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海 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通过谈判,双边关系走向缓和并迈向正常化，这成为改善两国关系、影响区域发展、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缓和中美关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作出的外交政策(1)按照外交学的严格界定，本文研究的是“对外政策”宣传教育工作，而非“外交政策”宣传教育，但由于“外交政策”是政策文件中的常用表述，为便于历史叙事，本文统一使用“外交政策”。重大转变。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双方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敌对状态，国内长期持续的动员和宣传在广大干部群众心目中塑造了对美国的敌人认知，因此当时的对美谈判，对他们来说可谓“完全出乎预料”(2)章百家：《中国的国内政治与亚太政策》，〔美〕傅高义、袁明、〔日〕 田中明彦编：《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21页。。如何使广大党员干部与中央战略调整及时保持一致，使中央的决策转变成众多党员干部的共识，成为对美谈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面临的重大问题。由此，中共就中美双方谈判问题，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宣传教育。
以往涉及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重视对《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材料进行分析，总体认为《人民日报》等媒体早前刊登毛泽东与斯诺登上天安门的照片和关于“乒乓外交”的报道，已经向国内民众普遍传达了一种两国关系缓和的信息(3)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Guolin Yi，The “Propaganda State” and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Preparing the Chinese Public for Nixon’s Visit，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2013，20(1):5-28.。但是，由于缺乏更具体的文本分析，这种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事实上，当中美两国正式开始接触调整双方关系时，毛泽东曾指示《人民日报》就“中美关系问题不写文章”(4)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负责人崔奇的回忆，转引自张素华：《说不尽的毛泽东》(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0页；
乔申颖等：《党报宣传艺术新论》(上)，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52页。，因此《人民日报》等报刊除介绍基本新闻信息(如时间、地点、双方代表、基本事项)外没有明确的政治表态。而且在中美谈判和尼克松访华前后，《人民日报》对美国在越南等地政策的批判几乎从未停止(5)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前一天即1972年2月20日，《人民日报》仍然发表了《美国政府必须停止侵略越南的一切战争行动》一文。。因此，《人民日报》等报刊媒介只能达到氛围渲染或者辅助教育功能，党内外民众尽管可以猜测，但是他们难以通过此类单向度的社会媒介宣传进行自我教育以实现思想转变。此外，有学者提及党内对个别文件的传达和学习(6)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但基本都是略带而过，并未对历史过程进行还原和论证。本文试图对中共在作出对美外交政策转变后，引导党员干部转变认识的问题进行初步梳理，着重论述中共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开展的对美谈判政策宣教工作，结合干部群众的持续深入讨论，揭示中共及时有效地做好干部群众思想转变工作的过程和逻辑，以及为对美政策转变构建民意基础所作的努力。
对美谈判政策宣教的讨论和决策，主要通过两次政治局会议完成。在外交相关工作中，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作出决策，周恩来同时也是主要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但他们不是独立于中央政治局之外，而是通过在政治局内发挥主导作用将意见变成集体的意志。(7)宫力：《邓小平与中美外交风云》，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5页。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已经很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政治局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均需经他批准后才能实施。对美谈判的决策如此，对美谈判政策宣教的决策亦是如此。
1971年5月26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58页。。2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外事材料时，附信汇报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指出政治局成员发表了一些意见，他将写出带方案性的报告，经大家审议后，再报送毛泽东等考虑。毛泽东专门在“经大家审议后”处批示：“这样好。”之后，周恩来拟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于29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2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8—459页。这份报告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下发。
此次政治局会议及其报告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正式确立了中国的对美谈判决策。报告提出的八项主张被认为是之后中美会谈的指导方针，由此中国新的对美政策开始形成(10)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13页。。对先前提法的一些重要变化，体现出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在策略上的灵活性(11)这些变化包括：一是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但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作为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
二是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但也提出要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认真进行对台工作；
三是初步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参见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56页。。周恩来在29日当天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并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9页。。二是政治局讨论时有人明确提出关于对美政策的不理解和担忧。如中美会谈会不会妨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再如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13)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第713—714页。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形成了一些共识，并写入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82页。。
