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娟，贺秋萍，王 健
(庆阳社会主义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自1930年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尝试着在陕甘边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取得成功，实现了红色政权在局部地区执政，成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国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5年长征结束，陕甘边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胜利结束长征、获得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提供了落脚点和历史机遇。作为抗日战争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在克服边区经济困难、支援抗日前线、渡过苏维埃政权艰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37年至1949年，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的驻地长达13年，毫无疑问是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而其正是从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陕甘边苏维埃政权曲折、悲壮的创立历程充满诸多经验和智慧，对于今天的政权建设，尤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注意力为转移的基本命题，必须无条件地坚持。在今天可以明确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陕甘边苏维埃政权从创建，到巩固，再发展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在风云诡谲的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共产党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足陕甘边区实际，破解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不断涌现的具体难题的丰硕成果。消除了革命军队中的各种不稳定影响，让西北红军真正掌握在党的手中，不断加强红军与当地群众的血脉联系，创建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持续提升西北党组织的内在强度，筑成了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堡垒。正因如此，陕甘边苏维埃政权才能够发展成为西北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才能够为中央红军在长征结束后提供落脚点。陕甘边苏维埃在边区的执政过程中注重马哲基本原理同革命实际的紧密结合，迈出了红色道路在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第一步。
由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陕甘边苏维埃红色政权，成功实践了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孕育的深厚结晶。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开创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全新局面，为中国革命战争奠定了战略后方，成功拓展了战略基地，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
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大革命失败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吸取的重大教训，也是通过历次革命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壮大，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新时代党的政权建设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这一点。
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在其创建的艰辛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核心领导层。他们始终坚持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在与远在江西的中共中央一度无法联系的情况下，信仰坚定，矢志不渝，坚决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错误路线，为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存续、发展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立足边区实际，制定了党在边区的施政方针，独立地解决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的各项军事难题、政治难题，为苏维埃政府在陕甘边地区成功执政建立了根本保障。
在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边区革命造成严重干扰，边区领导同志频频受到打压和排挤，以至于正宁寺村塬根据地、陕北照金根据地先后丧失，陕甘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损失巨大。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后，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努力消除其错误影响。在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实践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吸收、总结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结合西北武装斗争的客观实际，坚持把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红色革命政权结合起来，在反“围剿”斗争中逐步聚集革命力量，成功建立了南梁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苏维埃政权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了加强边区政府党的组织领导和党员干部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早在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痛定思痛，深刻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做兵运工作，没有坚强的党的组织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只搞军事行动是一定不会胜利的”，1929年竞争宝安县民团团总时强调：我们要首先发展地方党组织，开展深入的群众运动，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夺取地方反动武装(民团)，以备将来开展游击战争。“党指挥枪”，是中国革命重要的一条实践经验，党对革命武装拥有的绝对领导权力，这是不容挑战的原则。1929年12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明确指出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都是错误的。1932年底，刘志丹在照金时根据古田会议精神，批判了部队中的单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军阀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1934年初，陕甘边第三游击指挥部在甘肃的宁县、正宁和陕西的富县、耀县、宜君、黄陵、淳化、旬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创建了多个苏维埃政权。为加强党对该地区工作的领导，1934年9月，陕甘边区特委专门成立了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由张邦英担任书记。综上可以看出，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建立、发展以至于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与刘志丹等陕甘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重视党的政治建设，遵守“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深刻总结了十年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冲破了长期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历经磨难，终于取得了胜利，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政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了大革命的失败，随后中共中央紧急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战略总方针，党的工作重心也由城市开始转向农村。在八七会议召开的同年十月，陕北率先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到1931年西北地区先后爆发了清涧、渭华、旬邑等数十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刘志丹等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经过长期努力，最终创建了南梁游击队。