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井岗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83）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关系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45 年，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1]同志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新时代十年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即自我革命。习近平[2]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自我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具有克服历史周期率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之道。
要回答自我革命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内在关联，就要首先了解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由来、概念内涵以及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百年接续探索，从历史发展、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三个维度来准确理解和定位自我革命在跳出历史周期率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历史周期率的概念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源自于1945 年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一段对话，后人把这段对话称为“窑洞对”。黄炎培[1]提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跳不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1]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要人人起来负责，就不会人亡政息。”
从“窑洞对”的语境和文本来看，黄炎培和毛泽东并没有把历史周期率看作是规律。黄炎培的立论依据和谈话核心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3]：“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讲的是政权兴亡的原因和速度，并没有兴亡反复的含义。黄炎培说的是“历史周期率”，而非“历史周期律”，用的是概率的“率”，而非规律的“律”。概率是经验性的概括，具有或然性；
规律是本质性的概括，是不可抗拒的。纵观从秦到清中国封建社会的62 个正式王朝，无一例外都没有避免跳不出历史周期率的宿命。黄炎培提出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政权兴衰过程中某种规律性现象的认识。但黄炎培并不认为这种规律性现象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他认为毛泽东给出的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答案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是有效的，认为国家决策由人民来决定，个人专断独裁就会被遏制。
本文所探讨的历史周期率，是“窑洞对”语境下的历史周期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因统治集团或执政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失去民心，导致丧失政治合法性、失去执政地位、发生政权更迭的规律性社会历史现象。历史周期率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现代政党的角度理解历史周期率，其实质就是执政党如何赢得政权、巩固政权以及实现其最终目标的问题。研究历史周期率问题，本质上就是研究我们党如何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长期执政以完成党的历史使命问题。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
跳出历史周期率以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接续探索的重大历史课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逐渐呈现出科学化、体系化的特征。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探索历程，同时也是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对自身执政规律的认识过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民主、为民、廉洁的总体思路。从1944 年开始，毛泽东同志就在深入思考如何避免革命胜利后重蹈李自成覆辙的问题。基于对历史朝代兴衰更替的深刻反思、对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民主实践的总结，1945 年毛泽东在“窑洞对”中提出了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思想，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按照民主监督的思路来治党治国，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创建了一系列人民民主监督的途径和方法。为防止和克服新生的人民政权出现“权力性腐败”，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和整党运动，强调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加强党的建设。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始终认为，反腐败不能只从上层建筑领域着手，而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决不能孤立地离开经济谈政治，要防止把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脱节。二是强调民主治腐不能脱离法制轨道。1980 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提出制度治本的重要思想，指出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333。提出民主要靠法制来保障，要走出一条依靠法律和制度建设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的新路子。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面临的新挑战，充分吸取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使党长期执政合法性的依据内容更加清晰。江泽民把反腐败提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5]，提出“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5]的战略部署。
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晰了党执政理论的哲学基础。在此阶段，党的建设形成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一个目标、六项任务”[6]的总体部署，确定了党的建设主线是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跳出历史周期率达到新境界。
（三）新时代党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歪风邪气，纠治了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和军队存在的严重内部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得到根本扭转[7]13。经十年不懈努力，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自我革命纳入党的十大历史经验。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就是指我们党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与时俱进、革故鼎新，自觉积极地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思想和行为坚决进行斗争的精神和行动。依靠自我革命，我们党走过了百年历程，历经磨难而历久弥坚，摧不垮、打不烂，从弱小到壮大，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相对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的第一个答案，自我革命是党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对两个答案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两个答案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共同构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体两翼，统一于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来讲，人民监督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起作用，所以说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更为关键的因素。
准确把握、有力阻断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机制，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所在。对于历史周期率的发生原因，黄炎培先生在“窑洞对”里从执政者的角度总结了三点：一是环境改变，精神松懈；
二是惰性发作，养成风气；
三是人才竭蹶，控制力下降。纵观历史，每次朝代更替或政权覆没，其中都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比如秦有陈胜，汉有黄巾，唐有黄巢，元有朱元璋，明有李自成，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最终被共产党打败，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植根于人民群众，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没有根。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联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苏联之所以解体，根本原因也是动摇了人民性这个根基。
综上，历史周期率发生作用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集团或执政者失去民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所致。所谓政治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利的信任和认同，主要包括价值认同、利益认同、政绩认同、制度认同和公平认同。历史周期率的发生，主要就是在这五个认同上出现了危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根源就在于党对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机制有着清醒的认知把握，并在百年奋斗中已经探索找到了依靠自我革命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成功路径，能够解决好导致丧失政治合法性的五个认同危机问题。
