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布次仁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 西藏拉萨 850000）
关于金融如何支持边境地区发展方面，近年国内学者有许多研究。胡海明、杨丹萍等(2010)通过对我国14个工业制成品企业的1984-2008年间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明，金融发展长期的确有助于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1]。祝艳梅选取1998-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以此研究金融发展对新疆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新疆对外贸易发展呈现长期动态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推动贸易发展[2]。索朗次旦选取2006-2016年时间序列中西藏金融和对外贸易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业规模扩大、融资规模上升会直接导致贸易规模升高[3]。李建华(2014)研究表明，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是边境建设重要内容，金融促进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全方位、多领域改革发展过程[4]。张楠(2016)研究表明，金融支持不仅能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来源，还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条件[5]。边境地区建设事关国防安全与经济社会稳定，有其迫切性与特殊性。边境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体系。戴鸿丽(2017)研究表明，构建边境地区金融支持体系要兼顾公平和效率，结合边境地区特殊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特点，构建政策性金融先行，商业性金融跟进，小额贷款普及，网络金融覆盖的多层金融体系[6]。受特殊历史、自然、地理和复杂周边环境的影响，多数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离不开国家优惠政策支持，金融政策支持能够有效促进边境地区发展边境贸易。人行呼伦贝尔中支课题组(2010)研究表明，随着西部大开发深入实施，边境地区经济实现转型发展，边境地区牧区金融支持方式发生根本转变[7]，边境地区应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更好适应边境地区经济发展。黄绍进等(2018)研究表明，口岸是一个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窗口和通道，发展口岸经济有利于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争取国家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出台优惠政策、优惠金融生态等方面支持口岸经济发展[8]。杜敏、包志忠等（2015）通过对金融支持二连浩特边境地区贸易发展情况进行调查，从疏通边境地区银行结算渠道、提高企业人员素质、明确贸易违规定性和处罚依据、创新贸易监管方式等方面给出相关政策建议，并支持边境地区贸易发展[9]。
综上所述，学者关于金融支持边境地区发展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推进城镇化、争取政策支持、推进金融改革和发展口岸经济。这些研究对于金融支持西藏边境地区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将相关理论研究与金融支持西藏边境地区发展相结合起来，提出金融支持西藏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西藏边境地区基本情况。西藏边境地区涉及日喀则市、山南市、林芝市、阿里地区4个地市，边境线长4000多公里，占全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1/6，边境地区总面积34.35万平方千米，有21个边境县，截至2020年末西藏边境地区总人口40万余人，其中农村人口35万余人，城镇人口5万余人。高标准建成边境小康村604个，边境地区一、二线行政村公路通达通畅，主电网延伸到全部边境乡（镇），实现村村通邮，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全覆盖[10]。目前西藏共有7个边境口岸，其中亚东口岸、吉隆口岸、樟木口岸、日屋口岸和普兰口岸为一类口岸，陈塘口岸和里孜口岸为二类口岸[11]。
（二）经济发展情况。2016-2020年，21个边境县地区生产总值由80多亿元增长到120多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占西藏的比重由0.06%上升到0.07%，累计提高0.01个百分点。按可比价格计算，2016-2020年，21个边境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3%。财政收入由2016年60多亿元增长到80多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8000多元提高到23000多元，增速18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万多元增加至2万多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7000多元增加至15000多元。
（三）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受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资源单一、边境管控等因素影响，西藏边境地区各县基础设施薄弱，产业规模化还未形成，经济总量小，生产要素市场滞后，市场经营主体发展慢。各边境县特色产业主要包括：亚东鲑鱼、亚东木耳、岗巴羊、霍尔巴绵羊、林下资源、猕猴桃、辣椒、青稞、藏猪、藏羊、藏鸡、藏药、奶业、茶等高原优势特色产业。
第一，不断加强金融支持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鼓励银行业主动对接边境地区建设项目，引导新增贷款向边境地区倾斜，重点支持交通、能源、水利、通信、城镇等基础设施，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拉日铁路、青藏铁路格拉段扩能改造工程、川藏铁路拉萨至林芝段等重大工程相继完工；
