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峰，肖家光，田 鹏，王 伟，王晓磊，黄丁勇，王建佳，牛文涛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珊瑚礁是热带海域最具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不断加剧，造礁石珊瑚所面临的生境压力也更加严峻。全球范围内造礁石珊瑚覆盖率锐减、物种多样性降低，优势种更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1-3]。大鹏半岛沿岸及大亚湾自鹅洲至三门岛的诸多海岛均有造礁石珊瑚分布[4]。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升温有利于高纬度的造礁石珊瑚生存[5]，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却对该区域造礁石珊瑚造成严重威胁。近岸排污和海水养殖造成海水悬浮物增多、水质恶化和富营养化；
过度捕捞导致珊瑚礁鱼类和底栖动物减少；
海岸建设活动更是直接破坏造礁石珊瑚的栖息环境；
潜水和海钓等新兴旅游活动也会对造礁石珊瑚造成破坏，尤其是快艇船舶的抛锚活动会直接造成珊瑚的损毁或死亡[6-8]。因此，亟需掌握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现状并对其展开生态评价。
目前，对造礁石珊瑚评价多采用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法评价其现状或健康状态[9-10]。而生态脆弱性评价能更好地阐明造礁石珊瑚的抗逆性，识别造礁石珊瑚所面临的生态风险，为决策者管理和保护造礁石珊瑚提供科学依据与支持[11]。生态脆弱性通常指在致灾因子作用下，生态系统或其组成部分发生损失的可能性[12-13]。生态脆弱性评价主要是通过建立基于ESA(exposure-sensitivity-adaptability)模型的脆弱性评价体系进行的[14-15]。评价生态脆弱性一般采用指标评价法，综合考虑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性3个主要因素[13]。暴露度是指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系统可能造成的危害范围和强度，反映系统在胁迫下潜在损失的程度[16]。敏感性是指系统易受胁迫影响的程度，主要选取系统自身的要素进行评价[14]。适应性是指系统的抗扰动能力和受损后的恢复能力，主要表现在自然响应和社会响应两方面[17]。目前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陆地、海岸带、海湾和海洋等生态系统的生态脆弱性评价[15,17-19]。
本研究于2020年7月在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布设24个珊瑚礁生态调查站位，系统调查了其造礁石珊瑚的生境状况、分布、覆盖率、死亡率、硬珊瑚补充量和物种多样性情况，并结合历史资料比较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造礁石珊瑚的覆盖率和优势种变化趋势。此外，本研究构建了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并展开评价，旨在为该区域造礁石珊瑚的保护与修复提供科学支撑。
1.1 调查时间与站位布设
本次调查于2020年7月19日—30日开展，共布设珊瑚礁生态调查站位24个(图1)，包括中央列岛海域5个：赤洲(20号站位)、小辣甲(21号站位)和大辣甲(22～24号站位)；
三门岛海域5个(6～10号站位)；
大鹏半岛近岸海域14个：大鹏半岛西侧(1～3号站位)、西冲(4和5号站位)、大鹏半岛东侧(11～15号站位)、杨梅坑(16和17号站位)和较场尾(18和19号站位)。
图1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珊瑚礁生态调查站位分布Fig.1 Sites for coral reef ecological survey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1.2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中珊瑚礁生态调查参照团体标准《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20]。在水下2～4、5～7、9～12 m处沿等深线分别布设1条长为50 m的断面样带线，断面数视水下珊瑚实际分布情况适当调整。沿布设的样带进行水下录像与拍照，获取的数据资料用于分析造礁石珊瑚生境状况、分布、种类、覆盖率、死亡率和补充量等指标。在样带两侧2.5 m范围内随机放置35 cm×35 cm样方，每条样带拍摄40张样方照片，用于分析硬珊瑚补充量。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记录调查区域沿岸向陆2 km内酒店民宿和餐饮饭店的位置与数量，填写人类活动调查记录表。此外，各站位海水要素调查参照《海洋监测规范》[21]和《海洋调查规范》[22]。
1.3 数据分析
采用截点样带法[23]，以10 cm刻度正下方为第一个判读点，此后每隔10 cm判读一个点，直至50 m处。统计样带所有判读点处的底质类型及出现的造礁石珊瑚种类、死亡个体和白化个体数量。各指标数量除以500，即为相应的覆盖率(%)[20]。造礁石珊瑚物种鉴定参考《中国动物志—造礁石珊瑚》[24]、《香港石珊瑚图鉴》[25]和《台湾石珊瑚志》[26]等，并采用最新的造礁石珊瑚分类名录进行厘定和统计[27]。硬珊瑚补充量为样方内最大直径不超过2 cm的造礁石珊瑚幼体数量与样方面积的比值[20,28]，单位为ind/m2。硬珊瑚补充幼体鉴定到科，且应注意区别幼体与破损后仅剩的小块活体[20]。