会议报告中记录下的这些疑虑，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高层关于对美政策的讨论一开始便形成较为宽松包容的氛围。以此次政治局会议及之后报告的形成为标志，与中美谈判相关的两项重要工作同时开展起来，一是中国正式答复美方并积极筹备双方的接触和谈判；
二是中共中央开始全面筹划国内的政策宣教工作，尽管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尚未就该项工作议题作出正式决策。
紧接着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于5月27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参会人员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和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主要内容是介绍整体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周恩来于30日、31日在会议上讲话。有两个重点值得关注：一是周恩来通过此次会议批评中国外交中的极左思潮，明确表示在外事工作中要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指出要注意外事活动中的灵活性；
二是周恩来专门传达中央关于下发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纪要》的决定，提出要将这份《谈话纪要》传达到基层支部和广大党员中去，各个党支部的书记不仅要能读，而且群众问了问题要能回答，提得对的需要回答，提得错误的也要进行解释。(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59—460页；
《竺可桢全集》第20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58—563页。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全面统一调整外交工作的重要部署，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为接下来的对美谈判政策宣教作了重要准备。
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结束后，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如何在国内传达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的有关问题。会议提出召开专门的中央工作会议，并从议程、内容等细节和技术角度对工作会议进行讨论、安排和准备。周恩来在会后草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并拟出政治局会议报告呈送毛泽东。(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0页。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中美关系及国际问题。为使这一问题讨论得更深入更广泛，政治局同志赞成这次会议要比4月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的人更多一点，面更广一点。为争取时机，政治局商定在6月4日至9日开会。6月2日毛泽东审阅该报告，对报告内容批示“都同意”，并提出要延长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将会期改为“六月四日至十四日”。(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82—383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
两次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两个决策(一个外交决策、一个对内宣教决策)是由参会的政治局成员共同作出的，但是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周恩来则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第二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宣教决策之前，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已经开始就宣教工作提前进行相关准备和安排。三个次第召开的重要会议，快速推进了政策宣教工作的节奏，并为接下来的政策宣教作出系列政治安排。通过观察对美谈判政策宣教决策的领导人角色、会议级别、会议频次、会议部署等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对美谈判政策宣教工作的重视程度并不低于对美谈判决策本身。
第一阶段党内的政策宣教主要是对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进行学习，包括《谈话纪要》的第一次传达(摸底吹风学习)、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谈话纪要》的第二次传达三个小的阶段。
(一)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纪要》的第一次传达
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要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下发到地方，供大家学习了解国际形势，并且要求地方干部对此谈话进行讲解。中共中央办公厅在1971年5月30日下发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的出台实际上略早于《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这份文件被直接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18)《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送审稿)》，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8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355页。
在内容上，中央要求各个地方党组织进行“原原本本”的文本学习。在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学习《谈话纪要》的通知中指出：“请在阅读斯诺的文章时注意，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如非党干部和群众据此提出问题时，亦请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予以回答和解释。”(19)《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送审稿)》，《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8卷，第1356页。各地迅速将这样的要求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并突出强调“原原本本”地进行传达和学习(20)《胶南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关于认真传达、学习〈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1971年6月12日)。。
在传达过程中，“提问”和“讨论”成为学习的重要方式。各地要求“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学习，边读边议，提出问题，开展辩论，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加深理解”(21)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员会、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编：《杭州市江干区党政大事记(1949—200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75页。。“一遍不够，可以传达几遍；
