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璇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唐代便有大量文人创作记体文，可谓“其盛自唐始也”[1]。李华、梁肃、独孤及等古文运动的先驱就创作了不少记体文，例如，元结的《右溪记》，融记叙、描写、议论于一体，文字清丽，写景优美，可谓记体文的典范之作。之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创作了多篇优秀有新意的记体文，其中，《蓝田县丞厅壁记》便充分地表现出韩愈“破体为文”“求新求奇”的文学思想，文章诙谐幽默又引人深思。
白居易作有二十五篇记体文，在唐代文人之中算得上高产。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将杂记文简约地分为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四类[2]。根据这个分类法和白居易记体文的实际情况，可以将白居易的记体文分为以下四类。《修香山寺记》《沃洲山禅院记》《草堂记》《香山寺新修经藏堂记》《白蘋洲五亭记》《东林寺经藏西廊记》《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冷泉亭记》八篇为台阁名胜记；
《记画》《养竹记》《太湖石记》《画西方帧记》《画弥勒上生帧记》《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和《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九篇为书画杂物记；
《记异》《吴郡诗石记》《钱塘湖石记》《华严经社石记》四篇为人事杂记；
《江州司马厅记》《许昌县令新厅壁记》《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荼毗幢记》《如信大师功德幢记》四篇为厅壁记、造经幢记。
台阁名胜记类的作品大多围绕建筑的营建展开，为记事之文，很好地诠释了记体文最原始的功能，其中不乏为写景生动、议论真挚的作品。例如，《草堂记》先写草堂的地理位置和结构，再写草堂四周的风景，最后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一些想法，是一篇十足的美文。读完文章，读者们仿佛透过白居易的文字亲临了庐山草堂，看到了那里的无边美景，也感受到了作者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冷泉亭记》用大量精妙的文笔描绘了此处风光，使人读完非常向往，既写冷泉亭的由来，也表达了作者对前人的感激。虽然此亭早已不在，现在看到的是清人仿刻的建筑，已失去了它本来的面貌，但是白居易的这篇记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它最初的风韵。
书画杂物记所记录的事物都比较简单，但蕴含的理论思想却十分丰富。例如，《记画》一文主要描写了画家张敦简的作品特色，白居易用旁观者的眼光对画家的作品进行记录评述，进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张敦简作画重灵气，得于心便自然而然地进行创作。白居易高度赞扬张敦简的画作有生机、有神韵，反映出他形神兼备的画论主张，这对当时画作审美的提升和画论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养竹记》中将竹子比作贤人，从生长惨淡的竹子联想到不被爱惜的贤人。此时的白居易正登科，尚未遭受仕途挫折，却已经拥有了长远深沉、未雨绸缪的为官之思。《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两篇主要记录了白居易所编文集的内容和存放等情况，置于寺中是为了“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3]1131，饱含了他对佛家的虔诚信仰。
人事杂记中《吴郡诗石记》《华严经社石记》两篇的内容比较常规，前者记叙了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回想起年少往事，在心愿实现后却物是人非的感叹，让读者和他一起为不能再见昔日风流人物和盛景而感到惋惜;后者记录了南操和尚勤勉事佛的故事，记事条理清晰，文字浅白平实，富有情感。《记异》一文新奇不已，写的是白居易祖兄于兰若遇鬼的骇人故事，并且牵扯出一件王姓乡人家逢变故的怪事。《钱塘湖石记》在白居易的记体文中是较为特殊的一篇，因为它没有文采，是一篇实用性很强的文章，记录的是他治理西湖水利的各种经验，为方便后人查看，白居易便将心得记于石上，以作参考。
最后一类是厅壁记、造经幢记。厅壁记指刻写在官府墙壁上的一种记体散文，在唐朝十分兴盛，主要是为了记载官职设置和变迁，以表彰和激励后人。在作家们的实际创作中，该类记体散文弱化了它最原始的作用，添加了许多描写与议论在其中，白居易也不例外。《江州司马厅记》作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的第四个年头，文章主要记述了司马这个官职的清闲无用和白居易居于此位的一些思考，大篇幅是劝慰之语，传达出的无奈之情十分明显。《许昌县令新厅壁记》一文是白居易为叔父所作，记录了叔父的功绩，并抒发了自己对政事的一些看法。这两篇都将叙事文写成议论文，并未严格符合厅壁记的规格，但依旧为我们呈现了丰富的内容，发人思考。造经幢记本身没有什么文学意义，但白居易的《东都十律大德长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记》和《如信大师功德幢记》这两篇分别记录了如信大师和智如和尚两位高僧的故事，叙事性强，情感真挚。
2.1 章法灵活
白居易的记体文多遵守文体本身固有的体式，例如，《白蘋洲五亭记》《沃洲山禅院记》《如信大师功德幢记》等文章，都有清晰的体式，大多都是先交代清楚景物或人物背景，再记叙与之相关的事物详情，最后进行议论，一般是先叙后议，层层深入，有时也会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江州司马厅记》便是很有创新意义的一篇文章。
