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柱
(1.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2.天津音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171)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八部分强调要“弘扬革命文化”“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同时提出要“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1],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明确指向。井冈山革命歌谣作为井冈山革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弘扬革命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是弘扬井冈山精神的鲜活载体,这些歌谣以其鲜活的艺术观感生动叙说了井冈山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革命歌谣作为中国革命记录的“活化石”,作为红色资源的生动介质符号,成为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媒介,它与革命报刊、革命标语、革命诗词等话语形式,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符号景观体系。基于此,利用丰富史料,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艺载体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巨大逆转,国共合作的破裂,党被迫独立探索革命道路,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也成为党运用歌谣媒介进行思想教育的历史场境。
(一)革命潮流的低落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2]77从外部来说,大革命的失败、敌人经济封锁和军事侵扰等;从内部而言,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薄弱、“大城市革命中心论”的思维惯性、井冈山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信息的闭塞等,一系列的内外交困造成根据地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不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士气问题,难以形成一支有力的武装力量。为此,毛泽东认为应加强根据地军民的教育,“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1094由于井冈山地区的民众善于运用歌谣表达反抗精神,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立足这一历史文化特征,充分运用好歌谣这一载体,对井冈山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歌谣一般歌词通俗、曲调简单、易于传唱,所以尽管井冈山群众识字率低,文化水平落后,但他们能较快地学唱并较容易地理解歌谣的内容。歌谣由于不需要专业化的乐器设备,也无时空条件限制,无论是农民们在田间生产还是在日常生活,皆能随时随地地借助歌谣抒发感情。井冈山地区丰富的歌谣为党开展教育提供了有效媒介,党需要结合不同实际的革命内容进行革命化填充,以党的革命实践和政治话语为革命歌谣的生成而赋能。
(二)民众不信任的存在
毛泽东说:“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2]78井冈山地区山地和丘陵居多,交通不便,造成信息流通不畅,民众受教育程度低,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宣传,造成当地群众对党的到来往往持“疑惑”态度,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及其军队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对老百姓怎样?这造成当地民众对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当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时,当地民众跑到山上“观望”。为此,毛泽东责令红军官兵向当地民众“喊话”宣传党的主张,还亲自走门串户进行“解疑释惑”[4]67。这种不信任,导致民众对党的革命主张热情不高,对参加革命缺乏积极回应。毛泽东调研发现,由于思想宣传教育的方式造成民众不太容易理解党的革命主张。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3]836歌谣作为一种民间文艺形式,通常由民众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即兴创作和传唱,诉说内心的思想感情,是最能体现民众所思所感的文艺体裁和表征符号。由于歌谣本身的通俗性、简易性,在民众中传唱快、影响广,对民众的思想教育发挥了潜在作用。井冈山时期,根据地军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出于发展革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要选取适应军民文化水平的有效形式。歌谣一般歌词通俗、曲调简易,很适合在军民中传唱。红军宣传队充分利用当地民谣资源,将革命话语内容植入民谣话语形式中,积极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动员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加红军进行革命。如根据地军民利用当地山歌的曲调形式改编的一系列革命歌谣《红军歌》《红军打仗为工农》《我靠红军把身翻》等。“龙靠水来虎靠山,我靠红军把身翻,打倒地主和土豪,工农当家坐江山。”这首歌谣歌词通俗,押韵上口,非常适合于根据地农民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因而得以在民众间传唱,对于宣传动员民众参加革命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从而不断解除当地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不信任。
(三)民众生存境遇的恶劣
毛泽东调研发现,“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2]68土地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来源,地主对土地的极大占有导致民众的生存境遇非常恶劣。这种境况一方面给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民众对生存问题的关切往往要高于对革命的热情;另一方面,这也给党带来了革命发展的机遇,只要掌握了农民这一主体力量,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为此,领导农民进行抗捐罢税、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行动以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成为井冈山革命的重要内容。通观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歌谣,可发现歌谣聚焦“分田分地”主题的非常多。根据地军民创作了反映打土豪分田地的诸多歌谣,如《还我地来还我田》《分田歌》《土地革命歌》等。“红旗飘飘五角星,共产党来哩有田分;打倒土豪和劣绅,劳苦大众乐盈盈。”这首歌谣,用红旗、五角星等词语形塑了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党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分田分地运动”,使民众感受到党是他们生存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四)民众政治参与的缺位
