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超， 戴晓慧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两个结合”，有利于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实践依据、重要价值，牢牢把握蕴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汇聚磅礴精神动力。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性问题”。在工业文明转型的时代中，“绿色”是时代最醒目的底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全面影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最能体现和反映人民群众时代关切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深入思考和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念，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一）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需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人与自然关系是基本维度，构成了马克思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区别于各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从神祇创世出发也不是从抽象的精神或观念出发来看待历史的起点、动力和发展目标，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成历史发展的动力，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目标。作为历史起点的现实的个人既不是观念中的人，也不是抽象的人，更不是离群索居的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他有现实需要，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进行现实交往。历史的发展是从每个人维持自身生存发展开始的。那么，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何以会成为一种历史运动？从根本上说，人的需要的满足不是一蹴而就的。人要生存就必须与自然进行交往，即通过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获取生活资料，由此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
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由此而形成现实的生产关系。而人的需要并不会始终停滞在一个水平上，在已有需要得到满足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从而推动人与自然的交往（生产力）和人与人的交往（生产关系）发展到新的水平。这样，历史发展就不再借助于人或者某种神秘力量的外在推动，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往和人与人交往的矛盾运动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如此，历史发展的目标也就必然是人的需要的充分满足——人与自然交往和人与人的交往最充分的发展，亦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达。由此，人就能够摆脱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发达所造成的“异化”状态而生活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中。因此，自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成为了参与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向历史敞开，历史向自然生成。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看，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完全屈从于自然、有限度地利用自然以及大规模地征服攫取自然几种状态。在工业文明发展延续的过程中，传统以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在世界范围内相继出现，引发了人类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在反思纠正工业文明发展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极度恶化、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上，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球性共识并不断取得进展。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也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条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文明也会中断，人类自身也会消失。
当今时代，“环境与发展”已成为人类关注的重大课题，生态问题已成为制约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问题。人类发展向何处去？对此，习近平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了新时代阐发。他从人类文明发展转折的高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状态是考量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参照。也就是说，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考虑人的发展，维护“自然—人—社会”系统的整体利益，人类文明才能实现真正的持续性发展。“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2]444生态环境对于文明发展的意义在中外历史上早已得到充分印证。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代玛雅文明等文明形式都由于生态破坏而淹没在历史中，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使人类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进而是深刻的生存危机。这种状况给予人类的现实启示是：必须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生态化生存。
（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社会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人的本质体现在与自然普遍而自由的交往过程中，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从对自然的依赖性来看，人与动物一样，都要依赖于自然界而生活。但是，人依赖自然的范围要广阔的多。首先，人的肉体生活要依靠自然界，人把自然界当做人的生活资料，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自然界就成为了人的无机的身体，即也是人身体的组成部分。其次，人的精神生活也要依赖自然界。人类的历史绵延悠长，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古以来，人就在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中产出大量精神文明成果，使自然显现出审美价值。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精神危机正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物质力量成为控制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人的精神危机又触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激化。因此，无论是从精神生活的意义上还是从肉体生活的意义上，人作为自然之物，要依赖自然界，并探索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
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目标是确保人类和自然的和谐，这就需要人类社会建构起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关怀结合起来的整体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将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看成是现实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意味着，一旦人与自然关系遭到破坏，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生态环境保护得好，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会保持一种持续稳定的状态，否则自然就无法给人类提供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习近平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506的重要论断，指明我国发展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生产力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统一起来。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引发的生态危机正在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它以巨大的破坏力量向人们展示着生存境遇的日趋恶化；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辅导全国人民，适时转危为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推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高度，从“自然—人—社会”的统一序列中来思考中华文明的永续发展，提出要着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他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431首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即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在这个生命系统中，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界也是有生命的，人与自然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次，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生命相互支撑。一方面，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人要成为大自然的守护者和看护者，而不能成为大自然的主宰者、掠夺者和征服者。再次，从根本上说，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键是要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动态的、历史的，这就意味着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绝不能以停滞发展来实现。事实证明，只有绿色发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必然“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彻底瓦解人与自然永续存在的根基。