虽然厅壁记本身是一种严肃的文体，用作史记和劝惩，但是白居易在这篇文章中更多的不是叙事，而是议论。前半部分内容写到当时郡守、郡佐的权力分散，司马这一职位更是成了闲职，只余空头衔和俸禄，那时的白居易正好是江州司马，显然他是在书写自己的境遇。白居易认为急于兼济者任此职，那即便一日也不会快乐，如果是追求独善其身的人，那多久也不会烦闷。后半部分写“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3]403，可刺史和各属吏要干实事，没有空闲去欣赏游玩，反而司马可以从容山水间，且他的俸禄足以使一家人都过上舒适的日子，也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政事。白居易认为自己做这个官四年了，内心还是安逸自得的，就是因为他识时知命。光看这些言语，会以为白居易将江州司马视为一个很好的职位并乐在其中，但他也清晰地指出：“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3]403即，于国家，司马便是最有害的。因此，即便白居易在此文中多次通过对比，让读者了解到司马的闲适安宁，可读者依然可以读出他文字中流露出的失意，而文中论及的种种好处，只会让读者觉得他的无奈之意更浓，愁郁之感更深。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过的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3]183的日子，在两年后的此文中，即使他说自己已经处于“富有佳境”[3]403的状态，但依旧可以看出他的自我安慰之心。
总而言之，白居易会根据所写题材、内容和想要表达的情感等因素灵活地处理文章的结构，有严谨之作，也有灵活创新之作，足见白居易高超的艺术水平和创新意识。
2.2 表现手法多样
白居易在他的记体文中多处运用排比、拟人、比喻、对比等手法，使得文章摇曳多姿，意蕴深厚。例如，《养竹记》的开头就把竹子视作贤才，又用四个排比句说明竹子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的特点，论证了竹与贤之间的关系。白居易在文章开头就赋予竹生命力，这使后文中竹子因被俗人轻贱而黯淡失色的状态更惹人垂怜，因为竹被视为了贤人，它的颓态就意味着贤人的失意。作者此举使读者更易与他共情，更能够体会他文章中的深意。《白蘋洲五亭记》中记录白居易之友杨汉公建造五亭的事情，在论证朋友政绩的时候，用谢灵运、柳恽、黄霸和龚遂四人的行为与其对比。谢、柳二人为郡时“乐山水，多高情，不闻善政”[3]1129，黄、龚二人是“忧黎庶，有善政，不闻胜概”[3]1129，而友人则是兼而有之，做到了平衡。从中可以看出，杨汉公为政有方，既挂念百姓又喜爱山水，是一位性情之人。《太湖石记》写好友牛僧孺嗜好石头的事情，先写他嗜好独特，偏爱太湖石，游息之时总爱与石为伍，作者知道朋友这一行为的原因，但众人不知。白居易用华丽的笔触描写了太湖石的瑰奇姿态：“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丘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珪瓒者，有廉棱锐刿如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跧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者。”[3]1178白居易运用拟人、比喻、夸张等手法，将形状各异的太湖石刻画得极为生动，它们有的像仙山，像轻云；
有的像神仙，像高人；
有的像龙，有的像凤。这精妙的描写也说明了牛公嗜石的原因，如此奇景确实值得赏玩。
白描指文字简洁，不加烘托渲染的写作方法，它在白居易记体文中比较常见，这也是他文章风格平易流畅的原因。例如，《草堂记》中描写方池周围景色用“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3]404一句简单道出，便于读者理解，也没有失掉文采。《冷泉亭记》开头便说：“东南山水，馀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3]412虽然此处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只是用层层递进的方式，娓娓道来他的写作对象，但是也让读者对此亭的胜景有了期待，迫不及待地想一睹真容。然而，白居易写景时多用白描的手法让他的文章没有很好地做到情景交融，是一种缺憾，如果能够像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一般，达到“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4]的境界，那便更佳。
2.3 融入传奇笔法
到了唐朝，传奇兴起，它虽然源于六朝志怪，但是比志怪小说多了文采和曲折的情节，例如《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优秀作品。白居易在创作记体文时也融入了传奇笔法，如《记异》这篇文章创作于元和八年白居易丁忧期间，其内容是白居易的祖兄来探望他，路过华州下邽县延年里的兰若寺，从门前路过时看到内有十余个女子，着黄绿衫，有老有少，但祖兄下马的空当，一切都消失了，细看刚才人所在的地方，全是尘土，毫无痕迹，祖兄赶忙疾驰来告诉白居易，且回想起那些女子谈话间说到了王胤这个人，白居易二人便一同去访问那个地方，没想到果然有王胤其人，只不过他早已死去，而且死得非常蹊跷。此人之前在兰若寺东百余步建房屋，建成之后搬了进去，但没有多长时间就死了，一个月后他的妻子也死了，不久后两个儿子、儿媳和一个孙子也一同死掉了，只剩一个叫王朋进的儿子十分恐惧，觉得这个新居不祥，拆掉之后连夜离开才得以保全自身。最后作者提出他的疑问，这件事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这篇文章记录了一件灵异的事情，但它没有像六朝志怪那样着重猎奇，而是在文章结尾加有追问，提出了作者自己的思考，以传奇为记，体现出白居易破体为文的大胆尝试，富有创新意识。
白居易的文名被诗名所掩，他的二十五篇记体文同样蕴含着他的理性思考和浓郁的情感。
3.1 存质疑、有创新的理性思考