毛泽东说:“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2]71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革命时期的农民普遍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土地生产资料的匮乏,加之传统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造成他们对上层建筑的“冷漠”。广大民众知识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也往往缺乏参与政治的能力。广大农民动员不起来,就难以形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民众政治动员需要通过具体的革命实践来激发。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中共在井冈山地区的茶陵、遂川、宁冈、永新等地都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兵政府[5]301。纵览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革命歌谣,可以发现反映建立新政权主题的歌谣有很多。“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往旧穷人做牛马,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这首歌谣用“牛马”“顶天立地”等形象化词汇生动表达了党来到井冈山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后,民众政治地位的鲜明变化。
(五)军队落后思想的残存
毛泽东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2]63当时工农革命军内部由于农民居多,加之传统旧式军队落后思想的影响,使红军内部残存着乱拿民众东西、纪律涣散、单纯军事主义等落后思想。为此,毛泽东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强政治训练。”[2]63红军宣传队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宝,那就是以革命文艺形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革命文艺应当成为革命宣传中的有力武器。”[6]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面貌焕然一新,军队纪律明显好转,工农革命军展现出与国民党反动派旧军队不同的军队形象,很快《三湾来了毛司令》这首歌谣就在三湾村传唱开来。“三湾来了毛司令,带来了将官带来了兵,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闹革命。”这首歌谣唱出了“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的崭新面貌,正是由于工农革命军的纪律严明,军队与民众秋毫无犯,井冈山民众对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不信任”也逐步剔除。
井冈山地区的内忧外困没有阻挡住党的革命势头,毛泽东立足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破解困境的重要武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党也广泛采用军民喜闻乐见的歌谣作为吸引和教育他们的媒介,积极推进歌谣为革命赋能的路径探索。
(一)重视革命文艺的媒介教育功能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各级组织就非常重视革命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1927年12月14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决议就强调:“宣传周的工作是尽可能利用种种方式如群众集会,游行,飞行集会,文字标语,画报等等。”[7]571-572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专门提出文艺在革命宣传教育中的功能,“宣传之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8]6191928年10月1日,中央通过《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这份文件系统阐述了党的宣传工作,并就如何提升宣传效能进行了有效设计,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即充分发挥文艺在党的革命宣传教育中的功能,强调要“把党的政策口号,编成咏语山歌”[8]619。可见,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就已重视革命文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这就为地方党组织利用革命文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
(二)探索军队文艺宣传的组织架构
“三湾改编”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在军队中设立士兵委员会,这一组织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党代表领导下经常地组织文娱活动,以激发士兵的战斗精神。1929年9月1日《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士兵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娱乐科,“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广剧团,有双簧。”[9]367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还在茨坪建立了业余宣传队,在宣传教育群众时增加了文艺宣传形式。1928年5月,红四军组建后,在军队里正式成立了宣传队,将歌咏活动作为军队思想教育的重要形式。红军还建立了“宣传兵制度”。“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9]368除了加强军队文艺宣传制度外,党还在所领导的工农兵政府设置文化部门,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井冈山军民成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专设文化教育部,作为领导本地区文化宣传和革命教育的机构。
(三)实现革命与文艺的有效互动
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0]500井冈山革命时期,党带领井冈山军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掀起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革命行动,带领军民进行打退敌人进攻的革命武装斗争。这一系列革命行动为井冈山军民创作革命歌谣提供了丰沃土壤,歌谣也成为根据地军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
1.鼓舞民众进行土地革命
著名学者陈旭麓先生认为,正是中共开展的土地革命,使“民主革命获得了农民阶级前所未有的自觉支持”[11]382。从1927年冬至1928年冬,党带领井冈山军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根据地军民创作了反映打土豪分田地主题的系列歌谣,如《还我地来还我田》《分田歌》《土地革命歌》等。“分田乐呀分田乐,先前无米煮吆,如今有米多,依呀呀都哩喂都喂,分田笑呵呵。”这首《分田歌》歌词简单,将井冈山地区特有的口语融入其中,非常形象地展现了井冈山农民在中共带领下分田后的喜悦之情。
2.领导民众进行新政权建设
经济基础的建设要求上层建筑的构建,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也在根据地进行新政权建设。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群众编了歌谣,“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又分谷子又分田。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高举红旗开大会,工农翻身掌政权。”这首歌谣以中国传统节日过新年为引,反映了党带领人民建立新政权的景象,歌谣突出一个“新”字,用“镰刀”“斧子”“红旗”等符号形象,展现出党到来后的新气象。