（三）普惠民生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理论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与关心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提出枯枝落叶是自然给予贫苦大众的馈赠，认为贫苦群众利用自然界的赐予是世代沿袭的习惯权利，也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把捡拾枯枝落叶的行为污为“偷盗”只是有产者对贫民权利的践踏。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任意扩张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造成工人阶级像动物一样生存的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揭露。恩格斯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提到了工人生存环境的恶化，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和自然造成了双重异化。从根本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道路。
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生存的基础条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课题之一。社会是自然之镜，自然又是社会之镜，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必然显映出社会领域中矛盾的激化，而被破坏的自然显然也会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一段时间以来，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生态质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于民生幸福，及时把民众需求转化为党的理念、宗旨、目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他多次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8特别是在新时代，当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时，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更需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不仅从存在论的视角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从实践论的层面阐明了人与自然交往的独特方式，在价值论的视域中全方位揭示了自然对于人的意义。既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被异化、被破坏状况的现实批判，又体现出了深邃的历史感和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夯实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在于它适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还因为它本身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存在着内在契合性。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民族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广泛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事实已经证明：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对和谐稳定是中华文明获得持久发展延续的重要“密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为根基，坚持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自然规律的视角强调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从促进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的视角重视自然界的审美价值，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生长点，充分提炼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独特标识。
（一）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共存共在，反对用孤立的、静滞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反对把自然与人、人的历史割裂开来。一是从人的存在方式来看，人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人是社会存在物，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在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无论从个体还是从整体来看，人都是自然存在物，直接地依赖自然来生存。“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4]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二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自然的问题不能单纯通过“自然”的视野和方法来解决，而必须诉诸社会视野的审视和关照。三是就自然界自身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须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方法。也就是说，要在动态把握生态系统内部的关系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顾言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人口、自然、生产方式三者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指出三者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因素，缺一不可；
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普遍客观的联系，这本身就是生态学的系统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重视自然与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天人合一”“三才一体”“生生不息”等命题都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人与宇宙、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思考。“天人合一”命题的要义有三：（1）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即都是“天地和气”的结果。因而，人与天地万物可以相互感通，相即不隔。（2）天道与人道和合而动。天道为自然规律，人道为人生准则，天道与人道并非对立，可以互动互补互用。人要尊道而行方可参天地之化育，实现“德配天地，兼利万物”。（3）天地和谐为价值圭臬。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个存在论命题，更是一个价值论命题——天地万物和谐才能够使万物的本性圆成。“三才一体”即认为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三才之说意味着天地人均统一于气，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属性。人虽最为天下贵，但也是气聚而成，此即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体节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考察生命的变化规律时，应注重把握从天地人，即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生生不息”主要指事物的生长发展充满了活力，没有止境。其义可从三方面理解：本体论层面的“创生”，即“天地之大德曰生”，创造和养育生命是天地自然的最高名分和不言之功。价值论层面的“共生”，即所有生命彼此联动，共存共在。天地生万物，形成了一个生命世界或生命系统，其中的不同生命虽然存在差异甚至相生相克的关系，但是彼此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日常经世层面的“生活”，即自然界成为人维持生活的来源或工具。为了获得长久持续的自然供给，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对自然要“用”“养”结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生态价值认知以及生态治理方式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