最能体现白居易思辨色彩的是《记异》《记画》两篇。《记异》在文章末尾发出了“异乎哉！若然者，命数耶？偶然耶？将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隐慝，鬼得谋而诛之耶？”[3]408等多个追问，让读者知道白居易并没有将其视作神秘不可说的事情，而是对事件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从多方面表达自己的疑惑。这也将它与志怪之文区别开来，使文章充斥着白居易追问缘由的质疑精神，很有进步意义。《记画》中更是体现出他的理性思辨能力，因为魏晋时期人们对画作的批评标准是“形似”，但是白居易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他独到的“形似”和“神似”二者皆全才为优作的画论主张，认可“形真而圆，神和而全”[3]407的作品，这主张提升了画作的审美高度，对画论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足以见得，白居易是一个擅长思考也乐于思考的人。
3.2 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自己的志向是“志在兼济，行在独善”[3]427，他有着一颗济世之心，因此，他大量创作讽喻诗以示劝谏，虽然无奈遭受多次贬谪，但是他政治上的抱负并没有因挫折而完全消失，且在他的记体文中有多处体现。《许昌县令新厅壁记》写的虽然是其叔父的政绩，但是也包含白居易自己的政治考量，文中提到：“吾家世以清简垂为贻燕之训，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坠；
小子举而书之，亦无愧辞。”[3]406可以看出，白居易做官也奉行祖训，为官谨记清廉俭约。《养竹记》抒发了他对贤才的爱惜。《钱塘湖石记》更不必说，文章作于长庆四年(824年)，此时的白居易是杭州刺史，他在任上兴修水利，制定了用湖水灌溉农田的方法，为了“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3]933，在离任前写下此文。这足以看出白居易的政治思考，他为百姓着想，真干实事，写文一方面是为百姓考虑，另一方面也为继任者提供便利。
3.3 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
白居易受儒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5]的影响很深。早期的他怀着兼济天下的志向，在遭受多次贬谪后，他对挫折持回避态度，中后期便过着一种中隐的生活，在晚年退居洛阳时，他基本退出了政坛，也避免了一些祸事，例如，发生于太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事变”。既然“兼济天下”已不能有很大作为，那么他便将目光投向了“独善其身”。晚年的白居易积极编纂自己的文集，写下了《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等四篇记文，从事着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白居易还是一个善于通过比较让自己快乐的人，在《醉吟先生传》里说自己“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3]975，他常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之人的例子来劝慰自己，使自己得到满足。《江州司马厅记》中就多次用到这个方法，用郡守的忙碌辛苦比较出司马的清闲自如。这种田忌赛马的方式放在大事上是万万不可的，但是放在小事中完全可以使自己满足快乐，白居易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江州可算得上是白居易人生的低谷，但是他在元和十二年(817年)写的《与微之书》中说自己有“三泰”[3]433，牵挂之人皆在身旁，所得俸禄尚可糊口，平生所好风景也在目前，这三种情况已经使白居易感到了满足。在同年创作的《草堂记》中，白居易认为自己虽然仕途不顺，被贬来辅佐九江郡守，但是这里遇到的人好、景也好，反而是上天的馈赠。综上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待贬谪的态度不同于刘禹锡的执着或苏轼的超越，他会用自己的方法排解忧愁苦闷，用知足常乐的心态看待诸事。
3.4 虔诚笃信的佛理阐释
白居易二十五篇记体文中带有佛教色彩的足有十四篇，含有很多白居易对佛理的思考。例如，《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和《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中明确提到，他将自己的文集置于寺中，以此为因，祈求转为来世之缘，“安知我他生不复游是寺”[3]1131。在《苏州南禅院千佛堂转轮经藏石记》中写道：“经有缺必补，藏有隙必葺，堂有坏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无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3]977他认为要以虔诚的心去事佛才称得上是真佛弟子。《华严经社石记》中也有“吾闻一毛之施，一饭之供，终不坏灭；
况田千亩，斋四时，用不竭之征，备无穷之供乎？”[3]930的议论，可以看出白居易对佛法经义的笃信和深刻的理解。
白居易记体文中老练的艺术技巧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力，也体现出他的思想厚度。其中一些文章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例如，《草堂记》中对建筑的描写内容是古代园林研究的上好资料，《太湖石记》对赏石文化有着较大影响。虽然白居易多数时候以一个诗人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但是他在文章上的成就也毫不逊色。他的记体文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其中的价值内涵等待后人细细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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