使用种类多样性指数(H′)[29]和均匀度指数(J)[29]计算分析各站位造礁石珊瑚的多样性，以反映珊瑚礁区生物多样性的整体特征[30]。利用优势度(Y)确定造礁石珊瑚优势种，优势度Y>0.02的种类为该区域的优势种[31]。具体算法如下：
(1)
(2)
(3)
式(1)至(3)中：ni为第i种造礁石珊瑚的个体数量，N为造礁石珊瑚总个体数量，pi为第i种的造礁石珊瑚个体数量与总个体数量的比值，S为造礁石珊瑚的总种类数量，Hmax为最大的种类多样性指数，fi为第i种造礁石珊瑚在各站位的出现频率。
1.4 评价体系与计算方法
1.4.1 评价体系 本研究基于ESA模型，使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性评价造礁石珊瑚的生态脆弱性。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参考国内外有关造礁石珊瑚评价的研究，结合生态脆弱性相关概念，对造礁石珊瑚评价常用指标进行总结[9,32-34]。依据实际调查情况，从中灵活选取代表性指标开展评价(表1)。
表1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脆弱性评价指标权重与分级标准Tab.1 Index weight and criterion of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evaluation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造礁石珊瑚对生存环境要求严苛，需适宜的底质、水温、盐度和水质等自然要素[35-36]；
此外，人类活动的增多也会加大对造礁石珊瑚的干扰[6]。本研究选取礁石覆盖率、水温、盐度、酒店民宿等作为暴露度指标，用以评判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的暴露度。生存环境越恶劣，暴露度越高。造礁石珊瑚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等系统自身属性体现敏感性。造礁石珊瑚覆盖率、种类数量、种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越高，系统的抵抗力和稳定性越高，敏感性越低。目前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在社会响应方面的适应性难以进行量化分析。本研究选取能代表自然响应方面适应性的硬珊瑚补充量为指标评价适应性，硬珊瑚补充量越高，系统的恢复能力越强，适应性也就越高。
1.4.2 计算方法 生态脆弱性与暴露度和敏感性正相关，与适应性负相关[19]。本研究构建了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生态脆弱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V=E+S-A
(4)
(5)
式(4)、(5)中：V为造礁石珊瑚的生态脆弱性指数，E为造礁石珊瑚的暴露度指数，S为造礁石珊瑚的敏感性指数，A为造礁石珊瑚的适应性指数；
I为评价项目，包括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性，Wi为具体指标的权重，使用德菲尔法(专家评分法)确定[37]，Ci为具体指标的得分情况，每项二级指标均分三级标准：高、中、低，分别赋值得分100、50、10[14,33]，指标的具体分级标准参考相关研究或标准确定(表1)[33,38]。
截止目前，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还没有公认的等级划分标准。本研究参考其他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方法，结合大亚湾实际情况，将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性状态依评价得分分为五级：很高(得分≥80.0)、高(60.0≤得分<80.0)、中等(40.0≤得分<60.0)、低(20.0≤得分<40.0)和很低(得分<20.0)[17-19]；
将造礁石珊瑚脆弱性状态同样划分为五级：很高脆弱(得分≥140.0)、高脆弱(85.0≤得分<140.0)、中等脆弱(30.0≤得分<85.0)、低脆弱(-25.0≤得分<30.0)和很低脆弱(得分<-25.0)[17-19]。
2.1 环境要素
本研究调查的水质环境要素包括：水温、盐度、透明度、pH、溶解氧、硝酸盐、亚硝酸盐、铵盐、溶解无机氮、活性磷酸盐、总氮、总磷、叶绿素a、悬浮物和化学需氧量，各站位选用底层水质数据进行分析。环境要素的评价参照《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38]，结果显示，本次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调查海域水体中溶解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等均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多数站位海水中溶解氧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2～4、9、13、16和18号站位溶解氧符合二类海水水质标准，其他海水要素(水温、盐度、pH和透明度等)也都在珊瑚生长适宜范围。
2.2 种类组成及分布