1932年晋西游击队转战至南梁地区与南梁游击队会师，随后在正宁县三嘉塬进行了改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12月24日，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的正规红军部队，为创建红色政权提供了武装保障。至1934年2月，红二十六军由最初的200余人发展到了500多人，先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旬邑、耀县、三原、淳化、宜君五县边界根据地和以南梁为中心的合水、华池、吴起、保安(今志丹县)、富县的六县边界根据地。6月，刘志丹率领部队通过灵活多变的游击战、运动战，九战九捷，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军事“围剿”，使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两片根据地连成一片。同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0余人，赤卫军发展到4000多人[2]。陕甘边区革命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成了陕甘边苏区政权创建和发展可以依靠的强大力量支撑。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理论的影响，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把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推到了自身的对立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中共中央未能及时做出反应，未能根据制定出适宜的战略方针，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在党内横行，搞“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工作方式仍停留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反日示威、“三罢”、组织兵变等，没有与一些爱国反蒋的民族资产阶级、小地主、富农和部分地方军阀形成广泛的联合，甚至斥责批评党内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犯关门主义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对福建事变的态度。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中间力量因其抗日要求得不到蒋介石政府支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反蒋、联共。1933年10月26日派代表到瑞金主动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随后11月20日在福州发表《人民权力宣言》，福建事变爆发。但受“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未能正确认识其意义，及时采取对应措施，没有给十九路军军事上有力配合，次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被蒋介石攻破，反蒋行动彻底宣告失败。这次对形势的错误判断，致使我们党失去了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次极为有利的战机。
而刘志丹等领导人则从实际出发，十分重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在当时不仅要面对国民党日益猖獗的军事“围剿”，还要面对苏维埃政府辖区内的土匪及哥老会、民团、红枪会、扇子会等地方会道门势力。刘志丹强调，我们要建立统一战线，壮大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他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对方与国民党政权的各种矛盾，积极争取地方武装势力同红军游击队形成联盟。苏维埃政府军民当时最迫切的需求是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行动，同时还要清理当地的反动民团、土匪恶霸，处理好同当地各种会道门团体及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帮助巩固和发展革命苏维埃政权。
根据各个当地民团对红军的态度差别，刘志丹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要加以甄别，区别对待，他指出：凡与我军为敌对抗的，我有力量消灭的，就坚决消灭；
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
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意保持中立者，则尽量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3]。在这种认识影响下，1933年1月，红二十六军指派李妙斋为代表，与庙湾民团团总夏玉山进行谈判，双方约定：“两家继续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这是一次成功的统一战线谈判，红军后来还通过夏玉山进行过几次采购军资的活动，但推行“左”倾盲动错误的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命令红二团攻打夏玉山部，不仅使红军遭到严重失利，而且还破坏了同夏玉山刚刚谈成的约定，致使夏部参加了国民党军对照金苏维埃政权的进攻。致使好好的一个统战关系，就这样被“左”倾盲动者给断送了。
苏维埃政府针对境内各股土匪实力，也加以区别对待，根据其性质，专门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以彻底消灭。”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4]在这样的政策方针指引下，红二十六军坚决打击了张廷芝部(系政治土匪)和杨谋子部(系惯匪)，而对贫农出身“逼上梁山”的土匪头子郭宝珊则开展了统战工作。1934年10月，郭宝珊率兵在庆阳新堡起义，11月10日，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在梨园堡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西北抗日义勇军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团队之一。郭宝山本人也于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统战工作的一次成功案例。
刘志丹在1929年就曾提出：我们要运用各种办法团结民众、团结各界人士，主动做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的工作，尽力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我们才能站住脚[5]。所以对待中立的、可靠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信任的态度，予以工作，并注意培养吸收。鼓励和保护小商小贩在苏区做买卖，促进苏区经济的发展。土地革命中，对待富农、地主也保障了其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对待俘虏和降兵也采取了分配土地，吸收教育的办法。这些带有极强针对性的政策，帮助党在苏区内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全党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阴影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能够坚持联系边区实际，独立灵活地开展统战工作，用实践的方式反驳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内容，极具历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就是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指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要从实践中把握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地处西北的陕甘边苏维埃政权与中国南方同时期的苏维埃政权相比，自然有着不同的实际。例如说：自然环境条件艰苦，而且党当时的战略重心不在西北，主要的干部力量和领导组织都在南方。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能够始终坚持奋斗，主动抗起历史重任，切实从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斗争道路和政策方向。除借鉴党在其他地区的成功斗争经验外，还开展了很多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工作。譬如：组织开展了多次兵变均告起义失败后，主动调整战略，不再依靠兵变而是自发组建游击部队，把军队从建制到指挥权，再到政治思想建设等全部环节都直接掌握在党的手中。在根据地的发展布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狡兔三窟”的根据地创建理论，开辟了三路游击区，多向发展遍地开花。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统战工作方面，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建立了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刘志丹对部分同志未能认清敌强我弱形式，一意要搞攻坚、打大仗，根据地尚未巩固完成，民心尚未收拢，群众尚未组织，就要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平分土地，造成了中农、富农心理恐慌进而逃离根据地等现象提出了深入的批评。在陕甘边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一些动机不纯，组织纪律涣散的害群之马混入了我们的革命队伍，甚至于侵害群众利益，引起了群众反对，破坏了党群关系。苏维埃政府领导集体及时整编了根据地内各县游击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确保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夯实了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基础。