（一）依靠自我革命赢得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是指人民群众对执政者思想理论和执政理念的认同。价值认同如果出现危机，则会发生对执政者执政根基的动摇。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崛起与奋进、光荣与梦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7]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为什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与党坚持不懈推进自我革命是分不开的。从理论逻辑上看，党的自我革命是党自觉、自主、自动的革命性行动，内含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品格，能够保持党的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能够在中国具体实际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在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以及群众基础。从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实践上看，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8]30，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意愿，所以党能始终成为领导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人民群众对不断创新发展的党的创新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认同。
（二）依靠自我革命赢得利益认同
利益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逻辑起点，社会大众普遍获得利益才会产生利益认同。如果社会大众利益整体失大于得，则会产生社会动荡。密切与社会大众的联系，维护社会大众的最普遍利益是解决利益认同危机的关键。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人民性。从理论逻辑上看，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任何私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以人民利益作为标准评判自我革命。从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实践上看，党坚持群众路线，始终旗帜鲜明地整治党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从延安整风到历次整党，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9]，从“三反”“五反”到纠治“四风”、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自我革命举措都是为了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党就坚决纠正什么，防范什么，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不断造福于民，不断厚植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三）依靠自我革命赢得政绩认同
政绩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政绩为合法性的权力赋予权威，权威会带来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政绩能否为权力赋予权威，要看权力是否合法、正当。如果是不合法、不正当的权力，比如权力严重腐化带来的所谓政绩，则会带来政绩认同危机。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初心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党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决定了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实践上看，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开创伟大事业，强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全体人民共享，领导了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的一系列社会革命，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坚持发展兴国，坚持强国富民，实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高度认同。
（四）依靠自我革命赢得制度认同
制度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关键。制度认同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民众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接受；
二是民众对权力运行规则的认同；
三是民众对自身政治权利的认同。在这些方面不认同，就会出现制度认同危机。我国有两千多年的人治传统，这是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人治现象的产生固然与领导者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更多的是根源于制度约束力的薄弱和缺失。中国共产党要保持长期执政地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健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10]，推动党的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含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把国家民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结合了起来，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践证明，不断健全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得到人民大众广泛认同。
（五）依靠自我革命赢得公平认同
公平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石，公平不是绝对的“平分”，而是在相同的环境和评判标准下被平等对待，评判结果以规则为准绳，以个人实际能力和需要为依据。亚里士多德[11]说：“任何情况下的内乱，不管其目的如何，都源于不平等。”从执政者的角度说，权力腐败是造成不平等、带来公平认同危机的关键原因。腐败的本质是损害人民利益，会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和社会严重不公平。习近平[7]总书记指出：“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要求党坚决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敢于把矛头对准权势阶层、利益集团、特权团体，真正把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落在实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防治腐败作为自我革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坚定不移纠治“四风”顽瘴痼疾，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党依靠制度优势和法治优势反腐，成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之路。反对腐败、纠治“四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行为获得了人民群众坚决的支持，具有很高的认同感和满意度。
历史周期率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党对历史周期率发生和避免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已有深刻认识，并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成功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路径。恩格斯[12]曾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要坚信，只要党始终保持对历史周期率的清醒和坚定，坚持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始终保持党永远不变色、不变质、不变味，就一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
（一）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进行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高远志向和鲜明政治担当。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制定了为解放人民、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明确宗旨。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决定了我们党不仅勇于改造客观世界、推进社会革命，也勇于改造自身、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同一切弱化自身先进性、损害自身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
（二）长期执政的目标任务决定了推进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对于发生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任何政党都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我们党对这一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始终以“赶考”的状态来应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要实现这一光荣使命，就必须坚持“三个务必”，必须不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以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
（三）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习近平[13]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深刻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并用“六个必须”深刻阐明了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即“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六个必须”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正确实践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牢牢把握“六个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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