本研究在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共鉴定造礁石珊瑚9科17属44种以及5个未定种。以裸肋珊瑚科种类最多，有7属27种，其中盘星珊瑚属(Dipsastraea)和角蜂巢珊瑚属(Favites)两属种类最多，分别为8种和7种，其余属仅1～4种；
其次，鹿角珊瑚科和滨珊瑚科种类较多，均有2属6种；
沙珊瑚科1属3种；
木珊瑚科和真叶珊瑚科各1属2种；
其他科种类较少。各海域(站位)造礁石珊瑚种类数量详见表2，造礁石珊瑚分布不均(图2)。
表2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种类数量、覆盖率和优势种Tab.2 Species numbers,coverages and dominant specie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续表
图2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种类数量分布Fig.2 Species number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2.3 造礁石珊瑚覆盖率
本研究中24个站位造礁石珊瑚覆盖率在0.0%～32.2%范围内不等(图3、表2)，9和19号站位未发现造礁石珊瑚分布，在后续数据分析中予以排除。中央列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为12.0%，三门岛沿岸为12.9%，大鹏半岛沿岸为5.2%。7号站位的造礁石珊瑚覆盖率最高，为32.2%。3、16和18号站位的覆盖率很低，仅有0.2%～0.4%。
2.4 造礁石珊瑚优势种
本研究发现4种优势度高于0.02的造礁石珊瑚优势种(图4)。其中，坚实滨珊瑚(Poritessolida)优势度最高(0.13)，平均覆盖率为3.1%；
在三门岛、赤洲及大鹏半岛沿岸的8个站位有分布，在7号站位的覆盖率最高，达29.3%。翼形蔷薇珊瑚(Montiporapeltiformis)优势度为0.04，平均覆盖率为0.6%；
在6号站位覆盖率达5.2%。五边角蜂巢珊瑚(Favitespentagona)优势度为0.03，平均覆盖率为0.7%；
在11号站位覆盖率达5.8%，大小辣甲沿岸也分布较多。多孔同星珊瑚(Plesiastreaversipora)同样也有相对较高的优势度，平均覆盖率为0.6%；
其中21号站位覆盖率达8.2%，为该站位的绝对优势种。
图3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覆盖率Fig.3 Coverage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图4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主要造礁石珊瑚优势度与覆盖率Fig.4 Dominances and average coverage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A为坚实滨珊瑚(Porites solida)，B为翼形蔷薇珊瑚(Montipora peltiformis)，C为五边角蜂巢珊瑚(Favites pentagona)，D为多孔同星珊瑚(Plesiastrea versipora)，E为肉质扁脑珊瑚(Platygyra carnosa)，F为澄黄滨珊瑚(Porites lutea)，G为黄癣盘星珊瑚(Dipsastraea favus)，H为腐蚀刺柄珊瑚(Hydnophora exesa)，I为秘密角蜂巢珊瑚(Favites abdita)，J为单独鹿角珊瑚(Acropora solitaryensis)，图中虚线标注为优势度0.02。
2.5 死亡率与硬珊瑚补充量
本研究未发现造礁石珊瑚死亡和白化现象。在9个站位的样方中发现有硬珊瑚补充，包括滨珊瑚科、裸肋珊瑚科、木珊瑚科、鹿角珊瑚科和铁星珊瑚科共5科。其中裸肋珊瑚科和滨珊瑚科数量最多。13号站位硬珊瑚补充量最高，为1.43 ind/m2，而且这里的礁石覆盖率达99.0%，很可能是大亚湾造礁石珊瑚新的“定居区”(图5)。
图5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硬珊瑚补充量Fig.5 Recruitment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2.6 种类多样性指数
3、16和18号站位只有一种造礁石珊瑚分布，9和19号站位无分布，故未将其列入种类多样性指数分析(图6)。结果显示，2020年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多样性状况较高，全海域种类多样性指数为2.674；
中央列岛海域多样性情况最好，其中23号站位最高，种类多样性指数为2.668。2020年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均匀度指数较高，造礁石珊瑚各种类分布较为均匀；
7和12号站位均匀度指数偏低，坚实滨珊瑚的分布占极大比例(占比分别为91%和77%)，为绝对优势种。聚类分析(图7)发现大鹏半岛东侧(14和15号站位)与中央列岛(21～23号站位)之间的造礁石珊瑚群落相似性较高，造礁石珊瑚种类组成相似，物种数量相对较多；
大鹏半岛东侧(12号站位)与三门岛(6～8号和10号站位)之间的造礁石珊瑚群落相似性同样较高，优势种几乎均为坚实滨珊瑚，但造礁石珊瑚种类数量较少；
其他站位间的相似性很低，表明其物种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