在学习讨论中要敞开思想，把不理解的问题提出来，然后再认真学习《谈话纪要》和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加深理解。”(22)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编：《政工简报》第18期(1971年6月26日)。因此在对《谈话纪要》的学习过程中，不少地方和单位“讨论热烈、发言普遍，有些问题各抒己见”(23)上海市针织工业公司革命委员会：《学习讨论〈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情况》(1971年6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00-3-689-7。，在党内形成了良好的讨论氛围。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的通知中还明确提到，“党内外的反映，请汇集后报告中央”。地方专门强调和明确落实这一指示，要求“将情况和反映收集起来”(24)《胶南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关于认真传达、学习〈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1971年6月12日)。。在地方的学习讨论中，干部群众的确提出不少不理解的问题。“很多同志一开始听到尼克松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没有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这些话时，就感到很难理解。”有党员认为，“尼克松是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的头子，是打击的对象，现在讲尼克松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觉得不好理解。”(25)市革委会公交组：《公交系统学习讨论〈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情况报告》(1971年6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6-1-429-11。“毛主席说他‘比较喜欢共和党’。民主党、共和党都是反动派，一路货，有什么两样呢？还有毛主席讲：‘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难道苏联人民比美国人民差？”(26)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委员会：《学习〈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情况(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58-3-935。
对第一次传达《谈话纪要》过程进行单独描述的意义在于，此次传达学习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达教育，更包含着一种有组织的自下而上对干部群众反馈信息的搜集。《谈话纪要》中有很多新的提法，基层党员自然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此次中央没有配套专门的相关指导文件，而要求原原本本地学习，实际上是为了充分了解党员干部的真实想法和疑惑。此举对后期开展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教育有着重要作用。此外，这次传达还贯彻了周恩来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批评极左思潮的精神，为后续宣教工作酝酿了氛围。因此，这次学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吹风学习，既让党员干部思想上有所缓冲，也为后续的宣教工作作了准备。
(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与安排
6月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共225人。14日，周恩来将会议的讨论情况综合简报呈送毛泽东，并提出会议延期到17日结束，毛泽东批示同意延期。(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85页。而实际上，会议最终开到18日，整整持续15天。
这次长达半个月的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日到13日，主要内容包括：由周恩来宣讲《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外事部门负责人介绍情况、参会人员就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和研究等(28)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1页；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杨得志同志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1971年6月27日)。；
第二阶段从14日到18日，与会者专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纪要》，包括有关附件和资料，如中美关系大事记、中美双方来往的口信，以及美方领导人的讲话要点等。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在会上专门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国内宣教工作等发表讲话(29)姜华宣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第441页；
张树军主编：《图文共和国年轮》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03页；
宫力：《毛泽东与中美外交风云》，红旗出版社，2014年，第223页。。
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就对美谈判政策开展宣教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美高级会谈，将是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特别是在我们国内，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美帝极为仇恨，一听说要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有些同志可能暂时不理解，思想弯子一时转不过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预有准备，把工作做在前面。”会议再三强调：“我们要以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为纲，向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统一全党的思想。”“用主席的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会议指出：“我们应当反复学习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很好领会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坚信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使自己的思想跟上新形势，适应新形势。”此外，这次会议还就对美谈判政策在全党的宣教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即“采取逐步传达的办法”，“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一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大事”。(30)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杨得志同志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1971年6月27日)。
中央工作会议既是政治局作出政策宣教的决策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的一次政策宣传教育，也是全国范围内向下开展政策宣传教育工作的部署会议，此后从中央到省、市、县、公社、街道、大队，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最基层的党支部的政策传达会议渐次召开。参会的大部分人员首先是被教育者，经过学习后很快成为向下一级传达宣教会议中的教育者。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角色转变并非易事，一些基层党员干部指出：“许多地方听不懂、不理解、弄不清，还要好好学习，深入领会。”“要求局、公司领导(有的提出要‘权威人士’)把《谈话》的主要精神给大家讲一讲，解释解释，以便回去正确地向党内传达和向党外解释”，“否则，我们就只能回去照本宣读一遍，实际上是‘走过场’，不能达到中央下达这个文件的目的要求”。(31)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委员会：《学习〈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情况(一)》，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58-3-935。这表明即使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就对美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很难一次性完成，地方的宣教工作面临重重困境，需要党中央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宣传和解释。