3.率领民众进行武装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植根于实践。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是井冈山红色歌谣的生成沃土。这时期的红色歌谣形象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是再现革命场景的活化石。如《红旗满井冈》《打新城》《打五斗江》《七溪岭赞歌》《打垮江西两只“羊”》等歌谣都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井冈山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动派“进剿”“会剿”等的革命斗争场景。“毛委员领兵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1928年6月,江西敌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和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共率领5个团的兵力,与湖南吴尚的3个团发动对井冈山的“会剿”,井冈山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的胜利,《打垮江西两只“羊”》这首歌谣就生动记录了这次斗争。
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歌谣,是在充分利用井冈山地区传统歌谣形式基础上,植入“生活化”“通俗化”革命话语,将民众的日常生活用语打上党的政治主张印记,实现了传统地方歌谣的革命化改造,有效宣传了党的革命主张。
(一)激活了民众的主体参与力量
井冈山地区地处湘赣边界,这里的人民喜欢唱歌,善于使用歌谣表现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情感。井冈山地区拥有庐陵文化、客家文化、湖湘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歌谣短小精悍、歌词简单、曲调通俗,这些特点决定了歌谣易于在本地传唱。红军到达井冈山之前,井冈山民众也常用民谣痛诉苦难生活,表达反抗精神,如歌谣《雇农苦》《倒苦水》《诉苦情》《血泪的控诉》《工农痛苦实在深》《十二月农民苦》《长工苦》等。“日头下山快下山,我打长工实在难。一日三餐糠菜饭,一盅酸菜吃三餐。衣服破了无钱添,一件棉袄穿十年,肩膀露在袄外边。”《长工苦》这首歌谣无论是从歌谣名字还是从歌词看,歌谣艺术特征以“苦”为主题,囿于农民文化水平低、阶级意识不强等特点,他们对苦难生活的反抗表现为消极性、被动性、盲目性、自发式,是为获取生存资料而进行的自发式斗争。列宁说:“‘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12]342这就说明,井冈山民众的自发反抗孕育着政治行动的自觉,这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外部进行“灌输”。由于井冈山地区的民众善于运用歌谣表达反抗精神,这就决定了党要立足这一历史文化特征,充分运用好歌谣这种载体形式,对井冈山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红军临架到遂川,土豪劣绅无处钻。穷苦人民开心笑,永远跟着毛委员。”《跟着毛委员》这首歌谣一反过去井冈山传统歌谣那种“苦”味,党来到井冈山后,歌谣“更多的是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获得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13]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井冈山民众在党的带领下分田分地,获得了生产资料,他们的生存有了可靠物质保障,感受到党是他们生存利益的维护者,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影响了他们创作歌谣风格的变化,由“苦”到“甜”,折射的是党动员民众参加土地革命后的成功。
(二)增强了民众对党的政治认同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2]77,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党在井冈山地区打土豪分田地,为广大民众的生存提供了土地生产资料,民众不仅有了物质生存保障,而且还通过参加工农兵政府的建设深切感受到获得解放自由的幸福,民众在革命实践中亲身体会到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这是一支真正代表穷苦民众的新型政党。井冈山军民为此创作了歌谣《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成功万万岁》等。“中国工农起来拥护共产党,打到土豪劣绅地主们,分田分地忙。中国工农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消灭压迫和剥削,工人得解放。”《拥护中国共产党》这首歌谣宣传了党的主张,号召工农团结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歌谣旋律激昂、歌词易懂,很快在根据地民众中得到传唱,成为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增强政党认同的重要媒介。
(三)提升了党的民众动员势能
1927年11月,毛泽覃受朱德的委派到井冈山地区联络毛泽东商议两军会师问题,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将其留下并派往宁冈县乔林乡。毛泽东叮嘱毛泽覃一定要做好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动员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等工作。毛泽覃来到乔林乡后,深入当地民众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毛泽覃善用生活化、通俗化语言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27年冬,毛泽覃担任宁冈乔林乡党支部书记时还创作了歌谣《造福人不享福》。“造福人不享福,雇农自己没有谷,砌匠自己没有屋,木匠自己没凳坐,裁缝自己打赤膊。”这首歌谣以形象化、生活化语言诉说了民众受压迫的悲惨境况,通过歌谣让民众认清自己的悲惨现状,正是因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以造成产品也被剥夺,通过思想启蒙,动员民众积极参加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新政权。
井冈山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对根据地进行军事“进剿”“会剿”外,还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致使井冈山地区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建圩场、建造币厂、挑粮等生产自救行动,展现了根据地军民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当年在井冈山地区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生动展现了根据地军民在党坚强领导下坚持斗争、攻坚克难的生动革命图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儿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养好身体打豺狼。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与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这首歌谣以井冈山民众生活物品“红米”“南瓜”“茄子”“稻草”等为歌词,表现了井冈山军民的革命乐观之情。正是在党的革命主张的引领下,井冈山军民改变了过去歌谣中单纯“诉苦”式的怨恨风格,体现了军民的斗争热情。