正是因为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坚持从陕甘边区革命实际出发，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在南方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仍能够取得长足发展，为中国革命保存了西北火种，为长征提供了稳固、安全的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过在寺村原、照金、南梁的不断发展，于1934年11月在南梁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标志着党在陕甘边区成功取得了政权。取得政权后，摆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完善政权制度，如何发展巩固地区经济。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边区共产党人只有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做到自主探索实际，总结实践经验，创新方式方法，才能独立解决难题，使红色政权基础不断得到巩固与发展。戎马倥偬，事无巨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立足边区实际，紧密联系群众，在与反动派的战斗中、土地革命的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围绕政权建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建设问题，苏维埃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正视现实，不拘泥于书本教条，更不囿于上级指示命令，创造性地展开工作，积极吸收了传统反帝反封建农民斗争建立政权后打土豪、分浮财的经济政策优势，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在苏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的、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恢复和发展边区农业，不仅保证了苏维埃政府辖管内居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为巩固革命苏维埃政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第一，薄税养民，恢复活力。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党政军一应开支，先通过与地主豪绅和敌对势力斗争的夺取，不足部分再按市价向当地农民采购，将多余部分，合理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免除当地农民粮食税。第二，自我经营，救济伤残。土地革命过程中将部分土地适当留取一部分作为“红军公田”，由村一级苏维埃政府自主经营，农业受益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员、其他游击队零散人员。第三，创办合作社、发展农副产业。将斗争中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存一部分，由专人负责，集中放养，创办机关农场、合作社，发展农副产业的同时解决苏维埃政府耕牛不足的问题。第四，重视商业，鼓励外贸。苏维埃政府鼓励商贩在苏区进行商业经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辖区内商业对外贸易，同时恢复集市，发行货币等。以解决部队、机关的供给问题和缓解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也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这些政策的合理性、正确性。
陕甘边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广泛发动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也是陕甘边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创立和存在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非常困难。但共产党员相信，只要政策正确，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等组织，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深得群众拥护的政策[6]04。
在军事斗争中，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南梁政府组织、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全力配合和支持红军主力和红军游击队作战。赤卫队、步递哨等民兵组织，为红军队伍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抢救伤员、传输物资、传递情报，广泛开展“扩红”运动，倡导自愿服兵役，以赤卫军、少先队为基础成立游击小组，壮大红军队伍。苏区人民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革命战争，保卫和巩固苏区土地革命的成果，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正因为苏维埃政府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借助群众的力量，才使得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游击战争得以广泛开展，红色苏维埃政权才得以建立和巩固。
习仲勋做群众工作，一个村子、一户人家，挨个去做。他一家一户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讲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讲建立政权的重要性。由于有群众的支持，苏维埃政权虽然丧失几次，但都又重新建立，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36年8月8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应是一个标准。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群众的领袖[7]。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年代，坚持群众路线的作风是极为宝贵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党要坚定地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忘初心，坚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难事，这样一种精神，是我们党自始至终必须坚持、研究和弘扬的精神。
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党风廉政建设、党性教育视为政权建设的第一要务。习仲勋等政府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由习仲勋主导制定的边区“十大政策”以及边区军事政策《赤卫队暂行简明军纪》《暂行条例十八条》，党员干部行为准则等，使党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执政更加稳固，大大提高了革命队伍的军事纪律性和战斗力。习仲勋曾回忆道：“高岗犯过错误，就曾受过撤职处分。”[6]182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供给制，军队每人供给计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袜自备，官兵一致，不分等级，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能保持住军队的战斗力和革命士气，殊为不易，足见南梁苏维埃政府在政权建设中，对党性教育，廉政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
除了颁布严明的政策纪律之外，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把不断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升党员政治修养和党性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放首位，防止党员干部执政之后思想腐化堕落。
1934年，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马文瑞等同志担任教员，吸收来自红军游击队中的中、下级干部学员以及部分地方干部，共举办了三期，培训红军干部和南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二百名，坚决纠正了升官发财、贪污腐化、犬马声色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消极思想。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作风，官兵一致，毫无差异的上下级关系则在边区蔚然成风，军风、党风、民风得到了根本性扭转。
猜你喜欢刘志丹苏维埃政府苏维埃苏维埃运动在湖南湘潮(上半月)(2022年8期)2022-12-12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湘潮(上半月)(2021年10期)2021-12-02从抑制到相对宽松：苏维埃政府对富农政策的转变公关世界(2021年20期)2021-11-09访三合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东坡赤壁诗词(2018年6期)2018-12-22太行山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公民与法治(2016年11期)2016-05-17苏维埃考公民与法治(2016年9期)2016-05-17茂名:粤西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地中国老区建设(2016年7期)2016-02-28纪念父亲刘志丹百岁诞辰军事历史(2003年5期)2003-08-21深切缅怀无产阶级军事家刘志丹军事历史(2003年5期)2003-08-21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军事历史(2003年5期)2003-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