(三)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纪要》的第二次传达
6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谈话纪要》的第二次传达宣教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此次传达宣教比第一次更为隆重和正式，范围也更广。在省一级，党政机关迅速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传达学习工作(3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 (1949.10—2004.9)》，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2页；
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组织发展沿革概要》，1997年印行，第58页；
任亚平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共产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59页；
等等。；
在市县级，传达学习工作同样受到重视并紧锣密鼓地进行(33)中共武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武安市历史大事记(1926.4—1998.2)》，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唐山历史大事记(1966—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编辑委员会编：《中共武清县党史大事记(1949—1998)》(中)，1999年印行，第157页；
鹤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鹤壁市大事记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
库尔勒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库尔勒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等等。。在党内的层层传达，以党的基层支部为末梢(34)徐荣楠：《我的那些年、那些事：20世纪一位外科医师下放农村日记》，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37页；
费孝通1971年7月家书，张冠生：《乡土足音——费孝通足迹·笔迹·心迹》，群言出版社，1996年，第360页；
崔积宝、李桂茹：《十年·一对知青的437封情书精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不少受到批判的人、党外人士甚至国际人士也参与相关的学习(35)从日本流浪到中国的日本共产党员川口孝夫彼时正在四川成都的工厂里劳动，他对这一事件有清晰的记录。参见〔日〕川口孝夫著，张建国、段小丁译：《蜀国飘流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军队中同样专门召开了相关的宣教会议(36)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队国际形势讲话材料》(1971年7月)。。
第二次传达学习《谈话纪要》过程中，《谈话纪要》文本本身依然是重要文件，但是解读文件成为本次学习的重点，并且除讨论世界形势外，还将中美关系作为明确的主题进行集中讨论(37)中共天津市蓟县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天津市蓟县大事记(1949.10—2000.12)》，2001年印行，第216页。。从省一级开始，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成为传达学习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各级会议精神或领导讲话也成为该地区下一级机构组织学习的重要资料，由此一层一层地将中央精神反复讲解传达到全国各地，并且在各级向下传达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38)河北省各级单位组织学习时着重学习了省委书记刘子厚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中共武安市历史大事记(1926.4—1998.2)》，第211页；
中共沈阳铁路局委员会召开党委工作会议，贯彻《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时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辽宁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参见中共沈阳铁路局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沈阳铁路局党委大事记(1948—1985)》，1988年印行，第122页。。随着层层推进，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纪要》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和新的提法不再是远离一般党员干部的政治话语，而是成为需要且可以被阐明的道理，即使是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并不关心的众多普通党员，也都参与到这一场宣传教育活动中来。(39)温州茶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我们是怎样对职工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的？》，浙江省温州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编：《政工简报》第20期(1971年8月7日)。
随着国际形势宣传教育的深入发展，学习讨论越来越热烈，越来越开放，地方党员干部要求解答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些问题领导干部自己也不懂(40)温州茶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我们是怎样对职工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的？》，浙江省温州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编：《政工简报》第20期(1971年8月7日)。。有人还是不明白中央的外交政策到底是不是发生了转变，认为中央没有说清楚；
从政策本身引发出来的疑虑开始滋生，有同志认为台湾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解决，还有人认为既然和平要到来，那国内紧张的备战工作也可以有所缓解等(41)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小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1971年10月)；
蔡秀乔主编：《中铁第十五工程局郑州材料总厂简史(1965.1—2001.12)》，中国铁道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表明，中共中央准确预判了的党员干部“可能暂时不理解，思想弯子一时转不过来”的情况广泛存在，更进一步说明了继续深入开展政策宣教工作的必要性。
如果说第一阶段中共主要通过传达学习《谈话纪要》和相关内容引导党员干部对形势和政策进行思想上的一般准备，那么从第二阶段起，随着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对“七一五公告”、宣布尼克松访华和如何接待尼克松等具体事件及相关问题的针对性宣教则成为主要内容。
