球治理在安全维度上的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一，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提供了对和平的理性预期，在承认国际社会阶级性的基础上积极促成公平、公正国际关系秩序的构建。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在风险社会中，只有“我害怕”才能促使人们进行积极的合作。也就是说，只有在全球风险将人类整体的本能意识激发后，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使人产生对“他者”的认同，进而积极促成合作。诚然，外在压力能够促使行为体进行合作，尤其是面临有可能会毁灭人类的全球风险，生存压力会迫使国与国之间合作的达成。国家的不安全感、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外在压力”，是促成安全共同体形成至关重要的变量[32]，但由“安全复合体”向“安全共同体”的转变，仍需考虑物质变量(权力)、利益变量(包括国家利益和偏好)、观念变量(包括规范、集体认同、信任等)和制度变量(包括组织、机制、惯例等)的作用和影响[33]。英国脱欧所产生的危机，迫使欧洲人重新思考危机状态中，在各种外在力量的作用下构筑安全共同体的动力机制，但是这种安全共同体充满变数，并非常态[34]。建构主义学派认为，无论是松散还是紧密的耦合，多元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内生动力，首先便是共同体内的人们对和平变革保持着可靠的预期[23]25。这种“和平变革的预期”意味着共同体内的人们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的愿景，以及共同体内各主体间平等的地位，不仅是人类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先决条件，也是自身利益能被公正对待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仍存在各种对抗与不公，必须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尤其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民主化、法制化，促进全球治理体制更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35]260-261。因此，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安全共同体是建构在新型国际关系架构上的，即建构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之上。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中心—边缘”阶级性差异结构的前提下，主张通过发展不断缩小、直到消除因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坚持“我饿”的原则和“我害怕”的外部条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促成国际安全维度上的沟通与协作。
第二，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充分理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主张发展是保障全球安全的重要条件，以促进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发展，来保障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认为，人们是在感知到现代社会风险压力的情况下，才被组织起来参与到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去，从而建构起良性的沟通与协助机制的。但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无论表现为东西差距还是南北差距，西方社会的结构和发达程度，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可以说，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仍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的甚至仅在现代化初始阶段，因而无法参照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运用风险的压力来组织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国际关系各行为体由于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自身安全利益各异，很难通过类似于西方社会内部的风险压力来达成风险共识，并促成行为体之间的共同行动。实际上，发展作为保障安全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诉求，更能激发欠发达行为体参与共同安全建设的主动性，建立起广泛的合作，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促安全的实践便是明证。发达国家需要以发展作为应对全球风险的根本保障，只有如此，才能广泛地促进国际行为体参与到共同安全的建设中来。“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35]3
第三，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从当前人类发展的客观条件出发，为全球安全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和践行路径。由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同时国家也可能利用风险治理来构建某种新威权主义，致使全球风险理论认为，只有打破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一种超国家体系的世界主义模式，才能解决国际间的安全困境及治理困境，保障人类的整体安全。虽然贝克的理论给当代世界一个警醒，提出了风险社会的重大命题，却鲜有事例说明人们对风险社会已经有了深刻的领会和作为[36]。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是，应对全球问题的主要行为体仍是国家，跳过民族国家体系来构建一种超国家体系的世界主义并不现实。而中国倡议的人类安全共同体则坚守集体主义价值，希望通过国家主体迈向人类主体[28]。人类安全共同体希望塑造一种协调国家间利益与责任，能够避免传统地缘政治“零和博弈”造成的利益争夺所主导的国家间关系。在全人类同舟共济的背景下，只有坚持共建共享，才能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35]419。全球各国共同享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同时负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每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37]。这种以国家为主体，主张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共同价值理念，更能被当前国际社会所接受。习近平强调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侵略与扩张，而是人民勤劳与维护和平。同时，也明确了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实现各国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35]423-425。人类安全共同体所坚持的共建共享，就是国家间“伙伴关系”的提升、“合作关系”的推进，同时也是“共赢关系”的开创[38]。共建共享以共赢为追求，体现了共建主体的多元性、目标的共赢性及利益的非对抗性，超越了传统的单边立场，也超越了安全利益上的竞争性与对抗性，更是在最终的安全实现目标上超越了一国的自利性行为，推进全球安全的权利与义务并存，实现安全目标趋向共赢。
人类安全共同体倡议始终坚持树立“类意识”价值体系，认为只有人类社会普遍形成“类意识”价值观后，才能更进一步地培育和提升全球意识和全球关切，也才能最终使国家主体向人类主体迈进，为当下人类社会应对全球风险及安全问题提供可行性路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人类社会亟须树立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价值观，共同应对威胁人类社会的不安全因素与全球风险。以西方大国为主导、以西方价值为取向形成的现有国际体系疲于应对，西方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全球变局和时代潮流，其弊端与系统性危机日益显现。对此，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和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均认为，西方的价值体系以及当前的国际体系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现有制度框架、行为体的行动逻辑、启蒙思想中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观念将引发全球人为的风险和不稳定，进一步威胁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但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立足于西方社会的理论，囿于其局限性，无法在全球普遍适用，世界主义在当前民族国家体系面前，实践性、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带有较强的乌托邦色彩，难以真正应对当前全球所面临的实际风险。我国倡导的人类安全共同体理论通过对全球风险社会理论的扬弃和超越，主张国际社会应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在全球场域中“重新定向”，将视野投射到人类整体利益，并切实改善全球治理机制，重塑国际价值体系和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社会能通过沟通与合作的实践，强化全球意识，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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