图6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种类多样性指数与均匀度指数Fig.6 Species diversity and evenness indexe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图7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物种相似性聚类分析Fig.7 Similarity cluster analysi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2.7 生态脆弱性评价
根据调查所得数据计算各站位造礁石珊瑚暴露度、敏感性、适应性以反映脆弱性(表3)，并使用克里金(Kriging)法[39]插值绘制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脆弱性评价图(图8)。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在10 m水深下分布极少，因此，评价结果图边界范围参照近岸10 m等深线设置。
表3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指数Tab.3 Vulnerability indexe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续表
图8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Fig.8 Ec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and along the coast of Dapeng Peninsula
结果显示，大亚湾较场尾(18号站位)海域造礁石珊瑚处于高暴露状态，这与其海域底质和海水环境较差有关，过多的人类活动也加剧了暴露状态；
杨梅坑(16号站位)海域造礁石珊瑚处于中等暴露状态，同样面临着来自海底底质和人类活动等较高的压力；
中央列岛、三门岛及大鹏半岛沿岸其他海域的情况较好(评价得分不足40.0)，处于低或很低暴露状态，人类活动较少，海水环境优良，造礁石珊瑚面临的压力较小。中央列岛海域造礁石珊瑚处于低敏感状态，其中小辣甲处于很低敏感状态，该区域造礁石珊瑚的覆盖率、物种数量、种类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较高，敏感性较低；
三门岛(7号站位)和大鹏半岛东侧(11和14号站位)海域造礁石珊瑚处于低或中等敏感状态；
其他调查区域敏感性都较高。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整体处于很低适应状态，仅2和13号站位海域处于中等适应状态。
生态脆弱性指数分析显示，中央列岛海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得分均值为59.9，整体属中等偏低的脆弱状态，其中小辣甲评价得分为26.0，属低脆弱状态，造礁石珊瑚状态良好；
大鹏半岛东侧和三门岛海域评价得分均值为69.5，属中等脆弱状态；
大鹏半岛西侧和西冲海域评价得分均值为91.8，杨梅坑海域评价得分均值为109.6，均属高脆弱状态，上述海域附近旅游等人类活动较多，造礁石珊瑚健康状态一般；
较场尾海域评价得分为145.0，属很高脆弱状态，当前造礁石珊瑚覆盖率极低，此区域已不适宜造礁石珊瑚生存，若不进行人工干预，今后很有可能不再是造礁石珊瑚分布区。
2.8 讨论
2.8.1 大亚湾造礁石珊瑚现状与变化趋势 历史研究中大辣甲造礁石珊瑚数据最为丰富翔实，大亚湾其他海域相关数据较少且不连续。本部分借以大辣甲为例，探讨大亚湾造礁石珊瑚的变化趋势。历史调查结果显示：大辣甲1983—1984、1991、2003、2006、2007、2008、2015年和2020年的造礁石珊瑚覆盖率分别为72.7%[4]、32%[40]、22.9%[41]、20.5%[42]、20.9%[5]、20.3%[5]、46.61%[43]和9.0%。近年来，2015年大辣甲造礁石珊瑚的状态最好，覆盖率恢复达46.61%[43]，对比本研究调查结果，覆盖率锐减至9.0%。若将历史调查中各站位覆盖率均值表示为大亚湾造礁石珊瑚覆盖率，则可进行数据对比，结果显示(表4)：2020年大亚湾造礁石珊瑚覆盖率正处于有文献记载的最低水平。大亚湾造礁石珊瑚覆盖率由1987年最初报道的76.6%[4]下降至2015年的21.97%[43]，再下降至2020年的9.3%，与大辣甲造礁石珊瑚覆盖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本研究调查中，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的优势种为坚实滨珊瑚、翼形蔷薇珊瑚、五边角蜂巢珊瑚和多孔同星珊瑚，其中坚实滨珊瑚占绝对优势。对比历史数据，大亚湾造礁石珊瑚优势种已由霜鹿角珊瑚(Acroporapruinosa)转变为坚实滨珊瑚。本研究发现的造礁石珊瑚大部分为皮壳状或亚团块状，仅少量分支状珊瑚。相对于分支状珊瑚，皮壳状或亚团块状珊瑚忍受环境恶化的能力更强[44-45]，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这些种类的造礁石珊瑚更具优势。
大鹏半岛西侧的1～3号站位位于大鹏湾海域。历史调查结果显示大鹏湾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可达30%以上；
其中，小梅沙平均覆盖率为8.83%[46]；
大澳湾平均覆盖率为9.11%[47]，而本研究调查显示大鹏半岛西侧海域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仅有0.5%。由于调查区域不同，无法进行比较分析，鉴于大亚湾造礁石珊瑚出现的退化状况，后续宜开展对相邻区域大鹏湾造礁石珊瑚的长期监测。
表4 大亚湾造礁石珊瑚历次调查结果对比Tab.4 Results of present and previous surveys of scleractinian corals in Daya Bay