(一)关于“七一五公告”的宣传教育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中美准备共同发表公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7月11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后各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并作出部署(4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8页。，其中包括在国内可能引起的反应。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中高级干部大会，用三个多小时讲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力图消除他们的疑惑。这次会议是周恩来为应对国内干部群众在公告发表后可能的反应而“紧急安排做国内同志的工作”，目的是“不要让干部一下子蒙了”。(43)黄华的回忆，参见徐潜：《秘密访问——中美关系破冰亲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5—166页。
“七一五公告”发表后，各地开展了关于该公告的学习讨论(44)廊坊市档案馆编：《廊坊市大事记(1948—1984)》，1985年印行，第109页；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小组编印、安徽省阜阳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小组翻印：《形势教育参考材料(关于中美关系)》(1971年8月)；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6页；
中共织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共织金县党史大事记(1933—1987)》，1988年印行，第229页；
等等。。国内干部群众普遍对“七一五公告”感到突然和不理解，有各种问题出现。比如：不理解为什么要同意尼克松访华。一些职工表示对革命外交路线坚信不疑，认为“凡是毛主席同意的，我们坚决拥护”，但对尼克松为什么要求来华、中国为什么同意他来等问题，则讲不出道理(45)温州茶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我们是怎样对职工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的？》，浙江省温州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编：《政工简报》第20期(1971年8月7日)。。还有人说：“尼克松这次主动登门求访，是厚着脸皮、打着白旗来的，这是世界人民的胜利，是帝国主义的失败，尼克松是来投降的……以后战争也不会有了，天下太平了。”(46)《上海市卫生局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关于学习批修整风形势的情况简报》(1972年1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4-3-1803-134。有党员认为：“六九年珍宝岛事件时，火药味重，如今是谈判了，形势大不同了，防空洞有啥挖头。”“从东太平洋到西太平洋现在到处是一片和平景象。”(47)《解放日报》革委会办公室：《部分通讯员反映的当前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动向和对报纸宣传报道的建议》(1971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3-2-68-70。另有一些同志问中国的外交路线、政策是否变了，要求领导给予宣传解释(48)蔡秀乔主编：《中铁第十五工程局郑州材料总厂简史(1965.1—2001.12)》，第124页；
温州茶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我们是怎样对职工进行国际形势教育的？》，浙江省温州地区革委会政工组编：《政工简报》第20期(1971年8月7日)。。不少同志“不理解，感到突然，感到奇怪”，并且产生了“各种议论和猜测”(49)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小组编印、安徽省阜阳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小组翻印：《形势教育参考材料(关于中美关系)》(1971年8月)。。甚至有一些遭到批斗的人认为：“头号敌人尼克松请到中国访问，蒋介石回来也能当一个部长，我历史上这点错误，同他们相比算得了什么，为什么现在还戴帽子。”(50)《解放日报》革委会办公室：《部分通讯员反映的当前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动向和对报纸宣传报道的建议》(1971年8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73-2-68-70。
由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及谈判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因此即使是6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地迅速开展国际形势和对美政策的学习讨论，使得大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7月中旬美国总统的代表便已经来到中国与领导人完成初步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些事实进展之快，还是超出了党员干部的预料。因此，各级党组织反复推动学习以帮助大家理解中央的决策，这一过程在7月后仍一直持续进行，国际形势教育和外交政策教育与其他政治运动普遍联系起来开展，逐渐成为一个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内容。(51)参见宁波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把国际形势教育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紧密结合起来》，《政工简报》第24期(1971年8月28日)。
(二)宣布尼克松访华安排后的宣传教育
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11月30日，新华社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商定，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21日访问中国。为应对国内的反应，中共中央随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同意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请求，以表明美国希望访华的积极主动性，和“七一五公告”中的“获悉”表述类似。周恩来在会议上再三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变，但是需要讲究斗争策略。
随即，针对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的情况，许多省市开展了新一轮的政策宣教，各地陆续下发关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学习资料，要求“各单位在尼克松来华访问前，向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52)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正确认识和对待尼克松访华问题》(1972年2月)。。在尼克松访华安排确切之后的宣教与之前的工作相比，有两个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一是通过材料正面回应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宣教过程中，干部群众主要关心的问题涉及以下几个内容。关于中美谈判本身的问题，如“尼克松是美帝的头子，我们为什么要和他谈”，宣教工作谈及在美国人民尚未起来掌权的时候,要解决问题,还得和当权的尼克松谈，并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暂时”的。关于中美谈判与美苏谈判的区别，如“我们过去批判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是投降主义，现在我们为什么也同尼克松谈呢？”宣教工作指出中美会谈和美苏会谈根本不同，美苏会谈是相互勾结主宰世界，搞反革命交易，而中国会在谈判中坚持原则，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关于谈判对世界革命的影响问题，如“中美会谈会不会影响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宣教工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斗争。中国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并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53)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形势教育参考材料——关于尼克松来华问题的宣传提要》(1972年2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翻印：《形势教育参考材料——关于尼克松访华问题》(1972年2月6日)；