(四)加强了党领导下的军队纪律建设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军队纪律建设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通过革命歌谣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地军民创作了《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真严明》等。“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可乱纷纷。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半分。借了东西要送还,损失要陪银。”这首歌谣基本采用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歌词通俗易懂、曲调简易,非常适合在军队中传唱。正是类似这种歌谣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由于这首歌谣用旋律唱出了部队的纪律,红军战士在歌谣传唱过程中受到思想教育,有效克服了军队内部的纪律观念淡漠、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军民一家亲的新型军民关系,对于军队纪律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虽已成过往,然而我们却可以在历史中汲取智慧。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将革命歌谣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媒介的探索,置于当下的历史时空,仍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性、创新性和实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在既有优势和方法基础上,充分汲取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利用革命歌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经验,立足新时代不断探索出有效的实践路径。
(一)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
马克思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4]219由此可看出,马克思主义是从“现实的个人”分析社会现象,这就要求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必须与个人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在解决受教育对象的现实问题中展开思想教育。这进一步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调查研究、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井冈山斗争时期,农民的生存问题是党面临的重要问题,1927年11月起主要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抗捐罢税、废债毁约等活动。从1928年5月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土地革命问题始,在党的领导下,井冈山各县、区、乡普遍进行了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的目的是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把农村的生产力从封建制度桎梏下解放出来,发展农业生产。“解释与阐明党的基本口号自然应当同劳动群众目前需要紧相连系起来。”[8]415党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土地革命,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井冈山地区的农业生产普遍有了较大丰收,“宁冈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二七年增产百分之二十,茶油丰收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永新、莲花、遂川等地出现了空前的好收成。”[5]304土地革命的深入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生存保障,他们感受到党是其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井冈山民众自发地在歌谣中抒发他们对党的政治认同,“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这首歌谣生动描写了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革命翻身得解放的故事,从这首歌谣中感受到民众对党的坚定拥护。
党在领导土地革命过程中积极创作革命歌谣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使广大群众在歌谣传唱中受到了教育,民众在革命歌谣中也自觉认同和接受了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从而有助于群众跟随党开展革命行动。“只有当革命的口号与农民的个体生存感受产生共振,并且革命的组织能够提供农民所需要的安全感时,才能吸引他们加入。”[15]183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应立足于受教育者的实际环境,直面问题、回应困惑,根据受教育个体的不同特质,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与困惑的实践路径。基于新时代青年思维活跃、活动积极、视野宽广等特征,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在发挥自身主导作用基础上,充分激发青年大学生的主体参与性,既要处理好新时代大学生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又要“有的放矢”地解决好不同个体的特殊性问题,以“问题倒逼”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来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习近平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火起来。”[16]378针对新时代大学生群体“网络原住民”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充分发挥信息科技的媒介功能,在发挥既有传统工作方法优势基础上,加强新媒体、新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媒介功能,提升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
(二)以党员思想教育为先导引领群众思想教育
1926年7月《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要“使个个党员懂得,个个党员能成为群众中的宣传者”[7]439。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非常注重发挥党员的引领作用。为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前委先后派党员干部到各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也非常注重党员教育与群众教育相结合,其思想教育理路是:先对军队中的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然后通过士兵委员会这一机构组织对广大士兵进行思想教育,待军队占领一个地方后,“分兵以发动群众”,把宣传群众、鼓动革命作为军队的重要任务,以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兵,再对根据地群众进行思想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17]179这就说明,革命思想的生成和传播需依赖于先进阶级的引领。井冈山时期,由于农民占绝大多数,军民受教育水平低,这种现实境况决定了必须以党来积极推进革命思想的传播。井冈山革命歌谣除了红军战士创作之外,许多歌谣都是井冈山广大农民创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井冈山军民进行的革命斗争是这些歌谣的实践来源。在党的积极领导和组织下,井冈山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力量,根据区域大小和人员多少,武装力量的名称有暴动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以当地农民为主,他们不脱离农业生产,平时拿着锄头劳作,敌人来犯就进行武装反抗。