“十三五”规划的19条边防公路项目均已开工建设，自治区抵边公路建设项目陆续开工；
西藏21个边境县城全部通油路；
419个边境小康村实现主电网全覆盖，624个边境一、二线行政村全部纳入电信普通服务试点。大力支持边境小康村和抵边新村建设，优化农牧民人居环境条件。
第二，不断完善边境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银行在边境地区设立机构和“金融服务点”，贴近群众开展金融服务，提升广大农牧民，特别是边境地区群众基础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为填补边境金融服务盲点，在边境村小型超市、农（藏）家乐、家庭旅馆、村委会等地点布放POS机等电子设备，方便农牧民办理查询、转账、取现等金融业务，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开展边境地区信用体系建设。将边境地区信用体系建设纳入地方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并作为乡风文明建设重要内容，让边境居民在守信、用信中提高政治修养，走符合边境地区农牧区实际的信用体系建设之路，保障边境地区农牧户信用贷款资产质量持续优化。
第三，有效助推边境地区脱贫攻坚。坚持融资融智结合，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有效贷款需求实现全覆盖，切实提升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积极与在藏银行总行沟通，协调出台差异化优惠政策，适当放宽考核指标，在机构设置、服务创新等方面适应特殊区情需要，做好金融服务边境建设工作。
第四，支持边境地区产业发展。正确处理好发挥优势和补齐短板关系，立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市场条件，建立金融支撑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利益链接的机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研发适合边境地区实际的银行服务产品，深入推进旅游与文化民俗、体育、农牧业等融合，促进边境地区旅游多业态发展。着力在青稞增产、延长产业链、提高估计值，加强牦牛育肥、提高出栏率等方面下功夫，努力让边境地区群众就近就便、能干会干融入产业发展。
第五，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和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大信贷资金投入，提高边境地区居民获得信贷资金便利度，引导辖区内金融机构结合实际，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农行西藏分行针对边境地区居民实际情况，推出“乡村振兴·固边贷”，是向边境地区居民发放的用于满足其生产经营及消费资金需求的个人信用贷款。据悉，“乡村振兴·固边贷”与原来农牧户“钻金银铜—四卡”相比，提升了贷款额度，在农户小额信贷产品“四卡”贷基础上，边境地区一线单笔贷款额度提高20%，边境地区二线单笔贷款额度提高10%。同时，资信评级达标的边境地区农牧户不需任何抵押，即可获得最高36万元的信用贷款。“乡村振兴·固边贷”的推出，体现了边境地区金融服务的“高标准”，为边境地区农牧民生产生活和祖国边疆稳定注入新活力。
第六，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口岸经济发展力度。围绕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发展贸易交流，引导辖区银行机构主动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好口岸、通道、边贸互市点辐射带动作用，鼓励信贷支持西藏外贸企业，扩大对南亚国家农牧产品、家电设备出口，为外贸企业扩大出口提供信用保障，通过发展边贸，带动边境地区村民致富增收。2020年边境地区小额贸易进出口额达到9.67亿元，占自治区进出口总额的近一半。积极畅通边境地区贸易结算渠道，促进边贸地区健康发展。2021年，西藏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2.78亿元，同比增长2.07倍。
第七，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从加大信贷投入、建立长效机制、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强化绿色保障、支持民生、完善组织体系、提升开放水平等几个方面提出支持意见。研究制定了《西藏自治区边境贸易外汇收支差异化管理措施（试行）》，实施差异化管理和专项监测，适当为合规企业降低外汇管理评级标准。
第八，强化边境地区金融知识宣传。积极开展送金融知识进社区、军营、校园、牧区等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引导辖区银行机构积极履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主体责任，树立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正面形象，彰显银行业负责任、讲诚信、可信赖良好形象。建立完善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长效机制，将宣传活动持续化、常态化、系统化，实现集中宣传与持续宣传、与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相结合，增进消费者对银行产品和服务理解、认知和信任，促进西藏金融健康稳定发展。
（一）线性模型介绍
线性回归模型是数量经济学用来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定量统计分析方法，运用广泛。其表达式为y=w"x+ε。
线性回归模型经常用最小二乘逼近来拟合，但实践中也使用其他方法来拟合，比如用最小化“拟合缺陷”在一些其他回归模型里，或者在回归中最小化最小二乘损失函数，相反，最小二乘逼近可以用来拟合部分非线性模型。尽管“最小二乘”和“线性模型”是紧密相连的，但不能画等号。
一般地，影响因变量y的因素往往不止一个，假设有x1，x2，...，xk，k个因素，通常可考虑如下的线性关系式：
对于y与x1，x2，...，xk同时作n次独立观察得n组观测值（xt1,xt2,xt3,...xtk），t=1，2，3，...n（n〉k+1），他们满足关系式：
其中，ε1...εn互不相关，均是与ε同分布的随机变量。
用矩阵表示上式：
对于公式（3）中的函数，对β求导，偏导数为0时，误差最小。
表1：西藏边境21县地区生产总值与区域新贷款资金回归结果
（二）模型拟合及评估
通过对21个边境县地区生产总值、信贷资金、边境人口收入等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金融资源流入边境地区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性。