玉林县革委会政工组翻印：《形势教育参考资料——关于尼克松来华问题和美国的一些情况》(1972年2月)。
二是明确批评干部群众产生的一些自发认识。最典型的代表，是在干部群众的讨论中，关于中国外交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始终是核心问题，而之前的宣教并未解释到位，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如有人认为，“我们同意和尼克松会谈,是中美矛盾缓和了”。还有人认为,“我们要联美反苏”。此轮宣教工作明确指出这是“一种误解”，“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并作出进一步详细解释，即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不变的，那就是要坚持反对美帝和苏修，中国同这两个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能是联合一个反对另一个的问题。(54)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形势教育参考材料——关于尼克松来华问题的宣传提要》(1972年2月)。相似内容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翻印：《形势教育参考材料——关于尼克松访华问题》(1972年2月6日)等。通过这样的宣教工作，中国共产党及时批评一些模糊的认识，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国家外交政策，强调认识中国外交政策不能从一个简单的表象入手，而是要着眼于国家的总体战略和宏观考量。尽管这种批评在这一阶段的宣教工作中明确反复提及，但是关于尼克松访华的讨论氛围总体仍然相对宽松。
(三)京沪杭三地关于尼克松访华接待的宣传教育
随着尼克松访华时间的临近，在访华过程中中国将如何接待和对待尼克松，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尼克松既是我们的最大敌人又是来访的‘客人’。我们怎么接待他呢？”(55)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正确认识和对待尼克松访华问题》(1972年2月)。尤其是在尼克松将要前往的北京、上海和杭州三地，这是干部群众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这三个城市的干部群众是直面尼克松团队的群体，有可能会直接与美国人接触；
另一方面，很多本地的工作需要广泛的干部群众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因此，对三地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成为第二阶段工作的重点之一，也是与具体工作密切相关的特殊宣教。
周恩来亲自指导尼克松访华接待组的筹备工作，对三地的政策宣教工作十分重视。1972年1月17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具体布置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准备动员工作(5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8页。。1月下旬，周恩来连续约见外交部、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研究布置接待尼克松的宣教和安全保卫工作(5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0页。。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前的2月7日、8日，周恩来再次专门召集北京、上海、浙江三个地方的党政军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安全保密、宣传教育、新闻报道、接待方针等项工作。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5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1—512页。这成为所有接待工作人员和三地群众的基本遵循。
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如何执行这一方针，如何准确把握冷和热的尺度，如何正确处理亢和卑的关系，许多干部群众并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中国接待外国贵宾不多，接待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更是头一次，很多参与接待的工作人员对此次对外交流工作，显得拘谨被动(59)《上海市革委会统战小组1972年年度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A33-3-37。。不少单位上报了群众在学习活动中提出的疑问，充满了对“美帝头子”突然到来的疑惑、不理解甚至本能排斥(60)上海市卫生局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关于学习批修整风形势的情况简报》(1972年1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4-3-1803-134；
陈徒手：《尼克松访华接待工作幕后琐记》，《南方周末》2015年1月23日。。具体来说，基层干部群众在讨论中出现了三种被认为是可能影响正常工作的思想倾向：(1)有的干部群众仍然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如表示中国接待尼克松不应该太热情，而要明确坚持反美态度，要高呼“打倒尼克松”的口号，街上应该贴满反美标语展示我方态度，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还要趁机批判他(61)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宣传办公室：《对尼克松访华的一些认识问题——宣传讲话材料》(1972年1月)。。(2)有的干部群众认为尼克松访华表明形势将有所变化。如认为既然尼克松都要来中国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了”，“和帝国主义的头子也谈判了，地富反坏可以不要管了”(62)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宣传办公室：《对尼克松访华的一些认识问题——宣传讲话材料》(1972年1月)。。(3)有的干部群众认为接待尼克松主要是中央领导的事情，“同基层同志不搭界”，“何必这么兴师动众”(63)上海市卫生局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关于学习批修整风形势的情况简报》(1972年1月27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4-3-1803-134。。在地方党组织看来，这些思想都是“不正确”的，会影响到关于尼克松访华的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因此三地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反复进行正确引导和动员。
为了做好尼克松访华接待，三地党组织进行了细致的调整和全面的动员，在尼克松访华前又专门进行特别部署和安排，覆盖范围由党组织系统扩大到广泛的社会民众层面。三地党委和主要领导人亲自指导工作开展，召开干部大会，制定专门的政策宣教材料，一级一级地向下传达，并通过组织学习、发布文件、广播通知等各种方式，反复传达中央的接待精神和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策略，反复解释在具体工作中如何正确领悟和落实中央精神，要求从省、市机关到工厂、商店、学校做到“全城动员、家喻户晓、人人明白”(64)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8页；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7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文教卫生组大事记》，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44-1-30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中共上海历史实录(1949—2004)》，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44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革命委员会1972年大事记》，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04-2-556；