首先，在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中贯穿系统观念。习近平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5]从本质上看，无论是处理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还是人类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又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将之置于生命共同体之中。要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必须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着眼，统筹各种生态要素，多措并举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由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来谋划和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局，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有效地推动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次，强调系统科学的自然价值观。传统自然价值观往往从短视的功利性的层面来看待自然界，即只承认自然物对人的有用性，却忽视了生态系统自身的价值，也缺乏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马克思则认为，通过肉体与工具的结合，人能够在改变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实现与自然界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断，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2]452。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3]55生态系统的价值就体现在它的整体运演过程中，而在生态系统的运演过程中，其中的每一个物种通过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维护着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实现着其自身的价值，因而从生态系统整体说，每一个物种都是平等的，他们互为工具和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是无分主客、原本一体的，人只有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处，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再次，系统优化生态治理的模式和手段。自然界存在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要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生态治理效能，就必须用好系统的整体的方法，绵绵发力、久久为功。生态问题的出现往往在于破坏了众多生命及其生存环境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和谐形式，因此，要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及人工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改善，必须坚持系统治理的方法。立足于“自然—人—社会”相互联结的理论基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优化生态治理的方法和手段给予了多视角多层面的阐发。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生态环境的治理之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有力地解决了“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有效地推进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从尊重自然规律的视角强调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能够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和利用自然，这正是人高于动物的重要体现。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要求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能过分地消耗和破坏自然。人要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但是自然界不会主动满足人，人就要通过持续劳动（实践）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这表明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对立，但是，人又通过劳动改变自然，也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改变自身，实现二者的相互作用。如果人不尊重自然规律，即在劳动过程中过分掠夺消耗自然，破坏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相互支撑的关系，必然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恩格斯特别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会招致自然界的报复，最终都会把“胜利”的结果消解了。这种状况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已经得到了印证。
我国古代思想家认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是有规律的，生命的产生和生生不息，既是自然之“道”，又是自然之“德”。从生产的角度讲，尊重自然规律既要做到循“时”而作，也要做到依时而禁。“时令”固然是指时间，但更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规范，即要求人们要遵照自然节律来行动，不可违逆自然规律。中国许多典籍中对此都有所载录阐释，《礼记·月令第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一年十二个月中气候变化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提出了依“时令”而作的农业管理、保护的基本要求；
并警示人们，若不守时令，则会招致灾祸。《吕氏春秋·十二月记》《逸周书·时训解》《淮南子·时则训》《齐民要术》等也都记载了相似的内容，提示人们按照自然之节律来从事农业生产，做到不误农时，不害自然，不伤人身。从生活的角度讲，尊重自然规律就是要做到节用，其意在于强调人们在生活中要倡导节俭，反对奢侈，做到用养结合。节用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用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德目。儒家、道家和墨家在这一方面都有涉及。
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生态治理智慧进行了有机融合，并予以阐发和创新。一方面，强调要按照生态规律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他多次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提醒人们不仅要记住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更要记住大自然的报复，并指出馈赠和报复这两种不同的结果的产生关键取决于是否尊重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习近平从中国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出发，谋划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首先，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一定要把握好度：即不能只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不重视保护投入，不能只是追求经济发展而不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只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自然而忽视自然的自我修复，要把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界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其次，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要在发展中形成，不能以停滞发展来调整，只能通过改变发展方式即推行绿色发展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习近平引用白居易的话警示人们：“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3]118，即要求人们不仅要遵循自然规律来生产，也要按照自然需要来消费。
（三）从促进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的视角重视自然界的审美价值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且还培育人的精神，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和生产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自然事物越来越彰显出其审美价值，满足人对于美的需要。这是因为，相较于动物而言，人作用于自然的生产活动是全面的，人可以自由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若按照美的规律与自然交往，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就不会停留在极度消费的层面上了，当然也就不会停留在动物式的生存状态。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按照美的规律与大自然交往的能力和需要被以肉体需要为根本的动物式需要所取代了，人的生活蜕变为动物式的生存，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因此，马克思指出，要改变这种不可持续关系状态，必须进行社会形态的变革，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创造条件。
重视大自然的审美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审美精神常常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母题的，它“从来不把自然看作是存在于人之外而与人疏离的对立物”[6]，而是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物景能够寄寓于人的心性情感，又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物景发现人自身。对自然与人和谐情趣的把握构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在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诗词歌赋中都有所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也并不置身于事物之外，而是置身于事物之中，讲究全神贯注、形神一体。中国古代艺术独特的艺文神韵包容万物，涵咏天地，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赞美和对自然的热爱。“无论是老庄的‘大音’‘大象’，或者孔孟的‘大矣哉’‘至大至刚’之气，无论是在《周易》的‘刚健’之美，或是司空图的‘雄浑’之旨，都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7]。