1、地区生产总值、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区域新贷款资金的定量分析
本文采集2010-2020年21个边境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信贷余额，定量分析采取对21个县分别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拟合，验证信贷资金对区域生产总值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性。
其中：y1为区域生产总值，y2为居民可支配收入，x为信贷余额。
2、地区生产总值、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区域新贷款资金定量分析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边境县的信贷资金对地区生产总值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影响较为明显，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十分显著，表明金融资源流入边境地区对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支撑性强。但位于林芝市的墨脱县和米林县回归系数显著程度较低，方差解释率较低，未通过回归方程拟合程度检验，可以初步判断林芝市部分边境县金融资源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及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力不如其他边境县高。
首先，边境地区自然保护区多。西藏的21个边境县中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16.36万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8.6万平方公里，涉及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大峡谷、察隅慈巴沟、羌塘、玛旁雍错、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黑颈鹤等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布、班公错2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雅尼、多庆错、狮泉河等3个国家湿地公园，色季拉1个森林公园，这些地区均在边境地区，受生态红线限制，项目建设环评、林评严格，银行机构开展信贷业务存在困难。
其次，边境地区金融服务较为单一。一是边境地区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主要以农行为主。西藏地广人稀，加上边境地区农牧民自身语言障碍导致很多金融服务产品在边境地区较难推广和应用。二是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边境地区金融需求难以有效满足，金融供求配比失衡，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便捷性与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基层机构人员紧张。基层营业所正常经营需要柜员和授权员两名员工，“3+2”流动金融服务需要两名员工开展，信贷调查需要双人调查，在保持营业所正常营业前提下的部分业务、服务无法有效开展，遇到员工出差、培训、休假等特殊时段，需要从县支行抽调人员，而支行本部人员也非常紧张，经常出现一人兼多岗情况，致使一部分成熟业务无法开展。四是部分边境地区缺乏外币兑换渠道，部分地区居民采用以物易物原始模式进行贸易。
第三，外部融资环境尚待完善。边境地区的民间借贷行为先天不足，难以有效补充发展经营主体的资金缺口。据调查，边境地区民间借贷主要是亲人、好友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主要因经营资金周转不足而发生。而且民间借贷没有一定监测限制，其弱点和缺陷就是容易违反金融法规或采用高利率，扰乱国家金融秩序。因此，民间借贷行为在口岸一直不具备合法地位，不能规范发展。边境地区金融机构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外，尚未建立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及期货交易市场，直接融资困难。
第四，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不足。信贷产品是金融服务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有效载体。边境地区从业主体多元，产业层级多样，项目内容立体，对资金需求具有全方位和多元化，这对金融机构丰富信贷产品提出新要求。当前，边境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土地流转、支农租赁等新生事物都迫切需要新的信贷产品匹配，由于受传统业务束缚、管理体制复杂、科技支撑薄弱等原因影响、各金融机构缺乏第一时间将政策红利和金融需求消化分解做实转化为信贷产品和操作流程的能力素养。县域机构虽然贴近农村市场，但缺乏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和权限，导致现有产品供给不能适应和有效满足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信贷需求。
最后，信用环境体系建设缺位。边境地区小微企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等实际信贷融资需求很大，缺乏有效抵押资产，公司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报表不规范、财务真实性差，不符合现有信贷政策及信贷准入条件。目前边境地区私营商户多数是当时通过小额贷款或祖辈房产和房租收入滚动发展起来的，多属家族私营商户，只求安于现状，有的私营商户甚至从未和当地银行发生过信贷关系，没有与银行形成长期信用基础，信用地位不稳固，获取担保贷款能力差，加之基层支行信贷权限受限，对于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小规模商户来说，很难达到基层行设定的贷款条件。