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原工作人员陆和森回忆，参见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杭州文史资料》第27辑，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9页；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宣传办公室：《对尼克松访华的一些认识问题——宣传讲话材料》(1972年1月)。，尽最大限度地宣传教育。对于部分确实难以开展工作的人群(比如精神病人、盲流、窜犯)，则进行了专门的清查和管理。(65)《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北京党史纪事》第7辑，第325页。对于京沪杭三地而言，完成好尼克松访华接待任务成为执行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政策教育远比全国其他地方做得细致和周密。三地党组织普遍认为，干部群众只有理解了政策，掌握了政策，才能真正地执行政策。因此，尼克松访华前，此三地成为全国对外政策宣教的重中之重，各级党组织为做好政策教育付出了巨大努力。
总的来说，第二阶段的宣传教育工作伴随着中美谈判的推进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而进行。在这一阶段，关于中美谈判的大量具体问题被党员干部提出来，尽管提问的内容似乎有逐步增多的迹象，但中共中央的宣教工作明显已经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强调当前的主要形势仍然是革命，中国要促进世界革命，因此依然坚持革命外交路线，要坚持与美帝作斗争，中美谈判仅仅是一种斗争策略，中国不会在谈判中放弃原则，中美谈判是要通过尼克松做美国人民的工作。系统完整的逻辑非常有助于党员干部的理解。与此同时，各地学习讨论中出现的关于政策的疑虑，如“中美缓和”“联美反苏”等(66)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对外政策史研究中，“中美缓和”“联美反苏”常常是对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基本描述，这是一种基于客观结果总结的学术性话语，与彼时具体历史情景中的宣传教育话语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也受到明确澄清和批评(并非批判)，进一步强调中国与美国谈判是一种不失原则的斗争策略。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帮助干部群众形成关于对美谈判政策的基本认识。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一行访问中国。毛泽东接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会谈。双方最后在上海发布《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20多年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为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打下了基础。在此背景下，中共内部再次进行了一场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宣传教育。
3月1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向政治局委员们汇报中美会谈情况(6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5页。。3月3日，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宣讲中美《联合公报》，由姬鹏飞传达中央关于中美会谈及其成果总的看法，乔冠华介绍《联合公报》起草情况(68)崔奇：《崔奇时事评论集：20世纪40年代—21世纪初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3月6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代办处和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通报稿。毛泽东对这一文件作出批示:“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6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30页。毛泽东的指示为全国范围内的宣教工作奠定了总基调。3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对中美《联合公报》以及新的对美策略作了详细的阐述(70)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4页。。随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一场关于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宣传教育在基层迅速展开，各地纷纷以“学习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为主题举办各种类型的形势教育学习班(71)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丰台区历史大事记(1918—200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腾冲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585页；
乌兰察布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乌兰察布盟志》上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475页；
等等。。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全国各地传达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教育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精神编纂而成，较为全面地阐发了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发展问题(72)如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宣传办公室：《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关于尼克松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宣传讲话材料》(1972年3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小组：《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宣传材料》(1972年4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时事组织动员参考材料》(1972年4月)。。
在对《联合公报》的宣教过程中，重点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调谈判中中国没有作出放弃原则的妥协。《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指出，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很大。通知判断，总的来说，对公报的反应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通知认为，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英明决策，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73)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第804页。中国在谈判中没有作无原则的妥协，中国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而且将坚持不渝地支持印支三国四方的各项主张。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中国就继续支持印支人民打下去。(74)沈志华、李滨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71页。