续表
2.8.2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退化原因分析 张元林等(1987)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大亚湾造礁石珊瑚群落出现退化迹象，并将其归因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生境恶化[4]。林昭进等(2007)认为大亚湾北部的化工建设是导致该区域珊瑚死亡的主要原因[41]。张涛锂等(2018)调查发现大亚湾造礁石珊瑚覆盖率保持稳定，珊瑚群落状态良好，未出现进一步退化[43]。尽管本研究发现的造礁石珊瑚种类较多，但硬珊瑚补充量偏低，活珊瑚覆盖率较历史调查结果大幅下降，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生态再次出现严重退化，且状况不容乐观。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海水水质适宜造礁石珊瑚生存，但该区域人类活动日益频繁。本研究调查在11号站位发现网箱养殖，较场尾海域有大片鱼排，海水养殖污水会造成周边水体悬浮物增多和富营养化；
调查发现废弃渔网、渔线、绳索等海底垃圾，这些垃圾可能缠绕或覆盖在造礁石珊瑚上，导致珊瑚白化或死亡[48]。调查在大辣甲发现数名游客潜水，在13号站位发现游客海钓，潜水和海钓活动往往会触碰损毁造礁石珊瑚，影响其正常生长[49]。旅游(西冲和杨梅坑沿岸)和航运活动同样会影响造礁石珊瑚的生存。本研究调查恰逢禁渔期，没有发现渔业捕捞活动，但调查发现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海域中大型鱼类较少，暗示该海域可能经历过度捕捞。2019年深圳市渔业捕捞量达29 167 t[50]，过度捕捞将影响珊瑚礁鱼类种群结构，进而破坏造礁石珊瑚系统的稳定性。此外，强热带气旋等偶发因素也可能对大亚湾的造礁石珊瑚造成一定影响[35,51-53]。
2.8.3 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分析 本研究构建的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可较好地评价造礁石珊瑚的生态脆弱性，更为直观地体现生态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其可针对性地对相应区域提出相关建议，也为其他地区造礁石珊瑚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针对生态脆弱性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管理意见如下：①对于杨梅坑和较场尾海域等高脆弱区域(可能已不适宜造礁石珊瑚生存)，建议降低造礁石珊瑚面临的生境压力，改善生存环境的同时尝试性进行保育修复工作。②对于中等脆弱区域，如大鹏半岛东侧和三门岛海域，需加强监测管理，追踪生态系统发展动态，继续控制人类活动等外源压力。③对于中低脆弱的区域，如中央列岛海域，可划定为核心保护区，针对造礁石珊瑚开展相应保护工作。
该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仍有许多局限与不足：①暴露度指标有待完善，例如人类活动仅侧重旅游产业的影响，缺乏渔业和工业等的影响考量。强热带气旋等偶发自然要素也未被考虑。②适应性指标仅考虑了造礁石珊瑚的自身属性，人类社会的适应性要素难以量化统计。③由于研究区域地理尺度相对较小，调查站位数量较少且分散，故该评价体系的普适性还需进一步验证。今后的研究应展开长期观测，获取不同时间、更多站位数据，更全面地评价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的生态脆弱性。同时未来可考虑扩大评价尺度，进行不同地区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并进行比较分析，调整优化评价体系，为保护与修复造礁石珊瑚提供科学支撑。
本研究在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发现造礁石珊瑚9科17属44种以及5个未定种，以裸肋珊瑚科种类最多，有7属27种，占总种类数量的55.1%。中央列岛沿岸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为12.0%，三门岛沿岸平均覆盖率为12.9%，大鹏半岛沿岸平均覆盖率为5.2%。优势种以适应能力较强的坚实滨珊瑚、翼形蔷薇珊瑚、五边角蜂巢珊瑚和多孔同星珊瑚为主。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造礁石珊瑚群落生态出现严重退化。
本研究构建的造礁石珊瑚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根据大亚湾及大鹏半岛沿岸海域的实际情况筛选指标对其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表明，大亚湾中央列岛、三门岛和大鹏半岛东侧海域造礁石珊瑚处于低或中脆弱状态；
较场尾、杨梅坑、西冲和大鹏半岛西侧海域造礁石珊瑚处于高或很高脆弱状态，在环境压力影响下其受损可能性较高。
致谢：共同参与调查的还有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杨宇晟和刘千龙，承蒙协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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