针对金融支持边境地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党的组织领导，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坚定不移加强党的建设，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各级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要统筹、决策、指导、协调金融强边工作，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为金融戍边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二）大力发展绿色金融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坚守生态红线，坚持系统思维、综合施策，不断完善边境地区绿色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增强绿色金融发展动力，建立多层次的边境地区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产品服务体系。探索建立边境地区绿色项目库，持续加大绿色信贷支持边境地区绿色项目的建设力度，支持边境地区产业绿色发展。
（三）健全边境地区金融政策扶持体系
健全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充实边境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简化风险补偿程序，确保风险补偿金政策落地生效；
全额保障边境地区信贷规模，力争边境地区贷款增速高于西藏贷款增速；
探索构建银行、财政、担保、保险等多方共担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差异化金融政策引导，发挥好扶贫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差别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引导作用，提高小额信贷不良贷款监管容忍度，优先安排各级保费补贴资金，金融资源更多投向边境地区。
（四）丰富边境地区金融供给体系
充分发挥现有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和业务优势，加大边境地区金融供给力度。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边境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成立新型金融机构，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将信贷资源向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和传统产业升级方向倾斜，提高边境地区金融供给多样性。鼓励在藏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支持边境地区特色养殖业、加工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符合边境地区特点的抵押担保方式和融资工具，探索推广草场经营权抵押贷款、活畜抵押贷款、“信贷+保险”等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
着力完善“定点+移动+流动”金融服务模式，扩大移动金融在边境地区的普及应用。针对边境地区市场主体生产、资产和风险状况，梳理优化客户分类、信用评级、风险分类和利率定价等一系列信贷政策设计，优化信贷流程，加大贷款风险评估管理，提高边境地区贷款质量。鼓励保险机构进一步下沉服务网点，延伸服务半径，加大保险政策宣传力度，探索开发针对边境地区发展的保险产品，提高边境地区主导产业、主导品种参保率，扩大保险覆盖面。
（五）持续推进边境地区融资环境建设
金融助力边境地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社会化工程，需要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最大效应。加强与各级政府、担保公司、融资主体等相关参与者的沟通，有效解决政府风险补偿基金担保政策信息不对称问题，密切配合，精准施策，共同推进产业发展上台阶、上水平。调整完善相关政策，对边境地区从事贸易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完善边境地区融资担保体系，在边境地区成立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为边境地区企业提供担保。
（六）加强边境地区信用体系建设
围绕“信用与乡村发展”“信用与乡村生活”主题，在边境地区的农牧区广泛开展“好信用建好档案，好档案优先贷款”等形式多样的金融普及活动，提升边境地区农牧民信用意识。建立跨机构、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信息共享、交换和交易机制，打破不同机构、公司和部门之间的信息闭塞，丰富边境地区业务主体信息来源、维度和频率。积极推进信用乡（镇）、村建设，推动信用县评定。搭建农牧户和涉农企业信息基础数据库，多渠道整合社会信用信息，促进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牧区信用环境。
（七）大力培育高质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白名单”制，将边境地区合作社发展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重点支持发展水平较高、带动作用明显的合作社规范经营、做大做强。对边境地区合作社补贴资金加强监管，严防“空壳”合作社违规套取扶贫资金，与辖内银行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渗透率。统筹整合现有财政、税收、金融扶持政策，在边境地区培育一批龙头企业，支持发展特色产业，与农牧户建立稳定带动关系，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八）拓宽边境地区企业融资渠道
支持边境地区优质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鼓励支持边境地区企业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对重点企业发债给予一定贴息，满足边境地区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培育和扶持边境地区科技型企业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企业到科创板上市。支持非上市、非挂牌边境地区企业依法依规发行私募可转债，鼓励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积极对接有发债意愿企业，做好债券发行辅导工作，支持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但暂时遇到流动性困难的边境地区民营、小微企业发债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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