二是强调中国对谈判结果的审慎态度。通知要求党员干部注意中美《联合公报》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提法。例如，在公报中涉及双方共同点的地方，在文字表达上大都采用“应该”“准备”“希望”这类字眼，这是中国方面的专门处理，其目的是为明确表明双方的根本立场有原则区别。通知指出，双方协议中的一些内容还未成为现实，美方能否履行和履行到什么程度，还要看其行动。(75)宫力：《毛泽东外交风云录》，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年，第322页。今后势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方必须准备(76)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第805页。。“我们看待这次中美会谈和联合公报问题时，既要看到我们取得的积极成果，看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愈来愈大；
又要看到中美两国存在的根本分歧，看到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77)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时事组织动员参考材料》(1972年4月)。
三是强调在宣传上要保持低调。通知要求，无论从策略上讲，还是从协议仍有待落实上讲，中国对外表态时都要谨慎从事，要照顾到四面八方，不给敌人以破坏中美会谈成果的借口，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中国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中国的胜利、美国的失败。通知还对中美会谈过程中的宣传情况作了说明，即中美会谈时，美方曾提出，希望双方都有所克制，以保持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气氛。因此，中国方面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在宣传报道中没有点尼克松的名，只是在必要时提美国政府或美帝国主义或美国侵略者。而对于今后的宣传报道，由于中美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现在有了一个联合公报，形势同过去总有所不同”，“除非有新的情况，我方将基本维持目前做法”。(78)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第805页。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报刊“须注意研究中央报刊的宣传口径，以求步调一致”(79)宫力：《毛泽东外交风云录》，第322页。。
第三阶段是整个对美谈判政策宣教的又一个高潮，但同时也是尾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政策教育过程中，似乎并没有出现前两个阶段所呈现的大量疑惑与不理解，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前两个阶段宣传教育基础上，不少党员干部已经逐渐接受“谈判也是斗争”的逻辑，为尼克松访华做好了心理准备；
二是这一阶段的宣教工作实际上已经从具体的外交政策教育(对美谈判)逐步上升到一种政治路线的教育(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干部群众关于具体政策的讨论总体而言是宽松的，而关于政治路线的讨论无疑是慎重的。在此阶段，媒体关于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宣传也更为鲜明。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周恩来回到北京，《人民日报》专门对此进行报道，大标题为《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80)《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人民日报》1972年3月1日。。以此为标志，关于对美谈判的公开宣传与内部宣教之间的差别逐渐弥合，内外宣传同时进行，进一步将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的学习推向高潮。
严格意义上的对美谈判政策宣教工作，随着对《联合公报》的宣传教育而逐渐结束。但中美交流开启之后新事物不断出现，新思想不断涌现，到1972年末，与对美谈判和中美关系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仍在断断续续进行，穿插于各种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学习活动中。甚至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报告中论及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时仍然强调：“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81)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1973年，包括傅高义在内的一批美国学者和媒体人士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们在基层走访时，惊讶于中美关系已经明显和解之后，中国地方上的普通干部群众对美国仍然有深深的介怀和警惕，仍然不知道如何从容接待和对待美国人(82)Liu, Kin-ming.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这足以说明20多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在普通党员干部的思想中所塑造的对美斗争不妥协政策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对美政策转变的宣教工作并非易事，而与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学习。
1971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作出对美谈判外交决策后，党中央立即决定在国内开启关于对美谈判的政策教育工作。从1971年5月到1972年4月左右，历时近一年，在吹风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地反复宣传教育，最终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美谈判政策，并进一步拥护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外交决策。从领袖的决策转变到普通党员干部的思想转变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或一蹴而就的简单切换，而是一个领导人高度重视、各级组织系统全部行动、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源、经过广泛互动教育的复杂过程。
对美谈判宣传教育过程中，党员干部的疑惑和问题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对美政策转变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问题，而是政策与意识形态综合系统中的核心一环，这一环节的改变，给干部群众带来的是无限思考空间，容易产生许多思考和疑惑。比如，就对美谈判而言，涉及中国参与谈判要作出哪些妥协；
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是不是要联合美国；
就全面外交政策而言，是否出现整体转变；
就国内工作而言，是否还需要积极备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体现了普通党员干部作为独立个体所具有的思考逻辑，尽管很多时候这些思考并不是科学分析而仅仅是发散式联想。不少党员干部提出的问题在彼时的政治环境里可以说是危险的，甚至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扣上帽子受到批判，而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够将这些问题真实且大胆地反映出来，关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时批判外交和宣传系统中的“左”倾错误思想。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真实地掌握了干部群众关于对美谈判的思想状况，并进行较长时间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结合系统的宣教逻辑和领袖的政治权威(前者为主)，很大程度从思想上(而非形式上)帮助党员干部完成了对外交政策的认识转变，为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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