永新暴动队还创作了《暴动队歌》:“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敌恶军,农村大革命,新军阀,反革命,屠杀我工农,利用旧官僚,苛捐更加重,勾结美英日,卖国卖民众,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一鼓作气,打倒这个死敌人。”这首歌谣反映了在党的积极组织下,民众行动起来开展革命的生动景象。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通过有效的制度举措,充分发挥军民中党员“传帮带”作用,从而更好激活了广大军民的主体参与性,进而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实践合力。以党内思想政治教育为先导加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发挥党员的先锋榜样示范作用,引领民众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政治认同。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充分发挥青年学生中党员团员群体的先锋和示范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以网格化实现学生党员团员群体在青年学生中的组织引领和先锋示范效能。思想政治教育者将学生党建、团建纳入日常化、制度化管理,在学生班级、公寓设置学生党员、团员活动室,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组织带领下,就学生中存在的学习、生活、思想等问题进行集体研判,提出问题的解决路径,使学生党员、团员下沉到学生中,通过朋辈谈心、交流聊天等灵活性方式,解决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切实发挥学生党员、团员的“领头雁”效能。
(三)将理论教育与实践体验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7]171这就说明,陈旧思想观念的剔除不是纯粹的抽象思辨行为,人们必须在革命实践中摒弃陈旧落后思想。思想政治教育除了要依靠理论宣传教育之外,还需在实践行动中来强化。从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歌谣的生成背景审视,可发现,这些歌谣一方面是红军宣传队的积极创作,将革命歌谣作为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媒介;另一方面是根据地群众在党和红军指导下,在参加土地革命和构筑新政权过程中,逐步生成自觉革命意识后的积极创作,而后者往往会对他们形成更深更强的教育“刺激”,将革命实践行动主体化为自我革命意识,实现了“客体主体化”的效果。井冈山时期,党有计划、有组织地带领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建设新政权、挑粮自救等革命实践行动。广大民众在革命实践中更深刻地体悟到党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点,从而将党的革命理论内化为自觉的行动理念,外化为积极的革命行动。正如歌谣《农民真大胆》:“农民真大胆,到处闹共产。冇得真大炮,松树挖个眼;冇得真步枪,打个团鱼钻。”这首歌谣鼓舞了民众士气,在革命实践中,他们认识到党所宣传教育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就将理论教育与革命实践充分结合,提升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加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应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体验的有机结合,习近平强调:“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18]173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需在“知”上下功夫,应切实加强新时代青年学生群体的理论教育。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高校思政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四史”宣传教育的主阵地,这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予以完成,教师要立足新时代青年学生的思维特质、兴趣爱好,通过设计好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设置好互动教学板块,提升理论教学的效果,通过“四史”课堂教学,不断坚定青年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行”上下功夫,在理论教学基础上,立足新时代青年学生的特质,利用VR体验式教学实现实践教学效能,同时要充分发挥好社会大课堂作用,构筑好“大思政课”,带领学生进行参观考察、实地调研等,在实践活动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应注意的是不能割裂理论教育与实践体验的内在关系,应在理论教学中有机融入课堂参与,在社会实践中加强理论论证,实现理论教育与实践体验的有效互动。
(四)在比较鉴别中巩固思想政治教育成果
通过比较鉴别使受教育对象在实践中得到认知,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指的是主体通过对比两个或以上事物,让受教育者在实物对比中提高其思想认识。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宣传队创作了《十劝士兵歌》《白军好可怜》等瓦解敌军的歌谣,如《可怜的白军》生动描写了国民党反动派敌军士兵的境况,歌词中唱到:“你的饷呢?”“你的性命呢?”“你的自由呢?”“你的生活呢?”通过这一系列的“问”,不仅使敌军的士气受到了动摇,而且也使井冈山民众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本质。党通过这类歌谣对比了白军和红军的不同景象,使群众在比较中认清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本质,激发了他们对党的政治认同。通过对比白军和红军,帮助群众获得了对井冈山革命的正确认识,从而有助于提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充分运用好素材案例,既要利用好正面素材激发青年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也要善于运用好反面案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审视,反面素材案例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尺度和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但事物是矛盾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善于探寻反面素材案例中的教育功能。反面素材案例蕴含一定的思想启示、教训等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厘清反面素材案例的类型、特征、要素、内容、功能分类等基础上,运用理论阐释、现实体验、综合比较、个人感悟等多元化方式,充分激活反面素材案例中的教育效能,使新时代青年学生能于反面素材案例中汲取教训。
习近平强调:“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19]7井冈山时期革命歌谣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1]。革命歌谣是传播党的科学理论、弘扬党的初心使命的重要媒介符号,歌谣以其形象性、生动性、鲜活性等特征,易于为青年大学生所接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善于运用包括革命歌谣在内的经典文艺作品作为辅助手段,灵活运用文艺媒介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们要充分借鉴井冈山时期党利用革命歌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经验,积极创作蕴含党的科学理论、反映党的初心使命的优秀文艺作品,适当选择利用大数据新媒介形式,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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