习近平关注自然之美对人享有幸福生活的意义，对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进行了创新诠释。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世代延续来看，自然之美可谓人类通向未来的“护身符”或“通行证”。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一个和谐美丽的地球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从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看，也必须依赖建设好、保护好优美的生态环境。无论是美丽中国、美丽家园，还是美好城市、美丽乡村、美好生活……，这诸多“美”都不能缺少生态之美、自然之美。再从提高人的素质和幸福感来看，大自然的“美育”功能是不可缺少的。习近平多次引述了中国古代的诗歌佳作，比如“湖阔数千里，湖光摇碧山”“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回看深浦停舟处，芦荻花中一点红”“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等等，启示人们从诗歌中领略感受美丽自然相伴给生活带来的幸福和美好。他还提及了苏轼吟咏海南风光的诗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描绘的美景、沈从文小说里描写的湘西风光、毛泽东在《答友人》中刻画的湖湘大美等等，赞颂壮丽自然对人民美好生活的美学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大自然的深度赞美，意在说明自然之美并不只是生活中的装饰，而是能够渗透到人的精神深处，是映现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重要因素，也必然会起到育人、化人的作用。总之，保护好大自然，让人们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维护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它向发展着的现实和实践开放。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滋养、知识启迪与精神补给，充分展示了我们党遵循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当代中国生态治理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深刻回答了文明发展之问，为人类寻求文明的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进一步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伟力。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当今，人类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内外迅速深刻发展的形势呼唤着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重要成果。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时代。当今时代出现了以往从不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提出了以往从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人类通过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文明与生态分离所造成的恶果，要求今天的思想家反思和拓展文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但这样的发展速度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怎样的生态文明？怎样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经典作家虽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社会“使自然界真正复活”“使人和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的必然，但并没有详尽描绘具体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守正创新，应历史之变，解时代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时代化，书写了理论发展的新篇章。新时代十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构成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华美篇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和反思，体现了经典作家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经典作家关注到，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必然结果，面对突飞猛进的工业文明，马克思忠告人类，“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8]循着这条道路出发，在对当代西方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习近平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路径，揭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和解”进行的思考和实践，它摒弃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种族中心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的无知和虚妄，将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目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精神伟力。
（二）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内在驱力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立场、观点、方法以及价值目标上有着内在相通性，这为理论的有机融合留下了广阔空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把握时代中的中国，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创新成果。从新的发展实际出发，习近平把“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生不息”的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基因融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之中，充分挖掘传统生态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内在驱力。
先人们究天人之际，在人与自然的系统联系中理解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打上了鲜明的绿色烙印。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护航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从中华文明固有的生态立场出发，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时代和实践的新变化，积极依靠和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文明根柢，在变化了的现实环境中对经典理论进行有效变革，推动理论充分适应历史的变迁而自觉向前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对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呈现出的“中国现象”“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饱含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不懈追求，是中国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演进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赋予了中华民族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视角，蕴含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表征着中华民族对“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和实践智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生态文化，推动二者的相互作用、有机融合，提出了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新样态，实现了“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使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生态智慧从传统形态跃升为现代形态。
（三）为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当前，国际社会正积极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各国仍面临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峻挑战。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掣肘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类文明向何处去成为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世界之问。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谋求达成“人与自然和谐新共识”，并就共建共享人与地球生命共同体提出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担当。
生态环境，攸关人类存续；
生态文明，攸关人类发展。习近平多次向世界发出中国倡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9]。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也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阐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在国际社会日益深入人心，为加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重要智慧。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